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术中失吸的发生率、发生特点、处理方法及预后情况。方法：:回顾性系列病例研究。收集2016年6月至2019年3月于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眼科行SMILE时术中发生失吸的患者16例（16眼），对其发生率、眼别、性别、失吸部位、失吸发生时眼球转动方向、处理方法及预后情况进行分析。其中眼别、性别构成比较采用Pearson卡方检验。结果：:共纳入行SMILE患者1 698例（男517例，女1 181例），3 365眼（右眼1 692只，左眼1 673只），术中发生失吸16例（16眼），发生率为0.46%。其中右眼9只（9/16），左眼7只（7/16），男5例（5/16），女11例（11/16）。不同性别（ χ2=0.005， P=0.944）、不同眼别（ χ2=0.229， P=0.632）失吸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失吸位于激光扫描直径（3.62±2.55）mm处，多在直径2 mm内。按失吸部位分为：透镜底层失吸4眼（1/4），其中2眼当即改为飞秒激光制瓣的准分子激光原位角膜磨镶术（FS-LASIK），另2眼当即改为准分子激光上皮瓣下角膜磨镶术（LASEK）；透镜边切失吸1眼（1/16），当即改为LASEK；透镜上层失吸10眼（5/8），其中8眼当即重吸并继续行SMILE扫描上层及做小切口，分离并完整取出透镜，1眼3周后重新行SMILE并完整取出透镜，1眼当即重吸并继续行SMILE，但发生再次失吸而在2周后改行LASEK；上层边切失吸1眼（1/16），直接用5 ml注射器针头划开上层边缘并完整取出透镜。按失吸发生即刻眼球转动方向分为：鼻上2眼（2/16）、颞上9眼（9/16）、鼻下2眼（2/16）、颞下2眼（2/16）、正下1眼（1/16）。所有失吸病例术后3个月均达术前最佳矫正视力。 结论：:SMILE术中失吸的发生率低，多发生于扫描透镜的上层和近瞳孔中央区。Bell现象为失吸的主要原因。不同的失吸部位和状态应有不同的处理方式，经过合理的处理后仍可获得良好的术后远期视力。

目的:探索基于显微注射方法构建胶质母细胞瘤(GBM)融合大脑类器官模型的可行性，观察该模型肿瘤组织对替莫唑胺(TMZ)的敏感性。方法:GBM组织和脑肿瘤旁组织标本(定义为正常脑组织)来源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外科行手术治疗的患者。采用绿色荧光蛋白(GFP)标记过的人诱导多能干细胞株(hiPSCs)培养24 d构建大脑类器官模型，通过免疫荧光染色方法检测蛋白标志物的表达，评估模型是否成功建立。采用显微注射方法将用红色荧光染料标记过的患者来源的GBM单细胞或U-251 MG细胞株注射到培养约30 d的大脑类器官中，构建GBM融合大脑类器官模型。采用免疫荧光染色法、HE染色等方法观察GBM细胞在大脑类器官中的增殖及浸润情况。采用免疫荧光染色法检测GBM融合大脑类器官中肿瘤细胞基质金属蛋白酶类(MMPs)及BrdU的表达情况，采用HE染色观察形态及结构变化。将10 μmol/L TMZ加入GBM融合大脑类器官模型及GBM肿瘤类组织中培养48 h，采用免疫荧光染色法检测两种模型中Caspase-3的表达。结果:(1)hiPSCs培养至第24天，形成具有明确芽和分层边缘的块状组织样结构；免疫荧光染色显示，该结构阳性表达前脑、脑室样结构、前额叶皮质及海马的标志蛋白FOXG1、N-cadherin、Auts2及Frizzled 9，以及星形胶质细胞标志蛋白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和神经元标志蛋白TUJ1。(2)荧光显微镜下及HE染色均显示肿瘤细胞在大脑类器官内快速增殖，呈浸润性生长。免疫荧光检测显示，与大脑类器官比较，GBM融合大脑类器官的肿瘤细胞中，MMP2和MMP13的表达明显增加，Fibronectin、MMP3及MMP9的表达明显减弱，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MMP10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GFAP和BrdU的表达水平均增高(均 P<0.05)。(3)TMZ处理48 h后，免疫荧光染色显示，GBM类肿瘤组织中Caspase-3的表达明显高于GBM融合大脑类器官。 结论:采用显微注射方法能够成功构建GBM融合大脑类器官模型。该模型中的肿瘤组织对TMZ的敏感性低于GBM肿瘤类组织。

