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总结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急性脑病的临床及短期预后特征。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收集2022年12月至2023年1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神经内科住院的22例新型冠状病毒相关急性脑病患儿的临床资料、影像学资料及短期预后。按照可能的临床病理机制及影像学特征分为细胞因子风暴组、兴奋毒性组及不能分类的脑病组，对各组患儿的临床特点进行描述性分析。根据末次随访儿童校正版Rankin量表（mRS）评分，分为预后良好组（≤2分）和预后不良组（>2分），两组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秩和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 结果:22例患儿中男10例、女12例，起病年龄为3.3（1.7，8.6）岁。11例（50%）有异常既往史，4例有异常家族史。患儿均以发热起病，21例（95%）在发热24 h内出现神经系统症状。首发神经系统症状中抽搐17例，意识障碍5例。病程中脑病表现22例，抽搐20例，言语障碍14例，不自主运动8例，共济失调3例。细胞因子风暴组3例均为急性坏死性脑病（ANE）；兴奋毒性组9例，8例为急性脑病伴双相发作及后期弥散减低（AESD），1例为偏侧惊厥偏瘫综合征；不能分类的脑病组10例。天冬氨酸转氨酶升高9例，丙氨酸转氨酶升高4例，血糖升高3例，D二聚体升高3例；5例检测血清铁蛋白3例升高，9例行血和脑脊液神经丝轻链蛋白检测5例升高，18例检测血细胞因子7例升高，8例检测脑脊液细胞因子7例升高。18例头颅影像学异常，3例ANE均显示对称性、多灶性病灶，8例AESD均存在“亮树征”。22例患儿急性期均给予对症治疗及免疫治疗（免疫球蛋白或糖皮质激素），其中1例ANE予托珠单抗治疗。22例患儿随访50（43，53）d，预后良好组10例，预后不良组12例，两组在流行病学、临床表现、生化指标、启动免疫治疗的病程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新型冠状病毒也是引起急性脑病的重要病原体，AESD和ANE为常见急性脑病综合征，早期甄别发热、抽搐、意识障碍的患儿并积极治疗是改善其预后的关键。

目的:探讨简化Geneva评分(SGS)、年龄校正的D-二聚体(AADD)及二者联合对肺血栓栓塞症(PTE)的诊断预测价值。方法:研究对象为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2016年12月至2017年12月疑似诊断为PTE住院患者102例。对所有纳入患者进行SGS评分并收集其AADD，以CT肺动脉造影和/或核素肺通气/血流灌注阳性结果作为确诊PTE的金标准，计算SGS、AADD及SGS联合AADD对PTE诊断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阳性似然比、阴性似然比、约登指数，并分析三者对PTE的诊断预测价值。结果:102例疑诊PTE患者中确诊PTE者31例(30.4%)，排除PTE者71例(69.6%)。SGS在诊断PTE中敏感度为80.6%，特异度为76.1%，阳性预测值为59.5%，阴性预测值为90.0%，阳性似然比为3.37，阴性似然比为0.25，约登指数为0.567；AADD在诊断PTE中敏感度为93.5%，特异度为63.4%，阳性预测值为52.7%，阴性预测值为95.7%，阳性似然比为2.55，阴性似然比为0.10，约登指数为0.569；SGS联合AADD在诊断PTE中敏感度为92.0%，特异度为90.4%，阳性预测值为82.1%，阴性预测值为95.9%，阳性似然比为9.58，阴性似然比为0.09，约登指数为0.824。结论:SGS联合AADD可明显提高PTE诊断效能，其阴性预测价值与阳性预测价值均高于单独使用时。

