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了解新疆地区生物安全实验室(biosafety laboratory,BSL)工作人员职业紧张现况,分析其可能的影响因素及其与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患(work-related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WMSDs)的关系.方法 2021年5月,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对新疆各地区BSL工作人员进行调查.采用付出回报-失衡调查表(effort-reward imbalance,ERI)调查职业紧张情况,《中国肌肉骨骼疾患调查问卷》调查WMSDs情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职业紧张的影响因素;采用倾向性匹配法对是否患WMSDs员工的人口学变量和工作相关因素进行匹配后,再以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职业紧张与BSL工作人员WMSDs发生风险的关系.结果 纳入BSL工作人员7 924人,职业紧张检出率为83.38％(6 607人),WMSDs患病率为69.16％(5 480人).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BSL等级为二级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发生职业紧张的风险是BSL等级为一级的工作人员的1.219倍(P＜0.05);30～44岁组、≥ 50岁组发生职业紧张的风险分别是20～25岁组的1.221倍、1.375倍(均P＜0.05);大专、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BSL工作人员发生职业紧张的风险分别是中专及以下的1.527倍、2.379倍(均P＜0.05);管理人员、实验技术人员发生职业紧张的风险分别是其他岗位(后勤人员,工程人员等)的1.772倍、1.840倍(均P＜0.05);月均收入≥ 4 000元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发生职业紧张的风险是＜4 000元的1.374倍(P＜0.05).倾向性评分结果显示:匹配前,大部分变量在两组员工(是否患WMSDs)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匹配后,得到BSL工作人员2 223对,两组所有人口统计学变量和工作相关变量(性别、BSL等级、年龄、文化程度、工龄、职称、岗位类别、婚姻状况、月均收入)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匹配后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ERI量表中付出维度、回报维度和超负荷维度得分与BSL工作人员出现WMSDs的风险为正相关关系(OR=1.06、1.01、1.06,均P＜0.001).结论 职业紧张和WMSDs在BSL工作人员中较为普遍,职业紧张可能增加发生WMSDs的风险.应根据工作人员能力的不同,合理地分配工作任务,建立标准化的工作流程,定期开展健康教育,及时安排心理咨询和指导,积极预防BSL工作人员心理问题的发生.

目的 探讨基于CT三维重建技术获得的肾结石物理特征对软性输尿管镜碎石术(flexible uret-eroscopic lithotripsy,FURL)碎石效能的影响.方法 选取四川大学华西空港医院自2021年7月至2022年12月符合入组条件的86例肾结石患者.术前通过CT三维重建技术测定肾结石的各个物理特征,包括结石数量(个)、结石长径(mm)、结石密度(Hu)、结石体积(cm3)和结石质量(Hu*cm3).入选患者均接受FURL治疗,FURL术后根据结石清除状态分为结石清除组和结石残留组,采用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分析肾结石患者FURL术后结石清除率的影响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分析各结石特征预测肾结石患者FURL术后结石清除的价值.采用Spearman相关系数分析各结石特征与手术时间的相关性.结果 结石清除组为67例,结石残留组为19例,结石清除率为77.9％.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结石长径、结石密度、结石体积及结石质量均为影响FURL术后结石清除率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ROC曲线显示,结石长径、结石密度、结石体积及结石质量的特征因素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分别为0.891、0.674、0.919、0.957,结石质量预测结石清除率的效能明显优于其余结石特征因素.Spearman相关系数表明,结石长径、结石密度、结石体积、结石质量与手术时间均呈正相关(r=0.521、0.226、0.573、0.611,P＜0.05),结石质量与手术时间相关性更高.结论 基于CT三维重建技术获取的结石长径、密度、体积及质量等均是影响FURL术治疗肾结石的危险因素.其中,结石质量作为结石负荷指标可以更好地预测FURL术治疗肾结石的碎石效能.

