单纯疱疹病毒(herpes simplex virus type,HSV)1型和2型(分别为HSV-1和HSV-2)引起多种疾病,包括唇疱疹、生殖器疱疹、疱疹间质角膜炎、脑膜炎和脑炎.HSV-1和HSV-2通过密切接触在个体之间传播.大多数人在生命早期通过口腔黏膜获得HSV-1,而HSV-2感染发生较晚,通常通过性传播;HSV与宿主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与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决定了感染的结果.HSV感染后可表现为无症状、轻微的亦或是危及生命的.感染病毒后潜伏期长短、何时再激活、及侵犯某一部位与宿主的免疫状态密切相关[1];HSV可通过飞沫、口腔、呼吸道等方式传播,HSV在家庭成员中传播、感染不少见,但在相近时间段发病却不常见,我们报道3例家庭聚集性HSV感染的病例,旨在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减少误诊和漏诊.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在恶性肿瘤的治疗中可激活抗肿瘤相关免疫,但同时还可引起非特异性的免疫激活,导致免疫相关不良反应(irAEs)的发生.认为ICIs生理情况下可归属于中医学补益剂,发挥温阳益气之效,但免疫应答过激时,ICIs则演变成病理之壮火,对机体具有破坏性.结合免疫治疗不同时期和症状发作程度,将irAEs分为症状发作期(壮火食气耗精)和治疗间歇期(伏火散气势危)两阶段,其中阳动为实火致皮肤、口腔黏膜毒性,气郁化火致胃肠毒性,气闭生火致心脏毒性,气阴两虚致火表现为ICIs相关糖尿病.提出"气火并治"为治疗irAEs的总原则,发作期泻火降气祛药毒以除实火,升阳散火透药毒使火郁发之,通阳行气截药毒使火闭可畅,培气清火制药毒以散虚火,从而达到清壮火、解药毒、缓急症之效;间歇期力图微微生火以温阳气、阻伏火、防复燃,最终通过恢复人体生理之"气"与"阳"的平衡以防治irAEs,提高恶性肿瘤患者生活质量.

目的 基于网络毒理学方法和体内实验验证探讨槟榔对口腔黏膜下纤维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方法 通过TCSMP和Swiss数据库筛选槟榔潜在活性成分对应靶点,利用GeneCards、Disgenet数据库得到口腔黏膜下纤维化(oral submucosal fibrosis,OSF)疾病相关靶点.将交集靶点上传至STRING数据平台构建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PPI)网络,再采用Metascape数据平台进行基因本体(gene ontology,GO)功能和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KEGG)通路富集分析.采用槟榔水提取液低、中、高浓度干预大鼠口腔黏膜,大鼠开口度、病理形态学、免疫组织化学等检测对网络毒理学结果进行验证.结果 网络毒理学结果表明槟榔 52个成分中含有 587个相关靶点,OSF相关靶点 761个,二者交集靶点 72个.PPI网络分析结果显示,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基质金属蛋白酶-9(matrix metalloproteinase-9,MMP-9)、细胞凋亡调节因子Bcl-2(apoptosis regulator Bcl-2,BCL2)、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细胞肿瘤抗原p53(cellular tumor antigen p53,TP53)可能是槟榔影响OSF的关键靶点.KEGG通路富集分析获得PI3K-Akt信号通路、AGE-RAGE信号通路、松弛素信号通路、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耐药等信号通路.动物实验结果显示,中、高剂量组开口度值较对照组、低剂量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HE染色、Masson染色表明中、高剂量组出现不同程度的纤维化病变,免疫组织化学结果提示槟榔水提取液上调IL-6、TNF-α等炎性因子,且呈一定的剂量相关性.结论 槟榔可能通过上调IL-6、TNF-α等关键炎性因子以介导炎症反应诱导口腔黏膜下纤维化的发生.

