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通过加权基因共表达网络分析揭示腹主动脉瘤(AAA)发生的潜在机制。方法:对数据库编号GSE47472和数据库编号GSE57691两个AAA转录组测序数据合并，进行基因差异表达分析得到差异基因，加权基因共表达网络分析(WGCNA)得到中心基因，两者取交集得到差异中心基因，并对其进行功能富集分析。建立小鼠AAA模型进行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PCR)验证差异中心基因表达。使用GraphPad Prism 8进行统计分析。Kolmogorov-Smirnov检验数据正态性，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基因差异表达。 结果:共筛选出745个差异表达基因，建立16个基因共表达模块，其中中心模块包含119个基因，取交集后共得到60差异中心基因。对差异中心基因进行功能富集分析结果示AAA中平滑肌增殖分化功能和细胞黏附功能相关基因低表达。低表达的细胞黏附相关基因为钙黏着蛋白-2(CDH2)，(钙黏着蛋白-13)CDH13，整合素相互作用蛋白-2(FERMT2)，Rho关联含卷曲螺旋结合蛋白激酶1(ROCK1)，层黏蛋白α5(LAMA5)，进行qPCR验证其表达差异显著性。相对表达倍数分别为FERMT2＝0.31 ( t＝2.454， P<0.05)，ROCK1＝0.22( t＝3.686， P<0.05)，LAMA5＝0.45( t＝3.168， P<0.05)，CDH13＝1.36( t＝0.103， P>0.05)，CDH2＝1.71( t＝0.702， P>0.05)。 结论:FERMT2、ROCK1、LAMA5低表达可能通过介导血管平滑肌细胞与细胞外基质间黏附作用异常参与AAA形成。

目的:探讨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相关肝细胞癌(HCC)患者行肝移植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并进一步构建预测模型。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20年5月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诊治的106例行肝移植HCC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 χ2检验进行HCC复发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进行HCC复发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根据筛选的危险因素构建HCC复发的预测模型，并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对预测模型进行评价。 结果:106例肝移植HCC患者复发23例，复发率为21.70%；死亡20例。肿瘤分化程度( χ2＝6.066， P＝0.014)、肿瘤最大径( χ2＝4.916， P＝0.027)、有无包膜侵犯( χ2＝5.543， P＝0.019)、术前甲胎蛋白(AFP)( χ2＝5.458， P＝0.019)、HBV-DNA( χ2＝5.446， P＝0.020)、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 χ2＝12.161， P<0.001)、miR-424( χ2＝4.400， P＝0.036)、染色质域解旋酶DNA结合蛋白8(CHD8)( χ2＝10.561， P＝0.001)、T-钙黏蛋白(T-cad)( χ2＝48.723， P<0.001)、层粘连蛋白(LN)( χ2＝18.506， P<0.001)、肝细胞生长因子(HGF)表达( χ2＝11.178， P＝0.001)与HCC复发有关。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肿瘤最大径≥6.5 cm( OR＝1.69，95% CI为1.25~3.17， P＝0.002)、术前AFP>400 ng/ml( OR＝1.38，95% CI为1.09~1.92， P＝0.038)、CHD8阳性( OR＝0.77，95% CI为0.52~0.89， P＝0.021)、T-cad阳性( OR＝0.84，95% CI为0.68~0.92， P＝0.006)、LN阳性( OR＝1.22，95% CI为1.03~1.50， P＝0.013)是HCC复发的危险因素。根据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构建函数模型logit( P)＝0.262+0.523 X1+0.326 X2-0.259 X3-0.286 X4+0.203 X5，其中 X1、 X2、 X3、 X4、 X5分别为肿瘤最大径、AFP、CHD8、T-cad、LN。ROC曲线分析显示，其预测HCC复发的曲线下面积为0.849(95% CI为0.763~0.894， P<0.001)，准确率为83.02%，敏感性为86.96%，特异性为81.93%，临界值为0.736。由logit( P)函数模型可知， P＝1/(1+e - Y)，其中 Y＝0.262+0.523 X1+0.326 X2-0.259 X3-0.286 X4+0.203 X5。随机抽取1例患者，根据其临床资料，经计算 P＝0.564，小于临界值0.736，可认为在准确率为83.02%的情况下，该患者不会出现HCC复发。 结论:肿瘤最大径、术前AFP、CHD8、T-cad、LN表达状况与肝移植后HCC复发有关，据此构建的预测模型可有效预测HCC复发的风险。

