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枢经学说"源自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中的"开阖枢"理论,该理论最初用于解释三阴三阳的作用和相互关系,经引申、衍化、发展、升华后,用来分析、阐释、推演中医现象,指导中医临床.通过探讨"开阖枢"与经络之气、脏腑功能、五官九窍、肢体关节的关系,阐释了枢经学说的关系本体论内涵;通过探讨认识客体的历史客观性、认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科学的实践观,阐释了枢经学说之辨证的认识论内涵;并且提出了下一步的研究愿景和初步构想.

目的 观察眶隔与周边结构的连接情况以及眶隔组织学结构,探讨其与轻度上睑下垂的关系.方法 自2018年5月至2019年12月,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整形激光美容科将行切开法重睑成形术的276例(549只眼)门诊求美者根据上睑情况分为正常组和轻度上睑下垂组,并进行眶隔观察.观察指标为眶隔与周边结构的连接、眶隔的组织学结构.结果 正常组498只眼,轻度上睑下垂组51只眼.两组间患者比较,轻度上睑下垂组的眶隔与眶隔脂肪包膜间的黏连发生率更高(x2=95.00,P＜0.001),轻度上睑下垂组的眶隔与上睑提肌腱膜间的限制韧带发生率更高(x2=99.00,P＜0.001).HE染色结果显示,两组眶隔均主要为结缔组织结构,可分为两层:前层较疏松;后层较致密.轻度上睑下垂组与正常组相比,其结缔组织纤维含量更少,且更为疏松.Masson染色结果显示,均未发现肌组织结构.SMA染色结果显示,除穿行眶隔的血管显示阳性外,其余的组织SMA染色均为阴性;两组的眶隔中均未发现平滑肌结构.结论 眶隔与眶隔脂肪包膜的黏连、眶隔与上睑提肌腱膜间的限制韧带,可能是引起轻度上睑下垂的原因.

通过查阅中医古籍与现代医学文献,从脾阴角度探析慢性萎缩性胃炎(CAG),并探微淡以养脾理论,且以之作为切入点详述治法方药,发现多种病因可造成脾阴虚,而脾阴虚作为病机在脾之运及化方面与CAG存在密切的关联.张锡纯提出的淡以养脾理论以淡入脾胃、阴虚专责重于脾为架构,并从阴阳五行、脏腑生理特性、解剖学、药性五味等方面阐释淡味补养脾阴的缘由及优势,从而引申出以淡为主,甘淡合用的治法及多种相应方药,治疗脾阴虚证有独到之处,为治疗脾阴虚型CAG拓展了思路,具有积极的临床意义.

目的 总结骨科手术部位感染现状,探讨骨科手术部位感染的影响因素.方法 收集江苏省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2022年1月至2023年12月骨科手术部位感染病例作为感染组,共41例,按照1∶1的比例,随机抽取同科室2022年1月至2023年12月年龄相近(±10岁)、性别相同未发生手术部位感染的41例病例作为非感染组,分析骨科手术部位感染病原菌分布情况并基于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骨科手术部位感染的影响因素.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41例手术部位感染患者,术后1～3d发生手术部位感染10例(24.39％),术后4～6d发生手术部位感染12例(29.27％),术后7～9d发生手术部位感染5例(12.20％),术后10～30 d发生手术部位感染10例(24.39％),术后31～90 d发生手术部位感染4例(9.76％).感染组检出40株病原菌,主要为革兰氏阳性球菌(31株,77.50％),最常见的为金黄色葡萄球菌(19株,47.50％),其次为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7株,17.50％).两组糖尿病史、体重指数(BMI)、术前纤维蛋白原、手术持续时间、手术引流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患者BMI(OR=1.231,95％CI:1.049-1.445,P=0.011)是骨科手术部位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BMI作为手术部位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其临界值为25.37 kg/m2.结论 骨科手术患者中,肥胖患者更易发生手术部位感染,建议进一步强化肥胖患者的围手术期管理,以减少手术部位感染的发生.

微生物残体是土壤有机碳的主要组分,其对人工混交林的响应目前尚不清楚.以我国亚热带杉木(Cunninghamia lanceolata)纯林和杉木-火力楠(Michelia macclurei)混交林0～20 cm 土壤为研究对象,以氨基糖为微生物残体标识物,采用基于革兰氏阳性菌与革兰氏阴性菌比值确定的细菌残体转换系数,研究了长期杉木-火力楠混交对土壤微生物残体积累的影响.结果表明,与杉木纯林相比,杉木-火力楠混交林0～10cm土壤细菌残体含量降低了 25.3％,进而导致土壤有机碳含量降低了 11％.混交林中细菌残体的降低主要归因于大团聚体内细菌残体含量的降低.林木混交并未影响0～20 cm 土壤微生物残体含量以及微生物残体对土壤有机碳的贡献.以上结果表明,火力楠引入杉木林35年后降低0～10 cm 土壤细菌残体和土壤有机碳的固持,可能不利于维持长期土壤肥力.