目的:观察人脂肪干细胞(hASCs)与人表皮生长因子(hEGF)对皮肤缺损创面修复的影响。方法:选择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2020年1月6例患者抽脂减肥的脂肪组织作为hASCs的来源，以酶消化法从人脂肪组织中提取hASCs，将其培养至第3代。利用倒置显微镜对细胞形态进行观察；使用流式细胞仪鉴定细胞表型及分化能力检测。随机将24只新西兰大白兔建立背部全层皮肤缺损模型，并将实验用新西兰大白兔随机分为3组，设立实验组(hASCs+hEGF组)，细胞治疗对照组(hASCs组)和空白对照组[磷酸盐缓冲液(PBS)组]。实验组予以100 μl PBS重悬第3代脂肪来源干细胞(1×10 6个)，以10 μg/L加入人表皮细胞生长因子；细胞治疗对照组予以100 μl PBS重悬第3代脂肪来源干细胞(1×10 6个)；空白对照组取PBS，各组均注射600 μl局部移植至创面边缘及基底部。大体观察创面愈合情况，计算创面面积占初始创面面积百分比；创面组织进行标本苏木精-伊红(HE)染色，免疫组织化学CD31染色检测等方法观察和比较各组创面愈合水平。多样本均数比较采用方差分析，采用 t检验对比组间计量资料。 结果:相差显微镜观察hASCs的细胞形态学特征：可见原代脂肪间充质干细胞(ADSCs)呈梭形，接种后2 h后开始圆形，大部分细胞变形在48 h后，细胞形态以长梭形为主，短梭形、狭长形及多角形较少，胞质丰富，胞核清楚，并分泌大量基质，基质内呈特异性深蓝色，第3代时可见细胞以长梭形为主，漩涡状生长。应用流式细胞仪检测显示CD90、CD105、CD73呈阳性表达，阳性率在95%以上，CD34、CD11b、CD19、CD45及HLADR呈阴性表达；人脂肪源性干细胞(hADSCs)在加入成脂诱导液培养后，hADSCs可向脂肪细胞分化，加入成软骨诱导培养基诱导后，hADSCs可向软骨细胞分化。表明提取培养的细胞为hADSCs。实验组创面完全愈合，被覆盖新生的上皮组织，接近正常皮肤；细胞治疗对照组创面有68%愈合，新生上皮组织较薄，易破裂出血，与实验组比较，愈合质量欠佳；空白对照组创面愈合质量差，愈合面积约41%。创面面积占初始创面面积百分比3组比较，治疗后第7、11、14、18、21天时间点，实验组愈合速度最快，与细胞治疗对照组和空白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21.095、115.094、199.695、204.917、600.699， P<0.05)，而细胞治疗对照组的愈合速度次之，且在7、11、14、18、21 d时间点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3.064、13.187、14.315、16.177、14.238， P<0.05)。HE染色法行组织形态学观察实验组创面已经完全愈合，表皮修复情况良好，呈复层上皮排列，同时可见部分炎性细胞浸润；细胞治疗对照组则仍有部分创面未能愈合，肉芽组织以及创面表面仍可见较多的炎性细胞浸润；空白对照组则有相当一部分创面尚未愈合，存在较明显的炎性细胞浸润，且在尚未愈合的创口周围可见有瘢痕组织增生。CD31染色法观察新生微血管：实验组创面已经完全愈合，创面浅面可见新生血管，深部血管则呈垂直创面的方向生长，且血管密度较大；细胞治疗对照组则仍有部分创面未能愈合，肉芽组织生长良好，新生血管密度较为丰富，创面表面仍可见较多的炎性细胞浸润；空白对照组则有相当一部分创面尚未能愈合，炎性细胞浸润较明显，肉芽组织中新生血管数量较前两组有明显减少。 结论:hEGF可提高脂肪干细胞的存活率，并延长细胞的存活时间，从而增强hASCs促进创面愈合的作用。