患者男，16岁，因面部红斑丘疹伴轻微瘙痒1年，泛发全身4个月就诊。1年前，患者无明显诱因面部出现蚕豆至鸽蛋大小红斑，散在粟粒大小丘疹，自觉轻微瘙痒，日晒后加重，外用他克莫司软膏治疗无好转。4个月前，皮疹泛发至躯干、四肢，伴轻微瘙痒。既往史无特殊，家族中无类似皮肤病史。体检：各系统检查无异常。皮肤科检查：面颈部、躯干、双膝关节伸侧及双手指关节背侧可见较多直径0.1 ~ 0.5 cm的红色扁平丘疹，部分融合成斑块，皮损呈网状分布，以胸背部为主（图1A）。实验室检查：血尿常规、肝肾功能、甲状腺功能指标均无异常。体液免疫（IgA、IgG、IgM、补体C3、补体C4）、抗可提取性核抗原自身抗体谱、抗核抗体、抗双链DNA抗体检测均阴性。甲状腺彩色超声示甲状腺右侧叶低回声结节，为甲状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组织系统分类（thyroid imaging-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TI-RADS）3类。背部皮损反射式共聚集显微镜检查（reflectance confocal microscopy，RCM）示表皮轻度增生，可见毛囊角栓及毛囊虫，基底细胞灶性液化变性；真皮乳头及浅层毛细血管扩张、充血，血管及毛囊周围可见较多的噬黑色素细胞及炎症细胞浸润（图2A、2B）。右侧腰部皮损组织病理检查：表皮角化过度、轻度增生，基底细胞灶性空泡变性；真皮浅中层见小片状炎症细胞浸润，散在噬色素细胞，并见明显黏蛋白沉积（图3A）。阿辛蓝染色阳性（图3B）。

肾小球基底膜(glomerular basement membrane，GBM)是肾脏滤过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正常的结构和功能是维持肾脏滤过的基础。肾小球基底膜的物质组成包括Ⅳ型胶原、层黏蛋白及其他蛋白多糖类物质等，当编码相关物质的基因发生突变时，会引起基底膜异常而导致薄基底膜肾病、Alport综合征、Pierson综合征等一系列与基底膜相关的遗传性肾脏疾病。因此从基底膜的物质组成出发，阐述基因突变与基底膜结构缺陷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提高临床上对肾小球基底膜相关的遗传性肾脏病的认识与诊治，对探索修复基底膜等新疗法有重要意义。

角膜上皮损伤是指由各种原因导致的角膜上皮功能与完整性被破坏，导致角膜上皮细胞层部分或全层缺失。干眼是角膜上皮损伤的常见原因，也是角膜上皮损伤后延迟愈合或不愈合的主要原因。我国研究者强调泪膜稳定性的改变是干眼发病的核心机制，这也提示我们改善泪膜稳定性在干眼及其相关角膜上皮损伤修复中的重要性。目前临床上应用眼表润滑剂补充泪液中水液、黏蛋白、脂质等成分，同时应用抗炎药物以提高泪膜稳定性。当眼表微环境存在异常或损伤时，其角膜上皮损伤位点积聚的生长因子满足不了损伤快速修复的需要，需要及时局部补充外源性生长因子，促进损伤愈合。本文从眼表润滑剂、抗炎治疗、促进角膜上皮修复几个方面就干眼相关角膜上皮损伤的修复进行综述。

