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观察家庭社交行为干预对家族性高风险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婴幼儿社交行为、神经发育轨迹及结局的影响.方法 将在清远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科招募的110名年龄为6个月的家族性高风险ASD婴儿(ASD患儿的年幼同胞)作为研究组,同期在儿童群体保健科招募58名年龄为6个月的家族性低风险ASD婴儿(正常发育儿童的年幼同胞)作为对照.将研究组按随机数表法分为研究组A和研究组B,研究组A采用家庭社交行为干预,研究组B和对照组则采用常规养育方法,持续追踪至24个月,在6月、12月、18月大时研究组和对照组均采用婴儿孤独症观察量表(autism observation scale for infants,AOSI)、盖泽尔发展量表(gesell developmental scale,GDS)分别评估其社交行为及神经发育功能.在24个月大时则采用GDS、儿童孤独症评定量表等工具评估幼儿神经发育和ASD核心症状,同时依据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中相关诊断标准对三组幼儿的发育结局进行判断.结果 组内比较,三组研究对象AOSI总分和GDS各能区得分与评估时间均呈线性关系,不同时间点得分相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比较,AOSI总分和GDS各能区得分,均为对照组优于研究组A,研究组A优于研究组B,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在幼儿2岁时诊断为ASD的比例为1.7％,语言障碍1.7％,ASD高危儿1.7％,语言行为异常共3例(5.2％);研究组A在幼儿2岁时诊断为ASD的比例为5.5％,语言障碍5.5％,ASD高危儿3.6％,语言行为异常共8例(14.5％);研究组B在幼儿2岁时诊断为ASD的比例为16.4％,语言障碍18.2％,ASD高危儿5.5％,语言行为异常共22例(40％).结论 与家族性低风险ASD儿相比,家族性高风险ASD儿在婴幼儿期存在更多的ASD样行为,其神经发育也相对落后;且更容易发展为ASD或存在不同程度的语言行为问题.从婴儿期开始家庭社交行为干预可以有效促进家族性高风险ASD儿的语言-社交行为发展和神经发育,进而减少ASD或语言行为异常的发生.

肠造口是治疗结直肠癌、炎性肠病、肠梗阻、肠外伤等疾病的常见术式[1].由于肿瘤病情与肠造口的特殊性,一半以上的造口患者遇到心理社会问题,如自卑感、病耻感和社交焦虑,出现自我封闭,拒绝社交等社会疏离行为[2,3].社会疏离是指个体因各种原因对社会行为的潜在影响而产生一种自我疏远和疏离的心理和行为表现,包含主观感受(孤独、无助等负性情绪体验)和客观行为(社交回避、社交范围减少等)[4].而逐渐剥夺社会化是一种强大的慢性应激源,不仅会产生心理、精神异常,损害认知功能,出现社会认知缺陷[5],也会影响癌症的复发和长期生存率,增加家庭及社会负担[6].本文对肠造口患者社会疏离感动态变化轨迹、影响因素、预防和干预措施等方面进行综述.

目的:探讨中青年居家腹膜透析患者的症状管理体验。方法:采用描述性现象学研究方法，根据目的抽样法选取13例中青年腹膜透析患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并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整理、提炼主题。结果:共归纳出4个主题，包括症状管理存在的困境（症状管理知识匮乏、症状感知能力不足）、症状管理效果不佳带来的影响（日常生活行为受限、家庭角色减弱、重返职场受阻、社交活动退缩、经济负担加重）、两极化的症状管理应对策略（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多方面的症状管理需求（憧憬新型治疗方式、期盼疾病知识普及、渴望多方面社会支持）。结论:中青年腹膜透析患者居家症状自我管理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和需求较多，提示医护人员需结合中青年腹膜透析患者的特点和心理，实施针对性干预措施，提高其症状管理能力。