目的:探讨局部应用氨甲环酸(TXA)镇痛合剂(TXAA)对接受腰椎后路椎间融合内固定(PLIF)术患者围手术期出血、术后疼痛及血栓形成风险的影响。方法:选择2017年3月至2020年1月，于廊坊市第四人民医院行PLIF的105例腰椎间盘突出或腰椎管狭窄患者为研究对象。患者年龄为(54.8±14.3)岁；男性患者为69例，女性为36例；腰椎间盘突出患者为60例，腰椎管狭窄者为45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随机分为TXAA组( n＝35，术前静脉滴注TXA 1.0 g，深筋膜关闭前切口局部注射TXAA 50 mL)，TXA组( n＝35，术前静脉滴注TXA 1.0 g)和对照组( n＝35，围手术期不应用TXA)，分别记录3组患者出血相关指标：围手术期总出血量、显性出血量、隐性出血量、术后引流量、输血率，术后疼痛相关指标：视觉模拟评分法(VAS)疼痛评分、前列腺素(PGE)2水平、缓激肽水平，以及血栓发生风险相关指标：国际标准化比值(INR)、血栓弹力图(TEG)-血栓最大幅度(MA)值、D-二聚体水平等。并且于手术后3个月内对患者进行不良事件随访。对于呈正态分布、方差齐的计量资料，如围手术期总出血量、显性出血量、VAS疼痛评分等，3组及各组中不同时间点的总体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及组内不同时间点的两两比较采用LSD法。性别构成比、输血率等计数资料的3组整体比较和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χ2检验，检验水准校正采用Bonferroni校正法。3组患者的性别构成比、年龄、人体质量指数、术前血红蛋白(Hb)值、术前纤维蛋白原水平、术前D-二聚体水平等一般临床资料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廊坊市第四人民医院人体试验委员会制定的标准，经过该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文号：lfsyll-2016-6)，并与所有受试者签署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 结果:①本研究TXAA组、TXA组和对照组患者的围手术期总出血量、显性出血量、术后24 h引流量、术后总引流量、围手术期异体悬浮红细胞输注量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TXAA组患者的上述5项指标分别为(599.6±67.3)、(379.9±38.8)、(169.9±56.9)、(272.8±83.1)、(217.0±64.1)mL，均低于TXA组和对照组，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XAA组比TXA组：LSD- t＝5.397、3.987、3.561、4.156、3.451， P＝0.008、0.023、0.029、0.021、0.031；TXAA组比对照组：LSD- t＝6.901、4.563、5.967、9.321、6.045， P<0.001、＝0.019、＝0.006、<0.001、＝0.003)。② 3组患者术后12、24及48 h时的VAS疼痛评分，以及术后1、3 d时的PGE2和缓激肽水平，分别较术前升高，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TXAA组患者术后12、24、48 h时的VAS疼痛评分分别为(2.1±0.9)、(2.4±1.0)和(1.9±0.9)分，均低于TXA组及对照组，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XAA组比TXA组：LSD- t＝6.063、10.736、29.654， P＝0.011、<0.001、<0.001；TXAA组比对照组： t＝6.239、11.079、31.078， P＝0.007、<0.001、<0.001)。TXAA组术后1、3 d时的PGE2水平分别为(154.4±23.1)和(195.4±30.8)pg/mL，缓激肽水平分别为(167.8±15.4)和(217.1±14.9)ng/mL，均低于TXA组及对照组，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③ TXAA组患者术后1 d时的TEG-MA值为(67.4±6.0)mm，分别高于术前、TXA组及对照组，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LSD- t＝5.693、0.383、8.963， P＝0.021、＝0.046、<0.001)。3组患者术后1、3 d时的D-二聚体水平分别较术前升高，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TXAA组术后1、3 d的D-二聚体水平分别为(398.3±73.2)和(283.7±49.6)mmol/L，分别低于TXAA组和对照组，并且差异亦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3组患者INR的组间及组内各时间点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④所有患者术后切口均获良好愈合，未出现切口感染、愈合延迟及血肿压迫神经等情况。术后超声随访未发现深静脉血栓形成(DVT)。 结论:对接受PLIF术的腰椎间盘突出或腰椎管狭窄患者，在术前静脉滴注TXA的基础上，切口内局部注射TXAA，有助于提高止血效果，减轻术后疼痛，并且不增加血栓等不良事件发生风险。