目的:采用小鼠动物模型探究瘢痕子宫对子宫内膜容受性及胎盘滋养细胞侵袭的影响。方法:取无特定病原体级雌性小鼠30只，通过单侧子宫切口模拟剖宫产对子宫造成的全层损伤以建立单侧瘢痕子宫模型，比较瘢痕侧与对照侧的差异。观察小鼠着床窗口期（孕4.5 d）子宫内早期囊胚着床数目，电镜下检测内膜胞饮突形态，分别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和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技术定量检测内膜容受性相关分子（白血病抑制因子和黏蛋白1）及其mRNA在胎盘的表达。在胎盘形成过程中（孕13.5、15.5和17.5 d），通过组织病理学观测胎盘蜕膜层、连接层及迷路层发育、糖原滋养细胞分布；足月胎盘（孕18.5 d）用CK7标记侵袭滋养细胞定位，评估滋养细胞侵袭情况。采用配对 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孕4.5 d时瘢痕侧囊胚着床数低于对照侧［（1.33±0.81）与（3.50±0.54）个， t=7.05， P=0.001］；瘢痕侧子宫内膜“胞饮突”覆盖面积评分低于对照侧［（1.60±0.44）与（2.75±0.28）分， t=15.06， P<0.001］；同期组织白血病抑制因子mRNA水平亦低于对照侧（0.71±0.12与1.49±0.30， t=5.16， P=0.004），黏蛋白1 mRNA表达水平高于对照侧（2.19±0.45与1.03±0.17， t=7.51， P<0.001）。在胎盘发育成熟前、中、后期（孕13.5、15.5和17.5 d），瘢痕侧和对照侧胎盘各层面积及大体形态无明显差异；胎盘连接层及靠近蜕膜区滋养细胞分布情况提示，瘢痕侧糖原滋养细胞灰度在孕15.5 d（31.01±1.502与23.63±0.90， t=12.76， P<0.001）和孕17.5 d时（31.96±2.37与24.03±1.87， t=4.36， P=0.008）均高于对照侧。孕18.5 d的成熟胎盘瘢痕侧CK7阳性滋养细胞大量富集在靠近母体区域的蜕膜层，总体表现为滋养细胞过度侵袭。 结论:瘢痕影响小鼠子宫内膜功能，瘢痕后妊娠时内膜容受性下降，且着床后胎盘发育期的滋养细胞存在过度侵袭。

目的:探讨可溶性T细胞免疫球蛋白黏蛋白分子-3(sTIM-3)、半乳凝素-9(Gal-9)在早期急性胰腺炎(AP)患者血清中的表达及其意义，为AP的早期预测、诊断提供理论和临床依据。方法:选择2020年9月15日至2021年7月23日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常州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起病至入院时间≤48 h的AP患者94例，其中轻症急性胰腺炎(MAP)42例，中度重症急性胰腺炎(MSAP)35例，重症急性胰腺炎(SAP)17例。收集AP患者基本临床特征，所有AP患者均行急性生理学和慢性健康状况评价Ⅱ(APACHEⅡ)、改良计算机断层扫描严重指数(MCTSI)和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床边指数(BISAP)评分。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血清白细胞介素(IL)-6、IL-10、sTIM-3、Gal-9水平。采用Kruskal-Wallis检验和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Spearman和Pearson相关分析研究患者sTIM-3、Gal-9与炎症指标和AP相关评分系统的相关性，应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OC)分析sTIM-3联合Gal-9对预测AP患者疾病严重程度的效能。 结果:SAP患者的血清sTIM-3、Gal-9、IL-6水平均高于MAP患者[2 085.00 ng/L(1 628.00 ng/L，2 673.00 ng/L)比746.10 ng/L(514.50 ng/L，1 303.00 ng/L)、466.60 ng/L(375.90 ng/L，629.30 ng/L)比108.10 ng/L(90.29 ng/L，138.90 ng/L)、(323.60±62.93) ng/L比(42.90±28.82) ng/L]，而IL-10水平低于MAP患者[(760.30±200.40) ng/L比(1 206.00±566.30) n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45.00、<0.01， t＝23.62、3.15；均 P<0.01)。SAP患者的APACHEⅡ和BISAP评分均高于MAP、MSAP患者[12.00分(6.00分，16.50分)比3.00分(2.00分，5.00分)、6.00分(3.00分，8.00分)和3.00分(3.00分，4.00分)比1.00分(1.00分，1.00分)、2.00分(2.00分，3.00分)]，MCTSI评分高于MAP患者[4.00分(3.00分，6.00分)比2.00分(0.00分，2.00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644.50、704.00、474.50、492.50、664.00，均 P<0.001)。血清sTIM-3、Gal-9与促炎因子IL-6均呈正相关( r＝0.552、0.297， P<0.001、＝0.004)，而血清sTIM-3与抗炎因子IL-10呈负相关( r＝-0.397， P<0.001)，Gal-9与抗炎因子IL-10无相关性( P>0.05)。血清sTIM-3、Gal-9与APACHEⅡ、MCTSI、BISAP评分均呈正相关( r＝0.210、0.271、0.363， P＝0.042、＝0.008、<0.001； r＝0.390、0.448、0.440，均 P<0.001)。血清sTIM-3、Gal-9单独检测及二者联合检测的ROC的曲线下面积(95%置信区间)分别为0.805(0.716~0.895)、0.814(0.725~0.903)、0.856(0.773~0.939)，灵敏度分别为69.2%、67.3%、75.0%，特异度分别为83.3%、97.6%、97.6%。 结论:早期AP患者的血清sTIM-3、Gal-9水平升高，并与AP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相关，二者联合检测对预测早期AP病情有较高的灵敏度，sTIM-3和Gal-9可能成为早期AP的可靠预测指标。

