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概述肺孢子菌是一种专性的细胞外病原体,以滋养体和包囊形式存在.最初被归类为原生动物,直到1988年,通过检测核糖体RNA序列显示其是真菌的一员[1].肺孢子菌只感染哺乳动物,为种属特异性.不同肺孢子菌生物体具有特异性,感染人类的命名为耶氏肺孢子菌(Pneumocystis jirovecii),存在于大鼠的仍称为卡氏肺孢子菌.

随着移植的普及和免疫抑制剂的大量使用等，HIV阴性肺孢子菌肺炎（HIV-negative pneumocystis pneumonia，HIVn-PCP）发生率逐渐增加，且病情进展迅速，易发生严重呼吸衰竭，其病死率较HIV阳性PCP患者更高（高达35%~55%） [1,2,3]，其中需要机械通气者病死率更是高达60%~75% [4,5]。目前关于HIV阳性PCP临床文章相对较多，但针对HIVn-PCP的研究比较少，值得临床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由于PCP的确诊需要在痰、肺泡灌洗液或肺组织等标本中检出肺孢子菌 [6]，这需要六胺银染色或者特异PCR检测等技术，而诱导痰及自行咳出痰的阳性率较低，且目前能常规开展这些检测的医疗机构较少，故临床上PCP确诊存在较大难度。目前发表的研究大都是结合病史、临床特征以及影像学的疑诊PCP病例，而针对PCP尤其是HIVn-PCP确诊病例的研究甚少。为此，本研究拟分析HIVn-PCP确诊患者的临床特征和预后相关因素等，旨在提高临床医师对HIVn-PCP的认识和诊治水平。

目的:评价改性壳聚糖滴眼液在白念珠菌性角膜炎动物模型中的治疗作用及安全性。方法:选取10只健康成年雌性新西兰白兔，以右眼为实验眼，采用角膜接触镜法建立浅层白念珠菌性角膜炎模型。经裂隙灯显微镜及角膜刮片显微镜检查结果初步判定造模成功的新西兰白兔，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模型组和改性壳聚糖点眼组，根据真菌培养结果最终判定造模成功的模型兔，另选5只兔为正常对照组，不做处理。正常对照组和改性壳聚糖点眼组局部给予改性壳聚糖滴眼液点眼，每日6次，1周后改为每日4次，继续用药1周后停药；模型组不给予治疗。用药期间每天裂隙灯显微镜下观察各组角膜病灶及眼表变化，于造模后第1、7、14、21、28天行裂隙灯显微镜照相并进行眼部症状评分，并记录角膜愈合时间。停药后继续观察各组实验眼角膜情况2周。结果:8只模型兔实验眼角膜刮片显微镜检查结果为真菌菌丝和孢子阳性，培养分离的菌株与接种菌株一致，造模成功率为80%(8/10)。造模后第7、14、21天，模型组感染程度评分分别为(14.50±0.58)、(6.25±0.50)和(2.50±0.58)分，明显高于相应时间点改性壳聚糖点眼组的(7.25±1.26)、(2.75±0.50)和(1.25±0.50)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模型组于造模后7 d内，角膜水肿明显加重，中央白色溃疡范围增大，造模后7～28 d角膜溃疡逐渐愈合，平均愈合时间为(24.5±2.6)d，最终遗留角膜瘢痕及新生血管。改性壳聚糖点眼组造模后7 d内角膜浸润明显减轻，造模后14 d角膜刮片镜检及真菌培养结果均为阴性，平均愈合时间为(13.5±1.3)d，明显短于模型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7.47，P<0.01)。造模后28 d改性壳聚糖点眼组实验眼未见角膜炎复发，治愈率为100%。正常对照组局部用药期间未见眼睑结膜充血水肿及角膜损伤表现。结论:改性壳聚糖滴眼液治疗兔眼浅层白念珠菌性角膜炎模型安全、有效，眼表刺激性小。

