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1女，63岁，全身皮疹2个月伴瘙痒，表现为红斑基础上水疱大疱。2年前因直肠肛管恶性黑素瘤行肠周淋巴结清扫术，静脉注射特瑞普利单抗预防性治疗1年，停药后2周出现全身皮疹。上肢红斑处皮损直接免疫荧光示，IgG沿基底膜带沉积；血清盐裂间接免疫荧光，IgG沿表皮侧线状沉积。血清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示，BP180 > 200 U/ml。诊断：大疱性类天疱疮，PD-1抑制剂引起？予口服米诺环素200 mg/d，醋酸泼尼松龙20 mg/d，配合全身外用卤米松乳膏，半个月后水疱结痂，红斑变暗。例2女，全身水疱伴痒3月余，皮疹表现为浮肿性红斑基础上紧张性水疱、大疱、血疱，伴结痂。患者有3年阴道恶性黑素瘤史，为阴道黑素瘤术后Ⅳ期，局部复发，右髂血管淋巴结转移。静脉注射特瑞普利单抗治疗2年后出现全身皮疹。红斑处直接免疫荧光，IgG弱阳性，沿基底膜带线状沉积；血清盐裂间接免疫荧光，IgG沿表皮侧线状沉积。血清BP180 > 200 U/ml。诊断：大疱性类天疱疮，PD-1抑制剂引起？予口服多西环素200 mg/d、醋酸泼尼松龙40 mg/d，2周后水疱完全结痂，红斑变暗。

患者女，58岁，因"上腹部疼痛3个月余伴消瘦"就诊。胃镜提示胃多发病变，淋巴瘤可能。病理：考虑为小B细胞性淋巴瘤，倾向黏膜相关淋巴组织(mucosa－associated lymphoid tissue, MALT)结外边缘区淋巴瘤。免疫组织化学分析(图1)：细胞角蛋白(cytokeratin, CK；－)，CD20(+)，CD19(+)，CD3(－)，细胞增殖核抗原Ki－67(约30%+)，B淋巴细胞瘤－6(B－cell lymphoma－6, Bcl－6；－)，细胞周期蛋白－D1(Cyclin－D1；－)，SOX11(－)，CD5(－)，CD10(少量+)，CD23(部分+)，Kappa(+)，Lambda(少数+)。碳13呼气试验阴性。为明确淋巴瘤分期行PET/CT(美国GE公司Discovery STE型)显像。 18F－FDG(本科室自行制备，放化纯>95%)PET/CT结果(图2A~2C)示胃体上段后壁及胃窦前壁多发局部增厚区，大小分别约1.9 cm×1.2 cm×2.3 cm、4.3 cm×0.8 cm×3.2 cm，黏膜面不规整，FDG摄取不同程度增高，SUV max分别为5.3和4.0，延迟显像SUV max为5.1和4.1。胃窦旁大网膜数枚结节影，最大径约1.0 cm，FDG摄取轻度增高，SUV max为2.1，延迟显像SUV max为2.0(图2D)。全身其余各部位未见明显肿大淋巴结影，骨髓摄取未见异常。患者知情同意后入组 18F－AlF－1，4，7－三氮杂环壬烷－1，4，7－三乙酸(1，4，7－triazacyclononane－1，4，7－triacetrcacid, NOTA)－成纤维细胞激活蛋白抑制剂(fibroblast activation protein inhibitor, FAPI)－46(简称 18F－FAPI)(本科室自行制备，放化纯>95%，前体NOTA－FAPI－46由南昌探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PET/CT显像临床试验，结果(图3A~3C)示胃壁多发增厚区FAPI摄取轻度增高，SUV max为2.3，延迟显像SUV max为2.1。胃窦旁大网膜结节FAPI摄取未见异常(图3D)。

Ⅲ期NSCLC的治疗充满了挑战，其最佳治疗策略目前尚无定论。新的治疗药物和治疗手段的出现也在不断改写Ⅲ期可切除/潜在可切除NSCLC的定义。可切除N2－Ⅲ期NSCLC淋巴结通常为散在且边缘清晰，与周围结构无粘连。新辅助治疗联合手术相比于根治性放化疗可降低局部复发率。对于N3－Ⅲ期NSCLC，目前指南不推荐手术治疗。但对于局限性N3，并对化疗有持续的反应，通过谨慎筛选，手术治疗也可一试。免疫治疗在局部晚期肺癌患者中的应用已有较多前瞻性临床试验证实了其疗效。新辅助免疫治疗可显著提高主要病理缓解率和病理完全缓解率，使潜在可切除的Ⅲ期NSCLC降期后获得手术机会，并改善远期预后。新辅助免疫治疗后的疗效评估，病理活检较CT检查更可靠。总的来说，多模式新辅助治疗取得的卓越进展将带给潜在可切除Ⅲ期NSCLC患者更多的手术机会及更好的远期预后。