目的:建立并验证基于重症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CAP）患者炎症指标、基础疾病、病原学及英国胸科协会改良肺炎评分（CURB-65评分）构建的列线图模型。方法:回顾分析2018年1月至2021年12月在泰康仙林鼓楼医院首诊为CAP的172例成人住院患者的临床资料，按病情严重程度分为重症组和非重症组。记录两组患者的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既往史、合并症和家族史）、临床资料（包括主诉症状、发病时间、CURB-65评分）、入院首次实验室检查（包括血常规、肝肾功能、血生化、凝血功能、微生物培养结果）及是否根据微生物培养结果调整抗菌药物治疗方案。采用单因素分析筛选重症及非重症患者的差异指标，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寻找构建模型的危险因素；基于多因素分析结果构建列线图模型，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及校正曲线评估列线图模型的区分度及校准度。结果:共纳入172例成人CAP患者，重症48例，非重症124例；中位年龄74（57，83）岁；发病时间5.0（3.0，10.0）d；合并症总数为3（2，5）种，其中合并高血压58例（33.7%），心力衰竭为17例（9.9%）；113例（65.7%）CURB-65评分≤1分，34例（19.8%）CURB-65评分＝2分，25例（14.5%）CURB-65评分≥3分。单因素分析显示，重症组与非重症组的年龄、吸烟史、CURB-65评分、心率、发病时间、合并症总数、病原微生物总数、纤维蛋白原（FIB）、D-二聚体、C-反应蛋白（CRP）、降钙素原（PCT）、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PLR）、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丙氨酸转氨酶（ALT）及天冬氨酸转氨酶（AST）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高血压〔优势比（ OR）＝3.749，95%可信区间（95% CI）为1.411~9.962〕、心力衰竭（ OR＝4.616，95% CI为1.116~19.093）、复合感染（ OR＝2.886，95% CI为1.073~7.760）、吸烟史（ OR＝8.268，95% CI为2.314~29.537）、中高CURB-65评分（ OR＝4.833，95% CI为1.892~12.346）、CRP（ OR＝1.012，95% CI为1.002~1.022）、AST（ OR＝1.015，95% CI为1.001~1.030）等为成人CAP患者重症化的危险因素（均 P<0.05）。将筛选指标纳入列线图模型检验，结果显示，列线图模型识别重症成人CAP患者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896，95% CI为0.840~0.937（ P<0.05），校准曲线显示重症CAP的预测概率与观察概率一致性较好（Hosmer-Lemeshow检验： χ2＝6.088， P＝0.665）。 结论:列线图模型具有良好的识别重症成人CAP患者的能力，可以作为一种全面可靠的临床诊疗辅助工具，为重症CAP高危患者采取及时干预治疗措施提供依据。

目的:探讨特发性膜性肾病（idiopathic membranous nephropathy，IMN）中伴或不伴IgA沉积的临床病理特点及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IMN 283例，比较伴IgA沉积患者和不伴IgA沉积患者的临床病理特点，应用生存曲线和回归分析比较两组患者的预后。结果:共283例IMN患者被纳入本研究，伴IgA沉积44例（随访≤3个月15例，大于3个月29例），不伴IgA沉积239例（随访≤3个月89例，大于3个月150例），其中随访时间>3个月者共179例被纳入生存分析。283例IMN患者的年龄为（45.76±14.51）岁，男女比约3∶2。不伴IgA沉积组24 h尿蛋白量、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及 D-二聚体水平较高（均 P<0.05），使用调脂药比例较高（ χ2=6.761， P=0.009），伴IgA沉积组白蛋白、球蛋白、血IgG水平较高（均 P<0.05），C1q沉积比例较高（ χ2=15.159， P<0.001），而两组间其他临床病理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校正了年龄、性别、体重指数、收缩压、白蛋白、尿素氮、血肌酐、24 h尿蛋白量、节段性硬化、间质炎性细胞浸润、血管壁增厚、使用免疫抑制剂后，IgA沉积对肾脏复合终点事件无明显影响（ HR=0.699，95% CI 0.152~3.214， P=0.646），但伴IgA沉积组尿蛋白缓解率是不伴IgA沉积组的2.338倍（ HR=2.338，95% CI 1.339~4.084， P=0.003）。Kaplan-Meier生存分析结果显示，不伴IgA沉积组和伴IgA沉积组间发生肾脏复合终点事件比例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og-rank χ2=0.712， P=0.399），但伴IgA沉积组尿蛋白缓解率明显高于不伴IgA沉积组（Log-rank χ2=6.215， P=0.013）。 结论:IgA沉积或IgA肾病合并IMN未发现导致肾脏不良预后，伴IgA沉积的IMN可能更易发生尿蛋白缓解。

目的:探讨前列腺增生患者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后并发下肢静脉血栓栓塞(VTE)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收集2018年7月—2022年8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接受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治疗的464例前列腺增生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基本信息、前列腺体积、手术时间、Caprini评分、血浆D-二聚体水平、术后并发症等。按是否发生下肢VTE分为两组：VTE组( n＝25)与非VTE组( n＝439)。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下肢VTE的潜在危险因素，建立风险预测模型并绘制列线图，并采用Bootstrap法进行内部验证，制作校正曲线，以一致性指数(C-index)和 R2对模型的预测能力进行验证。 结果:464例患者中，下肢VTE发生率为5.4%(25/464)，共有1.9%(9/464)的患者被诊断为深静脉血栓栓塞，无肺栓塞发生。VTE组与非VTE组在Caprini评分、手术时间、年龄、糖尿病、吸烟史、既往血栓史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手术时间、Caprini评分、糖尿病史、吸烟史和既往血栓史可能是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后发生下肢VTE的危险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手术时间( OR＝37.429， P＝0.001)、Caprini评分( OR＝3.306， P<0.001)是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后发生下肢VTE的独立危险因素。其中手术时间<60 min相对于>90 min患者，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后发生下肢VTE风险明显降低( OR＝0.024， P<0.001)、Caprini评分4、5分相对于7分患者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后发生下肢VTE风险明显降低( OR＝0.041、0.082， P＝0.004、0.003)。根据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绘制列线图，Bootstrap法内部验证后提示列线图具有较好的预测能力，C-index为0.935，95% CI：0.906~0.965， R2为0.451。 结论:Caprini评分和手术时间是影响前列腺增生患者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后发生下肢VTE的独立危险因素。包含手术时间、Caprini评分在内的列线图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测效能，可帮助医务人员早期预测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后并发下肢VTE的风险。