Pendrin是一种电中性的离子交换转运蛋白，在气道上皮中主要表达于上皮细胞膜的顶端，负责氯离子(Cl －)的重吸收并交换碳酸氢根(HCO 3－)或硫氰酸根(SCN －)至管腔液，主要参与调节气道表面液体层(airway surface liquid，ASL)的酸碱度和厚度、黏蛋白分泌及气道防御过程，对于维持气道表面微环境的稳态具有重要意义。在支气管哮喘中，pendrin的表达明显上调，与支气管哮喘的重要病理过程如气道高反应性、中性粒细胞浸润和黏蛋白分泌增加密切相关。抑制pendrin的功能可能是支气管哮喘治疗的新靶点。

目的:研究嗜酸性粒细胞（eosinophil, EO）参与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onatal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NEC）的发生及作用机制。方法:①收集2017年至2021年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收治的96例NEC患儿和140例同期诊断的非肠道炎症性疾病新生儿的临床资料。将96例NEC作为患儿NEC组，男58例，女38例；早产儿34例，足月儿62例；出生体重为（2.85±0.75 ）g；入院日龄为（11.87±9.96) d; EO绝对值为（0.27±0.23）×10 9/L。将余140例作为患儿对照组，男93例，女47例；早产儿16例，足月儿124例；出生体重为（3.28±0.52) g；入院日龄为（20.57±16.32) d；EO绝对值为（0.19±0.15）×10 9/L。患儿NEC组根据Bell分期分为Bell Ⅲ期组17例及Bell Ⅱ期组79例。从Bell Ⅲ期行手术治疗患儿术中切取NEC炎症损伤的肠壁全层作为患儿实验组，其附近损伤较轻的肠壁切缘全层作为患儿自身对照组。比较Ⅲ期组和Ⅱ期组患儿确诊后24 h内第一次血常规检查所得EO绝对值，对可能参与NEC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通过受试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ROC）曲线评价EO绝对值对NEC病情评估的作用。②动物造模选用7日龄C57BL/6J小鼠共75只，通过高渗配方奶灌胃+缺氧的方法构建NEC小鼠模型，分为小鼠对照组（15只）和小鼠NEC组（60只）。接着分别通过腹腔注射DMSO、DMOG和SB297006处理NEC组小鼠（共45只），分为DMSO组、DMOG组和SB297006组（各15只）。③检测患儿实验组和小鼠NEC组肠组织的缺氧诱导因子1A (hypoxia-inducible factor 1α，HIF1A）、嗜酸性粒细胞趋化因子（C-C motif chemokine ligand 11，CCL11）和嗜酸性粒细胞过氧化物酶（eosinophil peroxidase，EPX）的表达。腹腔注射DMOG、SB297006处理小鼠NEC组，检测肠道屏障完整性、肠组织炎症程度及Epx、Hif1α、Ccl11的表达水平。 结果:①在外周血EO绝对值与NEC的相关性方面，患儿NEC组与患儿对照组相比，外周血EO绝对值较高，为（0.27± 0.23）×10 9/L比（0.19±0.15）×10 9/L，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4）。Ⅱ期组患儿EO绝对值高于Ⅲ期组，为（0.30±0.22）×10 9/L比（0.13±0.22）×10 9/L，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6）。