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节性硬化症(tuberous sclerosis complex,TSC)是一种影响多个系统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疾病[1],由编码ha-martin 和 tuberin 的 TSC 1(9q34)基因或 TSC2(16pl3.3)基因突变引起[2,3].TSC患病率为1/20 000,发病率为1/6 000～1/10 000[2].该病会导致多个器官系统出现错构瘤,患者的症状和严重程度多种多样[4].由于TSC对多个器官系统的严重影响,妊娠合并TSC的病例十分少见.TSC患者能否妊娠,妊娠期间应该如何管理,以及围产期注意事项,是众多妇产科医师关注的问题.

RhD阴性血型孕妇孕育RhD阳性血型胎儿时，有发生胎儿或新生儿溶血性疾病的风险，严重者可导致胎死宫内或新生儿死亡，孕期使用抗D免疫球蛋白，可以降低其发生风险；RhD阴性血型孕妇孕育RhD阴性血型胎儿时，则无类似情况。近年来，随着遗传研究手段的不断涌现，对RhD阴性血型孕妇进行胎儿 RHD基因型筛查，选择性使用抗D免疫球蛋白，对RhD阴性血型孕妇的围产期管理具有重要意义。部分欧美国家已常规开展胎儿 RHD基因型无创产前筛查，但RhD阴性亚洲人中 RHD基因除了有完全缺失和部分缺失型，还有点突变等存在形式，这导致针对高加索人群的筛查技术不完全适用于亚洲人群，需建立针对亚洲人群的无创胎儿 RHD基因型检测方法。本文就亚洲RhD阴性血型孕妇基因型特点、胎儿基因型筛查的意义以及检测技术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大肠埃希菌是新生儿感染性疾病的重要致病菌，可导致新生儿脑膜炎、败血症等多种疾病，严重危害新生儿健康，但目前缺少有效的筛查及防治措施。本文对大肠埃希菌在孕妇及新生儿定植率、定植及母婴间传播的危险因素、对妊娠结局的影响，尤其对新生儿的危害等问题进行了简要综述。提示临床中可以对有高危因素的孕妇重点关注，对可能产生的不良妊娠结局提高警惕；对于定植孕妇娩出的新生儿，若发生早期败血症及脑膜炎等，需首先考虑大肠埃希菌可能，对于抗生素的选择有指导意义。

目的:分析新型冠状病毒（简称新冠病毒）Omicron变异株流行期间母婴感染的临床特征、母亲及围产因素对新生儿新冠病毒感染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22年12月7日至2023年1月7日深圳新生儿数据协作网中27家医院收治的687例新冠病毒核酸和/或抗原阳性母亲及其分娩新生儿中完善核酸和/或抗原检测的697例新生儿的临床资料，根据新生儿检测结果，分为感染组（ n=110）及未感染组（ n=587），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 χ 2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法及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对母婴临床症状、母亲及围产期因素与新生儿新冠病毒感染的关系进行分析。 结果:697例完善核酸和/或抗原检测的新生儿中，有110例（15.8%）感染以发热为主要临床表现，其中无症状感染58例（52.7%）、轻型38例（34.5%）、中型10例（8.2%）、重型3例（2.7%）及危重型1例（0.9%）。新冠病毒感染母亲在分娩时佩戴口罩以及出生后转新生儿科隔离，均能够降低新生儿出生后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 OR值（95% CI）分别为0.449（0.244~0.828）和0.343（0.206~0.571）］，其中母亲分娩后感染增加新生儿新冠病毒感染风险（ OR=3.470，95% CI：1.958~6.150）。 结论:新生儿感染新冠病毒后以发热为主要临床表现，且临床以无症状及轻症为主，新冠病毒感染母亲分娩时佩戴口罩、新生儿生后转新生儿科隔离可能与新生儿新冠病毒感染率较低有关。

胎盘植入性疾病（PAS）是指胎盘绒毛生长并黏附或侵入子宫肌层的一类疾病，是产科的严重并发症之一，可导致孕产妇出现子宫破裂、围产期出血、感染，甚至危及生命。随着剖宫产术及宫腔操作的增多，PAS的发生率逐年上升，准确的诊断有助于指导治疗和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从而改善孕妇预后。超声检查是产科临床上常用的检查方法，也是鉴别和评估前置胎盘和PAS的重要手段，国内外均有建立超声评分系统的文献。本文对国内外各种超声PAS评分系统应用的现状进行综述，并做一比较。