目的:探讨新生儿血色病-妊娠同族免疫性肝病（NH-GALD）的临床病理特征。方法:收集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2018年9月至2021年3月3例NH-GALD的临床资料，尸体解剖检查内脏及脑组织，各脏器常规取材并行HE染色观察各脏器形态学改变，行普鲁士蓝染色观察铁沉积情况，应用免疫组化染色检测肝脏组织肝细胞膜复合攻击物C5b-9的表达。病例1由于病情危重死亡未做基因检测，病例2及病例3两例均行全外显子高通量测序。同时进行相关文献回顾。结果:3例NH-GALD均为男性，死亡年龄分别为9、58、50 d。病例1及病例2母孕期无异常，均为G1P1，胎龄分别为36 +4 W、33 +6 W。病例1出生时羊水少，出生体质量2300 g。病例2为胎龄双胎之大，出生体质量1450 g。病例3母妊娠期糖尿病，G2P2，胎龄37 +3 W，出生体质量2900 g。3例均无窒息抢救病史。3例临床均表现为急性肝衰竭及多脏器损害，包括凝血功能障碍、黄疸、水肿、新生儿肺炎等。实验室检查3例均提示贫血、血糖降低、严重的凝血障碍、直接及间接胆红素均增高、转氨酶正常或增高后降至正常、铁蛋白增高；2例AFP增高。3例尸体解剖主要病症均为NH-GALD，急性重型肝坏死并肝纤维化（或肝硬化），其他诊断包括肺出血、肺水肿、间质性肺炎、淤血性脾肿大、脑水肿及急性胸腺退化等。尸体解剖时大体观察3例肝脏重41.1~73.1 g（均低于同龄儿平均值），病例1及2肝脏表面细颗粒状，切面灰黄或暗红，病例3表面及切面可见大小不等暗红或墨绿色结节。镜下，3例肝脏均可见肝小叶结构破坏，肝细胞大片坏死，病例1及2见残留肝细胞呈梁索状或假腺样散在分布于疏松纤维间质中，胞质内含色素颗粒，可见少量多核肝巨细胞，微胆栓形成，小胆管相对增生。病例3肝组织见大小不等呈结节状分布的假小叶，结节内肝细胞大片坏死，周边残留多少不等的肝细胞。普鲁士蓝染色3例肝脏、胰腺及甲状腺均可见弥漫铁沉积；其他铁沉积组织包括肾上腺皮质（病例1和2），心肌和颌下腺（病例2和3），口腔黏膜涎腺、喉和支气管黏膜涎腺和小肠黏膜上皮（病例3）。免疫组化染色3例肝细胞膜复合攻击物C5b-9均弥漫阳性。2例全外显子高通量测序，均未检测到与肝脏遗传代谢性及胆汁淤积性疾病相关基因改变。 结论:新生儿急性肝衰竭时需要考虑到罕见的NH-GALD的可能，肝外器官铁沉积是其特征性改变，明确病理诊断对于患儿治疗及孕母再次妊娠预防性干预的意义重大。

副肿瘤天疱疮（PNP）是一种与肿瘤伴发的自身免疫性皮肤、黏膜疾病，1990年由Anhalt首先描述。国外文献报道，PNP常见的伴发血液系统肿瘤，其中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排在首位。除皮肤黏膜病变外，超过30%的PNP合并闭塞性细支气管炎（BO），常出现呼吸衰竭，预后差。本文报道1例以口腔、皮肤溃烂起病，诊断CLL伴发PNP，应用利妥昔单抗联合伊布替尼治疗后皮肤病变愈合，但出现反复发热及进行性加重的呼吸困难，考虑肺部感染合并BO，最终因呼吸衰竭、感染性休克死亡。通过对本例患者临床资料的回顾及分析，以提高临床医师对淋巴瘤伴发PNP的认识及治疗的探索。

口腔扁平苔藓(OLP)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炎症性口腔黏膜疾病，与机体的免疫缺陷密切相关。曲安奈德因其抗炎、抗过敏和免疫抑制的功能，被认为是治疗OLP的首选药物，但长期应用曲安奈德会产生多种不良反应，且停药后易出现反跳现象，这极大地限制了OLP的临床治疗。本文就曲安奈德治疗口腔扁平苔藓的不良反应及其应对策略作一综述，以期为临床治疗OLP提供参考。

