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超短回波时间（UTE）-T 2*成分分析技术在参加马拉松赛的业余马拉松运动员跟腱形态及生化变化动态监测中的价值。 方法:招募2020年10月至2021年3月广东省珠海市业余马拉松运动员29名，其中男25名，女4名，年龄24~50（40±6）岁。所有运动员于马拉松赛前1周、赛后48 h内及赛后1个月分别接受双侧跟腱MRI检查，采用常规T 1加权像、质子密度加权压脂序列和不同回波时间（TE）的UTE序列对跟腱的形态及信号进行评估，采用UTE-T 2*序列对跑步后跟腱生化的改变进行动态定量分析。UTE-T 2*序列获得单成分分析值（T 2* M）和双成分分析的短T 2*成分值（T 2* S）和长T 2*成分值（T 2* L）以及百分比值。在跟腱矢状位图像上测量跟腱整体的数值，并把跟腱等分为3个亚区分别测量（跟腱连接段、跟腱中间段、跟腱插入段），由2名放射科医师独立勾画感兴趣区。用组内相关系数（ICC）法对2名放射科医生的定量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采用非参数的Friedman M检验比较不同时间点、不同亚区T 2* M、T 2* S、T 2* L和百分比值的差异；使用Wilcoxon秩和检验比较不同距离、不同跑姿、不同配速及不同训练量的赛后48 h与赛前T 2* S的变化差异（ΔT 2* S），其中ΔT 2* S为赛后48 h T 2* S值与赛前T 2* S值的差值。 结果:在短TE（TE≤0.6 ms）的序列上，跟腱腱病可表现为高信号区域出现散在点状低信号。2名放射科医师对跟腱的T 2* M、T 2* S、T 2* L和百分比值测量的一致性好，ICC值分别为0.96、0.94、0.83和0.94。跟腱的整体、跟腱连接段及跟腱中间段的T 2* S值在马拉松运动后48 h均轻度升高，运动1个月后减低［0.49（0.45，0.59）比0.54（0.49，0.59）比0.53（0.49，0.57），0.48（0.44，0.54）比0.53（0.47，0.58）比0.50（0.46，0.57），0.48（0.43，0.58）比0.54（0.47，0.59）比0.52（0.46，0.57）；均 P<0.05］，T 2* M、T 2* L和百分比值的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不同的跑姿中，前中脚掌着地者跟腱整体ΔT 2* S高于后脚掌着地者［0.03（-0.05，0.07）比-0.03（-0.17，0.11）， P = 0.001］。 结论:UTE-T 2*的双成分分析技术对运动前后的跟腱形态动态变化监测优于单成分分析，其T 2* S对跟腱内化学成分的细微变化更加敏感。

目的:为儿童血细胞分析参考区间在不同检测系统的应用提供一致性数据依据。方法:依据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协会（CLSI）EP9-A3文件要求，选取45份临床全血标本。以SysmexXN20-A1作为基准检测系统，分别与贝克曼-BECKMAN（DSH800）、西门子-ADVIA 2120i、迈瑞-BC5310检测系统做比对分析。用4个系统分别检测全血细胞计数及白细胞分类，采用广义极端学生化偏差（ESD）法对检测结果离群值进行检验，通过散点图、偏差图、频数分布图选择最佳回归模型。以选定的最佳回归模型拟合回归方程并计算参考区间及医学决定水平处偏移。全血细胞计数以《临床血液学检验常规项目分析质量要求》允许偏移作为可接受范围，白细胞分类以澳大利亚皇家学院室间质评的允许误差作为可接受范围。结果:将离群值删除后，散点图显示，基准系统与另3个比对系统所有参数呈线性关系，偏差图显示差值均为非恒定变化，依据频数分布图选取Deming回归或Passing-Bablok进行回归分析。基准系统与另3个比对系统全血细胞计数及白细胞分类绝对值的相关系数 R2在0.95~0.99。在参考区间的上、下限处除MONO#项目在0.12×10 9/L水平处XN-20A1与ADVIA 2120检测系统偏移不可接受外，其他项目偏移均在可接受范围内。疾病诊断层面的医学决定值所有项目偏移均在可接受范围内，PLT项目下限治疗及预后相关的医学决定值部分结果不可接受。 结论:基准系统与比对系统的全血细胞计数及白细胞分类结果在儿童参考区间范围内具有良好的一致性，为不同检测系统采用统一参考区间的可行性提供科学依据。

