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尿病肾脏病（diabetic kidney disease，DKD）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随着中国城镇化进展的加速，老龄化、肥胖人群的增加以及运动量下降等问题的日趋显现，我国糖尿病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同时导致慢性肾脏病的病因谱发生改变。根据中国肾脏病网络调查显示，自2011年起DKD取代了肾小球肾炎成为我国新发慢性肾脏病的首位病因 ［1］，DKD患者不但面临未来肾衰竭的风险，而且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显著增加 ［2, 3］。我国绝大多数DKD患者处于早期无症状阶段，而大部分的DKD早期筛查和诊治工作是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承担，其管理水平将影响我国慢性肾脏病甚至心脑血管疾病的发展趋势。《中国糖尿病肾脏病基层管理指南》（简称“本指南”）在整合现有的证据基础上，由肾脏病学、内分泌代谢病学及全科医学专家组成的编写组共同制订，旨在助力提高全科医生对DKD的早期筛查能力、诊疗能力及规范优化社区DKD的管理，延缓患者进展至终末期肾脏病及预防相关并发症。

卒中是严重危害我国居民健康的重大疾病之一,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病死率、高复发率、高经济负担等特征 [1,2]。随着社会人口老龄化及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卒中危险因素流行趋势明显，卒中疾病负担日益增加 [3]。根据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GBD）数据，脑卒中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最高的是东亚国家，中国尤甚（354/10万），而发病率最低的是拉丁美洲中部国家和地区，尤其是萨尔瓦多（97/10万） [4]。根据《2022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数据，我国卒中死亡率仍处于较高水平，2021年我国农村居民卒中死亡率为175.58/10万，城市居民为140.02/10万 [5]。可见当前我国脑卒中疾病负担较重，加强卒中防治工作迫在眉睫。本文将通过回顾卒中中心的起源，总结当前国内外卒中中心救治体系的建设现状，结合我国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提出未来卒中中心救治体系建设路径，以期为我国进一步推进卒中防治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目的:探索青海省城镇化转型中藏族牧民成年人肥胖的流行状况及其与饮食模式的关系。方法:采用开放队列设计，2018年基线入组1 003人，2022年随访599人，新入组1 012人。共纳入≥18岁成年人1 913人，对其开展问卷调查和健康检查。使用因子分析法识别饮食模式，用混合效应模型分析饮食模式与肥胖关系。结果:2018-2022年超重、肥胖和中心性肥胖患病率分别为27.6%、33.8%和54.6%，肥胖和中心性肥胖年龄性别标化患病率均上升。共识别3种饮食模式：现代饮食模式（常食用猪肉、家禽肉类、加工肉类、新鲜水果、含糖饮料、咸味零食等）、城镇饮食模式（常食用精制碳水化合物、牛羊肉、蔬菜和鲜蛋类等）、牧区饮食模式（常食用糌粑、藏式奶酪、酥油茶/奶茶和乳制品等）。校正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状况及生活行为方式后，相比城镇饮食模式得分 T1组， T3组超重和超重/肥胖风险显著增加（超重： OR=2.09，95% CI：1.10~3.95；超重/肥胖： OR=1.23，95% CI：1.00~1.51），而牧区饮食模式得分 T3组超重、肥胖、超重/肥胖和中心性肥胖的风险降低（超重： OR=0.45，95% CI：0.24~0.84；肥胖： OR=0.81，95% CI：0.69~0.95；超重/肥胖： OR=0.75，95% CI：0.61~0.91；中心性肥胖： OR=0.58，95% CI：0.38~0.89）。 结论:城镇化转型中藏族牧民肥胖和中心性肥胖高发。城镇饮食模式是超重、超重/肥胖的危险因素，牧区饮食模式是超重、肥胖、超重/肥胖和中心性肥胖的保护因素。需制定针对性干预措施，提升健康水平。

目的:基于孩子成本——效益理论,分析住房价格与养老保障水平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为提高我国生育水平,推动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优化人口结构提出对策建议.方法:利用2019年～2023年31个省的宏观数据,采用房价收入比和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作为住房价格和养老保障水平的衡量指标,通过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考察住房价格与养老保障水平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结果: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作为生育成本的房价收入比(β=-0.201,P＜0.001)和作为生育保障收益替代的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β=-11.832,P＜0.001)对人口出生率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加入双向固定效应后的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异质性回归结果表明,住房价格与养老保障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会因城镇化率和养老金发放标准的不同存在差异.结论:我国应当通过调控房价收入比、改革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加强正确婚恋观和家庭观引导以及均衡教育与医疗资源等措施,增大生育收益与成本之差,提高生育意愿和人口出生率.