目的:制备 131I、 99Tc m和 177Lu标记的表面修饰了声敏剂原卟啉(PpⅨ)的聚多巴胺(PDA),探讨这些新型化纳米探针在乳腺癌诊断与联合治疗中的价值。 方法:采用水相氧化法合成PDA颗粒，并在其表面分别修饰1层聚乙二醇(PEG)和PpⅨ，合成PDA-PEG-PpⅨ。然后分别进行 131I、 99Tc m和 177Lu标记，检测标记产率与稳定性。进行细胞毒性实验，比较 131I-PDA-PEG-PpⅨ组和游离 131I组小鼠乳腺癌细胞4T1的存活率差异；设PDA-PEG-PpⅨ、PDA-PEG-PpⅨ+光热治疗(PTT)或声动力治疗(SDT)、 131I-PDA-PEG-PpⅨ+PTT或SDT、 131I-PDA-PEG-PpⅨ+PTT+SDT(100 μg/ml PDA-PEG-PpⅨ，925 kBq/ml 131I)组和对照组(DMEM培养基)，比较各组4T1细胞的存活率。经荷4T1乳腺癌BALB/c小鼠尾静脉(29.6 MBq)或瘤内(14.8 MBq)注射 99Tc m-PDA-PEG-PpⅨ后，用γ相机观察肿瘤的显像剂摄取情况。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PDA颗粒大小均一，粒径为(160.0±1.5) nm，具有良好的光热转换效果。PDA-PEG-PpⅨ紫外-可见吸收光谱中出现了与PpⅨ (400 nm)相一致的特征峰。在放射性浓度为1.850、3.700和7.400 MBq/ml时， 131I-PDA-PEG-PpⅨ组较游离 131I组细胞存活率降低[(72.18±6.57)%与(86.07±5.17)%、(59.31±9.06)%与(80.85±4.21)%、(42.90±1.30)%与(72.99±5.73)%； t值：3.71、4.82、11.46, P值：0.006、0.001、<0.001]。 131I-PDA-PEG-PpⅨ+PTT+SDT的三模态联合治疗对4T1肿瘤细胞的杀伤效果优于 131I-PDA-PEG-PpⅨ+PTT或SDT治疗[细胞存活率：(10.09±2.50)%、(16.04±2.63)%和(28.65±4.72)%； F＝351.66， P<0.001]。γ显像示， 99Tc m-PDA-PEG-PpⅨ在小鼠体内稳定且能够在肿瘤内有效富集。 结论:成功制备了以PDA为载体的多功能纳米探针。核素标记方法简单有效，稳定性好。 131I-PDA-PEG-PpⅨ对4T1细胞杀伤能力强。 99Tc m-PDA-PEG-PpⅨ在荷4T1乳腺癌小鼠模型内有明显的肿瘤浓聚效果。

射频技术以其新颖的祛皱紧肤系统及微创或无创、无痛、有效的临床特点用于皮肤美容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双极、多极、点阵、微针射频的发展减少了对表皮的热损伤，且操作简便、患者耐受性高、误工期短，聚焦射频的发展可加热至以往手术拉皮才能到达的SMAS层，疗效更确切。近期研究发现，射频联合注射、激光及其他治疗效果更佳，未来可根据患者的情况联合其他技术实现个体化治疗。

目的:分析囊胚形态学评价参数包括囊胚发育天数（第5天和第6天）、囊胚扩张程度（4、5、6）、内细胞团和滋养外胚层分级对体外受精/卵胞质内单精子注射（ in vitro fertilization/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IVF/ICSI）助孕新鲜或冻融单囊胚移植后稽留流产绒毛染色体核型异常发生的影响。 方法:纳入2015年2月至2023年2月期间于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行IVF/ICSI助孕新鲜或冻融单囊胚移植后稽留流产患者的临床数据及绒毛染色体拷贝数变异（copy number variations，CNVs）的检测结果。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根据流产组织绒毛染色体CNVs检测结果将数据分为两组：异常染色体核型组（ n=139）和正常染色体核型组（ n=82），比较两组患者的基线数据。应用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囊胚形态学评价参数对流产组织绒毛染色体核型异常发生的影响，同时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调整男方年龄、精子正常形态率和女方年龄混杂因素。 结果:基线数据中，异常染色体核型组男方年龄［（34.12±6.49）岁］、精子正常形态率［5.00（4.00，6.00）%］和女方年龄［33.00（30.00，37.00）岁］高于正常染色体核型组［（32.38±4.69）岁、4.00（2.00，5.00）%和31.50（29.00，34.00）岁］，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22、 P=0.020、 P=0.009）。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数据显示，囊胚发育天数、扩张程度、内细胞团和滋养外胚层等级均没有增加绒毛染色体核型异常发生的风险（均 P>0.05）。 结论:囊胚形态学评价参数与IVF/ICSI助孕新鲜或冻融单囊胚移植后稽留流产绒毛染色体核型异常无明显相关性。