目的:基于胎盘植入患者临床高危因素及超声征象建立一种胎盘植入性疾病(PAS)的风险模型，以识别重型胎盘植入。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2年6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收治并于分娩过程中临床分型诊断或病理诊断的PAS患者121例。根据植入类型分为轻型组和重型组，比较两组之间的临床高危因素、超声征象的差异。基于临床高危因素及超声征象建立一种PAS的风险模型，预测围产期并发症。结果:经临床诊断和(或)胎盘病理诊断的PAS 130例，剔除临床资料不全或超声图像显示不规范9例，余121例纳入研究。121例患者中粘连型64例，植入型39例，穿透型18例。粘连型为轻型，植入型和穿透型统称为重型，其中轻型组64例，重型组57例。两组间前置胎盘、宫腔操作史次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间剖宫产次数、子宫肌层变薄、胎盘陷窝、子宫－膀胱交界面异常血管化、子宫膀胱交界面桥接血管、胎盘隆起以及宫颈受累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胎盘陷窝、子宫－膀胱交界面异常血管化及剖宫产次数是重型PAS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此建立风险模型，并分别绘制各独立危险因素及风险模型ROC曲线，风险模型AUC为0.826，较其他独立危险因素有良好的诊断效能。 结论:在PAS高危患者的产前超声分型诊断中，胎盘陷窝、子宫－膀胱交界面异常血管化及剖宫产次数三者联合建立PAS风险模型，对于重型胎盘植入具有良好的诊断效能。

目的:比较不孕女性应用赠卵与自卵行卵胞质内单精子注射-冻融胚胎移植（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 and frozen-thawed embryo transfer，ICSI-FET）助孕治疗的围产期结局。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2016年6月至2020年1月期间在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行ICSI-FET并临床妊娠的患者的临床资料。纳入应用赠卵的73例患者（受卵组）和同期应用自卵的550例患者（自卵组），利用倾向性评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对其匹配得到受卵组47例和自卵组131例，比较两组患者基线数据和围产期结局的差异，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与线性回归分析影响其围产期结局的危险因素。结果:受卵组的双侧窦卵泡计数（3.08±4.78）和基础雌二醇水平［（71.55±45.29）pmol/L］均显著低于自卵组［14.95±6.42，（132.84±74.89）pmol/L，均 P<0.001］。受卵组单胎活产的新生儿出生体质量［（2 916.48±537.55）g］低于自卵组［（3 326.67±503.43）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受卵组和自卵组相比，早产率［21.28%（10/47）比16.03%（21/131）， P=0.416］和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发生率［12.77%（6/47）比7.63%（10/131）， P=0.448］均有升高趋势，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赠卵ICSI-FET降低了单胎的新生儿出生体质量（MD=-388.225，95% CI=-625.914~-150.537， P=0.002）。 结论:赠卵ICSI-FET围产期结局相对安全，但其单胎活产的新生儿出生体质量低于自卵ICSI-FET。