目的:了解罕见致病菌马克斯克鲁维酵母（乳酒念珠菌）临床感染状况和耐药趋势，为临床诊疗提供经验。方法:对上海长海医院皮肤科真菌实验室于1例泌尿系结石患者中段尿标本中分离出的1株马克斯克鲁维酵母菌株进行形态学及分子生物学鉴定，体外微量稀释药物敏感性（简称药敏）试验，扫描电镜观察在不同药物作用下菌株超微结构的破坏情况。回顾性分析上海长海医院2009—2021年马克斯克鲁维酵母菌感染临床病例资料。结果:分离到的菌株沙氏琼脂培养基上形成光滑、柔软、奶酪样酵母菌落，镜下可见卵圆形至细长形孢子。经菌落形态、质谱分析和测序分析鉴定为马克斯克鲁维酵母，药敏试验显示两性霉素B最低抑菌浓度0.5 μg/ml，氟康唑0.5 μg/ml，伊曲康唑0.03 μg/ml，伏立康唑≤ 0.03 μg/ml，泊沙康唑0.06 μg/ml，氟胞嘧啶0.5 μg/ml，卡泊芬净≤ 0.016 μg/ml，米卡芬净0.06 μg/ml。扫描电镜观察到未经药物处理时该菌为卵圆形至细长形，大小（3.0 ~ 6.5） μm × （5.5 ~ 11.0） μm；在1 μg/ml药物作用24 h后，泊沙康唑较两性霉素B和伏立康唑对该菌的破坏作用更强，细胞膜皱缩凹陷更明显。2009—2021年上海长海医院共收集8例马克斯克鲁维酵母感染患者，男6例，女2例，菌株分离自腹水3株、肺泡灌洗液1株、痰液和中段尿各2株。结论:对于可疑马克斯克鲁维酵母感染，应利用多种方法尽早确定致病菌种，并完善菌株收集和药敏试验，有助于临床针对性治疗。

目的:了解抗病毒治疗（ART）后不同免疫重建水平HIV感染者的基线生化指标及艾滋病直接相关合并症差异。方法:以2010年1月至2017年12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感染门诊随访超过24个月成年初治HIV感染者为研究对象。根据基线CD4 + T淋巴细胞计数<200、200~350和>350个/μl的不同水平分为免疫重建不良组、部分免疫重建组和免疫重建良好组。采用Kruskal-Wallis H和 χ2检验分析不同组的基线社会人口学特征、生化指标及艾滋病直接相关合并症的差异。采用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共纳入研究对象3 900例，免疫重建不良组、部分免疫重建组和免疫重建良好组分别为385例（9.9%）、1 206例（30.9%）和2 309例（59.2%）。免疫重建不良组的基线白细胞、血小板、血红蛋白、TG、TC、FPG、AST、ALT及总胆红素等生化指标与免疫重建良好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免疫重建不良组的基线合并肺结核、耶氏肺孢子菌肺炎、播散性真菌病、食管念珠菌病、肺外结核、皮炎、口腔念珠菌感染、口腔黏膜毛状白斑、持续腹泻≥1个月及持续或间断发热≥1个月等艾滋病直接相关合并症的占比明显高于免疫重建良好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ART后获得不同免疫重建水平的HIV感染者基线生化指标和艾滋病直接相关合并症存在明显差异，需加强基线异常生化指标的监测和合并症的诊治。

目的:评估宏基因组二代测序（mNGS）技术在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中检测病原菌对重症监护病房（ICU）器官移植患者肺部感染的诊断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收集2018年8月至2021年8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46例器官移植后肺炎/疑似肺炎患者的BALF，均进行了同步mNGS和常规微生物综合试验（CMT）检测，并以CMT结果作为参考标准，比较mNGS和CMT在器官移植患者肺部感染中诊断价值的差异，并分析mNGS对于混合感染的诊断价值。结果:①肺炎病原体：在入组的35例患者中共检测出31种病原体，包括细菌（16种）、真菌（9种）、病毒（6种），其中mNGS和CMT共同检测到25种病原体，仅mNGS检测到19种病原体。采用mNGS方法分离出的微生物中，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及肺炎克雷伯菌的检出率较高〔分别为51.4%（18/35）、42.9%（15/35）、31.4%（11/35）〕；白色假丝酵母菌、曲霉属和肺孢子菌属是最常检测出的真菌〔分别为31.4%（11/35）、22.9%（8/35）、22.9%（8/35）〕；有20例患者病毒检测呈阳性，最常检测到的病毒为巨细胞病毒、疱疹病毒和EB病毒〔分别为28.6%（10/35）、20.0%（7/35）、17.1%（6/35）〕。此外mNGS还检测出1例布鲁氏菌。②诊断效能：就细菌检测而言，对纳入研究的35例患者样本进行CMT检测有20例阴性结果，对阴性样本采用mNGS方法检测共产生10例阳性结果；mNGS阳性样品的百分比显著高于CMT阳性样品〔优势比（ OR）＝5.5，95%可信区间（95% CI）为1.2~24.8， P＝0.02〕；mNGS对于诊断细菌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93.3%、50.0%，而阳性预测值（PPV）和阴性预测值（NPV）分别为58.3%、91.1%。就真菌检测而言，两种检测方法阳性样品的百分比无明显差异（ OR＝1.5，95% CI为0.5~4.2， P＝0.60）；mNGS对于诊断真菌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72.2%、64.7%，PPV和NPV分别为68.4%、68.8%；对纳入35例样本进行CMT检测产生17例阴性结果，对检测阴性样本使用mNGS检测共产生6例阳性结果。共20例患者样本采用mNGS检测到病毒阳性。此外，23例患者（占65.7%）被确诊为肺部混合感染。 结论:使用mNGS检测BALF中的病原体提高了危重症器官移植患者肺部感染细菌鉴定的敏感度和特异度，mNGS在检测病毒和识别混合感染方面有明显优势。

