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基于胎盘植入患者临床高危因素及超声征象建立一种胎盘植入性疾病(PAS)的风险模型，以识别重型胎盘植入。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2年6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收治并于分娩过程中临床分型诊断或病理诊断的PAS患者121例。根据植入类型分为轻型组和重型组，比较两组之间的临床高危因素、超声征象的差异。基于临床高危因素及超声征象建立一种PAS的风险模型，预测围产期并发症。结果:经临床诊断和(或)胎盘病理诊断的PAS 130例，剔除临床资料不全或超声图像显示不规范9例，余121例纳入研究。121例患者中粘连型64例，植入型39例，穿透型18例。粘连型为轻型，植入型和穿透型统称为重型，其中轻型组64例，重型组57例。两组间前置胎盘、宫腔操作史次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间剖宫产次数、子宫肌层变薄、胎盘陷窝、子宫－膀胱交界面异常血管化、子宫膀胱交界面桥接血管、胎盘隆起以及宫颈受累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胎盘陷窝、子宫－膀胱交界面异常血管化及剖宫产次数是重型PAS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此建立风险模型，并分别绘制各独立危险因素及风险模型ROC曲线，风险模型AUC为0.826，较其他独立危险因素有良好的诊断效能。 结论:在PAS高危患者的产前超声分型诊断中，胎盘陷窝、子宫－膀胱交界面异常血管化及剖宫产次数三者联合建立PAS风险模型，对于重型胎盘植入具有良好的诊断效能。

目的:探讨子宫内膜息肉（EPs）发病的相关高危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2019年10月至2020年9月因异常阴道出血、超声提示宫腔内异常行宫腔镜检查的患者669例的临床资料，根据术后病理结果分为两组，其中EPs组患者（息肉组）304例，非EPs组患者（非息肉组）365例。记录患者的临床资料，用SPSS 22.0统计软件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结果: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息肉组中位数为45岁，非息肉组为47岁）、孕次（息肉组中位数为2次，非息肉组为3次）、产次（息肉组中位数为1次，非息肉组为2次）、绝经（息肉组49例，占16.12%；非息肉组83例，占22.74%）、慢性子宫内膜炎（息肉组111例，占36.51%；非息肉组174例，占47.67%）、宫颈息肉（息肉组58例，占19.08%；非息肉组46例，占12.60%）、高血压（息肉组48例，占15.79%；非息肉组88例，占24.11%）、糖尿病（息肉组14例，占4.61%；非息肉组31例，占8.49%）等是EPs发生的危险因素（ Z=-3.71、-4.30、-2.50，χ 2=4.59、8.44、0.02、0.01、0.04，均 P < 0.05）。多因素分析提示，年龄、孕次、慢性子宫内膜炎、宫颈息肉对EPs发病有明显影响（ OR=0.97、95% CI 0.95～0.99， OR=0.80、95% CI 0.72～0.90， OR=0.53、95% CI 0.38～0.74， OR=1.73、95% CI 1.10～2.72，均 P < 0.05）。 结论:年龄、孕次、慢性子宫内膜炎、宫颈息肉均为EPs发病的相关高危因素。

目的:探讨宫内妊娠合并葡萄胎的诊断及处理。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9月至2019年5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收治的10例宫内妊娠合并葡萄胎的临床资料。采用描述性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1）同期本院产科分娩65 960例，宫内妊娠合并葡萄胎的发生率为1/6 596。10例中，完全性葡萄胎与胎儿共存（complete hydatidiform mole and coexisting fetus，CHMCF）和部分性葡萄胎与胎儿共存（partial hydatidiform mole and coexistent fetus，PHMCF）分别为4例和6例。10例患者年龄（30.9±4.1）岁，范围为26～35岁；妊娠2.5（1～4）次。9例在22周 +3（12周 +3～32周 +3）发现，1例于孕9周 +发现。（2）6例妊娠期反复阴道出血，3例出现妊娠呕吐，2例妊娠中晚期出现甲状腺功能亢进症，1例发生子痫前期，1例发生重度二尖瓣反流伴轻度肺动脉高压。（3）10例血清β-hCG最高值为139 935（16 990～546 033）U/L，其中CHMCF和PHMCF患者分别为212 500（200 000～546 033）U/L和60 768（16 990～225 000）U/L。（4）5例超声提示胎盘蜂窝状暗区，2例超声仅提示胎盘增厚，1例B超示双侧卵巢巨大黄素化囊肿、胸部CT见左肺下叶多个转移瘤、肺部MRI提示左侧肺部胸膜壁多个结节、盆腔MRI提示妊娠合并完全性葡萄胎，1例超声提示胎盘水泡样，1例超声提示胎儿腹壁连续中断、可见包块、其内可见胃泡、肝脏、部分肠管回声以及脐膨出，1例为胚胎停育。（5）1例羊水胎儿染色体核型为46,XX，未发现异常，染色体微阵列分析技术检测结果为arr［hg19］（1-22）×2。其余病例拒绝产前诊断。（6）10例患者中，3例予依沙吖啶羊膜腔内注射引产术，2例行药物流产+清宫术，2例发生自然流产行清宫术、妊娠物可见胎儿及葡萄胎样组织，1例葡萄胎局部侵犯子宫、行全子宫切除术，1例因孕妇左下肺转移瘤行剖宫取胎术，1例孕33周 +4发生子痫前期、行剖宫产获得两早产儿；4例病理提示妊娠合并完全性水泡状胎块、免疫组织化学P57（－），6例病理提示妊娠合并部分性水泡状胎块、P57（+）。（7）10例患者按葡萄胎术后随访，2例CHMCF发生持续性滋养细胞疾病并予以化疗，8例未发生持续性滋养细胞疾病。 结论:产前发现宫内妊娠合并葡萄胎后，应立即鉴别PHMCF或CHMCF。CHMCF可能存在更高的流产、胎儿宫内死亡、早产、子痫前期等妊娠并发症风险，是否继续妊娠，应采取个体化原则。PHMCF患者胎儿畸形或胎儿丢失风险较高，建议及时终止妊娠。