目的:分析西北地区10家医院5年间早产儿呼吸窘迫综合征（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RDS）的诊治状况的变化。方法:回顾性调查西北地区新生儿协作组中部分医院（陕西省6家、甘肃省3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家）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201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和202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收治的入院日龄≤3 d并诊断为RDS的早产儿。比较5年间患儿的基本情况、围产期情况、治疗情况、并发症及预后等方面的变化。采用 t检验、秩和检验或 χ2检验分析各组数据。 结果:（1）2016年及2021年符合纳入标准的RDS早产儿分别为322例和349例，胎龄30～33周 +6的早产儿仍是主要患病人群，男性居多［分别为64.3%（207/322）和57.3%（200/349）］。2021年母亲平均生育年龄明显高于2016年［（30.6±4.8）岁与（28.6±5.4）岁， t=24.02， P<0.001］，高龄产妇多于2016年［19.2%（67/349）与12.4%（40/322）， χ2=4.18， P<0.05］。（2）2021年与2016年相比，辅助生殖技术受孕率［11.7%（41/349）与1.9%（6/322）， χ2=25.12］、正规产前检查率［58.5%（204/349）与30.4%（98/322）， χ2=53.33］、产前糖皮质激素使用率［62.2%（217/349）与28.6%（92/322）， χ2=82.58］、剖宫产率［73.6%（257/349）与51.6%（166/322）， χ2=35.06］、选择性剖宫产率［24.1%（84/349）与6.5%（21/322）， χ2=39.07］和瘢痕子宫妊娠率［7.4%（26/349）与3.4%（11/322）， χ2=5.23］均较高（ P值均<0.05）；胎儿窘迫［30.1%（105/349）与20.2%（65/322）， χ2=8.68］、妊娠期高血压疾病［24.6%（86/349）与13.0%（42/322）， χ2=14.59］、胎膜早破［16.0%（56/349）与10.2%（33/322）， χ2=4.89］、羊水胎粪污染［12.6%（44/349）与5.6%（18/322）， χ2=9.83］、胎盘早剥［10.3%（36/349）与5.3%（17/322）， χ2=5.84］、妊娠期糖尿病［10.3%（36/349）与1.6%（5/322）， χ2=22.41］、绒毛膜羊膜炎［4.6%（16/349）与0.9%（3/322）， χ2=8.12］、甲状腺功能异常［4.3%（15/349）与0.6%（2/322）， χ2=7.88］和心脏病［4.3%（15/349）与0.3%（1/322）， χ2=9.17］的比例均较高（ P值均<0.05）。（3）治疗情况：2021年肺表面活性物质（pulmonary surfactant，PS）应用率、猪PS应用剂量和牛PS的应用比例均高于2016年［（73.6%（257/349）与67.1%（216/322）， χ2=11.62；（178.5±38.0）mg/kg与（165.2±42.8）mg/kg， t=7.85；47.9%（123/257）与19.4%（42/216）， χ2=41.72； P值均<0.01］。2021年与2016年气管插管-注入PS-拔管后正压通气使用率、早期（生后2 h内）应用PS及PS治疗前后的血气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021年与2016年相比较，抗生素应用时间［7.0 d（5.0～14.0 d）与5.0 d（1.0～8.0 d）， Z=7.55］、辅助通气时间［144 h（81～264 h）与73 h（47～134 h）， Z=8.20］和住院时间［24 d（14～42 d）与16 d（10～25 d）， Z=6.74］明显增加（ P值均<0.01），经鼻间歇正压通气［29.6%（100/338）与1.0%（3/306）， χ2=97.81］和常频通气的使用率［42.6%（144/338）与30.1%（92/306）， χ2=10.87］明显升高（ P值均<0.01）。（4）2021年与2016年相比较，动脉导管未闭［15.5%（54/349）与6.2%（20/322）， χ2=63.40］、支气管肺发育不良［9.2%（32/349）与2.8%（9/322）， χ2=12.88］、持续性肺动脉高压［5.4%（19/349）与0.6%（2/322）， χ2=12.85］、脑室周围白质软化［4.3%（15/349）与1.2%（4/322）， χ2=7.52］和气胸［3.4%（12/349）与0.3%（1/322）， χ2=9.68］的比例升高（ P值均<0.05），院内感染比例明显下降［7.4%（26/349）与19.6%（63/322）， χ2=21.37， P<0.001］。（5）2021年早产儿RDS治愈率高于2016年［70.8%（247/349）与56.2%（181/322）， χ2=15.37， P<0.001］，放弃率［7.7%（27/349）与14.3%（46/322）， χ2=7.41］和病死率［院内：1.4%（5/349）与5.6%（18/322）， χ2=8.74；院外：8.3%（29/349）与13.7%（44/322）， χ2=4.96］低于2016年（ P值均<0.05）。 结论:这一期间参与研究单位的早产儿RDS的临床救治技术水平提高了，但仍存在一定不足。