目的:分析比较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 ICU)内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感染与非HIV感染免疫抑制肺孢子菌肺炎(pneumocystis pneumonia, PCP)合并急性呼吸衰竭(acute respiratory failure, ARF)患者的临床特点及预后影响因素。方法:收集2018年5月至2020年10月收治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ICU的PCP合并ARF患者的临床资料，分为HIV感染PCP组和非HIV感染免疫抑制PCP组。分析两组患者的一般特点、基础疾病等资料，并比较两组患者的实验室检查、治疗和预后等情况。统计学分析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曼-惠特尼 U检验和 χ2检验，预后危险因素分析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 结果:129例PCP合并ARF患者中，HIV感染者75例，非HIV感染免疫抑制者54例。HIV感染PCP组仅10.7%(8/75)的患者既往接受抗反转录病毒治疗，两组患者均未行PCP预防用药。HIV感染PCP组患者入ICU的急性生理学和慢性健康状况评价(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APACHE)Ⅱ评分为(18.7±6.0)分，高于非HIV感染免疫抑制PCP组的(13.1±4.4)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5.45， P<0.001)；两组患者均存在明显低蛋白血症。HIV感染PCP组96.0%(72/75)的患者CD4 ＋T淋巴细胞计数<200/μL，84.0%(63/75)的患者CD4 ＋T淋巴细胞计数<50/μL；非HIV感染免疫抑制PCP患者中CD4 ＋T淋巴细胞计数<200/μL的占比为57.4%(31/54)。HIV感染PCP组的CD4 ＋/CD8 ＋T淋巴细胞比值为0.05(0.02，0.12)，低于非HIV感染免疫抑制PCP组的0.96(0.64，1.4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9.16， P<0.001)。非HIV感染免疫抑制PCP患者在ICU的时间和住院时间分别为10.0(7.0，14.0) d和18.0(11.8，32.5) d，分别长于HIV感染PCP患者的7.0(4.0，9.0) d和13.0(7.0，23.0) d，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3.58、－2.73，均 P<0.050)；HIV感染PCP组的病死率为57.3%(43/75)，高于非HIV感染免疫抑制PCP组的38.9%(21/5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27， P＝0.039)。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乳酸脱氢酶(lactic dehydrogenase, LDH)、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和APACHEⅡ评分是HIV感染PCP患者不良预后的危险因素[比值比(odds ratio， OR)＝1.006、1.015、1.736，均 P<0.050]，氧合指数、LDH和CD4 ＋T淋巴细胞计数是影响非HIV感染免疫抑制PCP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OR＝0.970、1.008、0.989，均 P<0.050)。 结论:PCP患者合并ARF后病情重，病死率高。LDH、CRP和APACHEⅡ评分为HIV感染PCP患者不良预后的危险因素，而氧合指数、LDH和CD4 ＋T淋巴细胞计数为影响非HIV感染免疫抑制PCP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

目的:研究体内微进化对阿萨希毛孢子菌生物膜相关表型及耐药性的影响。方法:阿萨希毛孢子菌标准株源自荷兰真菌多态性保藏中心，阿萨希毛孢子菌原代株TO（氟康唑敏感）为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皮肤科1例毛孢子菌病的临床分离株，进化株TEVO（氟康唑耐药）在该患者2014年复诊时分离。体外构建上述菌株的生物膜，使用四甲基氮盐（XTT）还原法及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评估生物膜生长动力学并测定生物膜厚度；体外测定氟康唑、伊曲康唑、伏立康唑对不同生长阶段生物膜的最低抑菌浓度（SMIC），评估生物膜的耐药性。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Hartley检验对数据进行方差同质性检验，若方差齐，选用LSD检验进行组间多重比较，若方差不齐，选用Tamhane′ T2检验进行组间多重比较。 结果:在阿萨希毛孢子菌生物膜黏附（0 h）及形成阶段（4 ~ 24 h），进化株TEVO代谢活性最弱（ F黏附 = 35.705， P < 0.001； F形成 = 15.042， P < 0.001）。而黏附后第48小时生物膜成熟，此时生物膜代谢活性最弱的菌株为TO株（ F = 10.985， P < 0.001）。生物膜厚度测量结果显示，成熟阶段TEVO株生物膜厚度[（26.1 ± 1.18）μm]大于TO株[（22.8 ± 1.73）μm， P = 0.001]，但小于标准株[（29.5 ± 1.28）μm， P = 0.001]。药物敏感性实验结果显示，在阿萨希毛孢子菌生物膜黏附及形成阶段，唑类抗真菌药物对TEVO株的SMIC值大于TO株；生物膜成熟阶段，3株菌生物膜的SMIC值均大于1 024 mg/L。 结论:在宿主内环境和抗真菌药物的双重压力下，阿萨希毛孢子菌生物膜相关表型发生了适应性改变，并增强了对唑类抗真菌药物的耐药性。

