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通过对多模态MRI指标与临床指标结合分析,建立复杂性肛瘘术后肛门排粪失禁预测模型,并对模型进行验证.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至2023年5月我院肛肠科收治的71例复杂性肛瘘患者资料.统计术后三个月是否有肛门失禁症状,根据肛门失禁进行分组,结合患者多模态MRI数据指标及临床指标等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建立术后肛门失禁预测模型.结果 71例患者中,最终共纳入71人,其中男性65人,年龄21至63岁,平均年龄39.23±10.71岁,经括约肌型46例,括约肌上型25例.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MRI肛瘘分型、MRI病变直径、肛门外括约肌(exteral anal sphincter,EAS)萎缩分级、EAS厚度、年龄是复杂性肛瘘术后并发肛门失禁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依此进行因素筛选从而构建预测模型,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为0.940(P＜0.001),模型预测质量评分0.87分,有较高的预测效能.结论 MRI多模态成像指标结合临床风险因素建立的预测模型准确度良好,可以在治疗前方案的制订提供良好的影像学证据与参考,可以更好对肛门失禁情况进行提前预判.

对2018年6—12月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肛肠外科收治的12例复杂性肛瘘手术治疗中，采用填埋式引流管进行引流，术后每日自填埋式引流管进行2次冲洗，术后15 d拔除填埋式引流管。所有患者均手术顺利，术后第1、3、5天疼痛视觉模拟评分分别为（3.21±1.27）、（2.34±1.22）、（1.89±0.78）分；随访3个月，伤口愈合时间（25.2±7.0）d；11例愈合，1例复发；术前、术后Wexner评分、肛管静息压、肛管最大收缩压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提示填埋式引流管在复杂性肛瘘治疗中的应用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改良技术，可以缩短愈后时间，降低复发率。

目的:通过16S rDNA基因测序检测复杂性肛瘘患者的肠道菌群分布，探讨其与健康人的菌群分布是否存在差异。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回顾性收集2020年6月至12月期间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30例复杂性肛瘘患者临床资料（复杂性肛瘘组），并按1∶1配比选择本院健康体检人群30例作为对照组（健康对照组）。病例纳入标准：（1）符合腺源性肛瘘诊断的标准，且症状持续3个月以上；（2）术前已行电子结肠镜检查排除肠道炎性反应、炎性肠病等；（3）复杂性肛瘘的定义为符合下面情况之一者：瘘管跨越2/3及以上的肛门括约肌；包含两个以上的外口或瘘管；既往已行肛瘘手术后确认复发者。排除标准：（1）合并有炎性肠病、慢性腹泻或便秘、糖尿病、消化道恶性肿瘤、肝肾功能障碍等；（2）克罗恩病、外伤、特殊感染（如放线菌病和结核病）等引起的肛瘘；（3）近1个月内使用过抗生素、益生元、益生菌等可能影响肠道微生态制剂者；（4）认知缺陷不能配合者。提取研究对象的粪便样本总DNA，扩增细菌16S rDNA基因序列的V4高变区，利用Illumina Miseq平台进行高通量测序，最后进行操作分类单元（OTU）聚类、进行Alpha多样性和LEfSE数据分析，其中Chao指数或ACE指数越大，表明微生物区系的预期物种丰度越高，Simpson指数越小或Shannon指数越大，表明微生物区系多样性越高。两组间性别、年龄、体质指数（BMI）、饮酒吸烟史基线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说明两组具有可比性。本研究观察指标包括两组的测序和质量控制、Alpha多样性分析和物种及其丰度分析以及LEfSE分析。 结果:复杂性肛瘘组与健康对照组的主要优势菌都是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分别占93.4%±32.0%和87.4%±41.2%；在属水平上，复杂性肛瘘组的普雷沃菌属（4.9%±7.4%比0.1%±1.1%， P<0.001）、巨细胞菌属（3.9%±8.2%比0.5%±4.2%， P<0.05）和毛螺菌属（2.6%±5.7%比0.1%±3.4%， P<0.05）的丰度明显更高，而变形菌属（0.02%±4.2%比9.3%±14.4%， P<0.01）、肠球菌属（0.02%±2.3%比9.3%±19.6%， P<0.05）、拟杆菌属（24.7%±9.9%比29.8%±9.1%， P<0.05）和克雷伯菌属（0.4%±4.2%比3.9%±7.3%， P<0.05）相对更低。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复杂性肛瘘组肠道菌群多样性更丰富，表现为ACE指数更高［（293.30±44.00）比（218.75±33.83）， t=102.069， P<0.001］，Chao指数也更高［（318.40±41.99）比（250.00±46.38）， t=77.818， P=0.028］，Shannon指数更高［（3.36±0.29）比（2.43±0.34）， t=9.657， P=0.001］；而Simpson指数更低［（0.103±0.013）比（0.131±0.013）， t=5.551， P=0.04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韦荣菌科、Selenemondales 及厌氧菌纲（均属于厚壁菌门）的菌株总体上对两组样本肠道菌群差异的影响最大（LDA 值均>4）。 结论: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复杂性肛瘘患者肠道菌群多样性更丰富，提示某些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可能在肛瘘发病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目的:分析乌司奴单抗（UST）双静脉诱导治疗复杂性肛瘘型克罗恩病（PFCD）的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22年1月至2023年3月就诊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并确诊为复杂性PFCD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分别于第0、8周给予足量UST（6 mg/kg）单次静脉输注后，每隔8周单次皮下注射UST 90 mg维持治疗。第8、16、22~26周采用肛周疾病活动指数（PDAI）评估肛瘘临床结局，Harvey-Bradshaw指数（HBI）评估整体活动度。第22~26周采用Van Assche指数（VAI）评估肛瘘影像结局，简化克罗恩病内镜评分（SES-CD）评估肠道结局事件。比较UST治疗前后上述指标的差异。依据是否采用UST一线治疗将PFCD患者分为一线UST治疗组与非一线UST治疗组，比较两组之间肛瘘应答率和缓解率、肠道应答率和缓解率以及整体活动度应答率和缓解率的差异。结果:共纳入60例PFCD患者，男46例，女14例，年龄［ M（ Q1， Q3）］25.0（20.8，30.0）岁。第8、16、22~26周的肛瘘临床应答率［41.7%（25/60）、55.0%（33/60）、63.3%（38/60）， P=0.056］和肛瘘临床缓解率［21.7%（13/60）、31.7%（19/60）和43.3%（26/60）， P=0.002］逐渐增高；整体活动度应答率［53.3%（32/60）、70.0%（42/60）、83.3%（50/60）， P=0.040］和整体活动度缓解率［41.7%（25/60）、61.7%（37/60）、75.0%（45/60）， P=0.001］亦逐渐增高。第22~26周时，肛瘘影像学部分应答率和瘘管愈合率分别为45.0%（27/60）和38.3%（23/60）；内镜应答率和内镜缓解率分别为73.7%（44/60）和45.0%（27/60）。一线UST治疗组［男23例，女8例，年龄22.0（21.0，39.0）岁］的内镜应答率高于非一线UST治疗组［男23例，女6例，年龄26.5（20.0，30.0）岁］（87.1%比58.6%， P=0.013）。 结论:UST双静脉诱导治疗能有效改善复杂性PFCD患者的临床疗效。