目的:探究绝经后女性子宫颈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igh-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HSIL）的临床病理特征。方法:选取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于江苏省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妇科住院治疗的HSIL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患者行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igh risk human papillomavirus，HR-HPV）检测、阴道镜检查、宫颈活检+子宫颈管搔刮术（endocervical curettage，ECC），病理诊断为HSIL，后行子宫颈冷刀锥切术（cold-knife conization，CKC），其中资料完整、诊疗过程符合宫颈癌诊疗规范、既往无宫颈手术史的患者594例，根据绝经情况将患者分为未绝经组（463例）和绝经组（131例），对两组患者的年龄、接触性出血、妇科检查、HR-HPV、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阴道镜检查及活检结果、子宫颈锥切术后病理结果等进行比较分析，有统计学差异的因素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识别出绝经后HSIL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 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绝经组接触性出血的阳性率［12.98%（17/131）］、HR-HPV阳性率［77.86%（102/131）］与未绝经组［11.45%（53/463）、80.56%（373/463）］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0.23、0.46； P值分别为0.632、0.496）。绝经组患者子宫颈表面柱状上皮移位的比例［43.51%（57/131）］、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异常的比例［87.79%（115/131）］均低于未绝经组［64.36%（298/463）、93.74%（434/463）］，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18.46、5.16； P值分别为<0.001、0.023）。绝经组ECC阳性率［62.60%（82/131）］、子宫颈Ⅲ型转化区［73.28%（96/131）］、锥切术后病理升级的比例［9.92%（13/131）］、锥切术后切缘阳性率［24.43%（32/131）］均高于未绝经期患者［46.22%（214/463）、26.78%（124/463）、1.73%（8/463）、5.40%（25/463）］，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10.95、94.68、20.11、42.62， P值分别为0.001、<0.001、<0.001、<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子宫颈Ⅲ型转化区的比例高（ OR=6.569，95% CI 4.130~10.446）、ECC阳性率高（ OR=1.978，95% CI 1.250~3.128）、锥切切缘阳性率高（ OR=4.581，95% CI 2.386~8.794）、锥切术后病理升级率高（ OR=4.612，95% CI 1.557~13.668）及宫颈外观光滑的比例高（ OR=0.464，95% CI 0.294~0.731），是绝经后HSIL的临床病理特征（ P值分别为<0.001、0.004、<0.001、0.006、0.001）。 结论:绝经后妇女HSIL与未绝经妇女存在差异，临床症状和筛查表现存在不典型性，并且病变易累及宫颈管、锥切术后切缘阳性率高、病理升级的比例高，所以对诊断为绝经后宫颈癌前病变女性应采取更积极的干预手段。