患者男，61岁，因"腹胀、腹泻伴右下腹疼痛1个月"于2017年5月8日就诊。既往体健，吸烟史10年(平均20支/d)，饮酒史8年(平均100 ml/d)，一妹妹有乳腺癌病史。初诊时腹部CT示，回盲部占位性病变，肠系膜淋巴结肿大。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7.29 ng/ml。5月21日行剖腹探查+右半结肠切除+腹腔淋巴结清扫+末段回肠横结肠吻合术。术后病理诊断：(结肠)黏液腺癌，部分呈印戒细胞癌，侵及肠壁全层。免疫组化染色：癌细胞错配修复蛋白同源物1(mutL protein homolog 1, MLH1)、减数分裂后分离增强蛋白2弱阳性，错配修复蛋白同源物2(mutS protein homolog 2, MSH2)、错配修复蛋白同源物6阴性，Ki－67指数约为70%，肠周淋巴结可见转移癌(5/17)。术后病理分期为T3N2aM0 ⅢB期。术后3个月复查肿瘤标志物CEA，在正常范围。6—12月接受奥沙利铂+卡培他滨方案辅助化疗8个周期。末次化疗后3个月(2018年3月6日)常规复查腹部增强CT，见腹主动脉旁增大淋巴结，转移不除外。进一步行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 PET－CT)检查，示腹腔多发增大淋巴结，代谢异常增高，考虑转移(图1)。患者当时无特殊不适症状，未接受进一步治疗。2018年6月患者开始出现腰腹部疼痛并逐渐加重，伴体重减轻，口服阿片类止痛药物症状缓解。8月21日行腹部增强CT检查，示吻合口周围肠管扩张，腔内积液，并可见气液平面，考虑肠梗阻；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较前明显增大，局部呈肿块样改变，与邻近降主动脉及脊柱分界不清(图2)。对手术标本进行基因检测，结果提示为微卫星高度不稳定(high frequency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MSI－H)，肿瘤突变负荷为36.67个/Mb，检测到MLH1 K196fs、MSH2 Y757X基因突变，未检测到Kirsten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神经母细胞瘤RAS病毒癌基因同源物、鼠类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B基因突变。遗传性肿瘤变异基因检测未见致病性胚系突变。患者入组了恩沃利单抗纳米抗体Ⅰb期临床试验，于9月3日开始接受恩沃利单抗治疗，180 mg(2.5 mg/kg体重)，皮下注射，每周1次。11月21日(治疗后3个月)首次疗效评价达部分缓解(partial remission, PR)。之后恩沃利单抗维持治疗2年，末次用药日期为2020年10月12日，后停药观察，维持PR，截至影像学末次疗效评价日期(2022年7月20日)依然未见复发(图2)，期间未出现明显的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

