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肢体创伤后急性肌损伤炎症反应过程中肌纤维自身转化生长因子- β(TGF- β)信号对肌内炎症的影响。 方法:取野生C57BL/6小鼠（野生小鼠组）、肌纤维条件性TGF- β受体Ⅱ敲除小鼠（敲除小鼠组)各16只。肌毒素腓肠肌内注射诱导小鼠急性肌损伤。比较两组小鼠在注射后0、4、7、10 d肌内单核-巨噬细胞、巨噬细胞、M1型巨噬细胞、CD4 +T细胞、辅助性T细胞（Th）1、2、17等的渗出差异。取新生野生小鼠和敲除小鼠各2只，体外培养原代成肌细胞,分别分为两组：干扰素组（ γ-干扰素处理）和对照组（仅加入等量溶剂）。比较两组肌细胞的白细胞介素（IL）-6、IL-10、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巨噬细胞炎症蛋白-1α（MIP-1α）、H-2K b蛋白、H2-Ea蛋白、Toll样受体(TLR)3蛋白、TLR7蛋白表达差异，以及野生小鼠和敲除小鼠干扰素组之间的差异。 结果:肌毒素注射后4、7 d，敲除小鼠组肌组织内单核-巨噬细胞比例（75.73%±3.62%、45.27%±2.32%）、巨噬细胞比例（38.67%±2.76%、24.87%±2.19%）、M1型巨噬细胞比例（43.21%±0.11%、30.43%±2.19%）、CD4 +T细胞比例（20.13%±1.62%、5.67%±0.32%）显著高于野生小鼠组（58.52%±2.43%、29.21%±2.45%，20.63%±2.32%、16.23%±1.25%，24.98%±0.35%、14.23%±1.69%，10.70%±0.43%、2.50%±0.45%），且以Th1和Th17为主，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体外实验结果显示：与对照组比较，干扰素组IL-6、MCP-1、MIP-1α、H-2K b蛋白、H2-Ea蛋白、TLR3蛋白显著上调，且敲除小鼠干扰素组上调较野生小鼠干扰素组更显著，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内源TGF- β信号缺失影响肌纤维免疫行为的调节，使肌内炎症加剧，肌细胞修复延迟。

目的:研究某型潜艇艇员长远航前后淋巴细胞亚群、调节T淋巴细胞及相关细胞因子的变化，探讨长远航中持续应激对艇员免疫功能的影响。方法:随机抽取长远航(70 d)潜艇61名艇员为研究对象，空腹抽取静脉血，利用流式细胞仪对艇员长远航前后淋巴细胞亚群[CD3 ＋、CD4 ＋、CD8 ＋、CD4 ＋/CD8 ＋、CD3 －CD19 ＋、CD3 －CD(16＋56) ＋]及调节T淋巴细胞(CD4 ＋CD25 ＋)进行测定，采用液态芯片技术观察白细胞介素-2(IL-2)、IL-4、IL-8、干扰素诱导蛋白-10(IP-10)含量的变化。 结果:与长远航前相比，长远航后CD3 ＋、CD4 ＋、CD8 ＋、CD3 －CD19 ＋、CD3 －CD(16＋56) ＋淋巴细胞水平显著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CD4 ＋/CD8 ＋的比值以及CD4 ＋CD25 ＋水平显著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IL-2、IL-8含量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IL-4、IP-10含量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在长远航持续应激作用下，艇员的免疫功能发生明显变化，表明长远航对艇员健康有一定的影响，有必要进一步阐明原因并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

目的:探究链脲佐菌素（STZ）诱导的1型糖尿病（T1DM）小鼠在不同时期的肠道功能、血清相关抗体、脾脏细胞因子谱表达与肠道菌群的演变。方法:取3~4周龄雄性C57BL/6小鼠28只，采用随机抽样法分为对照组（NC组，13只）和STZ组（15只）。STZ组连续5 d空腹腹腔注射STZ 50 mg·kg -1·d -1，NC组注射等体积溶剂。实验第3周测定随机血糖>16.7 mmol/L为建模成功，定义为基线水平，两组各取6只小鼠处死，剩余小鼠观察4周，即实验第7周（实验终点）处死剩余小鼠。每周测量体重、随机血糖和每日饮水量。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法检测脾脏细胞因子谱［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干扰素-γ（IFN-γ）、白细胞介素（IL）-6、IL-17、IL-4、IL-10、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血清相关抗体［胰岛细胞抗体（ICA）、胰岛素自身抗体（IAA）与谷氨酸脱羧酶抗体（GADA）］和结肠紧密连接蛋白1（ZO-1）的表达；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脾脏CD4 +FoxP3 +调节性T细胞（Treg）水平；对粪便进行16SrRNA菌群测序分析。