目的:分析重症医学科收治的危重孕产妇临床特点及其转归，为重症产科亚专业建设提供临床经验。方法:收集2011年1月至2019年12月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危重孕产妇的临床资料。总结孕产妇转入重症监护病房（ICU）的主要原因、孕产妇死亡原因、器官支持措施等。结果:研究期间，本院产科共收治39 567例孕产妇，转入ICU 360例，平均ICU转入率0.91%；2016年起，产科收治人数、转入ICU人数及ICU转入率均明显增加。ICU收治孕产妇平均年龄（30.9±5.7）岁，平均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为7（4，10）分，平均ICU住院时间为1（1，2）d；平均呼吸机使用时间为9.0（3.0，17.5）h。ICU孕产妇最主要的分娩方式为剖宫产（占84.72%）；48例（占13.33%）行子宫切除，其中42例（占87.5%）因产后出血行子宫切除。孕产妇转入ICU的前3位病因为产后大出血〔36.94%（133/360）〕、妊娠期高血压疾病〔21.67%（78/360）〕、妊娠合并心脏病〔15.00%（54/360）〕。因产后大出血转入ICU的产妇的首位出血原因为胎盘异常〔63.98%（103/161）〕，其次为宫缩乏力〔28.57%（46/161）〕；产后24 h平均失血量为（4 019±2 327）mL，因产后大出血而切除子宫的产妇逐年减少。研究期间共有2例产妇死亡，为间接产科死亡；3例自动转出（预计死亡），其中1例为间接产科死亡，2例为直接产科死亡；ICU孕产妇病死率为1.39%（5/360）。结论:孕产妇转入ICU的主要原因为产后大出血和妊娠期高血压疾病，产后大出血的首要原因为胎盘因素；间接产科死亡超过直接产科死亡，主要是妊娠合并心脏病及重症肺炎导致的死亡；ICU已成为救治危重孕产妇的重要阵地以及降低孕产妇病死率的重要保障。

患者女，74岁，因右侧大腿肿物3年，增大1年就诊。患者于3年前在右侧大腿发现鸽子蛋大小的肿物，无明显疼痛、麻木等不适。肿物逐渐增大，于1年前增至"苹果"大小，自感坠胀不适，遂就诊。门诊以右大腿上段内侧纤维肉瘤收入病房。既往体健，无家族遗传病史。体检：各系统无异常。皮肤科检查：右大腿上段内侧可见一约13 cm × 8 cm椭圆形包块，表面无红肿、破溃，皮肤感觉及血运良好，余未见异常。彩色超声检查示右侧大腿内侧探及11.2 cm × 10.3 cm的低回声，界限清，形态尚规则，内部回声不均匀，间以少量无回声。彩色多普勒超声可见红蓝血流信号，频谱多普勒超声测得动脉血流频谱。核磁共振成像示右侧大腿内侧肌间隙类圆形长T1长T2信号肿块影（图1），信号不均匀，中心见环形长T1短T2信号影及斑片状稍短T1长T2信号区，DWI周围呈高信号，中心呈低信号，边界清晰，邻近肌肉组织受压。右侧大腿软组织穿刺活检提示奇异细胞性平滑肌瘤，瘤细胞怪异，但增殖活性极低，不排除子宫起源，所见病变微小。活检标本肉眼观为一类圆形肿物，体积9 cm × 9 cm × 7 cm，切面可见多量出血坏死，包膜完整。光镜下瘤细胞呈短梭形或卵圆形，胞质红染，核大深染，形态奇异（图2），核分裂象少见。免疫表型：内皮细胞标记物（CD34）、平滑肌肌动蛋白、结蛋白、高分子量结蛋白（H-caldesmon）、类肌钙蛋白皆阳性，上皮膜抗原、肌红蛋白、肌浆蛋白、Melan-A、黑素瘤标志物HMB45皆阴性，核增殖指数Ki-67指数约2%，细胞周期蛋白D1（cyclinD1）约20%阳性。

据WHO调查统计产后出血导致的死亡占孕产妇死亡总数的四分之一 [1]。近年随着我国生育政策开放，瘢痕子宫再次剖宫产数量显著增加，由此带来的围产期出血相关并发症亦呈上升趋势 [2-3] 。其中以凶险性前置胎盘更为危险，平均失血量高达3 000～5 000 mL，为难治性大出血，危及母婴生命 [4-6]。凶险性前置胎盘临床均选择剖宫产终止妊娠，术中根据出血量制定输血补液方案。目前临床常用评估出血量的方法受诸多因素的干扰，包括羊水的混入、大量血液渗透至切口边缘的敷料中、术中阴道出血评估无量化标准等，因此较难准确评估 [7-9]。出血量评估不准确会导致补液证据不足，若输血补液不够，则引起组织灌注不足、多器官功能衰竭；若输血输液过多过快则会引起心肺功能异常，循环负荷过重，肺水肿等并发症，加速病情恶化。因此及时准确的评估剖宫产术中失血量，为补液输液提供证据基础，对确保患者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上述问题，结合临床循证，本研究设计了一种可计量储血产垫，2016年获得国家专利（专利号：ZL 201621393951.0）；2021年专利转化，2022年产品纳入浙江省药械采购并使用于临床，用于精确收集评估剖宫产患者术中阴道出血量，临床应用效果较好，现报道如下。

由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妇科内分泌学组制定的中国《异常子宫出血诊断与治疗指南》于2014年发布，对国内异常子宫出血（AUB）的规范化诊治起到了良好的指导作用。随着新的研究进展，国际妇产科联盟于2018年再次更新了育龄期AUB的定义与分类，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妇科内分泌学组也根据国内外新的研究进展和结果，结合国内的临床实践以及其他学科和专业的发展和发现，针对AUB的定义、诊治流程、病因治疗进行了更新、补充，形成了中国《异常子宫出血诊断与治疗指南（2022更新版）》，以便与国际接轨，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和研究。

