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对再生障碍性贫血(AA)进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后，合并自身免疫性脑炎(AE)患者的临床特征、诊断、治疗及预后，并进行相关文献复习。方法:选择2020年12月28日第九四〇医院血液科收治的1例因AA接受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haplo-HSCT)后发生AE患者(患者1)为研究对象。患者1为男性、30岁。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对其病史、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影像学检查结果与诊疗结果等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对患者1的随访，截至2023年9月30日。以"造血干细胞移植""脑炎""脑膜炎""自身免疫性脑炎""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encephalitis""meningitis""autoimmune encephalitis"为中、英文关键词，在万方数据服务知识平台、中国知网数据库及PubMed数据库中，检索血液病患者接受allo-HSCT后发生AE的相关研究文献。文献检索时间设定为以上数据库建立至2023年12月。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2013年修订的《世界医学会赫尔辛基宣言》的要求，并且与受试者签署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结果:患者1因"allo-HSCT后42 ＋个月，肌无力1 ＋个月"于2020年12月28日第九四〇医院血液科入院治疗。①患者1入院实验室检查结果如下。脑脊液压力为350 mmH 2O(1 mmH 2O＝9.81 Pa)；脑脊液生化检查：Cl －浓度为129.4 mmol/L，葡萄糖水平为2.85 mmol/L，蛋白定量为879.0 mg/L；脑脊液常规检查：白细胞计数(WBC)为15×10 6/L，蛋白定性呈阳性；外周血感染相关检测：降钙素原(PCT)水平为0.047 ng/mL，白细胞介素(IL)-6水平为2.0 pg/mL；外周血血培养、血清及脑脊液病毒系列检查、脑脊液墨汁染色、脑脊液细菌及真菌培养结果均呈阴性；脑脊液及血清AE相关抗体均呈阴性。②患者1影像学检查结果如下。头颅MRI检查结果提示，双侧大脑半球、中脑、小脑中脚见大致呈对称分布的片状稍长T2信号影，弥散加权成像(DWI)提示双侧大脑半球、中脑、小脑中脚高信号。③临床诊断：患者1于2021年1月14日被确诊为自身抗体呈阴性AE。④治疗及转归：对患者1采取镇静、输注大剂量甲泼尼龙、静注人免疫球蛋白(IVIG)、抗癫痫、脱水降颅压、抗感染及呼吸机辅助呼吸等治疗后，体温逐渐正常，可脱离呼吸机自主呼吸，提示治疗有效。3月3日，患者1出院时可在家属搀扶下行走，四肢肌张力、腱反射正常，一般情况好转，病情稳定。⑤随访及预后：患者1于随访期内规律复诊，9月30日复诊结果显示，AE后遗症症状明显，表现为反应迟钝、记忆力减退、精神行为异常等。⑥按照本研究设定的文献检索策略，检索到3篇关于allo-HSCT后发生AE的相关研究文献，共计4例患者(患者2～4)，包括患者1在内的5例allo-HSCT后合并AE患者被纳入以下研究。这5例患者allo-HSCT后，均出现中枢神经系统(CNS)症状，经头颅MRI、脑脊液AE相关抗体检测，最后均被诊断AE。对其均采取糖皮质激素、CD20单克隆抗体、IVIG等治疗后，其CNS症状均有所改善。 结论:血液肿瘤患者在接受allo-HSCT后免疫重建过程中，若出现CNS症状，需尽早完善头颅MRI、脑脊液抗体检测排查AE可能。一旦患者被诊断为allo-HSCT后合并AE，应立即采取糖皮质激素联合IVIG等治疗，以挽救其生命。