目的 探讨静脉负荷超声(VExUS)分级系统对多发性创伤患者住院并发急性肾损伤(AKI)的预测价值.方法 选取2020年11月至2023年12月丽水市中心医院收治的162例多发性创伤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其住院期间是否发生AKI,分为AKI组(n=61)和未AKI组(n=101).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和VExUS得分,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AKI的危险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VExUS评分的预测价值.同时选取2024年1月至2024年3月期间本院另外收治的符合纳入与排除标准的35例多发性创伤并发AKI患者为验证对象,绘制ROC曲线验证VExUS评分预测多发性创伤患者并发AKI的价值.结果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血清肌酐(SCr)、降钙素原(PCT)、胱抑素C(Cys-C)、C反应蛋白(CRP)、VExUS评分是多发性创伤患者并发AKI的危险因素(P＜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SCr、PCT、Cys-C、CRP、VExUS评分预测多发性创伤患者并发AKI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636(95％CI0.516～0.758,P=0.023)、0.742(95％CI0.633～0.850,P＜0.001)、0.628(95％CI 0.521～0.735,P=0.022)、0.705(95％CI0.601～0.808,P=0.001)、0.793(95％CI 0.715～0.871,P＜0.001),其中VExUS评分预测的ROC最高,最佳截断值为2分,敏感度为81.97％,特异度为61.66％.加以验证的ROC曲线结果显示,VExUS评分对多发性创伤患者并发AKI仍具有良好预测价值,AUC为0.740(95％CI0.648～0.831).结论 VExUS评分对于多发性创伤患者发生AKI具有良好预测价值.

目的:基于后负荷校正心功能参数（ACP）建立脓毒症心肌病（SCM）患者预后的列线图预测模型，以早期识别预后不良患者，积极寻找治疗方法。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6月至2019年6月入住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重症医学科并行脉搏指示连续心排血量监测（PiCCO）>24 h、经计算ACP<80%被诊断为SCM的患者资料。采用单因素Cox回归分析筛查SCM患者30 d死亡风险的预测因子；再采用多因素Cox回归分析建立危险因素与SCM患者30 d死亡风险的预测模型，并通过列线图展示，最后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和一致性指数（C-index）对模型进行区分度及校准度分析。结果:共纳入102例SCM患者，30 d病死率为60.8%（62例）。102例SCM患者中，心功能轻度受损（60%≤ACP<80%）57例（占55.9%），30 d病死率为43.9%（25/57）；心功能中度受损（40%≤ACP<60%）39例（占38.2%），30 d病死率为79.5%（31/39）；心功能重度受损（ACP<40%）6例（占5.9%），30 d病死率达100%（6/6）；3组间病死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24.156， P<0.001）。将单因素Cox回归分析中筛选出的SCM患者30 d死亡潜在危险因素纳入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预测SCM患者30 d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有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血管活性药物评分（VIS）、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和ACP〔APACHEⅡ：风险比（ HR）＝1.031，95%可信区间（95% CI）为1.002~1.061， P＝0.039；VIS： HR＝1.003，95% CI为1.001~0.005， P＝0.012；CRRT： HR＝2.106，95% CI为1.089~4.072， P＝0.027；ACP： HR＝0.952，95% CI为0.928~0.977， P<0.001〕。用上述独立危险因素和年龄建立列线图模型，其曲线下面积（AUC）为0.865，95% CI为0.795~0.935， P<0.001；C-index为0.797，95% CI为0.747~0.847， P>0.05。 结论:基于年龄、APACHEⅡ评分、VIS评分、CRRT和ACP建立的列线图模型对SCM患者30 d生存概率的预测具有一定的临床参考意义，区分度和校准度良好，但仍需进一步验证。