口腔鳞状细胞癌（OSCC）是口腔癌的主要类型，其发病率高，侵袭能力强，易转移，疗效不佳，预后较差，给患者的口颌正常功能、外形、人际交往和心理状态造成巨大负面影响。固有淋巴样细胞（ILC）是驻扎在黏膜屏障中的重要免疫细胞组分，在肿瘤发生、发展、转归等进程中均发挥重要作用，是解码肿瘤微环境调控机制、全景式绘制肿瘤进展的关键细胞。本文简要综述ILC的研究进展，归纳ILC在OSCC免疫微环境中可能的特性及作用，挖掘ILC和OSCC发生、发展的关联，为OSCC免疫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目的:探讨生后早期口腔初乳涂抹（oropharyngeal administration of colostrum, OAC）对极低出生体重早产儿的免疫保护作用。方法:采用前瞻性随机安慰剂对照非盲试验方法，纳入2019年1月至12月间在生后24 h内收住福建省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的出生体重≤1 500 g且胎龄≤32周的早产儿，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在生后48 h内开始分别给予OAC（0.4 ml母乳涂抹口腔，每3小时一次，每天8次）或生理盐水进行口腔护理直至生后10 d。主要结局指标为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NEC）和晚发型败血症（late-onset sepsis, LOS）的发生率。次要结局指标包括达完全肠内喂养日龄、达完全经口喂养日龄、体重增长速率、有创机械通气及无创通气时间、经皮中心静脉置管时间、住院时间以及相关并发症如动脉导管未闭、Ⅲ级及以上脑室内出血、脑室周围白质软化、支气管肺发育不良、早产儿视网膜病变、胆汁淤积症的发生率。不良反应为口腔黏膜破损。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非参数秩和检验及 χ2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研究期间共收治符合纳入标准的早产儿207例，排除7例，5例退出研究，最终纳入195例，其中对照组97例，干预组98例。（1）主要结局指标：干预组Ⅱ期及以上NEC以及LOS的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3.1%（3/98）与10.3%（10/97）， χ2=4.116， P=0.042；4.1%（4/98）与13.4%（13/97）， χ2=5.322， P=0.021]。（2）次要结局指标：干预组达完全肠内喂养日龄较对照组小[22.0 d（16.0~29.0 d）与25.0 d（19.0~40.0 d）， Z=3 814.000， P=0.017]，Ⅲ级及以上脑室内出血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1.0%（1/98）与7.2%（7/97），Fisher精确概率法， P=0.035]。2组间其他次要结局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3）干预组内超低出生体重儿与对照组内超低出生体重儿相比，LOS发生率降低（0/13与3/7， P=0.031），达完全肠内喂养日龄较小[36.0 d（31.0~42.0 d）与46.0 d（42.0~71.0 d）， Z=13.500， P=0.008]，其他结局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4）2组均未观察到口腔黏膜破损发生。 结论:极低出生体重早产儿生后早期给予OAC可以降低NEC、LOS和严重脑室内出血的发生率，并缩短达完全肠内喂养的时间，且无明显不良反应。

目的:了解抗病毒治疗（ART）后不同免疫重建水平HIV感染者的基线生化指标及艾滋病直接相关合并症差异。方法:以2010年1月至2017年12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感染门诊随访超过24个月成年初治HIV感染者为研究对象。根据基线CD4 + T淋巴细胞计数<200、200~350和>350个/μl的不同水平分为免疫重建不良组、部分免疫重建组和免疫重建良好组。采用Kruskal-Wallis H和 χ2检验分析不同组的基线社会人口学特征、生化指标及艾滋病直接相关合并症的差异。采用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共纳入研究对象3 900例，免疫重建不良组、部分免疫重建组和免疫重建良好组分别为385例（9.9%）、1 206例（30.9%）和2 309例（59.2%）。免疫重建不良组的基线白细胞、血小板、血红蛋白、TG、TC、FPG、AST、ALT及总胆红素等生化指标与免疫重建良好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免疫重建不良组的基线合并肺结核、耶氏肺孢子菌肺炎、播散性真菌病、食管念珠菌病、肺外结核、皮炎、口腔念珠菌感染、口腔黏膜毛状白斑、持续腹泻≥1个月及持续或间断发热≥1个月等艾滋病直接相关合并症的占比明显高于免疫重建良好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ART后获得不同免疫重建水平的HIV感染者基线生化指标和艾滋病直接相关合并症存在明显差异，需加强基线异常生化指标的监测和合并症的诊治。

1例52岁男性患者因感冒自行服用复方氨酚烷胺胶囊（每粒含对乙酰氨基酚250 mg，盐酸金刚烷胺100 mg、马来酸氯苯那敏2 mg、人工牛黄10 mg、咖啡因15 mg）1粒，用药半日后出现背部红斑伴瘙痒。次日皮疹加重，遍及全身，累及口腔、眼睛、阴囊黏膜，并逐渐发展为大疱疹，表皮脱落，皮损面积达90%，伴轻度肝损伤和血糖升高，诊断为大疱性表皮松解坏死型药疹。经大剂量糖皮质激素、免疫球蛋白及对症支持治疗，3周后皮损基本痊愈。考虑患者的大疱性表皮松解坏死型药疹很可能与复方氨酚烷胺胶囊中的对乙酰氨基酚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