患者男，61岁，因"腹胀、腹泻伴右下腹疼痛1个月"于2017年5月8日就诊。既往体健，吸烟史10年(平均20支/d)，饮酒史8年(平均100 ml/d)，一妹妹有乳腺癌病史。初诊时腹部CT示，回盲部占位性病变，肠系膜淋巴结肿大。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7.29 ng/ml。5月21日行剖腹探查+右半结肠切除+腹腔淋巴结清扫+末段回肠横结肠吻合术。术后病理诊断：(结肠)黏液腺癌，部分呈印戒细胞癌，侵及肠壁全层。免疫组化染色：癌细胞错配修复蛋白同源物1(mutL protein homolog 1, MLH1)、减数分裂后分离增强蛋白2弱阳性，错配修复蛋白同源物2(mutS protein homolog 2, MSH2)、错配修复蛋白同源物6阴性，Ki－67指数约为70%，肠周淋巴结可见转移癌(5/17)。术后病理分期为T3N2aM0 ⅢB期。术后3个月复查肿瘤标志物CEA，在正常范围。6—12月接受奥沙利铂+卡培他滨方案辅助化疗8个周期。末次化疗后3个月(2018年3月6日)常规复查腹部增强CT，见腹主动脉旁增大淋巴结，转移不除外。进一步行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 PET－CT)检查，示腹腔多发增大淋巴结，代谢异常增高，考虑转移(图1)。患者当时无特殊不适症状，未接受进一步治疗。2018年6月患者开始出现腰腹部疼痛并逐渐加重，伴体重减轻，口服阿片类止痛药物症状缓解。8月21日行腹部增强CT检查，示吻合口周围肠管扩张，腔内积液，并可见气液平面，考虑肠梗阻；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较前明显增大，局部呈肿块样改变，与邻近降主动脉及脊柱分界不清(图2)。对手术标本进行基因检测，结果提示为微卫星高度不稳定(high frequency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MSI－H)，肿瘤突变负荷为36.67个/Mb，检测到MLH1 K196fs、MSH2 Y757X基因突变，未检测到Kirsten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神经母细胞瘤RAS病毒癌基因同源物、鼠类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B基因突变。遗传性肿瘤变异基因检测未见致病性胚系突变。患者入组了恩沃利单抗纳米抗体Ⅰb期临床试验，于9月3日开始接受恩沃利单抗治疗，180 mg(2.5 mg/kg体重)，皮下注射，每周1次。11月21日(治疗后3个月)首次疗效评价达部分缓解(partial remission, PR)。之后恩沃利单抗维持治疗2年，末次用药日期为2020年10月12日，后停药观察，维持PR，截至影像学末次疗效评价日期(2022年7月20日)依然未见复发(图2)，期间未出现明显的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

探讨自体脂肪注射对鼻唇沟老化的临床效果。2020年1月至2021年6月，于苏北人民医院医学美容科用鼻唇沟纤维组织离断后的自体脂肪注射和抽吸术方法治疗鼻唇沟过深的美容就医者40例(80侧)，男8例、女32例，年龄29~55(38.05±6.97)岁。40例美容就医者手术顺利，术后3个月随访，均未出现感染、钙化、皮肤坏死、脂肪栓塞等并发症，鼻唇沟改善程度优良70侧，占87.5%。其中6例自觉单侧手术效果欠佳，6个月后再次行脂肪补充移植手术。鼻唇沟纤维组织离断后的自体脂肪注射和抽吸术操作方便、疼痛轻、注脂量大，填充后脂肪存活率高，效果较好。

玻璃体腔注射抗VEGF药物是目前治疗视网膜静脉阻塞（RVO）黄斑水肿的主要手段，其能明显抑制新生血管，减轻水肿，提高患者视力。但VEGF是血管内皮细胞的存活因子，其是否会导致视网膜缺血进展以及是否对视网膜毛细血管产生影响值得临床关注。就目前来看，大多学者认为，从拱环形态改变以及浅层、深层视网膜毛细血管层量化黄斑中心凹无血管区面积、视网膜无灌注区大小及黄斑区视网膜血流密度等方面观察，抗VEGF药物治疗RVO黄斑水肿并不会加重视网膜毛细血管的闭塞。并且，这些指标的变化可能与患者需要治疗的次数、视力预后等有一定的关系。今后随着OCT血管成像的逐渐普及以及抗VEGF药物治疗次数和时间的延长，期待更大样本、更长随访时间的研究深入分析抗VEGF药物治疗对RVO黄斑水肿患者视网膜毛细血管的确切影响。