目的:对智能三维超微血流成像(3D-SMI)技术评估乳腺病变血流的观察者间一致性进行分析。方法:前瞻性研究2018年1－12月北京协和医院225例连续乳腺病变的智能3D-SMI图像，由两位医师对智能3D-SMI图像中病变血流架构进行定性评估，对病变内血管指数(VI)均测量三次取平均值。血流架构采用Weighted Kappa检验一致性，VI值采用Bland-Altman散点图计算测量数据的95%一致性界限。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观察者之间的VI绝对差值与VI均值间是否存在相关性。结果:两位超声医师对智能3D-SMI评估血流架构的Weighted Kappa系数为0.839(95% CI为0.795～0.881， P<0.001)，具有较强的观察者间一致性。VI值Bland-Altman图分析显示95.11%的值在临床允许范围之内，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观察者间VI值差值与VI均数大小间存在相关性( r s＝0.639， P<0.001)。 结论:智能3D-SMI评估乳腺病变血流架构及定量测量血流丰富程度在观察者间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目的:比较三焦点与单焦点人工晶状体(IOL)植入术后1年视觉质量。方法:采用队列研究设计，纳入2017年5月至2018年6月在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行超声乳化白内障摘出联合IOL植入术的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患者41例41眼，根据患者意愿将其分为三焦点IOL组20例20眼和单焦点IOL组21例21眼，分别植入AT LISA tri 839MP三焦点IOL和603P单焦点IOL。术后随访1年，检测2个组患者术后1年裸眼远距离视力(UCDVA)、裸眼中距离视力(UCIVA)、裸眼近距离视力(UCNVA)、最佳矫正远视力(BCDVA)、远视力矫正下的中距离视力(DCIVA)和远视力矫正下的近距离视力(DCNVA)；采用OQAS Ⅱ检测患者点扩散函数(PSF)、调制传递函数(MTF)截止频率、斯特尔比率(SR)，以及对比度分别为100%、20%、9%时的OQAS Ⅱ值(OV 100%、OV 20%、OV 9%)及客观散射指数(OSI)；采用iTrace视功能分析仪评估患者的波前像差，包括全眼总像差(TA)、总高阶像差(tHOAs)、球差、彗差、三叶草像差、总低阶像差(tLOAs)、离焦、散光，所有像差值用均方根表示；采用综合验光仪检测2个组患者术眼不同调节范围内的视力，并以高于0.5 LogMAR视力绘制离焦曲线图；采用裂隙灯显微镜观察并以Sellman法量化分析2个组患者IOL区域内后囊膜混浊(PCO)发生程度；采用视功能指数量表(VF-14)对视功能进行评分。结果:术后1年，三焦点IOL组患者UCIVA、UCNVA、DCIVA和DCNVA明显优于单焦点IOL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OQAS Ⅱ视觉质量指标显示，三焦点IOL组患者MTF截止频率、SR、OV 100%及OSI值明显高于单焦点IOL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2个组患者各波前像差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离焦曲线显示，单焦点IOL组组患者在-1.0、-1.5、-2.0、-2.5、-3.0、-3.5 D时(即相当于1 m、66 cm、50 cm、40 cm、33 cm、29 cm)的LogMAR视力明显高于三焦点IOL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三焦点IOL组PCO例数多于单焦点IOL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2＝41.0， P<0.001)。三焦点IOL组的VF-14评分为87.99±1.09，明显高于单焦点IOL组的81.49±1.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0.301， P<0.001)。 结论:三焦点IOL植入术后1年患者全程视力及主观视觉质量、客观视觉质量均优于单焦点IOL。