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法分析CD4 +FoxP3 +Treg细胞、肠道菌群、各免疫生化指标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流式细胞术与ELISA结果显示，在基线水平，与NC组相比，STZ组小鼠脾脏CD4 +FoxP3 +Treg、TGF-β、TNF-α、IFN-γ、IL-6、IL-17与血清ICA、IAA表达水平增加，脾脏IL-4、IL-10表达水平下降（均 P<0.05）；在实验终点，与NC组相比，STZ组小鼠脾脏TNF-α、IFN-γ、IL-6，血清GADA、ICA与结肠ZO-1表达水平增加（均 P<0.05）。16SrRNA测序结果显示，与NC组相比，STZ组乳杆菌属丰度明显下降（ P<0.05），拟杆菌属、阿克曼菌属、普雷沃菌属和颤螺菌属丰度明显上升（均 P<0.05）。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乳杆菌属丰度与IL-10水平呈正相关（ r=0.65， P<0.05），与TNF-α、IFN-γ、IL-6、IL-17和GADA水平呈负相关（ r值-0.61~-0.58，均 P<0.05）；颤螺菌属丰度与TGF-β、TNF-α、IL-6和IAA水平呈正相关（ r值0.55~0.72，均 P<0.05），与IL-10水平呈负相关（ r=-0.59， P<0.05）。 结论:多次低剂量STZ诱导的T1DM小鼠可能存在CD4 +Foxp3 +Treg及TGF-β介导的负性免疫调节和以增加结肠ZO-1表达的肠道调节，其中颤螺菌属与乳杆菌属丰度改变可能参与免疫调节。

EB病毒(Epstein-Barr virus，EBV)在人群中普遍易感，其感染可累及血液、呼吸、泌尿、消化、神经等全身多个系统，亦在相关肿瘤、自身免疫病等疾病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严重威胁人类健康。作为一种DNA病毒，EBV可被固有免疫应答中的DNA识别受体感知，触发下游一系列免疫应答。DNA识别通路由DNA感受器、接头分子及下游效应信号组成。双链DNA感受器主要包括黑色素瘤缺乏因子2样受体(absent in melanoma 2-like receptors，ALRs)、环状GMP-AMP合酶(cyclic GMP-AMP synthase，cGAS)等；接头分子主要是干扰素基因刺激因子(stimulator of interferon genes，STING)和含有caspase招募结构域的凋亡相关斑点样蛋白(apoptosis-associated speck-like protein containing a caspase recruitment domain，ASC)；下游免疫效应主要包括Ⅰ型IFN、炎性小体及促炎细胞因子等。作为一种疱疹病毒科的双链DNA病毒，EBV可触发宿主复杂的固有免疫和适应性免疫应答，尤其是多种DNA识别受体介导的通路，在宿主免疫防御及病原体免疫逃避等方面均发挥关键作用。本文以DNA感受器为线索，全面总结近年来DNA识别信号在EBV感染中的活化作用、调控机制及临床相关性，以进一步理解EBV感染后宿主的固有免疫应答，为EBV感染引起的相关疾病的防治提供免疫学依据。

目的:比较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SFTS）与恙虫病两种疾病患者病程中免疫损伤的差异。方法:采用前瞻性病例对照研究，选择2014年10月至2017年6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31例SFTS患者和16例恙虫病患者，另外以10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用流式细胞仪检测患者外周血CD4 +、CD8 + T淋巴细胞计数以及CD3 + T淋巴细胞、自然杀伤细胞（NK细胞）、B淋巴细胞及浆细胞的比例；同时用Luminex液相芯片平台技术检测外周血34个细胞因子水平。比较两组患者间淋巴细胞及细胞因子的差异。 结果:SFTS患者外周血CD3 + T淋巴细胞比例、CD4 +及CD8 + T淋巴细胞计数明显低于恙虫病患者（ t值分别为4.860、9.411和5.030，均 P<0.01），NK细胞及B淋巴细胞比例明显高于恙虫病患者（ t值分别为2.344和5.896，均 P<0.05）。SFTS患者病程中外周血浆细胞比例为（7.7±1.2）%，危重患者最高可达30%，都表现为λ单克隆型细胞群；而恙虫病患者外周血中未检测到浆细胞。