目的:调查天津市护理人员工作压力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于2020年8至10月，选取天津市三级医院、二级公立医院、二级民营医院、一级医院以及其他医疗机构的26 002名护理人员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和《护士工作压力源量表》调查护理人员的一般情况和工作压力情况，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讨护理人员工作压力的影响因素。结果:26 002名护理人员平均年龄（33.86±8.28）岁，平均工龄（11.84±9.12）年，女性24 874名（95.66%），男性1 128名（4.34%），工作压力总分为（79.82±21.69）分，其中工作量及时间分配维度平均得分最高，为（2.55±0.79）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婚姻状况（ β=-0.015， P=0.014）、聘用形式为合同制（ β=0.022， P=0.001）、岗位为临床护理（ β=0.048， P<0.001）、文化程度（ β=0.024， P<0.001）、年龄（ β=0.050， P<0.001）、工作年限（ β=0.075， P<0.001）及职称（ β=0.036， P<0.001）是护理人员工作压力的影响因素，可解释护理人员工作压力总变异的22.8%（ F=24.25， P<0.001）。 结论:天津市护理人员工作压力较大，相关部门以及护理管理者应根据护理人员工作压力的影响因素采用科学管理方法减轻护理人员工作负荷，为进一步推进新时代护理事业和护理产业健康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目的:从患者和医护人员两个视角探讨导致ICU患者在机械通气期间沟通障碍的因素，并运用可接受性理论识别通过干预可改善的障碍因素。方法:2022年7—8月采用质性研究中的描述性现象学研究法，运用目的抽样法选取烟台市毓磺顶医院综合ICU 11例机械通气患者和8名医护人员进行访谈，了解机械通气患者沟通障碍的因素。对患者的访谈选在脱机后，结合参与式观察。借助Nvivo12.0 Plus软件，采用Colaizzi现象学7步分析法归纳主题，运用可接受性理论识别通过干预可改善的障碍因素。结果:11例患者年龄18~66岁，机械通气时长9.5~312.3 h。8名医护人员年龄26~54岁，ICU工作年限2~30年。共提炼出主题14个。患者方面：抵触情绪，信息表达困难，性格内敛，沟通工具使用不便，紧急救治冲突，否定自身沟通能力，思维迟钝；医护人员方面：抵触情绪，认知负荷及时间成本高，人性化沟通策略缺乏，培训欠佳，其他优先工作事宜，丧失有效沟通的信心，对沟通重要性的认知度不高。结论:可改善的ICU机械通气患者沟通障碍因素较多，建议国内加快对高科技、个性化替代交流工具的研发，减少医患、护患的负向沟通，实施以证据为基础的多模式、渐进式沟通干预策略。

目的:探讨诱导化疗的肿瘤缓解深度对局限期小细胞肺癌整体预后的影响。方法:研究为回顾性研究，选取2013年1月至2021年6月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接受规范化治疗且影像资料完整的局限期小细胞肺癌患者，通过影像系统勾画肿瘤在诱导化疗前与化疗后的体积，并以此计算诱导化疗的缓解深度。通过时间依赖受试者工作特征(timeROC)曲线评价局限期小细胞肺癌最佳的预后评估指标及其预测结果，多因素分析采用Cox风险比例模型。结果:104例患者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和总生存时间分别为13.7和20.9个月。timeROC结果显示，诱导化疗后肿瘤残存体积是患者1年无进展生存[曲线下面积(AUC)＝0.86，95% CI：0.78~0.94]和2年总生存(AUC＝0.76，95% CI：0.65~0.87)的最佳预测指标。多因素分析显示，诱导化疗后残存肿瘤体积的绝对值是影响局限期小细胞肺癌无进展生存( HR＝1.006，95 CI：1.003~1.009)和总生存( HR＝1.009，95% CI：1.005~1.012)的独立因素(均 P<0.001)。诱导化疗后肿瘤退缩至10 cm 3以下者，无论其初始的肿瘤负荷，均能够获得较好的长期预后。 结论:局限期小细胞肺癌诱导化疗的缓解深度能够预测其远期疗效，并且能够为患者提供个体化的治疗指导。