目的:探讨前臂开放性骨折并发感染的临床特征、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为临床抗感染治疗提供有力依据。方法:自2016年1月至2021年12月我院诊治前臂开放性骨折并发感染患者116例，男72例，女44例。按照Gustilo骨折分型：Ⅱ型12例，ⅢA型2例，ⅢB型19例，ⅢC型83例；机器绞伤77例，重物压砸伤27例，车祸伤12例；治疗过程中截肢组20例，保肢组96例。采集同一个感染部位的三个层面标本进行细菌培养，菌株鉴定和药物敏感性检测均采用自动化仪器和纸片扩散法。结果:临床特征：Ⅲ型骨折并发感染共104例，且以ⅢC型为主。男女发病率为1.6∶1，机器绞伤是引起感染的主要原因。病原菌分布：共分离出25种168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阴性杆菌占80.4%，革兰阳性球菌占19.6%。排名前五位分离菌占64.4%，依次是鲍曼不动杆菌、阴沟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菌。药敏结果显示：鲍曼不动杆菌对常用抗菌药物耐药率偏高(>60%)，碳青霉烯类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检出率为63.6%；阴沟肠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对美罗培南、左氧氟沙星、阿米卡星敏感率均为100.0%；肺炎克雷伯菌对亚胺培南、美罗培南、阿米卡星耐药率较低(10.0%~20.0%)；未检出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替考拉宁、庆大霉素、利福平耐药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截肢耐药性总体高于保肢患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临床治疗显示：首选敏感性抗菌药物85.3%；首选耐药性抗菌药物11.2%，其中截肢组10.3%，保肢组0.9%。 结论:革兰阴性杆菌是前臂开放性骨折感染主要病原菌，碳青酶稀类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日趋严重。对于大部分前臂开放性骨折患者，喹诺酮类药物经验性治疗效果较好，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可有效提高疗效。

目的:心脏起搏导线相关三尖瓣反流（lead-related tricuspid regurgitation，LRTR）是心脏起搏治疗中最常见的临床并发症之一。本研究主要探讨引起LRTR的危险因素。方法:前瞻性入选2017年2月到2018年4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律失常中心首次植入起搏器或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ICD）治疗的72例患者，结合二维+三维超声心动图，对植入术前、术后急性期（1周内）以及1年进行评价。起搏器植入后新发三尖瓣反流（TR）或反流程度加重的患者归为TR阳性组，无TR或反流程度不加重的患者归为TR阴性组，比较两组间TR比例、右心房内径、右心室内径、起搏导线植入类型以及合并基础疾病等超声心动图和临床指标，并应用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筛选可能引起LRTR的危险因素。结果:72例患者均完成术后1年随访。与TR阴性组相比，TR阳性组患者TR呈中重度反流的比例明显升高，伴右心房、右心室内径增大以及右心室射血分数降低；TR阳性组患者合并病态窦房结综合征的比例低（62.5%对85.7%， P=0.039），合并2型糖尿病的比例高（43.8%对14.3%， P=0.010），导线常引起三尖瓣隔叶（18.8%对0， P=0.009）、后叶（25%对1.8%， P=0.008）受限。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发现合并2型糖尿病（ OR=6.425，95% CI 1.371~30.121， P=0.018）、导线引起后叶受限（ OR=20.038，95% CI 1.097~265.991， P=0.043）是导致LRTR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2型糖尿病、导线引起后叶受限是导致LRTR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了解儿童神经外科术后细菌性脑膜炎特征。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选取2016年1月至2022年12月就诊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外科术后脑脊液细菌培养阳性的64例脑膜炎患儿为研究对象，分析患儿的临床特征、发病时间、抗感染治疗前脑脊液常规生化指标、脑脊液培养细菌学特征、对抗菌药物的敏感性。根据脑脊液结果将患儿分为革兰阳性菌感染组和革兰阴性菌感染组，采用 t检验或Wilcoxon秩和检验及 χ2检验比较两组患儿的临床特征。 结果:64例患儿中男42例、女22例，起病年龄0.83（0.50，1.75）岁。64例患儿共发生70次术后细菌性脑膜炎。春季15例次（21%）、夏季23例次（33%）、秋季19例次（27%）、冬季13例次（19%）。发病时间为术后3.5（1.0，10.0）个月。患儿于术后≤1个月发病15例次（21%），患儿于术后>1个月发病55例次（79%）。38例（59%）患儿出现明显异常临床表现，发热36例（56%），呕吐11例（17%）。48例次（69%）术后细菌性脑膜炎系革兰阳性菌感染引起（革兰阳性菌感染组），其中表皮葡萄球菌24例次；22例次（31%）系革兰阴性菌感染引起（革兰阴性菌感染组），其中鲍曼不动杆菌7例次。革兰阳性菌感染组夏季发生率高于革兰阴性菌感染组［20例次（42%）比3例次（14%）， χ 2=5.37， P=0.020］，革兰阴性菌感染组秋季及术后1个月内的发生率明显高于革兰阳性菌感染组［11例次（50%）比8例次（17%），15例次（67%）比5例次（33%）， χ 2=8.48、9.02，均 P<0.05］。未培养出对万古霉素耐药的革兰阳性细菌及对多黏菌素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鲍曼不动杆菌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敏感率为45%（10/22）。 结论:儿童神经外科手术后脑膜炎临床表现不典型，革兰阳性菌是引起神经外科术后细菌性脑膜炎的主要病原菌，革兰阴性菌脑膜炎更易发生在秋季及术后1个月内。鲍曼不动杆菌对碳青霉烯类耐药率较高，需引起警惕。