目的:探讨丰富环境对早期经历反复操作性疼痛早产儿幼儿期行为发育的影响。方法:横断面研究，纳入2016年10月至2021年3月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高危儿门诊建档并随访至2岁的80例高危早产儿（既往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经历反复疼痛刺激），作为早产儿组；选取同期本院儿童保健科门诊体检的39名足月出生的2岁健康儿童，作为足月儿组。早产儿组根据丰富环境具体实施情况，分为早产儿干预组和早产儿对照组。收集3组儿童出生资料，测量2岁时生长发育指标，Gesell发育量表评估神经心理发育，儿童行为量表评估行为发育情况，收集唾液检测面对新奇事物不同时间点（基线、任务态、结束时）皮质醇水平，通过调查问卷评估家庭环境包括母亲育儿压力等。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最小显著差异法（LSD）检验比较3组儿童体格发育情况、母亲育儿压力、神经心理发育和行为问题；重复方差分析和LSD检验比较3组唾液皮质醇的分泌变化；运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分析儿童神经心理以及行为发育和皮质醇分泌的相关影响因素。结果:早产儿干预组44例，其中男17例，出生胎龄（31.3±2.8）周；早产儿对照组36例，其中男29例，出生胎龄（32.5±2.6）周；足月儿组39名，其中男23名，出生胎龄（39.3±2.1）周。早产儿干预组和早产儿对照组在2岁时的身长、体重和头围均低于足月儿组（均 P<0.05）。早产儿对照组儿童Gesell发育量表评估大动作、精细动作、适应性、语言和个人社交的发育商均低于足月儿组（91±7比97±6，88±9比94±6，89±8比99±8，84±10比100±15，89±7比95±6，均 P<0.01）；早产儿干预组在大动作、精细动作、适应性和语言方面发育商均高于早产儿对照组（均 P<0.05），与足月儿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早产儿对照组的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经历针刺性操作次数与2岁时适应性发育商呈负相关（ r=-0.48， P<0.05）。早产儿对照组儿童社交退缩、抑郁、躯体不适、攻击行为及破坏性行为得分均高于足月儿组和早产儿干预组（ F=8.07、5.67、7.72、7.90、7.06，均 P<0.05）；早产儿干预组与足月儿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早产儿对照组的行为问题（社交退缩、抑郁）均与母亲育儿压力呈正相关（ r=0.66、0.50 ，均 P<0.05）。在面对视觉新奇事物时，早产儿对照组唾液皮质醇随任务时间变化分泌水平持续高于足月儿组（ P=0.006），与早产儿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经历的致痛性操作次数以及针刺性疼痛次数均呈负相关（ r=-0.83、-0.80，均 P<0.01）。早产儿干预组皮质醇随时间变化趋势与足月儿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772）。 结论:丰富环境干预可改善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经历反复操作性疼痛的早产儿2岁时神经心理发育，纠正不良行为问题，下调任务态时皮质醇的高分泌水平。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变革,儿童心理创伤问题日益受到广泛关注.心理创伤不仅影响儿童的心理健康,还可能对其成长、学习和社交能力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对常见儿童心理创伤及其预防与疗愈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儿童心理创伤的发生率不断上升,这与社会变革、家庭结构变化、家庭暴力、校园欺凌、网络暴力等多种因素有关.心理创伤可能导致儿童出现焦虑、抑郁、自卑、愤怒、学业困难、行为问题等,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和未来发展.常见儿童心理创伤及预防与疗愈研究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我们期待通过深入研究,为儿童心理健康的维护和干预提供有力支持,为儿童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负面评价恐惧在大学生中普遍存在,是社交焦虑的重要来源之一.若大学生长期处于高负面评价恐惧状态易引发抑郁、自杀意念、饮食障碍、酗酒等心理和行为问题,对其身心健康产生严重而深远的影响.本文对大学生负面评价恐惧的测量方法、相关影响因素和干预对策等方面的进展进行整理和分析,旨在帮助大学生正视负面评价,同时引起家长、教育工作者对大学生负面评价恐惧的重视,为探索个体、家庭及社会等多层面的干预模式提供理论依据.

目的 系统综述数字赋能技术(DET)促进智力与发展性残疾(IDD)儿童身体活动和健康的效益.方法 从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PsycINFO和中国知网中,检索2014 年至2023 年DET 在IDD儿童身体活动中的应用相关文献,对文献进行质量评价,对高质量随机对照研究(RCT)进行系统综述.结果 最终纳入8 项RCT,来自中国、美国、意大利、韩国4 个国家,涉及376 例儿童,主要来源于智力残疾应用、发展性残疾研究、临床医学等领域期刊.发表时间主要集中在2018 年至2023 年.研究对象年龄7～18岁,涵盖智力残疾(包括唐氏综合征)、孤独症和其他发展性残疾.采用的技术包括可穿戴技术、移动健康指导和监测的云计算技术、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以及动感游戏技术,设备包括主动视频游戏、Fitbit 智能设备、Wii Fit 平衡游戏、Stepmania 节奏视频游戏、Xbox Kinect 系统、VZFit 传感器和CoTras 认知康复电脑游戏等,虚拟身体活动包括拳击、田径、保龄球、乒乓球、沙滩排球、足球、棒球、滑雪、网球、高尔夫、飞镖、美式足球、射击、跳跃、慢跑和跳绳等.干预频率为每次20～45 min,每周1～5 次,持续4～12 周;在家庭、特殊教育学校和康复机构中进行.健康效益主要体现在提高身体活动水平、改善身体功能,以及提高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结论 将DET应用到身体活动领域,能提高IDD儿童在虚拟环境下、学校、社区以及康复机构中的身体活动参与水平,改善上下肢活动功能、粗大运动功能和肌肉力量,提高静态平衡功能、运动协调和感觉运动功能,减少久坐行为发生,提升认知、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和社交能力.