患者男，60岁，因“乏力、发热半月余”于2021年6月17日入院。患者半个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乏力并进行性加重，伴活动后气促。于当地医院查血常规示白细胞计数1.5×10 9/L、血红蛋白88 g/L、血小板计数26×10 9/L，骨髓穿刺检查，结果为急性髓系白血病M5b型，于天津市人民医院血液科进一步治疗。查体：轻度贫血貌，全身皮肤黏膜未见黄染、出血点、瘀斑，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口唇苍白；胸骨无压痛；心、肺、腹查体未见异常；外痔脱出，肛周红肿；双下肢无水肿。血常规检查：白细胞计数0.41×10 9/L、血红蛋白60 g/L、血小板计数43×10 9/L。排除化疗相关禁忌，2021年6月18日—2021年7月1日行阿扎胞苷联合维奈克拉方案联合化疗。化疗结束第4天患者出现发热（最高达39.2 ℃），伴右小腿疼痛，触之局部皮温升高，压痛明显。经验性使用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替加环素、泊沙康唑联合抗感染治疗。复查血常规：白细胞计数0.11×10 9/L、中性粒细胞计数0.04×10 9/L、血红蛋白64 g/L、血小板计数24×10 9/L。右下肢血管彩超：未见静脉血栓形成、动脉闭塞。右小腿MRI：（1）右小腿后部软组织肿胀，腓肠肌内外侧头及邻近深浅筋膜内渗出性改变，部分肌间隙积液；（2）左小腿比目鱼肌、腓肠肌内侧头及邻近深筋膜内少许渗出性改变（图1A）。血培养+药敏试验（需氧+厌氧）：嗜麦芽窄食单胞菌，对左氧氟沙星、复方新诺明、米诺环素敏感。根据药敏试验结果调整抗生素为左氧氟沙星、复方磺胺甲 唑、替加环素抗感染治疗3 d后体温恢复正常，但患者右小腿红肿进行性加重，触痛明显，表皮渗液破溃，皮肤及皮下软组织坏死，初步诊断为急性坏死性筋膜炎（图1B）。行右小腿脓肿切开减张引流术，并放置引流管（图1C），引流出约400 mL脓液。引流液培养+药敏试验（需氧+厌氧）显示为嗜麦芽窄食单胞菌。术后患者右小腿红肿好转，引流通畅，疼痛较前减轻。3 d后进一步行浅层组织清创换药，并拔除右小腿引流管。5 d后复查血常规：白细胞计数9.51×10 9/L、中性粒细胞计数0.04×10 9/L、血红蛋白89 g/L、血小板计数89×10 9/L。全身抗感染治疗20余天未见好转，于手术室行局部麻醉下右小腿深层组织清创术，术中见腓肠肌筋膜感染坏死，部分肌肉坏死，切除坏死组织至创面新鲜，彻底止血（图1D）。术后行负压封闭引流。负压引流吸引7 d后，拆除负压封闭引流行右腹股沟取皮+右小腿创面植皮术（图1E）。定期换药，营养支持治疗，敏感抗生素应用。术后3周拆线，植皮成活、供区伤口愈合良好（图1F）。随访6个月，患者急性髓系白血病的疗效评价为完全缓解，右小腿伤口愈合良好，感染无复发，关节功能正常，恢复日常工作和生活。