检测34个细胞因子水平发现，SFTS与恙虫病患者白细胞介素- 1受体抗体（IL-1RA）、白细胞介素（IL-6、IL-15、IL-10、IL-8）、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γ -干扰素（IFN-γ）、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嗜酸粒细胞趋化因子（Eotaxin）、IFN -γ诱导蛋白10（IP-10）、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巨噬细胞炎症蛋白（MIP-1α、MIP-1β）、血小板源生长因子（PDGF-AA、PDGF-AB/BB）及受激活调节正常T细胞表达和分泌因子（RANTES）表达均异常，其中SFTS患者IL-1RA、IL-6、IL-15、IL-10、TNF-α、IFN-γ、G-CSF、Eotaxin、IL-8、IP-10、MCP-1和MIP-1α水平明显高于恙虫病患者（ Z值分别为2.312、2.447、3.660、5.444、1.965、2.402、2.402、2.997、3.525、2.481、3.817和2.211，均 P<0.05），PDGF-AA、PDGF-AB/BB和RANTES分泌水平明显低于恙虫病患者（ Z值分别为3.728、2.514和2.649，均 P<0.05）。相关性分析发现，RANTES、PDGF-AA和PDGF-AB/BB水平均与SFTS、恙虫病患者血小板水平呈明显正相关（SFTS： r值分别为0.223、0.365、0.330，恙虫病： r值分别为0.263、0.632、0.407，均 P<0.05）。在SFTS患者中，与存活组（21例）比较，死亡组（10例）CD3 + T淋巴细胞比例、CD4 + T淋巴细胞计数明显降低，浆细胞比例明显升高（ t值分别为3.980、3.314和26.692，均 P<0.01），IL-1RA、IL-6、IL-15、IL-10、TNF-α、IFN-γ、G-CSF、Eotaxin、IL-8、IP-10、MCP-1、MIP-1α和MIP-1β明显升高，PDGF-AA、PDGF-AB/BB和RANTES明显降低（ Z值分别为3.930、4.014、2.832、3.592、2.958、3.508、2.578、3.254、4.270、3.465、2.663、3.085、3.107、3.639、3.043和3.825，均 P<0.05）。 结论:SFTS患者较恙虫病患者免疫功能受损更严重；SFTS患者过强的体液免疫及T淋巴细胞凋亡程度与死亡发生密切相关。病程中检测CD4细胞、浆细胞及IL-6、IL-10为代表的促炎和抗炎细胞因子对SFTS与恙虫病的鉴别及病情评估有重要临床意义。

目的:阐明济南市非EV-A71肠道病毒(enterovirus A71, EV-A71)感染引起的手足口病(hand, foot, and mouth disease, HFMD)患者细胞因子表达谱变化，寻找特征性的细胞因子。方法:收集济南市2014—2017年非EV-A71感染HFMD患者急性期和恢复期双份血清，同时收集健康人血清作为对照组。采用Bio-plex液相芯片平台高通量同时检测27种细胞因子，使用GraphPad Prism和SPSS 22.0进行描述和统计分析。结果:非EV-A71感染患者较健康对照组22种血清细胞因子发生显著改变，包括11种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 IL)、5种趋化因子(chemokines)、2种生长因子(growth factors)、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G-CSF)、干扰素-γ(interferon-γ，IFN-γ)、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和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macrophag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GM-CSF)。柯萨奇病毒A组16型(coxsackievirus A16, CV-A16)感染者急性期和恢复期分别有21种(秩均值17.06~19.00 pg/ml, 5.50~8.80 pg/ml， P<0.05)、20种(秩均值16.41~19.00 pg/ml，5.50~9.90 pg/ml， P<0.05)细胞因子表达较健康对照组升高，GM-CSF(秩均值9.65 pg/ml, 21.40 pg/ml，9.59 pg/ml, 21.50 pg/ml, P<0.05)均较健康对照组表达降低。CV-A6感染患者急性期和恢复期分别有19种(秩均值11.92~13.50 pg/ml, 5.50~6.45 pg/ml， P<0.05)和21种(秩均值12.00~13.50 pg/ml, 5.50~6.40 pg/ml， P<0.05)细胞因子表达较健康对照组升高，GM-CSF仅急性期(秩均值5.00 pg/ml，10.60 pg/ml， P<0.05)较健康对照组表达降低。双份血清分析显示：CV-A16感染患者恢复期IL-6(22.79pg/ml，35.88 pg/ml)和IFNγ诱导蛋白-10(interferon-induced protein 10，IP-10)(793.56 pg/ml, 2 157.32 pg/ml)表达较急性期降低；CV-A6感染患者恢复期IL-7(3.13 pg/ml, 1.165 pg/ml)、IL-15(27.84 pg/ml，16.005 pg/ml)和正常T细胞表达和分泌调节活化因子(regulated upon activation normal T cell expressed and secreted，RANTES)(22 605.96 pg/ml, 7 040.90 pg/ml)较急性期表达反而升高。 结论:非EV-A71肠道病毒感染所致HFMD患者体内表现出广泛的细胞因子表达谱改变；不同病原体、不同临床病程具有不同的细胞因子表达特征，可为寻找与病程进展、临床诊断和以及免疫治疗有意义的指标提供科学数据。