目的:评估血清25-羟维生素D[25(OH)D]水平对乌司奴单克隆抗体(UST)治疗肛瘘型克罗恩病(PFCD)患者肛瘘临床应答和影像学应答的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收集2021年10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就诊的80例接受UST治疗的活动期PFCD患者。采用哈维-布拉德肖指数(HBI)评估PFCD的临床活动度，以肛周疾病活动指数(PDAI)评估肛瘘临床结局，盆腔磁共振成像评估肛瘘的影像学结局。UST治疗第0、8、16和24周均检测PFCD患者的血清25(OH)D水平。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基线血清25(OH)D水平与PFCD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并分析血清25(OH)D水平与UST治疗第8周时肛瘘临床应答，以及第24周时肛瘘临床应答和肛瘘影像学应答的关系。采用R软件绘制列线图，并计算C指数。统计学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卡方检验。 结果: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PFCD患者的基线血清25(OH)D水平与基线HBI和基线PDAI呈独立相关[ OR＝1.45，95%置信区间(95% CI) 1.08～1.95， P＝0.014； OR＝1.39，95% CI 1.01～1.92， P＝0.042]。UST治疗第8周时，肛瘘临床应答患者血清25(OH)D水平高于临床无应答患者[(21.77±6.17) μg/L比(16.72±6.39) μg/L]，而基线PDAI低于临床无应答患者[(6.88±2.15)分比(8.06±2.14)分]，既往生物制剂治疗失败和复杂性肛瘘患者比例均低于临床无应答患者[42.4%(14/33)比66.0%(31/47)、57.6%(19/33)比78.7%(37/4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3.53、2.43， χ2＝4.36、4.13； P＝0.002、0.022、0.039、0.045)。UST治疗第24周时，影像学应答患者血清25(OH)D水平高于影像学无应答患者[(22.48±5.81) μg/L比(16.66±6.34) μg/L]，既往生物制剂治疗失败和复杂性肛瘘患者比例低于影像学无应答患者[40.0%(20/50)比12/15、60.0%(30/50)比14/1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3.33, χ2＝7.39、5.86； P＝0.004、0.011、0.038)。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血清25(OH)D水平和既往生物制剂治疗失败是UST治疗第8周时肛瘘临床应答的2个独立影响因素( OR＝1.11，95% CI 1.02～1.21， P＝0.012； OR＝0.34，95% CI 0.12～0.97， P＝0.043)，亦是第24周时肛瘘临床应答( OR＝1.14，95% CI 1.05～1.24， P＝0.002； OR＝0.30，95% CI 0.11～0.89， P＝0.029)和影像学应答( OR＝1.20，95% CI 1.05～1.36， P＝0.006； OR＝0.11，95% CI 0.02～0.58， P＝0.009)的2个独立影响因素。列线图显示第8周和第24周肛瘘临床应答的C指数分别为0.78 (95% CI 0.68～0.89)和0.76 (95% CI 0.64～0.87)，第24周影像学应答的C指数为0.85 (95% CI 0.76～0.95)。 结论:接受UST治疗的PFCD患者中，血清25(OH)D水平和既往生物制剂治疗失败可能独立影响UST治疗第8周和第24周的肛瘘临床应答，以及第24周的肛瘘影像学应答。