目的:分析广州市3起本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的流行特征，为优化疫情防控策略和措施提供参考依据。方法:资料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传染病报告信息管理系统截至2021年6月18日广州市COVID-19本地病例数据，采用Excel 2019和SPSS 22.0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统计学分析。结果:3起本地COVID-19疫情累计报告病例726例，其中我国湖北省关联疫情366例，病例以女性（51.6%，189/366）、18~65岁（81.4%，298/366）、职业以家务/待业（32.2%，118/366）和离/退休人员（20.2%，74/366）为主，首发症状以发热（71.6%，250/349）和咳嗽（60.7%，212/349）为主；非洲国家及地区（非洲）入境关联疫情207例，以男性（69.6%，144/207）、18~40岁（72.9%，151/207）和商业服务职业（62.3%，129/207）为主，首发症状以无明显不适（55.6%，15/27）和咳嗽（37.0%，10/27）为主；Delta变异株关联疫情153例，以女性（58.8%，90/153）、≥41岁（64.7%，99/153）和离/退休人员（32.0%，49/153）为主，首发症状以咳嗽（32.9%，48/146）和无明显不适（28.1%，41/146）为主。我国湖北省关联疫情、非洲入境关联疫情和Delta变异株关联疫情的家庭续发率分别为11.2%、5.7%和11.5%；潜伏期 M（ P 25， P 75）分别为6.5（4.0，10.8）d、4.0（2.5，6.0）d和4.0（3.0，5.0）d；代间距 M（ P 25， P 75）分别为4.0（3.0，8.0）d、4.0（2.5，6.0）d和3.0（2.0，5.0）d。3起本地COVID-19疫情在性别、年龄、职业、首发症状、家庭续发率和潜伏期等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病例发现途径中，我国湖北省关联疫情主要是自主就医（44.3%，162/366），非洲入境关联疫情和Delta变异株关联疫情主要是社区主动排查［58.5%（121/207）和27.5%（42/153）］和密切接触者管理［33.3%（69/207）和67.3%（103/153）］。 结论:广州市3起COVID-19本地疫情因感染来源、变异株类型和防控策略的不同导致流行特征在社会人口学特征、临床、传播特征及病例发现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提示在疫情常态化防控阶段，应不断完善重点人群和常见症状监测、强化聚集性疫情排查等措施，严防疫情反弹。

脓毒症是目前医学界面临的重大难题与挑战，随着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进步，各个领域对脓毒症的研究探索越来越深入。尽管多年来国际上对脓毒症采取积极的"拯救"措施，但是脓毒症的发病率和病死率仍然居高不下。根据目前国际指南对脓毒症定义的更新，脓毒症被定义为感染引起的宿主反应失调，进而导致循环功能障碍及器官功能损害。感染是引发脓毒症的最初源头，而从感染发展到脓毒症是一个复杂的病理生理过程，其中包括病原体的侵入、细胞因子的释放、毛细血管渗漏和微循环功能障碍等，最终导致器官代谢紊乱和功能衰竭。在目前国际采用的Sepsis-3指南推荐中，以感染+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2分为脓毒症诊断标准，应对脓毒症的策略更多侧重在器官功能的"拯救"治疗上。经过近20年的努力，"拯救脓毒症运动"并未得到令人满意的效果。急诊医学作为急危重症的前沿学科，能够最早收治急性感染患者。如果能够在感染早期从人群特点、感染病原体和部位、病情严重程度等方面来预测脓毒症发生的可能性，通过细胞因子检测及时发现"炎症风暴"，利用有效的临床评分系统对患者进行评估，对脓毒症高危患者采取更为积极有效的治疗手段以防止和阻断感染向脓毒症发展的进程，将有可能大大降低急性感染患者的脓毒症发病率和病死率。基于此，中国急诊医学专家提出"预防与阻断"脓毒症的概念，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中国预防脓毒症行动"（PSCC），提出在"脓毒症前期"及"围脓毒症期"开展针对性的诊断、检查和处理，实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降低脓毒症的发病率和病死率"的"三早两降"，为急性重症感染患者的诊治提出一个新的思路。本共识由急诊医学领域的4个学（协）会及5个相关杂志出版机构共同倡导、探讨、撰写，由来自急诊医学、重症医学、感染病学、药学及检验医学等专业学科的40余名专家多次讨论形成。共识内容包括急性感染患者的确定识别、抗感染治疗、脓毒症高危患者的排查筛查、"炎症风暴"的发现和应对、血管内皮细胞的保护和凝血功能的调控、液体支持方案及器官功能保护策略等，不仅总结归纳了临床常用的西医诊断治疗措施，也将祖国医学在脓毒症防治中的优势融入共识，期望能为临床医生提供一个全面的诊疗参考，为减少感染患者发展为脓毒症提供可靠的诊疗依据。