目的:研究肺通气/灌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SPECT)和低剂量CT融合显像(SPECT/CT)在老年人肺栓塞中的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收集北京医院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临床疑诊肺栓塞并完成肺通气/灌注SPECT/CT检查的279例患者资料，其中年龄≥65岁者163例(老年组)、年龄<65岁者116例(非老年组)。以经随访证实正确的出院诊断为最终诊断，比较分析两个年龄组肺通气/灌注SPECT/CT的诊断效能，以及老年组肺通气/灌注SPECT/CT和经年龄校正的D-二聚体的诊断效能。老年组同期完成肺通气/灌注SPECT/CT、CT肺动脉造影(CTPA)者43例，比较分析其肺通气/灌注SPECT/CT与CTPA的诊断效能。结果:老年组肺通气/灌注SPECT/CT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与准确性分别为96.10%(74/77)、91.86%(79/86)和93.87%(153/163)，与非老年组的诊断敏感性96.43%(27/28)、特异性94.31%(83/88)和准确性94.83%(110/116)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0.000、0.409、0.116， P＝1.000、0.522、0.733)。经年龄校正的D-二聚体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及准确性分别为84.42%(65/77)、63.95%(55/86)和73.62%(120/163)，与肺通气/灌注SPECT/CT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43例均行肺通气/灌注SPECT/CT及CTPA的老年患者中排除1例CTPA诊断不能确定者，肺通气/灌注SPECT/CT诊断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分别为96.55%(28/29)、92.31%(12/13)、95.24%(40/42)，CTPA的诊断敏感性、特异性与准确性分别为65.52%(19/29)、92.31%(12/13)、73.81%(31/42)，两者特异性相同，敏感性和准确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2、0.022)。 结论:肺通气/灌注SPECT/CT显像在老年患者中诊断肺栓塞的准确性高，优于CTPA和经年龄校正的D-二聚体。

目的:探究L选择素(CD62L)在不同分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外周血T细胞表面的表达水平及其与放射治疗疗效的关系。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2020年11月至2023年10月于山西省肿瘤医院收治的NSCLC患者270例，其中Ⅰ期40例，Ⅱ期48例，Ⅲ期102例，Ⅳ期80例。比较不同分期患者的临床资料和放射治疗疗效。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分析CD62L水平与NSCLC患者Ⅲ期/Ⅳ期风险的相关性。根据放射治疗疗效将患者分为治疗有效组(181例)和治疗无效组(89例)，比较2组患者临床资料。构建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判断CD62L水平与NSCLC患者放射治疗无效之间的关系。应用样条函数与logistic回归相结合的限制性立方样条法分析CD62L水平与NSCLC患者放射治疗无效的剂量反应关系。结果:共纳入270例NSCLC患者，其中男129例，女141例，年龄(57.48±4.53)岁，年龄范围40～68岁。不同分期NSCLC患者在白细胞介素6(IL-6)、血小板计数(PLT)、C反应蛋白(CRP)、肿瘤长径、降钙素原、D-二聚体、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PLR)、CD62L水平方面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校正年龄、性别、身体质量指数、IL-6、PLT、CRP、肿瘤长径、降钙素原、D-二聚体、NLR、PLR协变量后，CD62L水平与患者Ⅲ期/Ⅳ期风险仍存在独立相关性( OR＝1.899，95% CI：1.015～2.358)。不同分期NSCLC患者放射治疗疗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21.68， P<0.05)，Ⅲ期、Ⅳ期患者治疗无效占比较高，分别为26.47%(27/102)、48.75%(39/80)。治疗有效组中完全缓解88例(32.59%)、部分缓解93例(34.44%)；治疗无效组中疾病稳定53例(19.63%)、疾病进展36例(13.33%)。治疗无效组患者年龄、IL-6、PLT、肿瘤长径、NLR、PLR、CD62L水平均高于治疗有效组患者，Ⅲ/Ⅳ期患者比例高于治疗有效组患者(均 P<0.05)。广义线性混合模型显示，Ⅰ期患者中，CD62L 45%～50%、50%～55%、55%～60%、>60%发生放射治疗无效的风险分别是CD62L<45%的1.078、1.117、1.585、1.614倍；Ⅱ期患者中，CD62L 45%～50%、50%～55%、55%～60%、>60%发生放射治疗无效的风险分别是CD62L<45%的1.173、1.341、1.639、1.758倍；Ⅲ期/Ⅳ期患者中，CD62L 45%～50%、50%～55%、55%～60%、>60%发生放射治疗无效的风险分别是CD62L<45%的2.368、2.480、2.751、2.923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CD62L水平与放射治疗无效呈显著正相关。 结论:分期越高的NSCLC患者外周血CD62L水平越高。CD62L水平越高的NSCLC患者发生治疗无效的风险越高。