目的:了解艾滋病合并非结核分枝杆菌(NTM)病的临床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诊断为艾滋病合并NTM病的190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是否为播散性NTM病分为艾滋病合并播散性NTM病组与艾滋病合并非播散性NTM病组。统计学分析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曼-惠特尼 U检验、 χ2检验等。 结果:190例艾滋病合并NTM病患者中，男182例，女8例，年龄为(42±13)岁；首次住院天数为15(6，26) d；患者以合并肺孢子菌肺炎最常见，占12.1%(23/190)；艾滋病合并播散性NTM病87例(45.8%)。患者临床症状以发热[55.8%(106/190)]、咳嗽[50.0%(95/190)]、咳痰[28.9%(55/190)]常见，艾滋病合并播散性NTM病组乏力[31.0%(27/87)比7.8%(8/103)]、纳差[21.8%(19/87)比10.7%(11/103)]比例高于非播散性NTM病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6.99， P<0.001； χ2＝4.42， P＝0.036)；艾滋病合并播散性NTM病组与非播散性NTM病组死亡患者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7.2%(15/87)比12.6%(13/103)， χ2＝0.80， P＝0.371]。NTM菌种以鸟分枝杆菌最常见[67.1%(49/190)]，其次为堪萨斯分枝杆菌[15.1%(11/190)]。播散性NTM病组的血红蛋白[(90.3±23.9) g/L比(110.1±24.2) g/L]、白蛋白[(29.7±5.5) g/L比(34.7±5.6) g/L]、CD4 +T淋巴细胞计数[11(5，30)/μL比52(16，96)/μL]、CD8 +T淋巴细胞计数[(362±320)/μL比(496±352)/μL]低于非播散性NTM病组( t＝－5.63， P<0.001； t＝－6.18， P<0.001； Z＝－5.90， P<0.001； t＝－2.73， P＝0.007)，降钙素原[0.24(0.10，0.77) μg/L比0.10(0.04，0.51) μg/L]高于非播散性NTM病组( Z＝－3.09， P＝0.00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影像学表现以肺斑片、条索影最常见[67.4%(128/190)]。 结论:艾滋病合并NTM病患者以播散性NTM病多见，菌种以鸟分枝杆菌最常见。艾滋病合并播散性NTM病和非播散性NTM病患者的临床表现(乏力、纳差)和实验室检查(血红蛋白、白蛋白、降钙素原、CD4 +T淋巴细胞计数、CD8 +T淋巴细胞计数)存在差异，预后无差异。

目的:探讨肾移植术后肺部感染病原学特点和宏基因组二代测序技术(mNGS)的诊断价值。方法:选取2018年1月至2021年1月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移植科确诊的40例肺部感染受者，并通过常规病原体检测方法和mNGS明确病原体。常规病原体检测方法包括：血培养、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和痰培养及涂片染色、肺部组织病理、抗原检测和PCR等，mNGS则进行BALF检测寻找病原体。通过比较两种检测方法的结果，给予精准抗感染治疗，并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最终36例受者治愈出院，4例死亡。40例肺部感染受者，BALF的mNGS病原体检测呈阳性者37例，阴性3例，其检测敏感性92.5%，其中单一型肺部感染15例，混合型肺部感染22例，包括8例以细菌感染为主，9例病毒感染为主和20例真菌感染为主，耶氏肺孢子菌(20/40，50%)和人巨细胞病毒(10/40，25%)是最为常见的病原体。相比之下，通过常规病原体检测方法阳性者12例，检出率仅为30%，两种检测方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32.92， P<0.05)；对于混合型肺部感染两种检测方法诊断率分别为55%和10%，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18.46， P<0.05)，而单一型肺部感染诊断率分别为30%和20%，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2.99， P>0.05)。 结论:与常规病原体检测方法相比，mNGS在病原体种类和分布、检测时效、敏感性、混合型感染诊断率及受益等方面更具优势，利用mNGS可更加高效寻找肾移植术后肺部感染的病原体，采取精准化治疗，减少费用，提高治愈率，值得广泛推广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