目的:探讨圆锥角膜患者及其亲代的角膜地形图特征及对应指标相关性。方法:病例对照研究。选取于青岛眼科医院就诊的圆锥角膜患者父母48人（96只眼）为试验组，男性23人，女性25人，年龄（44.14±1.70）岁；纳入无圆锥角膜的屈光不正患者父母44人（88只眼）为对照组，男女各22人，年龄（42.81±4.03）岁；并进一步在两组中按性别进行分组。另将试验组子代26例（49只眼）圆锥角膜患者纳入研究，男性15例，女性11例，年龄（18.83±2.74）岁。两组受试者及圆锥角膜患者均行视力及Pentacam角膜地形图检查，并做Belin分析。收集基础指标包括：平坦曲率K1、陡峭曲率K2、最大曲率Kmax及散光，角膜最薄厚度（TP）及前/后表面高度（Ef/Eb）；及Belin分析指标：角膜前/后表面高度偏差值（Df/Db）、厚度进展偏差值（Dp）、最薄点偏差值（Dt）、相关厚度偏差值（Da）、总偏差值（Do）；最小/最大/平均厚度进展指数（PPImin、PPImax、PPIave），及Ambrósio平均/最大相关厚度指数（ARTave/ARTmax）。并行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两组差异的统计意义；对比两组诊断指标异常值的比例，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对比各诊断指标对圆锥角膜亲代的鉴别价值。采用偏相关分析发现圆锥角膜患者与其亲代间参数的相关性，二分类Logistics回归分析通过亲代指标推测子代患病情况。 结果:试验组中筛查出1例（2.08%）阳性患者；试验组与对照组在前表面参数K1、K2、Kmax、散光度数、Ef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试验组和对照角膜厚度分别为522.00（493.00，542.75）、540.00（523.25，559.50）μm，角膜后表面高度分别为8.00（4.00，11.00）、5.00（3.00，8.00）μm，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4.415，-3.307； P<0.05）。另外，两组除Df外，其余Belin分析指标如Do（ Z=-4.551， P=0.000）、PPImax（ Z=-3.959， P=0.000）、ARTave（ Z=-4.792， P=0.000）等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Belin分析指标中试验组可疑指标比例为对照组的1.5倍，病理指标则近3.0倍。ARTave指标对圆锥角膜亲代人群的整体鉴别价值最大（ROC曲线下面积为0.705），而PPImax灵敏度最高（0.854），Eb特异度最高（0.837）。圆锥角膜患者与其亲代间多个角膜地形图指标具有强相关性，二分类回归分析发现母亲Do、Eb 、TP指标及父亲Do、Kmax指标是影响子代患病的主要影响因素，在子代中表现出85.6% 的诊断率。 结论:圆锥角膜患者亲代的角膜地形图检查结果中角膜前表面指标正常，但角膜厚度较薄、后表面高度增高；Belin分析指标除Df外均出现异常，可疑及病理指标占比升高；该人群角膜地形图检查结果拥有亚临床期圆锥角膜的特征。相对传统指标，ARTave对该人群的亚临床圆锥角膜鉴别价值最高。圆锥角膜患者与其亲代之间的多个角膜地形图指标强相关，母亲指标的Do、Eb、TP与父亲指标中Do、Kmax预测子代患病情况价值较高。 （中华眼科杂志，2020，56：456-464）

目的：:评价i.Profiler和iTrace波前像差仪测量健康人眼波前像差的一致性，分析角膜高阶像差与瞳孔直径的相关性。方法：:系列病例研究。连续纳入健康青年受检者96例（96眼），采用i.Profiler和iTrace进行波前像差测量，参数包括2～6 mm瞳孔直径下角膜和3、5 mm瞳孔直径下全眼高阶像差，包括总高阶像差（tHOA）、球差（Z 40）、彗差（Z 3-1、Z 31）和三叶草像差（Z 3-3、Z 33）。采用配对 t检验、Pearson相关、Bland-Altman散点图、一致性界限（95%LoA）分析2种设备测量结果的一致性。 结果：:i.Profiler和iTrace测量角膜和全眼tHOA、Z 40、Z 3-1、Z 31、Z 3-3和Z 33的95%LoA均小于0.1 μm，显示一致性较好。