选取截至2020年2月24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中上报的所有陕西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为研究对象，共245例，将其分为输入型（116例，47.3%）和本地型（129例，52.7%）病例，分析其基本特征、时间分布、传播方式、代际间隔及潜伏期传播等。本地型病例的年龄（51.74±15.67）岁，以及女性（69例，53.5%）、家务待业及离退人员（40例，31.0%）、发病时隔离患者（50例，38.8%）比例均高于输入型病例［分别为（40.66±15.41）岁、（45例，38.8%）、（21例，18.1%）、（17例，14.6%）］（ P值均<0.05）；密切接触者感染率0.8%（31/3 666）低于输入型病例2.0%（69/3 435）（ P<0.001）；本地型病例感染的主要来源为亲属（70例，54.3%），感染的主要方式为生活和聚会/聚餐（90例，69.8%）；潜伏期传播所占比例为15.5%（20例），二代病例与传染源接触至发病的间隔天数约为4 d，代际间隔天数约为6 d。综上，陕西省本地型病例感染的主要途径为与传染源共同生活和聚会/聚餐，目前存在一定比例的潜伏期传播病例，建议密切接触者的排查应从病例发病前4 d或更早时间开始。

完备的医院安保系统对于保障医务人员、患者及其家属的生命与财产安全至关重要，而安保部门合理的人力资源配置是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某三级甲等医院于2019年起基于医院的实际需求对安保人员的配置管理进行了探索实践。首先明确医院安保岗位类别设置并依据规模指标、风险指标以及人流量指标确定一线安保岗位的配置需求，借鉴管理幅度理论将一线安保岗与其对应的基层管理者的配置系数设定为7∶1,另设定各管理岗需配置中层管理者1人；然后根据工作量测算各岗位应配备的安保人力资源数量。经测算，门卫岗、公共区域巡逻岗、安防及消防监控岗、处置突发事件应急分队岗4个一线安保岗位需配备的人员数分别为37、46、26和26人，其对应的管理岗保卫部办公室、治安管理组、消防管理组、秩序管理组分别需要配备管理人员7、8、5和5人，合计160人。某院据此进行安保人力资源配置优化，总人数由150人增加至160人，其中门卫岗减少17人，处置突发事件应急分队岗则增加22人。优化后有效提升了安保部门处置医疗纠纷和突发应急状况，以及排查消防隐患的能力，可为医院安保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参考。

目的:分析新型冠状病毒（新冠病毒）B.1.617.2（Delta）变异株引起的广州市荔湾区本土疫情流行特征，为Delta变异株疫情防控工作提供参考依据。方法:资料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传染病报告信息管理系统和广州市荔湾区CDC，收集2021年5月21日至6月18日广州市荔湾区新冠病毒感染者（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相关信息。采用频数（构成比）、直方图、百分比堆积面积图等对本次Delta变异株疫情的流行病学特征进行描述，并应用潜伏期、动态再生系数（ R t）估计进行分析。 结果:截至6月18日广州市荔湾区累计报告新冠病毒感染者127例，年龄范围2~85岁，<18、18~59和≥60岁年龄组分别占18.9%（24/127）、43.3%（55/127）和37.8%（48/127）。男女性别比为1∶1.35（54∶73）；职业以离退休人员32.3%（41/127）、家务及待业18.1%（23/127）和学生16.5%（21/127）为主；主要集中在荔湾区的白鹤洞街道（70.1%，89/127）与中南街道（23.6%，30/127）；Delta变异株的中位潜伏期6（范围：1~15）d；临床分型以普通型（64.6%，82/127）为主；基本再生系数（ R0）=5.1， R t先上升后下降，最高达7.3；传播方式以密闭空间为主，具有明显的家庭聚集性，主要传播场所为家庭（26.8%，34/127）、餐馆（29.1%，37/127）、小区（3.9%，5/127）和市场（3.1%，4/127）。密切接触者筛查（66.1%）和社区排查（33.1%）是发现感染者的主要途径。 结论:本次疫情新冠病毒Delta变异株的传染性较强，广州市荔湾区本土疫情具有明显的家庭聚集性，新冠病毒感染者以18~59和≥60岁年龄组为主。

Y-STR是最常用的男性家系调查遗传标记之一，其突变机制多以经典的逐步突变理论来考量。然而，逐步突变并不能完全解释多步突变、扩增条带数量增减及基因型缺失等现象。非逐步突变的机制如非等位同源重组和基因转换，前者介导DNA复制、缺失产生多带分型及基因型缺失，后者介导二拷贝基因由"杂合子"分型突变为"纯合子"分型。此类突变机制产生的特殊分型可在法庭科学DNA数据库中核心、优选基因座中观察到，并且父子对中稳定遗传、存在一定地域分布差异。经非逐步突变机制产生的特殊分型在男性家系调查中可用于标记、细分大家系，在家系排查设置容差步长、突变率调查时应考虑非逐步突变机制造成特殊分型、多步突变的影响。本文综述非逐步突变机制及其所致特殊分型、多步突变，为其更好应用于男性家系调查提供初步理论基础。