目的:探讨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preimplantation genetic testing，PGT）中滋养外胚层细胞活检对冻融胚胎移植后妊娠早期血清β-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β-hCG）水平及围产期结局的影响。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2017年1月至2021年12月期间于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生殖中心行冻融胚胎移植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患者助孕方式分为两组：PGT组308例和卵胞质内单精子注射（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ICSI）组802例。经1∶2倾向评分匹配后，得到PGT组300例和ICSI组571例。比较匹配前后两组患者一般资料、胚胎移植后第14天血清β-hCG水平及围产期结局，采用多因素线性回归校正混杂因素后，分析滋养外胚层细胞活检对冻胚移植后妊娠早期血清β-hCG水平及围产期结局的影响。结果:匹配前PGT组女方年龄［（31.2±4.1）岁］明显高于ICSI组［（30.4±4.3）岁， P=0.007］，PGT组抗苗勒管激素水平［（4.38±3.62）μg/L］及移植日内膜厚度［（9.1±1.6）mm］明显小于ICSI组［（4.87±3.78）μg/L， P=0.049；（9.6±1.6）mm， P<0.001］；匹配后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匹配前后两组患者临床妊娠患者、早期流产患者及活产患者的胚胎移植后第14天血清β-hCG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匹配前后两组生化妊娠率、临床妊娠率、早期流产率及活产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经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是否行PGT对血清β-hCG水平没有影响（ P=0.494），女方体质量指数及移植囊胚类型对β-hCG水平有影响（均 P<0.001）。两组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发生率、妊娠期糖尿病发生率、妊娠期甲状腺功能减退发生率、胎膜早破发生率、前置胎盘发生率、剖宫产率、早产率、低出生体质量儿率、巨大儿率、性别比、新生儿出生体质量、新生儿身长与新生儿出生缺陷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冻融胚胎移植前行滋养外胚层细胞活检不影响妊娠早期血清β-hCG水平，PGT不增加母婴不良并发症发生风险。

目的:分析河南省患者来源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的血清学和分子分型，了解河南省李斯特菌病流行情况，构建患者分离株分子溯源数据库，为李斯特菌病溯源提供实验室依据。方法:参照国家食源性疾病监测工作手册，2015年1月至2020年7月河南省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感染病例专项监测从16家哨点医院监测李斯特菌病阳性病例71例，采集阳性病例标本80份进行检测，对获得的阳性菌株71株进行分子分型，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血清分型方法（SN/T 2521-2010）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诊断血清使用说明书对获得的80株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进行血清学分型，参照国家食源性疾病分子溯源网络使用手册进行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PFGE）聚类分析。结果:共监测到71例李斯特菌病阳性病例，其中38例为围产期病例，33例为非围产期病例。80份李斯特菌病阳性病例标本58.75%（47/80）来自围产期病例，20.00%（16/80）来自非围产期有基础病病例；来自于非围产期年龄>1个月~≤5岁、>5~≤60岁和>60岁人群分别为7.50%（6/80）、12.50%（10/80）和1.25%（1/80）。标本类型分为5类，73.75%（59/80）为血液，15.00%（12/80）为脑脊液，粪便、宫腔拭子、痰液各占3.75%（3/80）。对获得的80株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进行血清学分型，分属3个血清型，1/2b型、1/2a型和4b型分别占61.25%（49/80）、35.00%（28/80）和3.75%（3/80）；71株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经AscⅠ酶切，获得58种带型，每种带型包括1~4株菌株，相似度为60.8%~100%。GX6A16HA0005、GX6A16HA0011、GX6A16HA0030、GX6A16HA0023、GX6A16HA0029和GX6A16HA0054为优势带型，依次包括4、4、4、3、2和2株菌；GX6A16HA0005带型包括的4株菌分离自2016、2018和2020年，其中2016年（1株）和2018年（1株）均来自濮阳市；GX6A16HA0011带型包括的4株分离自2016、2018和2020年，其中2020年2株均来自洛阳市；GX6A16HA0030带型包括的4株均分离自2018年，分别来自洛阳市、商丘市和郑州市；GX6A16HA0023带型包括的3株菌分离自2017和2018年，其中2017年中1株和2018年1株均来自洛阳市；GX6A16HA0029带型包括的2株菌均分离自2018年，分别来自开封市和濮阳市；GX6A16HA0054带型包括的2株菌均分离自2020年，分别来自平顶山市和安阳市；4株不同血清型菌株PFGE带型相同。结论:河南省李斯特菌病病例主要集中在围产期、老幼及免疫力低下人群，感染类型主要是侵袭性感染；流行菌株血清型为1/2a、1/2b和4b，菌株PFGE分型结果呈现多样化，出现跨年度或者同年度不同地区、同年度同地区不同时间带型一致现象；应将多种分型技术联合应用在溯源分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