i.Profiler和iTrace在4 mm瞳孔直径下测得的角膜Z 40分别为（0.049±0.016）μm和（0.048±0.016）μm；6 mm瞳孔直径下，角膜Z 40分别为（0.270±0.040）μm和（0.266±0.037）μm。2～6 mm瞳孔直径下，i.Profiler测量的角膜tHOA、Z 40、Z 3-1、Z 31、Z 3-3和Z 33与瞳孔直径呈高度相关（ r=0.960、0.916、0.978、0.970、0.982、0.984，均 P<0.05）；iTrace测量的角膜高阶像差与瞳孔直径也呈高度相关（ r=0.960、0.916、0.983、0.970、0.984、0.969，均 P<0.05）。3 mm和5 mm瞳孔直径下，i.Profiler测量的全眼Z 40分别为（0.010±0.008）μm和（0.073±0.052）μm，角膜Z 40分别为（0.016±0.007）μm和（0.116±0.031）μm，同一瞳孔直径下，全眼Z 40小于角膜Z 40。 结论：:i.Profiler和iTrace测量角膜和全眼高阶像差值具有良好一致性，二者的高阶像差测量值方面可以相互参考。

患者，男，39岁，汉族，因"双眼抗青光眼术后1年，视力下降3个月"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眼科就诊。就诊前1年，患者于外院诊断为"双眼青光眼、双眼屈光不正"，并行"右眼小梁切除＋周边虹膜切除术及左眼青光眼引流钉植入术"。患者自诉术后于外院复查时双眼矫正视力为0.4，眼压仍高(具体不详)，行局部降眼压治疗(贝美前列腺素滴眼液＋布林佐胺噻吗洛尔滴眼液＋酒石酸溴莫尼定滴眼液点双眼；左眼加用布林佐胺滴眼液)。此外，患者自双眼青光眼滤过手术后长期进行眼球按摩以稳定滤过泡及眼压。就诊前3个月视力出现明显下降，未予重视。既往双眼高度近视戴镜矫正30余年。患者全身检查未见明显异常，父母非近亲结婚，否认过敏性眼病史、家族史。眼科检查：矫正视力右眼为0.1，左眼为0.15；非接触式眼压计测量右眼为10.0 mmHg(1 mmHg＝0.133 kPa)，左眼为14.9 mmHg；眼前节照相及裂隙灯显微镜检查(图1)显示双眼上方结膜滤过泡平坦，双眼中下方角膜可见线状斑翳，角膜向前隆起变薄，角膜后沉着物(－)，前房中深，房水闪辉(－)，右眼虹膜可见周切孔，双眼瞳孔直径为4 mm，对光反射稍迟钝，晶状体轻度混浊；眼底检查显示高度近视眼底改变，杯盘比约为1.0。三维眼前节分析仪(Pentacam，德国Oculus公司)显示：双眼角膜均为不规则散光，鼻下方角膜变薄，曲率明显增加，右眼、左眼最薄点角膜厚度分别为447、430 μm，角膜前表面最大屈光力分别升高至65.2、57.7 D，角膜前表面最薄点高度分别为＋66、＋36 μm，角膜后表面高度分别为＋160、＋117 μm(图2、表1)。角膜生物力学眼压分析仪(Corvis ST，德国Oculus公司)显示双眼Corvis生物力学指数(CBI)为1.0，双眼生物力学指数(TBI)为0.98，右眼、左眼Belin/Ambrosio综合偏差值(BAD-D)分别为16.92、14.89(表1)。结合患者青光眼术后长期揉眼史及裂隙灯显微镜检查可见角膜变薄并呈锥形前突等典型临床体征，角膜地形图检查发现角膜旁中央明显变薄及角膜生物力学检查示角膜滞后量和阻力因子量等生物力学指标下降，最终诊断：双眼圆锥角膜，双眼高度近视，双眼抗青光眼术后。治疗上予以双眼验配硬性角膜接触镜提高矫正视力，如患者不能耐受配戴或无法长时间舒适配戴，可考虑试行角膜交联术，同时继续局部点眼控制眼压。患者回当地医院验配硬性角膜接触镜且未再次来我院就诊。

分析2021年1至7月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乳腺中心进行实时超声心动图引导下输液港植入手术的23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先采用体表测量法预估导管置入长度L1，术中应用经胸壁超声心动图技术通过心尖四腔心切面在右心房内探测导管影像，记录超声心动图法指导下导管置入长度L2。术后拍摄胸部X线正位片观察导管尖端位置，结合患者胸部CT计算导管尖端位于上腔静脉和右心房连接处时应置入理想长度L。将L1和L2分别与L进行Bland-Altman散点图一致性分析和线性回归拟合度检验，分析其一致性。研究共纳入23例患者，其中1例左侧乳腺癌患者保乳手术区域靠近心尖部，因残腔浆液肿，影响心尖部四腔心切面的成像效果，难以识别导管尖端位置。22例患者术中超声成像效果良好，其中1例导管异位至奇静脉，另外21例可经超声探测到右心房内导管。统计学分析显示，L1与L、L2与L的一致性较好，两者差值分别为d=0.28 cm（95% CI：-1.76~2.31 cm）、d=0.20 cm（95% CI：-0.84~1.23 cm），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线性回归模型下，与L1相比L2与L的拟合度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R2=0.954， P<0.001）。研究发现超声心动图实时定位技术可应用于成人输液港手术，替代术中X线辅助下实时探查导管尖端并调整至最佳位置。