肺栓塞是一种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其发病率高、病死率高、误诊率高，严重威胁患者的健康和生命，及早对患者进行诊断和规范治疗对改善患者的预后具有重要意义。血浆D-二聚体是纤维蛋白的降解产物，作为特异性的纤溶过程标志物，D-二聚体是诊断肺栓塞的重要辅助检查之一。传统D-二聚体阈值敏感性高、特异性低，为了克服其特异性低的缺点，近些年提出了根据年龄校正的D-二聚体临界值、根据临床概率调整的D-二聚体临界值、YEARS法等，使D-二聚体的诊断价值得到提高。此外，近年的研究还发现D-二聚体在评价肺栓塞复发和预后等方面也有重要价值，使得D-二聚体的临床应用得到了拓展。

目的:探讨危重烧伤并发侵袭性真菌感染患者的临床特征及死亡的危险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2017年1月—2022年12月，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88例符合入选标准的危重烧伤并发侵袭性真菌感染患者，其中男61例、女27例，年龄26~74岁。统计患者侵袭性真菌感染部位和病原菌检出情况。依据入院后28 d内的生存结局，将患者分为存活组（63例）和死亡组（25例）。比较2组患者入院时年龄、性别、体重、烧伤总面积、合并吸入性损伤情况、合并高血压和糖尿病情况、急性生理学和慢性健康状况评价Ⅱ（APACHE Ⅱ）评分以及伤后入院时间等基本资料与伤情，入院后24 h内检测的白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红细胞计数、单核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葡萄糖、肌酐、尿素氮、D-二聚体、半乳甘露聚糖（GM）、1，3-β-D葡聚糖和肌酸激酶等血生化指标水平，治疗过程中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呼吸机辅助呼吸、气管切开、深静脉置管、手术植皮>2次等有创操作和应用血管活性药物情况，入院后1、3、7、14 d的C反应蛋白（CRP）、降钙素原、乳酸、白细胞介素-6（IL-6）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等感染指标水平，治疗过程中病原菌检出情况。对数据行独立样本 t检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χ2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Bonferroni校正。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影响危重烧伤并发侵袭性真菌感染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侵袭性真菌感染的主要部位为创面（67例）和血流（46例），感染的真菌主要为假丝酵母菌属真菌（58株），病原菌混合感染者共30例。与存活组比较，死亡组患者入院时APACHE Ⅱ评分、合并吸入性损伤和高血压比例均明显升高（ t=2.11， χ2值分别为6.26、9.48， P<0.05），其余基本资料和伤情均无明显变化（ P>0.05）。与存活组比较，死亡组患者入院后24 h内D-二聚体、GM、1，3-β-D葡聚糖水平均明显升高（ t值分别为2.42、2.05、2.21， P<0.05），入院后24 h内其余血生化指标及治疗过程中行各项有创操作和应用血管活性药物比例均无明显变化（ P>0.05）。2组患者入院后1、3 d的感染指标水平均相近（ P>0.05），死亡组患者入院后7 d的降钙素原与入院后14 d的CRP、降钙素原、乳酸、IL-6和TNF-α水平以及病原菌混合感染比例均明显高于存活组（ t值分别为4.69、3.89、6.70、6.14、4.65、3.26， χ2=12.67，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合并吸入性损伤、合并高血压和病原菌混合感染均为影响危重烧伤并发侵袭性真菌感染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比值比分别为5.98、4.67、6.19，95%置信区间分别为1.42~15.39、1.41~25.28、1.86~20.58， P<0.05）。 结论:危重烧伤并发侵袭性真菌感染患者感染的主要部位为创面和血流，感染的真菌主要为假丝酵母菌属真菌，病原菌混合感染比例较高；该类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为合并吸入性损伤、合并高血压和病原菌混合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