目的:探究多囊卵巢综合征（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PCOS）小鼠卵母细胞中miR-320-3p低表达对胚胎发育潜能的影响，并初步探讨相关分子机制。方法:脱氢表雄酮皮下注射法构建40只PCOS小鼠模型，40只对照组小鼠注射等量油剂。通过发情周期变化和卵巢组织苏木素-伊红染色，评估模型构建效果，超数排卵获取模型鼠的M II期卵母细胞，胞质内注射miR-320-3p模拟物（miR-320-3p mimics）或阴性对照物（negative control，NC），分为对照+NC组、PCOS+NC组、PCOS+miR-320-3p mimics组。①通过qRT-PCR方法检测三组小鼠M Ⅱ期卵母细胞中miR-320-3p的表达；②三组M Ⅱ期卵母细胞行卵胞质内单精子注射，收集双原核（two pronuclei，2PN）受精卵进行体外培养，于受精后48 h、84 h记录4-细胞期胚胎和囊胚的数量。③三组囊胚分别进行滋养外胚层分子标志物CDX2染色和脱氧核糖核苷酸末端转移酶介导缺口末端标记法细胞凋亡检测，统计各组总细胞数、滋养外胚层（trophectoderm，TE）细胞数、内细胞团（inner cell mass，ICM）细胞数和凋亡细胞数；④通过qRT-PCR方法检测三组4-细胞胚胎中miR-320-3p的靶基因（ Ulk1、 Pbx3、 Kdm5b、 Satb2）及发育相关基因（ Pou5f1、 Myc、 Klf4、 Ago2、 Dppa3、 Wdr5）的表达变化。 结果:①qRT-PCR显示，与对照+NC组相比，PCOS+NC组小鼠卵母细胞中miR-320-3p表达相对下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9）；PCOS+miR-320-3p mimics组中miR-320-3p表达量显著多于PCOS+NC组（ P=0.002）；对照+NC组与PCOS+miR-320-3p mimics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146）。②对照+NC组、PCOS+NC组、PCOS+miR-320-3p mimics组的4-细胞率组间差异均无统计意义（均 P>0.05）；三组囊胚形成率分别是75.89％（85/112）、59.22％（61/103）、72.64％（77/106），与对照+NC组相比，PCOS+NC组囊胚率显著降低（ P=0.009）；与PCOS+NC组相比，PCOS+miR-320-3p mimics组囊胚率显著升高（ P=0.041）。③对照+NC组、PCOS+NC组、PCOS+miR-320-3p mimics组囊胚的总细胞数分别是85.81±9.26、67.29±7.07、82.71±8.40，TE细胞数分别是69.19±7.01、52.38±6.34、65.38±8.30，ICM细胞数分别是17.62±3.60、14.90±2.39、17.29±3.90，凋亡细胞数分别是8.64±2.80、11.73±2.07、9.55±2.81，凋亡率分别是9.64%±2.78%、16.68%±2.81%、11.18%±2.61%。对照+NC组囊胚的总细胞数、TE及ICM细胞数均显著多于PCOS+NC组（ P<0.001、 P<0.001、 P=0.011），凋亡细胞数、凋亡率均显著低于PCOS+NC组（均 P<0.001）；PCOS+miR-320-3p mimics组总细胞数、TE及ICM细胞数也均显著多于PCOS+NC组（ P<0.001、 P<0.001、 P=0.025），凋亡细胞数、凋亡率均显著低于PCOS+NC组（ P=0.007、 P<0.001）。对照+NC组与PCOS+miR-320-3p mimics组组间囊胚的总细胞数、TE及ICM细胞、凋亡细胞数、凋亡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三组TE/ICM的比值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④与对照+NC组相比， Ulk1、 Pbx3、 Myc、 Dppa3在PCOS+NC组4-细胞胚胎中相对表达下调（ P=0.012、 P=0.002、 P<0.001、 P=0.001）， Kdm5b、 Satb2相对表达上调（ P<0.001、 P<0.001）；与PCOS+miR-320-3p mimics组相比， Ulk1、 Pbx3、 Myc、 Dppa3在PCOS+NC组4-细胞胚胎中相对表达下调（ P=0.005、 P=0.001、 P=0.001、 P=0.004）， Kdm5b、 Satb2相对表达上调（ P<0.001、 P=0.001），对照+NC组与PCOS+miR-320-3p mimics组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与对照+NC组相比， Wdr5在PCOS+NC组和PCOS+miR-320-3p mimics组中相对表达均上调（ P=0.001、 P=0.003），PCOS+NC组与PCOS+miR-320-3p mimics组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Pou5f1、 Klf4、 Ago2在三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PCOS小鼠卵母细胞中miR-320-3p低表达影响胚胎植入前的囊胚形成率和囊胚质量，PCOS卵母细胞中补偿miR-320-3p能够改善胚胎发育潜能，提高胚胎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