以9个国家重点森林生态功能区作为实证研究区域,构建产业化和生态化两个子系统及产业生态化系统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剪刀差模型、耦合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和MGWR模型等方法,从县域尺度测度生态功能区建设12年来产业化水平、生态化水平及产业生态化水平发展变化,分析产业化、生态化两个子系统协调发展水平、发展速度差异及动态演化趋势,剖析影响产业生态化发展因素为产业生态化健康发展提供科学支撑.结果表明:(1)12年间产业生态化呈低水平的小幅上升态势,9个功能区间的最大差距呈先下降后上升的波动发展态势.不同功能区间产业生态化水平及产业化水平、生态化水平差异均较大,不同功能区产业生态化水平发展变化的主要内部动因存在较大差异;产业化水平和生态化水平总体均呈小幅上升态势,产业化总体水平低于生态化水平,9个功能区间的最大差距均呈先下降收敛后上升发散的态势;产业生态化、产业化、生态化水平均表现为前一阶段增长快于后一阶段,且后一阶段增速下滑幅度大.(2)12年间产业化与生态化系统二者协调度实现由初级协调到中级协调的提升,9个功能区间协调水平最大差距呈持续上升发展态势.186个县域样本总体协调水平分布呈以初级、中级协调为主,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和良好协调县份少的"纺锤"形态;产业化增长速率快于生态化增长速率,产业化与生态化发展速率的剪刀差呈小幅下降态势,产业化与生态化发展间差异逐渐缩小,趋向于共同发展阶段.(3)城镇化率、人口密度、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财政自给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万人医院和卫生院床位数对产业生态化水平呈正向影响,且城镇化率为影响产业生态化水平的正向主导因素.

目的 了解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宫颈癌筛查阳性妇女阴道镜检查召回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提高宫颈癌阴道镜复查依从性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收集鄂尔多斯市各旗区妇幼保健院宫颈癌筛查项目2016年1月—2020年12月参与筛查且初筛阳性的4 094名35～64岁妇女的相关数据及各旗区城镇化率和生产总值数据,采用多水平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宫颈癌筛查阳性妇女阴道镜检查召回情况的影响因素.结果 鄂尔多斯市应召回做阴道镜检查的4094名宫颈癌初筛阳性妇女中,实际召回阴道镜检查者2 742人,阴道镜检查召回率为67.0％;2 742名召回做阴道镜检查的宫颈癌筛查阳性妇女中,2681人(97.8％)返回原筛查机构进行阴道镜检查,61人(2.2％)到其他医疗机构进行复查或阴道镜检查;多水平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55～64岁、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上、有阴道异常排液和有既往宫颈癌筛查史的鄂尔多斯市宫颈癌筛查阳性妇女更易被召回参与阴道镜检查,所在旗区城镇化率＞80％和生产总值110～270亿元的鄂尔多斯市宫颈癌筛查阳性妇女更不易被召回参与阴道镜检查;所在旗区城镇化率70％～80％以及生产总值110～270亿元和＞270亿元的鄂尔多斯市宫颈癌筛查阳性妇女更倾向于到其他医疗机构进行复查或阴道镜检查.结论 鄂尔多斯市宫颈癌筛查阳性妇女阴道镜召回率较低,年龄、文化程度、有无阴道异常排液、有无既往宫颈癌筛查史等个体层面因素和所在旗区城镇化率、生产总值等地区层面因素均可影响该地区宫颈癌筛查阳性妇女的阴道镜检查召回情况.