目的:探讨重度吸入性损伤后气管切开患者气道呼出气冷凝液（EBC）中多种细胞因子水平变化及其临床意义。方法: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选择2021年5月至2022年8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苏州医院烧伤整形科收治的32例烧伤合并重度吸入性损伤患者；选择同期20例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收集患者伤后12 h EBC，同时收集健康对照者样本，采用液相芯片技术测定EBC中27种细胞因子水平，其中包括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白细胞介素（IL-1β、IL-6、IL-8、IL-10、IL-17）6种炎症细胞因子；收集患者伤后12 h血浆，同时收集健康对照者血浆，采用液相芯片技术检测上述6种炎症细胞因子水平，分析其与EBC中含量的差异；于患者伤后12 h及3、7、14、21 d收集血浆和EBC，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TNF-α水平。结果:最终32例患者纳入分析，烧伤总面积（40±16）%总体表面积（TBSA）；入院时间为伤后（4.2±2.3）h。① EBC中27种细胞因子：重度吸入性损伤患者巨噬细胞炎症蛋白-1β（MIP-1β）、IL-6、IL-5、IL-2、IL-1β、IL-8、IL-10、IL-15、IL-9、γ-干扰素（IFN-γ）、IL-1受体拮抗剂（IL-1ra）、TNF-α、嗜酸粒细胞趋化因子（Eotaxin）、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FGF）、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BB（PDGF-BB）、干扰素诱导蛋白-10（IP-10）、巨噬细胞趋化蛋白-1（MCP-1）、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18种细胞因子水平均较健康对照者明显升高，其中Eotaxin在健康对照者EBC中未检出；粒-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趋化因子配体5（CCL5/RANTES）、IL-13、IL-4、MIP-1α 5种细胞因子在重度吸入性损伤及健康对照者EBC中均未检出；重度吸入性损伤患者EBC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和IL-12 p70较健康对照者轻度下降，IL-7和IL-17轻度升高，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②血浆中6种炎症细胞因子：重度吸入性损伤患者IL-6和IL-8水平均较健康对照者明显升高〔IL-6（ng/L）：18.51（10.87，26.21）比0.22（0.10，0.36），IL-8（ng/L）：10.75（8.58，18.79）比1.06（0.81，2.14），均 P<0.01〕；TNF-α、IL-1β、IL-10在重度吸入性损伤患者血浆中轻度升高，IL-17轻度下降，但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同期采集的EBC中，重度吸入性损伤患者TNF-α、IL-1β、IL-6、IL-8、IL-10这5种炎症细胞因子均较健康对照者明显升高〔TNF-α（ng/L）：16.42（12.57，19.21）比7.34（6.11，8.69），IL-1β（ng/L）：15.57（10.53，20.25）比0.99（0.67，1.41），IL-6（ng/L）：13.36（9.76，16.54）比0.70（0.42，0.85），IL-8（ng/L）：1 059.29（906.91，1 462.37）比10.36（8.40，12.37），IL-10（ng/L）：2.69（1.54，3.33）比1.54（1.18，2.06），均 P<0.05〕。③血浆和EBC中TNF-α动态变化：重度吸入性损伤患者EBC中TNF-α水平整体低于血浆。血浆TNF-α水平随伤后时间延长逐渐升高，3 d时明显高于健康对照者〔ng/L：30.38（24.32，39.19）比22.94（17.15，30.74）， P<0.05〕，14 d达到高峰，随后回落；而EBC中TNF-α水平于伤后12 h即较健康对照者明显升高〔ng/L：15.34（11.75，18.14）比6.99（6.53，7.84）， P<0.01〕，3 d即达到峰值，随后逐渐回落。 结论:重度吸入性损伤患者EBC中存在多种细胞因子表达变化，其中包括TNF-α在内的多种炎症细胞因子变化较血浆中的变化更敏感，可以应用于吸入性损伤的病情监测评估。