目的:探究钙化对冠状动脉CT血管成像（CCTA）衍生的定量血流分数（CT-QFR）诊断准确度的影响。方法:回顾性纳入自2019年1月至2021年12月于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同时行CCTA及有创冠状动脉造影（ICA）检查的疑似冠心病患者244例（471支冠状动脉）。所有分析均在血管水平上进行，基于CCTA、ICA图像对所有入组血管进行解剖学及血流动力学参数评估。依据病变钙化弧度是否大于180°分为严重钙化组（206支）、非严重钙化组（265支），比较两组冠状动脉狭窄程度、目标病变长度、钙化长度、钙化长度比、钙化重塑指数、定量血流分数（QFR）、CT-QFR以及受累血管分布等指标。通过Pearson相关性分析和Bland-Altman散点图评估不同分组CT-QFR与QFR结果的相关性与一致性。以QFR≤0.80作为冠状动脉缺血的参考标准，分别将CT-QFR≤0.80、管腔狭窄程度≥50%作为诊断冠状动脉缺血的标准，绘制ROC曲线评估在不同钙化分组中CT-QFR对冠状动脉缺血的诊断效能。结果:严重钙化组的管腔狭窄程度、病变长度、钙化长度、钙化长度比及钙化重塑指数均高于非严重钙化组（ P均<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CT-QFR与QFR在严重、非严重钙化组内均存在很强的相关性（ r=0.85，95%CI 0.81~0.88， P<0.001； r=0.91，95%CI 0.89~0.93， P<0.001）；Bland-Altman分析表明，CT-QFR与QFR在不同组间均有良好一致性，严重钙化组测定结果的平均差值为-0.01（95%一致性界限为-0.22~0.20），非严重钙化组的平均差值为0（95%一致性界限为-0.15~0.16）。严重钙化组CT-QFR、单纯CCTA对缺血性病变诊断的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及曲线下面积（AUC）均低于非严重钙化组，但CT-QFR在两组间的AUC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CCTA形态学评估两组间的AUC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不同钙化分组CT-QFR对缺血性病变的诊断效能均显著优于单纯CCTA（ P均<0.001）。 结论:严重钙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CT-QFR对缺血性病变的诊断，但在严重钙化组内CT-QFR与QFR仍有较高相关性及一致性，且诊断效能显著优于单纯CCTA形态学评估。

目的:探讨继发孔型房间隔缺损（ASD）在心动周期不同时相的动态变化规律及其对封堵器选择的影响。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纳入2016年12月至2019年12月在阜外医院行冠状动脉CT血管成像（CCTA）全心动周期心电门控扫描并成功行介入封堵的ASD患者35例。CCTA影像学数据以5%递增的顺序自0开始依次重建至95%RR间期，合计20个时相。采用CT内镜辅助测量技术（CTVE）观察每个时相的ASD形态，利用CT横断序列辅助测量技术（CTAS）测量出ASD在各时相的横径（D a）及上下径（D b），运用等周长转换公式计算其等效圆直径［D e，D e=短径+2×（长径-短径）÷3，D a、D b中较大者为长径，较小者为短径］。取75%RR间期时相的数据，将患者分为D a（75%RR间期）≥D b（75%RR间期）组和D a（75%RR间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