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出生体重（ OR=0.44, 95% CI：0.24~0.82）、EO绝对值（ OR=9.72，95%CI: 2.08~45.36），是参与NEC发生的主要影响因素。EO绝对值预测NEC病情严重程度的曲线下面积为0.818，其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8.24%和72.15%。②在HIF1A通过调节CCL11参与NEC的发生方面，相较于患儿自身对照组，在患儿实验组肠组织中HIF1A、CCL11的表达增高，患儿实验组和患儿自身对照组HIF1A mRNA的表达水平为0.2 961±0.1 489比0.1 001±0.0 770，HIF1A蛋白表达水平为0.7 507±0.2 276比0.0 537±0.0 210, CCL11 mRNA的表达水平为0.0 512±0.0 590比0.0 099±0.0 091 ，CCL11蛋白表达水平为0.7 352±0.1 987比0.1 589±0.0 802。③NEC模型小鼠肠道绒毛短且细胞排列紊乱，绒毛核心分离，肠道黏蛋白减少，小鼠NEC组肠组织中肠屏障相关蛋白Cldn1的相对荧光强度降低，炎症因子Tlr4的相对荧光强度增高。Cldn1在DMOG组表达升高，SB297006组表达下降；Tlr4在DMOG组表达下降，SB297006组表达升高。在DMOG组与DMSO组相比，小鼠肠组织中Hif1α和Ccl11的表达水平升高，Hif1α蛋白表达水平为1.0 310±0.3 428比0.5 854±0.1 084，Ccl11 mRNA的表达水平为0.0 331± 0.0 373比0.0 028±0.0 025, Ccl11蛋白表达水平为0.8 196±0.2 145比0.3 543±0.2 638。 结论:EO可能受到HIF1A调控后参与NEC的发生，具有用来评估NEC病情严重程度的潜在作用。

目的:探讨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的临床病理及分子遗传学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至2023年6月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手术切除的52例克罗恩病患者的临床表现及病理特征，运用全基因组测序方法对其中17例标本进行测序、信号通路富集分析，运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探究高频突变基因的作用。结果:52例患者中男性34例，女性18例，男女比例1.9∶1.0，中位手术年龄45岁，中位确诊年龄35岁；根据蒙特利尔分型，A3型（51.9%，27/52）、B2型（61.5%，32/52）及L3型（50.0%，26/52）占比较高；腹痛、腹泻为常见症状。病理学特征：52例均见透壁性炎、隐窝结构的改变、淋巴细胞浆细胞浸润及不同程度的黏膜下层纤维化、增厚，肠壁神经纤维及神经元增生；黏膜缺损51例（98.1%），裂隙性溃疡38例（73.1%），脓肿28例（53.8%），见假息肉形成45例（86.5%），伴幽门腺化生28例（53.8%），见非干酪样肉芽肿31例（59.6%），出现肠黏膜腺上皮异型增生3例（5.8%）。分子生物学特征：MUC4基因突变频率最高（7/17），且12/17克罗恩病中出现至少一个黏蛋白家族基因突变（MUC2、MUC3A、MUC4、MUC6、MUC12、MUC17）。免疫组织化学评分结果提示，克罗恩病中上皮细胞MUC4表达降低，且MUC4阳性细胞更多出现在上皮表面且集中在炎性细胞聚集区周围，而在下1/2层上皮内极少表达。结论:克罗恩病的临床病理特征表现多样，其诊断常常需要多角度综合分析；黏蛋白家族基因（尤其是MUC4基因）的突变及表达在克罗恩病中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