目的:通过对抗黑色素瘤分化相关基因5（MDA5）抗体阳性和抗Jo-1抗体阳性的肌炎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s）进行基因表达谱的分析，以阐明特发性炎性肌病亚型的病理生理学机制。方法:①用Illumina HT-12 v4表达谱芯片对12例抗MDA5抗体阳性和16例抗Jo-1抗体阳性的肌炎患者及43名健康对照者的PBMCs进行基因表达谱筛查和分析。应用非配对 t检验，经Benjamini-Hochberg校正，选取基因表达信号倍数变化的绝对值≥2且校正 P<0.05为差异表达基因。将差异基因集进行基因本体论数据库（GO）功能富集分析和京都基因和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通路富集分析，以 P<0.05作为显著性富集的阈值。②用实时荧光聚合酶链反应（real time-PCR）对差异表达基因进行验证，采用Kolmogorov-Smirnov检验对连续型变量进行正态性检验，符合正态分布且方差齐性，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不符合正态分布则用Kruskal-Wallis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①分析抗MDA5抗体和抗Jo-1抗体阳性患者PBMCs的基因表达谱，发现2种肌炎亚型患者PBMCs的基因表达存在明显差异。抗MDA5抗体阳性患者特异性表达上调的差异基因为407个，GO功能富集分析主要富集于固有免疫应答（ P<0.001）、病毒应答（ P<0.001）和干扰素应答（ P<0.001）等生物过程，KEGG通路富集分析主要富集于病毒感染相关通路（ P<0.001）、视黄酸诱导基因Ⅰ（RIG-Ⅰ）样受体通路（ P<0.001）和Toll样受体通路（ P=0.002）等。抗MDA5抗体阳性组中特异性下调的259个差异基因，GO功能富集分析主要富集于免疫应答（ P=0.006）、TGF-β受体信号通路（ P=0.010）和自然杀伤细胞介导的免疫（ P=0.015）等生物过程。抗Jo-1抗体阳性患者特异性表达上调的差异基因有162个，GO功能富集分析主要富集于核小体组装（ P<0.001）、细胞增长的负调控（ P=0.001）、凋亡负调控（ P=0.004）和黏膜固有免疫（ P=0.012）等生物过程，KEGG通路富集分析主要富集于代谢相关信号通路（ P<0.001）和免疫相关通路（ P<0.001）等。②Real time-PCR证实与健康对照组相比RIG-Ⅰ样受体通路中的干扰素诱导的解旋酶C结构域1（IFIH1）（ P=0.037）、干扰素刺激基因15（ P<0.001）和DEAD（Asp-Glu-Ala-Asp）盒多肽58（DDX58）（ P=0.032）以及人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 P<0.001）、人单核细胞趋化蛋白2（MCP-2）（ P<0.001）和转录因子人碱性亮氨酸拉链转录因子激活蛋白1家族样转录因子2（BATF2）（ P<0.001）、炎症信号通路相关的髓样分化因子88（MYD88）（ P<0.001）在抗MDA5抗体阳性肌炎患者的PBMCs呈高表达。 结论:抗MDA5抗体阳性患者PBMCs基因表达谱特征提示其发病机制与固有免疫应答、病毒应答和干扰素应答等生物过程密切相关。

目的:观察孔源性视网膜脱离（RRD）伴格子样变性（LD）患眼玻璃体液中相关细胞因子表达水平。方法:临床观察性研究。2022年5月至2023年2月于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及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检查确诊且首次行玻璃体切割手术（PPV）治疗的RRD伴或不伴LD患者43例43只眼纳入研究。将患者分为RRD伴LD组（LD组）、RRD不伴LD组（Non-LD组），分别为27例27只眼、16例16只眼。选取同期特发性黄斑裂孔患者6例6只眼、特发性视网膜前膜患者4例4只眼作为对照组。PPV开始未开放眼内灌注前，切除并抽吸未稀释的中央部玻璃体液0.5 ml。采用Luminex高通量多因子检测技术定量检测玻璃体液中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 （MCP-1）、巨噬细胞炎症蛋白（MIP）-1α、MIP-1β、干扰素-γ诱导蛋白-10 （IP-10）、白细胞介素（IL）-6、IL-8、巨噬细胞迁移抑制因子（MIF）、肿瘤坏死因子-α、干扰素-γ、细胞间黏附分子（ICAM）-1、血管细胞黏附分子（VCAM）-1、血小板内皮细胞黏附分子（PECAM）-1、胎盘生长因子（PLG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浓度。组间细胞因子表达水平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DSCF法校正事后两两比较的显著性水平。结果:LD组、Non-LD组、对照组患眼IL-6 （ H=14.400）、IL-8 （ H=13.610）、MCP-1（ H=12.050）、VEGF （ H=9.920）、MIP-1α （ H=6.620）、IP-10 （ H=7.780）、MIF （ H=12.920）、PECAM-1（ H=9.990）、ICAM-1 （ H=8.070）、PLGF （ H=16.850）浓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组间两两比较，LD组玻璃体液中IL-6、IL-8、PLGF浓度高于Non-LD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RRD伴LD患眼玻璃体液中IL-6、IL-8、PLGF表达水平升高。