目的:探讨保留灌肠插管MRI增强扫描在高位复杂性肛瘘中的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2020年5月至2022年5月60例手术治疗的肛瘘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均于术前行MRI平扫和增强扫描。与手术结果对照，比较MRI平扫和增强扫描对高位复杂性肛瘘诊断的差异。结果:60例患者均成功完成手术治疗，术中发现内口58例，复杂性肛瘘55例，高位性肛瘘53例。MRI平扫结果显示，内口32例，复杂性肛瘘46例，高位性肛瘘42例。MRI增强扫描结果显示，内口54例，复杂性肛瘘53例，高位性肛瘘50例。以手术结果为标准，MRI增强扫描诊断内口、复杂性肛瘘和高位肛瘘的符合率明显高于MRI平扫[93.10%（54/58）比55.17%（32/58）、96.36%（53/55）比83.64%（46/55）和94.34%（50/53）比79.25%（42/5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 = 21.76、4.95和5.27， P<0.01或<0.05）。 结论:保留灌肠插管MRI增强扫描对高位复杂性肛瘘的诊断具有明显优势，能够为临床上高位复杂性肛瘘的诊断及手术提供科学的参考价值。

瘘管相关性肛门腺癌是一种罕见的肛门肿瘤，本文报道1例。该患者为37岁男性，肛瘘伴反复肛旁结块、肿痛溃脓20余年，磁共振成像检查示左侧高位肛周脓肿伴复杂性括约肌间瘘。镜下观察：纤维及炎性肉芽组织中见大量细胞外黏液，黏液被纤维间隔分成大小不一的黏液湖，部分纤维间隔表面衬覆梁索状异型腺上皮，局部乳头状增生，细胞多呈柱状，核圆形或卵圆形位于基底部，散在少量杯状细胞，局部细胞异型明显，极性紊乱，核仁清晰，小灶区域黏液湖内可见簇状或印戒样细胞，局灶区域伴出血及含铁血黄素沉积。免疫组织化学：异型上皮细胞细胞角蛋白（CK）7、CK20、MUC2、CDX2、SATB2、Villin、MSH2、MSH6、PMS2、MLH1阳性，MUC5AC部分阳性，突触素局灶区域阳性，MUC6、GCDFP15、嗜铬粒素A阴性。分子检测：KRAS基因第2号外显子第12位密码子突变，NRAS、BRAF V600E及PIK3CA基因未见突变。本文回顾其临床病理特征并复习相关文献，旨在提高对该病的认识，避免漏诊、误诊。