目的:检测凋亡相关长非编码RNA(lncRNA)对肺腺癌(LUAD)预后的预测能力，并探讨其分子机制。方法:从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数据库和高通量基因表达数据库(GEO)分别下载535例和125例LUAD患者转录组和临床信息，筛选出与161个凋亡基因高度相关的lncRNA。通过Cox回归和lasso分析获取预后相关lncRNA并构建预测模型，并验证模型的稳定性。通过肿瘤突变负荷(TMB)、药物敏感性、免疫细胞相关性和基因集变异分析探讨该模型可能的生物学途径及潜在的分子机制。结果:研究构建一个由19个凋亡相关的lncRNA组成的LUAD预后预测模型。通过模型风险评分可将LUAD患者分为高低风险组，高评分与患者总生存率呈负相关( P<0.05)。训练集和测试集中1、3、5年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均>0.7。该评分与患者的临床指标如总分期[Ⅰ/Ⅱ/Ⅲ+Ⅳ分别为－0.069(－0.256，0.169)比0.063(－0.156，0.309)比0.099(－0.099，0.463)， H＝16.9， P<0.01]、T分期[T1/T2/T3+T4分别为－0.083(－0.389，0.130)比0.037(－0.165，0.282)比0.180(－0.066，0.392)， H＝20.8， P<0.01]和N分期[N0/N1/N2+N3分别为－0.055(－0.252，0.201)比0.043(－0.143，0.357)比0.119(－0.064，0.457)， H＝13.1， P<0.01]成正相关，可作为LUAD的独立预后因素(风险比＝3.402，95%可信区间：2.338~4.952， P<0.01)。高评分组患者对Gefitinib的药物敏感性高于低评分组[2.168(2.101，2.239)比2.204(2.153，2.251)， Z＝11.60， P<0.01]，同时对Dasatinib[0.989(0.353，2.056)比1.463(0.809，2.402)， Z＝11.60， P<0.01]以及Imatinib[4.925(4.873，4.971)比4.937(4.892，4.972)， Z＝10.60， P<0.05]的药物敏感性也高于低评分组。评分影响肿瘤免疫细胞含量。高风险组TMB高于低风险组[6.105(2.395，12.421)比4.342(1.579，10.237)， Z＝8.41， P<0.05]，且主要富集glycolysis，myc targets v1和mtorc1 signaling等信号通路。 结论:建立基于凋亡相关lncRNA的LUAD预后模型，并验证了该模型的性能。

目的:探讨糖化血红蛋白（HbA 1c）和血浆致动脉粥样硬化指数（AIP）对中老年2型糖尿病（T2DM）发生风险的联合预测价值。 方法:本研究依托中国T2DM患者肿瘤发生风险的流行病学研究（REACTION），对2011至2014年在大连社区40周岁及以上人群中开展的流行病学调查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筛选基线无糖尿病的研究对象4 628例，3年随访后最终纳入4 033例。对研究对象进行标准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并检测血脂、HbA 1c、空腹血糖（FPG）、糖负荷后2 h血糖（2hPG）等指标。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分析基线HbA 1c、AIP与随访时新发T2DM的关系，并构建二者对T2DM的联合预测因子。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HbA 1c和AIP对T2DM发生风险的联合预测价值。 结果:与基线比较，3年随访时饮酒率、高血压患病率、2hPG、AIP水平升高，FPG及HbA 1c水平降低（均 P<0.05）。3年随访时新诊断T2DM 268例（6.6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校正年龄、性别、吸烟史、糖尿病家族史、体重指数、腰围、高血压、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后，基线HbA 1c和AIP升高均是T2DM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OR=6.490，95%CI 4.406~9.560， P<0.01；OR=2.237，95%CI 1.352~3.700， P<0.01）。ROC曲线分析显示，基线HbA 1c、AIP联合预测T2DM发生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712（ P<0.05），合适切点为0.068 8，大于二者单独的预测的AUC（ Z=3.100， P<0.05； Z=5.190， P<0.05）。 结论:基线HbA 1c、AIP升高是3年后T2DM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二者联合对T2DM的发生具有较好的预测价值。

目的:编制适用于医院整体层面的感染控制文化测评量表。方法:在美国成熟医疗机构患者安全文化调查量表(HSOPSC)的基础上，改编形成感染控制文化量表。于2018年10月至2019年1月对我院684位医务人员进行横断面调查，回收有效问卷607份。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及验证性因子分析法对问卷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并计算各维度的积极应答率。结果:构建的感染控制文化测评量表保留了30个条目，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出7个特征根>1的因子，分别是基础感染控制能力、医院管理氛围、科内团体协作、医院感染不良事件上报频率、领导重视、组织学习与持续改进、工作负荷。方差累计贡献率57.97%。整个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21，折半信度系数为0.941。所有因子中，部门领导重视、组织学习与持续改进、工作负荷积极应答率<50%，为感染控制文化待改进区域。 结论: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在医疗机构中广泛使用，通过定期测量及改进能有效提高医务人员感染控制意识，确保医疗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