目的:探讨雌激素补充治疗对绝经后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HPV）感染女性阴道菌群及局部免疫的影响。方法:2018年6月至2023年6月期间在上海市瑞金康复医院妇科招募体检或因妇科疾病就诊的74例绝经后女性为研究对象。根据HPV检测结果分为高危型HPV阴性女性（正常组， n=14）和高危型HPV阳性女性（ n=60）。采用随机对照试验，将高危型HPV阳性女性利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试验组（高危型HPV阳性且口服低剂量雌激素治疗， n=30）和对照组（高危型HPV阳性且未口服低剂量雌激素， n=30）。在入组时（即第0周）、入组后第4周和第8周采用荧光定量PCR仪和酶联免疫吸附实验检测3组的阴道微生物群落结构以及阴道灌洗液中的炎症细胞因子表达情况。 结果:入组时3 组患者年龄、绝经时间、体质量指数、收缩压、舒张压、心率、pH值和阴道细胞成熟指数（vaginal cell maturation index，VMI）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基线可比。经雌激素治疗后，试验组第4周（5.27±0.13）和第8周（4.84±0.15）的pH值均显著低于第0周（6.59±0.17，均 P<0.001），而试验组第4周（41.62±2.62）和第8周的VMI（58.28±2.16）均显著高于第0周（25.97±2.60，均 P<0.001）。定量结果表明正常组、试验组、对照组3组间及各自组内（即每组不同检测时间点）的大肠杆菌（ Escherichia coli）丰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试验组第0周加德纳菌（ Gardnerella）和奇异菌属（ Atopobium）丰度显著高于第4周和第8周（均 P<0.001）。但经雌激素治疗后第4周的试验组阴道 Gardnerella和 Atopobium丰度显著低于对照组（均 P<0.001），和正常组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第0、第4、第8周的正常组、试验组和对照组组间的普雷沃氏菌属（ Prevotella）、加氏乳酸杆菌（ L. Gasseri）和惰性乳酸杆菌（ L. Iners）丰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第0周试验组和对照组卷曲乳酸杆菌（ L. Crispatus）和詹氏乳酸杆菌（ L. Jensenii）丰度均显著低于正常组（均 P<0.001）。第4周和第8周试验组的 L. Crispatus丰度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均 P<0.001），和正常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正常组、试验组和对照组女性阴道灌洗液中的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6、IL-8和干扰素（interferon，IFN）-α浓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试验组和对照组中IL-1β浓度均显著高于正常组（均 P<0.001），试验组和对照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试验组第8周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浓度显著低于第0周（ P<0.001），而第4周后TNF-α浓度与第0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试验组第0周相比，经雌激素治疗4周后，趋化因子C-X-C motif 配体14、IFN-β浓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而治疗8周后这两个因子水平显著下降（均 P<0.001）。与正常组相比，试验组和对照组IFN-γ诱导蛋白16浓度明显升高（均 P<0.001），试验组和对照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HPV感染后会增加绝经后妇女阴道中 Gardnerella和 Atopobium的丰度并降低 L. Crispatus和 L. Jensenii的丰度，进一步破坏阴道微环境中微生物的稳态。雌激素补充治疗对绝经后高危型HPV感染女性的阴道菌群和局部免疫有一定的改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