目的:探讨回收式自体血回输（IOCS）技术在剖宫产术中应用的安全性、有效性及应用指征。方法:收集2016年8月—2019年1月全国11家三级甲等医院剖宫产术中应用IOCS技术输血的产妇共1 265例，根据剖宫产术中出血量分为<1 500 ml组（796例）和≥1 500 ml组（469例）。回顾性分析产妇及新生儿的一般临床资料、超声检查征象、围产期及产褥期指标；应用logistic多因素回归模型分析影响产妇术中出血量≥1 500 ml的危险因素。结果:（1）1 265例应用IOCS技术输血的产妇总回收血量共848 001 ml，回输血量共418 649 ml，相当于23 258 U红细胞悬液，极大地节约了医疗资源。（2）<1 500 ml组和≥1 500 ml组的中位术中出血量分别为800 ml （300~1 453 ml）和2 335 ml （1 500~20 000 ml）。两组产妇均无羊水栓塞、严重输血不良反应、休克、死亡发生。（3）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35岁（ OR=1.5，95% CI为1.1~1.9）、产前血红蛋白水平<110 g/L（ OR=1.7，95% CI为1.3~2.2）、子宫手术史（ OR=1.8，95% CI为1.3~2.6）、前置胎盘（ OR=1.9，95% CI为1.1~3.1）、胎盘植入（ OR=2.6，95% CI为1.8~3.9）、胎盘内存在血池（ OR=1.6，95% CI为1.1~2.3）、胎盘后肌壁异常（ OR=1.8，95% CI为1.2~2.6）、胎盘凸向子宫前壁（ OR=3.0，95% CI为1.3~7.0）是显著影响产妇术中出血量≥1 500 ml的危险因素（ P均<0.05）。 结论:IOCS技术输血在剖宫产术中应用相对安全、有效，节约了医疗资源，但需要严格规范其应用指征。

目的:探讨经自然腔道取标本（NOSES）的机器人直肠肿瘤手术可行性和安全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纳入标准：（1）年龄≥18岁；（2）术前经肠镜病理证实为恶性肿瘤，或虽为良性肿物但无法局部切除或经肛切除者；（3）预期能达到R 0切除；（4）术前评估肿瘤长径≤5 cm，或虽肿瘤长径>5 cm但与肠管长轴平行，预计标本能够从肛门拖出。排除合并肠梗阻、穿孔、出血或远处转移者以及存在腹腔镜手术禁忌证或既往有腹部大手术或粘连病史者。回顾性收集2016年3月至2019年7月期间，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胃肠外科行NOSES机器人直肠肿瘤手术的162例患者病例资料。其中，男性患者94例，女性患者68例，年龄（57±13）岁，体质指数为（23.5±3.2）kg/m 2，肿瘤下缘距离肛缘距离为（8.2±2.9）cm。采用5孔法放置机器人Trocar，行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ME），左结肠动脉常规予以保留。经肛门置入腔镜无菌套，套内将切除标本经肛门拖出。观察手术安全性指标（包括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以及术后并发症情况等）和肿瘤根治性指标（淋巴结检出数、转移阳性淋巴结数以及阳性切缘情况等）。 结果:162例患者均完成机器人NOSES，无中转开腹病例。手术时间为（188.7±79.8）min，术中出血量为（47.1±33.2）ml。肿瘤长径为（3.4±1.5）cm，最大为12 cm。按照手术方式统计，154例患者行TME术，1例患者为TME并肝转移瘤切除，1例TME并横结肠部分切除，2例TME并卵巢切除，2例TME并子宫切除，1例因左肾血管平滑肌瘤行TME并左肾部分切除，1例因术中左侧输尿管损伤行TME并左侧输尿管修补。所有患者均经直肠取出标本。行预防性回肠双腔造口率为6.8%（11/162）。淋巴结检出（14.9±5.1）枚。术后病理检查显示，156例为腺癌，其中Tis期1.3%（2/156）、T 1期9.0%（14/156）、T 2期26.3%（41/156）、T 3期35.9%（56/156）、T 4期27.6%（43/156）。34.6%（54/156）的腺癌患者有淋巴结转移，1例同时性肝转移。所有病例环周切缘（包括上下切缘）均为阴性。术后患者的进食时间为（4.2±4.1）d，术后住院天数为（11.4±7.7）d。术后总并发症发生率为12.3%（20/162），吻合口漏发生率4.9%（8/162）。4例（2.5%）因吻合口漏后行回肠造口。术后90 d内，无肛门功能异常及死亡病例。 结论:机器人NOSES治疗直肠肿瘤具有良好的可行性及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