目的 在 5 km×5 km的空间网格尺度上探讨西安市手足口病发病与环境、社会经济因素等的关系,为区域防控措施的制定提供依据.方法 收集 2019 年西安市手足口病报告发病率数据,应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手足口病空间分布特征;基于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ultiscal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MGWR)模型分析环境与社会经济因素对手足口病发病的影响,并与普通最小二乘(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回归模型以及地理加权回归(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GWR)模型结果进行对比.结果 2019 年西安市手足口病年报告发病率为157.99/10 万,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正相关性(全局Moran's I=0.349,P<0.001).MGWR模型拟合度优于GWR模型和OLS模型(MGWR:R2=0.530;GWR:R2=0.473;OLS:R2=0.327).各影响因素的作用尺度存在一定差异,GDP、土地城镇化水平、平均气温等作用尺度较大,归一化植被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NDVI)作用尺度较小.GDP与手足口病报告发病率呈显著负相关,土地城镇化水平、平均气温与报告发病率呈显著正相关,NDVI在西安部分地区对手足口发病有显著负向影响.结论 环境与社会经济因素对手足口病发病有显著影响,且各影响因素的作用存在空间差异,研究结果可为不同地区制定针对性的预防措施提供依据.

明晰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驱动机理是深化土地科学前沿探索、优化粮食安全发展格局的关键基础.建构"边境-粮食-生态"安全框架,采用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 2000-2020 年中越边境地区耕地利用生态效率,通过泰尔指数研究其演变特征和区域差异,并运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模型揭示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中越边境地区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指数总体呈现"先升-后降-再升"的变化趋势,整体处在中等效率水平,空间表现为"北高-南低"分布格局,省际差异是造成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2)化肥使用过量、劳动力过剩和碳排放增加是造成中越边境地区耕地投入产出要素松弛、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损失的重要因素.(3)中越边境地区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由多因子交互作用驱动,地形坡度、城镇化、边境贸易水平、财政支农水平是提高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积极因素,水土流失率、工业化和劳均耕地规模对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具有抑制效应.中越边境地区亟需优化耕地经营投入结构,向"投入优-产出高-排放低"方向转型,构建边境粮农稳态格局,促进边境地区长足稳定高质量发展.

协调生态建设与城镇化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对科学引导城镇化并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为探究我国中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程度与城镇化水平整体进程之间的关系,以湖南省为例,各县区为评价单元,基于生态敏感性-生态恢复力-生态压力度模型构建生态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人口-经济-社会-空间模型构建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多维度测算湖南省 2000-2020 年生态脆弱性和城镇化水平的空间耦合关系,并运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其交互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湖南省生态脆弱程度呈先加重后减轻的趋势,以长株潭为核心重度脆弱区,向南北方向扩散,形成南北地区脆弱程度高、中西部生态脆弱程度低的格局;(2)城镇化水平差异较大,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高水平城镇化区域从 2000 年以各地级市行政中心向外发散的散点式布局,到 2020 形成以长株潭为核心高值区,东部整体较高,西部偏低的空间分布格局;(3)湖南省严重失调区县明显减少,基本协调区县明显增加的趋势,且城镇化水平是制约湖南省生态环境与城镇化均衡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因素.(4)交互作用结果表明,城镇化发展导致地区生态脆弱程度加深,而地区生态状况又反向制约城镇化水平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研究表明,湖南省需着力推进生态环境建设和城镇化水平的健康发展,缓解城镇化发展和生态环境的矛盾,以期实现区域城镇化与生态协同发展.

城市生态旅游作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理想模式,是对城市环境问题和旅游发展方式的一种回应.基于城市生态旅游核心要义,构建城市生态旅游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对2010-2019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城市生态旅游发展水平进行测度,通过标准差椭圆和马尔科夫链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探析城市生态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旅游各维度发展水平增速各异,供给和保障是影响综合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各维度空间格局差异显著;(2)城市生态旅游综合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态势,增速较缓;空间分布较不均衡,已初步形成"东南高-西北低"的分布格局;(3)城市生态旅游发展水平重心呈现"西北-东南-西北"的偏移规律,向东南部集聚程度逐渐增强,水平等级转移仅发生在相邻等级之间;(4)交通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对城市生态旅游发展的影响较为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逐渐增强,产业结构水平和环保重视程度的促进效果不显著;两因子的交互作用大于单因子的作用力,表现出双因子增强或非线性增强的交互关系.研究结果可为长三角地区提高城市生态旅游发展水平与全面推进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与科学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