目的 系统综述有关音乐干预对智力与发展性残疾(IDD)儿童青少年功能、健康和发展的积极影响的系统综述中的相关证据.方法 检索PubMed、EBSCO、PsycINFO、Embase、Web of Science和中国知网2014年1月至2024年3月公开发表的有关IDD儿童青少年音乐干预(包括治疗和音乐教育)的功能、健康和发展效益的高质量的系统综述,并分析其证据.结果 最终纳入8篇英文系统综述,涉及5 308例IDD儿童青少年,来自中国、法国、西班牙、加拿大、美国、英国6个国家.纳入文献主要来源于音乐治疗、儿童青少年精神病学、教育心理学、智力残疾、孤独症谱系障碍(ASD)、健康心理学等领域期刊,发表时间主要集中在2018年至2023年.音乐治疗干预类型主要有音乐教育干预、即兴音乐疗法(创作和表现)、互动音乐疗法(音乐与运动)、混合音乐疗法(包括唱歌,跳舞和戏剧)、听觉运动映射训练、家庭音乐疗法以及基于旋律的交流疗法;包括基础乐理学习、音乐手势和语言训练、音乐欣赏、即兴演奏、音乐合奏、音乐合作游戏等,每次10～90 min,每周1～5次,持续1～32周.在认知发展方面,音乐教育干预有益于IDD儿童青少年注意力的改善.在心理语言技能方面,音乐治疗能够显著改善ASD儿童青少年的发音能力和言语能力,尤其是语音记忆、单词和句子理解能力,提升IDD儿童青少年的语言与沟通技能,并增强口头表达能力.音乐也有助于改善行为障碍,包括提升身体协调能力、减少重复行为、控制多动行为等.在音乐教育成绩方面,接受音乐疗法能提高IDD儿童青少年对歌曲节奏和旋律的熟悉度、音素的辨别能力,掌握歌曲和歌词,增强音乐节奏感知能力.音乐治疗还能促进社会和情感发展,改善亲社会行为和社交技能,有助于减轻焦虑,增强情绪控制能力,提高社交能力和自尊心,增加积极情绪,并加强与同伴和老师的交流合作.结论 音乐干预对IDD儿童青少年的功能、健康和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体现在认知发展、心理语言技能、动作技能、音乐教育成绩以及儿童青少年的社会和情感发展等方面.

目的:探讨家庭赋权干预对反复呼吸道感染患儿依从性和照顾者心理负担的影响.方法:选取2021年3月-2022年3月某院收治的120例反复呼吸道感染患儿为研究对象,按照入院先后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60例;对照组采取常规干预,观察组采取家庭赋权干预联合常规干预;对比两组患儿干预前后依从性和肺功能[最大峰流速值(PEF)和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患儿家属干预前后心理负担[家庭负担会谈量表(FBS)]、心理状态[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和生活质量[健康调查简表(SF-36)].结果:干预后,两组行为配合、活动量、睡眠、饮食得分均升高(P＜0.05),且观察组均高于对照组(t=3.233,3.558,2.685,3.418;P＜0.05);干预后,两组PEF、FEV1均升高(P＜0.05),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t=2.383,4.289;P＜0.05);干预后,两组家庭关系、日常活动、娱乐活动、经济负担、成员心理健康和成员躯体健康得分均降低(P＜0.05),且观察组均低于对照组(t=-15.553,-11.972,-6.930,-10.163,-7.509,-8.799;P＜0.05);干预后,两组 SAS、SDS 评分均下降(P＜0.05),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t=-7.045,-10.080;P＜0.05);干预后,两组社交功能、角色功能、情感功能和躯体症状及量表总分均升高(P＜0.05),且观察组均高于对照组(t=7.740,6.789,5.902,7.117,12.427;P＜0.05).结论:对反复呼吸道感染患儿给予家庭赋权干预效果显著,可提高患儿治疗依从性和肺功能,缓解患儿家属心理负担和焦虑、抑郁情绪,提高患儿生活质量.

目的 识别我国老年人的社会网络类型,分析其人群分布特征,探讨不同社会网络类型与健康行为之间的关联,为开展个性化的健康干预策略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利用潜在类别分析识别老年人的社会网络类型,应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和Apriori算法分析不同社会网络类型与健康相关行为的关联.结果 纳入6 184名老年人,我国老年人的社会网络类型分为家庭型(45.97％),夫妻型(41.91％)和寡居型(12.12％).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模型显示:年龄较大(OR=1.141,95％CI:1.132～1.149)、女性(OR=4.472,95％CI:3.846～5.201)、少数民族(OR=1.454,95％CI:1.037～2.040)和睡眠充足(OR=1.158,95％CI:1.010～1.328)的老年人具有家庭型社会网络的概率更大;年龄较大(OR=1.120,95％CI:1.109～1.131)、女性(OR=4.913,95％CI:4.007～6.026)和睡眠充足(OR=1.247,95％CI:1.039～1.498)的老年人具有寡居型社会网络的概率更大.关联规则中的强关联规则为:饮酒、吸烟、不锻炼老年人的社会网络多为夫妻型.结论 我国老年人群体中夫妻型更易存在不健康行为,其社交网络范围较小,社会支持单一,因此可通过丰富社会网络、增强社会支持、开展代际干预等措施改善老年人的健康行为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