患者女，26岁，发现肛周肿物6个月，按压时疼痛伴脓液流出。截石位肛周3~9点钟方向可触及质硬肿块，大小约6 cm×8 cm，边界不清，皮温升高，触痛。指检距肛门6 cm以内未及新生物，指套无染血。门诊以“复杂性肛瘘”收入院。行切开引流术，在外瘘口注入美蓝后，肛门内纱布染色，将探条插入外瘘口一直通向隐窝内口处，拉出探条，梭形切开外瘘口中间皮肤及皮下组织，敞开瘘管，并清除瘘管内坏死组织送病理检查。术后病理所见：破碎的灰红组织，大小3.0 cm×1.0 cm×0.7 cm。光镜下见表被鳞状上皮，间质内异型细胞巢片状分布，细胞核圆形或卵圆形，部分核染色较深，部分胞质红染（图1）。免疫组化染色检查：CK（-），SMA（-），Desmin（+），Myogenin（+），MyoD1（+）（图2），Ki-67（60%+），CgA（-），Syn（-），CD38（-），LCA（-），HMB45（-），S-100蛋白（-）。病理诊断：（肛周）腺泡状横纹肌肉瘤（alveolar rhabdomyosarcoma，ARMS）。行盆腔MRI平扫+弥散成像（3.0T）示：肛周偏右侧见异常信号肿块，形态不规则，边缘欠光整，范围约5.3 cm×4.8 cm×3.1 cm，T 1WI低信号，T 2WI/DWI高信号（图3），增强后明显强化，与直肠局部分界欠清。肿瘤全身断层显像示：肛周团片状团组织密度影，糖代谢较高，符合恶性肿瘤；两侧腹股沟区及盆腔多发肿大淋巴结，轻度糖代谢，考虑转移瘤可能性大。先予以患者化疗后手术切除肿瘤。术后3年双侧乳腺发现肿块，穿刺活检病理诊断：（双侧乳腺）ARMS转移，目前带瘤生存。

目的:探讨切开挂线选择性缝合术在高位复杂性肛瘘患者人群中的治疗效果及其对肛门功能和并发症的影响。方法:前瞻性选择2018年12月—2021年12月在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肛肠外科住院治疗的高位复杂性肛瘘患者174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138例，女性36例，年龄26~45岁，平均年龄(35.20±8.86)岁。依据患者的入院顺序单号、双号进行分组，其中单号为对照组( n＝87)，双号为观察组( n＝87)。对照组使用传统的切开挂线治疗，观察组采用切开挂线选择性缝合的治疗。对比2组患者的手术时间、失血量、手术费用、创面愈合时间长度、术后6个月的肛门功能情况和治疗效果，以及术后6个月内的并发症情况、术后1年内的复发情况。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计数资料以例(%)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等级资料对比采用秩和检验。 结果:观察组的手术时间长于对照组[(44.30±8.11)min比(42.18±7.25)min， t＝－2.44， P<0.05]、手术费用高于对照组[(1 184.81±372.68)元比(835.28±320.03)元， t＝－8.75， P<0.001]。2组的失血量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9.57±6.07)mL比(18.35±5.25)mL， t＝－1.88， P>0.05]。观察组的创面愈合时间长度低于对照组[(24.18±4.35)d比(29.35±5.08)d， t＝11.09， P<0.001]。观察组术后6个月的肛门功能评分低于对照组[(4.80±1.21)分比(6.71±1.35)分， t＝14.72， P<0.001]。全部患者未发生失访，术后6个月的治疗效果对比中，观察组的疗效评级优于对照组( z＝3.86， P<0.001)。术后6个月，观察组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2.30%(2/87)比10.34%(9/87)， χ2＝4.76， P<0.05]。术后1年，，观察组的复发率低于对照组[2.30%(2/87)比10.34%(9/87)， χ2＝4.76， P<0.05]。 结论:将切开挂线选择性缝合术应用到高位复杂性肛瘘患者的治疗过程中有利于患者的治疗效果，降低术后并发症，保护患者的肛门功能，具有良好的使用价值。

目的:探讨复杂性肛瘘患者术后复发的影响因素，构建列线图模型预测术后复发风险并进行验证。方法:回顾性选取2019年8月至2023年3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接受肛瘘切除术的310例复杂性肛瘘患者临床资料，按照系统随机化法以3∶7比例分为建模组（93例）与验证组（217例）。使用医院电子病历系统收集患者基线资料，统计患者术后6个月复发情况。根据建模组数据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复杂性肛瘘患者术后复发的影响因素，基于影响因素建立列线图模型预测术后复发风险，基于验证组数据进行外部验证。结果:建模组患者术后6个月复发率为20.43%（19/93），验证组复发率为17.51%（38/217），两组复发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370， P=0.543）。复发组患者男性、有吸烟史、合并糖尿病、高位肛瘘、内口位置未明确占比高于未复发组，体重指数、病程高于未复发组（ P<0.05）。经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体重指数、吸烟史、合并糖尿病、病程、高位肛瘘、内口位置是复杂性肛瘘患者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基于以上7项影响因素建立复杂性肛瘘术后复发风险列线图模型显示，建模组与验证组的 C指数分别为0.984、0.798，校准曲线与理想曲线接近，列线图预测模型ROC曲线AUC>0.70，说明模型一致性、预测效能及区分度良好。 结论:基于性别、体重指数、吸烟史、合并糖尿病、病程、高位肛瘘、内口位置建立的列线图预测模型能有效预测复杂性肛瘘患者术后复发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