随着国家卫健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措施的改变，我国疫情形势及防控政策也进入新阶段。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新阶段，创伤骨科患者围术期诊疗策略如定点隔离、核酸排查等措施也随之做出调整。基于国内医院骨科一线抗疫工作人员在疫情防控新阶段开展围术期的工作经验，并结合国内外现行抗疫政策下创伤骨科患者围术期治疗的文献及相关循证医学证据，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及中华医学会创伤学分会组织相关专家，制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新形势下创伤骨科患者围术期临床诊疗指南（2023版）》，从创伤骨科患者的术前诊疗、感染防护、紧急手术和术后管理等方面提出16条推荐意见，以期系统规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新阶段创伤骨科围术期的临床路径与诊治流程，为各级医院在现行疫情政策下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指导与参考。

目的:分析山东省菏泽市曹县一起皮肤炭疽疫情的暴发原因与流行病学特征，为炭疽防控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方法，使用《炭疽流行病学个案调查表》，根据全民健保系统报告的炭疽疑似病例流行病学接触史及密切接触者进行个案调查（ n = 83）。采集病例皮肤焦痂涂抹物、病牛组织、屠宰场地土壤样本及屠宰器具涂抹物，分别进行Real-time PCR检测、病原菌分离培养。炭疽判定标准参照《炭疽诊断》（WS 283-2020）进行。 结果:本次疫情共发现皮肤炭疽病例13例，其中临床诊断病例12例，确诊1例（Real-time PCR检测阳性且分离出1株炭疽芽孢杆菌）。经流行病学调查确定，本次疫情传染源为病牛，传播途径为屠宰病牛、接触被污染的用具及相关牛产品，患者主要是从事牛屠宰或牛产品收售相关职业。实验室共收集样本84份，其中皮肤焦痂涂抹物13份、环境样本64份、牛肉样本7份。PCR检测结果阳性36份，阳性率为42.86%（36/84）。其中皮肤焦痂涂抹物标本阳性率为100.00%（13/13），环境样本阳性率为29.69%（19/64），牛肉样本阳性率为4/7。共分离到8株炭疽芽孢杆菌，其中环境标本6株、疑似病例1株、牛肉1株，总检出率为9.52%（8/84）。排查密接者83人，对涉疫的13个家庭用含氯消毒剂（5 000 mg/L）进行喷洒消毒（200 ml/m 2），累计消毒涉疫家庭40户次，消毒面积约10 765 m 2，焚烧处理疑似污染衣物45件，对152件厨具进行了浸泡处理。 结论:屠宰染疫牛、接触被污染的用具及相关产品为本次皮肤炭疽暴发的主要原因。加强市场监管，深化畜间防疫，开展炭疽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增强从业人员的防病意识是预防炭疽发生的关键。

目的:深入研究急性职业中毒事故的发生原因，为事故的事前预防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方法:于2022年9月至2023年5月，查找文献并收集2013至2022年发生的232例急性职业中毒事故案例，结合专家评分确定事故致因节点。采用解释结构模型（ISM）构建致因节点之间的关联性模型，获得因素之间的层级关系，结合贝叶斯网络（BN）研究各致因节点对急性职业中毒事故发生的影响。通过Netica 5.18软件分析各致因节点之间的关系和影响，建立急性职业中毒事故的事前预防模型，识别关键致因因素。结果:纳入重大、较大、一般急性职业中毒事故分别为23、203、6例，其中，窒息性气体、刺激性气体和混合性气体分别为179、29、24例。急性职业中毒事故的ISM将致因因素划分为一个7层3阶的多层递阶结构模型，其中操作情况、防护措施、通风设备、隐患排查、应急管理、违章操作、设备设施和盲目施救情况是导致事故发生与扩大的直接影响因素；警示装置、检测情况、安全教育情况、安全操作规程、生产工艺技术是间接影响因素；安全生产责任制度、企业监督管理及政府部门监管情况为深层根源影响因素。BN推理可见，急性职业中毒事故的最大概率致因链为安全生产责任制度→企业监督管理→安全教育培训→防护措施→事故发生。导致急性职业中毒事故发生的关键因素为防护措施不到位、设备设施故障、操作失误、通风设备未正常使用和应急管理不当。结论:在对急性职业中毒事故的预防中，要从正确使用防护措施、作业前检测设备设施、按规程进行作业操作、确保通风设备正常使用、强化应急管理等方面入手，从而降低急性职业中毒事故的发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