目的:探讨核增殖指数(MIB-1)在肾上腺皮质癌(ACC)诊断和预后判断中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6月至2022年8月北京协和医院收治的ACC患者和肾上腺良性病变患者的临床资料。ACC组59例，男25例，女34例，男女比例1∶1.4。年龄(46.1±2.1)岁，其中<20岁4例，21～30岁7例，31～40岁11例，41～50岁14例，51～60岁13例，61～70岁8例，>70岁2例。体质量指数(24.3±2.4)kg/m 2。收缩压(149.3±5.2)mmHg(1 mmHg＝0.133 kPa)，舒张压(93.4±1.7)mmHg。典型库欣综合征表现51例，高血压52例，血糖升高44例，低钾血症16例，雄激素分泌致月经异常和痤疮16例。实验室检查：血糖(7.2±0.3)mmol/L，糖化血红蛋白(8.6±1.4)%，总胆固醇(5.7±0.3)mmol/L，三酰甘油(2.0±0.3)mmol/L。24 h尿游离皮质醇(234.4±39.0)μg/24 h，其中46例升高。8∶00时促肾上腺皮质激素(9.5±4.1)pg/ml，其中48例下降。血游离皮质醇(401.2±17.1)μg/dl，其中42例节律消失。醛固酮升高17例。硫酸脱氢表雄酮(713±159)μg/dl，其中16例升高。神经烯醇化酶(21.2±5.3)ng/ml，其中27例升高。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272.0±42.1)ng/ml，其中26例升高。46例行大、小剂量地塞米松抑制试验均不被抑制。39例肿瘤为功能性。59例术前行腹盆腔增强CT、MRI、B超检查，21例行PET/CT检查。肿瘤位于左侧32例，右侧26例，双侧1例。肿瘤最大径(9.6±1.7)cm，其中≤10 cm 43例，>10 cm 16例。伴淋巴结转移5例，远处转移16例，局部侵犯11例。肿瘤临床分期Ⅰ期(T 1N 0M 0期)4例，Ⅱ期(T 2N 0M 0期)27例，Ⅲ期(T 1～2N 1M 0期、T 3N 0M 0期)23例，Ⅳ期(T 1～4N 0～1M 1期、T 3N 1M 0期、T 4N 0～1M 0期)5例。伴肾上腺中央静脉、肾静脉、下腔静脉瘤栓6例。对照组53例，均为肾上腺皮质良性病变患者，男26例，女27例。年龄(44.3±3.2)岁，典型库欣综合征表现28例，24 h尿游离皮质醇(176.4±41.2)μg/24 h。27例游离皮质醇节律消失。硫酸脱氢表雄酮正常。23例行大、小剂量地塞米松抑制试验均不被抑制。肿瘤最大径(4.2±2.3)cm。ACC组T 1N 0M 0期患者接受机器人或腹腔镜根治性肾上腺切除术，切除范围包括肿瘤周围淋巴组织；分期≥T 2期患者接受开放根治性肾上腺切除术＋淋巴结清扫。6例因肿瘤侵犯肾脏，界限不清，行根治性肾上腺切除术联合肾切除术。11例局部种植转移，行立体定向放疗。9例伴肝转移患者，行介入栓塞治疗。3例伴肺转移孤立病灶，行手术切除。4例多发肺转移，行放疗联合米托坦治疗。根据术后病理检查结果，记录ACC组的病理Weiss评分和MIB-1表达情况。分析不同MIB-1表达、临床分期、Weiss评分亚组的预后情况。 结果:本研究ACC组59例，达到R0切除35例，R1切除19例，R2切除5例。术后病理检查结果显示，肿瘤质量(370±52)g，≤300 g 42例，>300 g 17例。对照组MIB-1阳性率为1%～5%，ACC组MIB-1阳性率均>5%，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对术后病理检查确诊包膜侵犯、包膜破裂、脉管内瘤栓和MIB-1>10%的53例患者，予肿瘤瘤床放疗和米托坦药物治疗，二线选择联合免疫治疗、依托泊苷＋顺铂＋多柔比星方案化疗等。不同肿瘤分期ACC患者的5年生存率分别Ⅰ期65%，Ⅱ期58%，Ⅲ期38%，Ⅳ期<5%。预后分析结果显示，临床分期早(Ⅰ、Ⅱ期)和分期晚(Ⅲ、Ⅳ期)亚组的总生存期分别为3.6年和1.1年( P＝0.003)，无病生存期分别为25个月和11个月( P＝0.011)。R0、R1、R2组的5年生存率分别为61%、31%、1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30)。生存曲线显示，ACC组MIB-1>10%亚组和≤10%亚组的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17%和3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1)。ACC组Weiss评分(7±2)分，其中3～5分组21例，6～9分组38例，两组的5年生存率分别为62%和1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7)。 结论:MIB-1可以作为ACC的一种辅助诊断和预后评估指标，MIB-1高表达有助于ACC的早期诊断和确定治疗策略。

目前，D 2胃癌根治术治疗局部进展期胃癌，是被人们广泛接受的手术方式。其主要内容包括大网膜和网膜囊的完整切除和网膜囊外D 2范围内的淋巴结清扫。可是，在一系列的临床试验中，人们发现，无论是系统性淋巴结清扫，还是大网膜和网膜囊的完整切除，都没能为胃癌患者带来肿瘤学获益，反而徒增外科学风险。这些事实，与胃癌外科的预期乃至胃肠外科的预期产生了严重的冲突。胃背侧系膜近侧段（PSDM）的重新论证表明，大网膜和网膜囊不是胃背侧系膜，局部生理学结构（如血管、淋巴）和病理学事件（如局部淋巴转移、第五转移）只会在PSDM内，既往手术由于不认识PSDM，而将其打破，不仅仅引发过多的术中出血，更导致癌细胞从PSDM中泄漏到手术野，为复发埋下祸根。对局部进展期胃癌，建议进行D 2范畴内的PSDM完整切除（即D 2+CME），可以同步改善患者的外科学效果和肿瘤学获益。这些PSDM相关研究的结果，解决了胃癌外科、胃肠外科乃至肿瘤外科长期以来悖论和悬而未决的难题，开启了肠外系膜发现和利用的时代，由此形成的膜解剖理论，有可能使得经典解剖学、病理学、外科学和肿瘤学中的相关知识点，得以更新和迭代升级。