目的:探讨不典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aCML）的临床特点及诊断方法。方法:对四川省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南岸院区收治的1例年轻aCML患者的临床资料、骨髓形态学、免疫学、遗传学及分子生物学特点进行分析。结果:患者骨髓涂片示：粒细胞系明显增生，占0.875，伴显著发育异常和不成熟的粒细胞增多，原始粒细胞占0.170，成熟粒细胞胞质内颗粒明显增多、增粗；骨髓穿刺活组织检查示：骨髓增生极度活跃，幼稚粒细胞增多，网状纤维广泛增生（骨髓纤维化2~3级）；左腹股沟淋巴结切除活组织检查病理示：淋巴结结构破坏，组织细胞背景中可见巨核细胞及不成熟粒细胞，符合髓外造血；骨髓流式细胞免疫表型示：粒细胞群约占有核细胞81.6%，异常表达CD56、CD14dim，粒细胞系发育模式异常；白血病中常见30种融合基因筛查均为阴性；聚合酶链反应（PCR）检测示：BCR-ABL1融合基因p210型、BCR-ABL1融合基因p190型、BCR-ABL1融合基因p230型、CALR基因第9号外显子、JAK2 V617F突变均为阴性。Sanger测序示：MPL-W515基因突变、CSF3R基因第14号和17号外显子、BRAF基因突变、SRSF2均为阴性；二代测序示：ASXL1基因突变阳性，NM_015338.5：c.2077C>T（p.R693*），突变频率为47.7%；U2AF1基因突变阳性，NM_006758.2：c.101C>A（p.S34V），突变频率为51%；PDGFRA、PDGFRB、SETBP1、SF3B1、STAT3、STAT5B等均为阴性。染色体核型分析示：47，XX，add（5）（q33），+8，-10，+mar[8]。综合诊断为aCML，BCR-ABL1阴性。结论:BCR-ABL1阴性aCML的诊断依赖于形态学、免疫学、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综合诊断，二代测序在鉴别诊断及靶向药物治疗方面尤为重要；年轻患者的早期诊断及治疗极具挑战性，应引起临床医生重视。

目的:探究先天性食管闭锁（congenital esophageal atresia，CEA）术后发生胸腔感染的相关因素，为临床诊疗及预防提供经验。方法:收集2007年1月至2022年1月在北京儿童医院行手术治疗的207例Ⅲ型CEA患儿的基本临床资料。其中，男141例，女66例；出生体重为（2.90±0.49）kg；中位手术年龄为4.0 d。食管盲端远近端之间的距离为（1.66±1.03) cm。84.1%（174/207）的患儿伴发其他畸形；8.7%（18/207）的患儿被诊断为VACTERL综合征，包括心脏畸形17例、肛门直肠畸形3例、脊柱或锥体畸形8例、泌尿系统畸形5例和肢体畸形5例。46.9% （97/207）的患儿在术前存在肺炎表现。根据术后是否发生胸腔感染分为感染组24例和非感染组183例，比较两组间临床特征差异，并通过单因素分析探究CEA术后胸腔感染的相关因素。结果:35.7%（74/207）的患儿接受胸腔镜手术治疗，64.3%（133/207）的患儿接受开胸手术治疗；胸膜外入路手术99例，胸膜内入路手术108例。术后并发症包括胸腔感染24例、气胸94例、吻合口漏74例、吻合口狭窄73例和复发性食管气管瘘13例。从胸腔感染患儿的胸水中分离出致病菌31株，其中58.1 % （18/31）为革兰氏阳性菌，41.9%（13/31）为革兰氏阴性菌。感染组气胸发生率为91.7%（22/24），吻合口漏发生率为70.8%（17/24）；非感染组气胸发生率为39.3%（72/183），吻合口漏发生率为31.1 %（57/183）。与非感染组相比，感染组的开胸手术比例大，且气胸、吻合口漏发生率较高，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在性别、合并综合征、食管盲端远近端之间的距离、术前肺炎、手术年龄、手术入路、术后机械通气、胸腔引流管留置时间及术后住院时间方面，两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CEA开胸手术更易发生胸腔感染，气胸和吻合口漏可能与胸腔感染的发生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