例1 患者女，29岁，因“咳嗽、咳痰半年”于2020年12月21日入院。患者半年来无明显诱因出现咳嗽，呈阵发性、刺激性，夜间为著，伴咳痰，为黄痰，每日量约15 ml，无发热、盗汗，无胸痛、咯血，无胸闷、憋气等不适，自服“头孢克肟”治疗，症状无改善，2020年12月17日在当地医院胸部CT可见右肺炎并局部脓肿形成，脊柱侧弯，胸骨凹陷。既往否认结核、肝病、高血压、糖尿病史，无烟酒嗜好。个人史、家族史无特殊。体检：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干湿性啰音，心率85次/min，律齐，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病理性杂音，腹平软，肝脾肋下未触及，双下肢无水肿。实验室检查：血常规：白细胞8.4×10 9/L，中性粒细胞0.83。凝血四项+D-二聚体、动脉血气分析、G试验、GM试验、T-SPOT、抗核抗体、ENA酶谱、PPD试验、痰真菌涂片、痰抗酸杆菌涂片、痰培养及药敏试验结果均阴性。肺部肿瘤标志物、尿便常规均在正常范围。辅助检查：肺功能正常。胸部增强CT示：胸骨角下缘至剑突呈漏斗状凹陷；右肺下叶见蜂窝状密度增高影，边界清晰，内见空洞，增强扫描可见多支供血动脉来自胸主动脉，引流静脉为右肺下叶肺静脉（图1~4）。CT诊断为右下肺叶内型肺隔离症（空洞型）、漏斗胸、脊柱侧弯。治疗上给予哌拉西林他唑巴坦（3.375 g，1次/8 h，静脉滴注）抗感染，治疗1周后症状好转出院，患者拒绝手术治疗，定期复查中，最近复查日期为2023年 8月1日，仅复查胸部平扫CT。

患者男，17岁，因面部、眼睑丘疹伴痒痛4年，泛发全身1年就诊。4年前无明显诱因面部出现米粒至黄豆大小圆形及类圆形淡黄色、肉色丘疹，以眼睑最为明显，未诊治。除眼睑部位丘疹遮挡影响视物外，无其他不适。既往史：5年前曾出现全身丘疹、结节伴瘙痒，当地医院诊断"疥疮"，予"硫软膏"局部外用后丘疹、结节消退，瘙痒消失。父母兄弟均体健，否认遗传病及家族中类似疾病。体检：一般情况良好，各系统检查未发现异常，全身浅表淋巴结未扪及肿大。皮肤科检查：面部及双侧上下眼睑见多发性直径0.1 ~ 0.8 cm肉色丘疹；眼睑处较大的丘疹顶端破溃结痂，未见渗出，双眼球右侧巩膜均可见肉色斑块附着（图1），颈部及背部、四肢近端见大量类圆形淡红色圆顶丘疹，腋窝较明显。实验室检查：梅毒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快速血浆反应素环状卡片试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丙型肝炎病毒检查无异常；甘油三酯0.70 mmol/L（参考值< 1.7 mmol/L，下同），总胆固醇3.27 mmol/L（0 ~ 5.18 mmol/L）。皮损皮肤镜下见淡黄色均质状结构，边缘可见边界不清淡红斑及少量线状血管，未见溃疡、分枝状血管。左侧上眼睑丘疹病理检查：真皮及皮下组织成片组织样细胞增生（图2A、2B）；免疫组化示CD68阳性（图2C）、S100阳性（图2D）、CD1a个别阳性，郎格罕细胞特异蛋白少许阳性，Ki-67阳性（15%）。病理诊断：青少年黄色肉芽肿。

局部进展期直肠癌侧方淋巴结（LLN）转移与患者预后相关。但是对侧方淋巴结清扫（LLND）的临床意义，学术界始终存在争议。对于LLN的概念，以及LLND的确切定义，文献报道并不一致。长期以来，局部进展期中低位直肠癌的治疗策略，在东西方学者间有所不同。以日本为代表，主张对局部进展期直肠癌采用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ME）加LLND，而较少采用术前新辅助放化疗。欧美学者则选择新辅助放化疗加TME，不推荐采用LLND。到目前为止，只有《日本大肠癌规约》对LLN及其清扫范围等有清晰定义。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是否采用TME加LLND，尚缺乏高等级的循证医学证据。在微创外科高速发展的今天，如何正确地选择低位直肠癌规范的手术方法，需要东西方学者共同努力，开展多中心、高等级的临床试验，为中低位直肠癌患者选择最佳的治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