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急性视网膜坏死综合征(ARN)患者继发视网膜脱离(RD)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2013年3月至2021年4月于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青岛眼科医院收治的首诊为ARN且未伴有RD患者57例64眼，其中男36例40眼，女21例24眼；平均年龄(51.72±9.73)岁。所有患者均行抗病毒药物及抗炎药物的局部点眼及全身静脉滴注和口服，并根据患者病情及意愿行玻璃体腔注射更昔洛韦注射剂。根据1年随访过程中是否发生RD分为RD组和无RD组，其中RD组23例23眼，占35.94%，发生时间为发病后27~160 d，平均45(30，83)d。评估前房炎症反应程度并分级，通过九方位彩色眼底照相拼图或免扩瞳超广角激光扫描检眼镜检查并结合荧光素眼底造影评估视网膜坏死灶累及范围，将视网膜出血形态分为无或仅有少许散在小片状出血、范围>1个视盘直径(PD)的视网膜片状出血和霜枝样视网膜出血3种类型。纳入基线因素包括性别、年龄、病程等；纳入眼部因素包括视力、眼压、眼前节炎症反应、视网膜出血、视网膜坏死灶侵袭程度与范围等，治疗因素包括全身抗病毒药物治疗时间，玻璃体腔注射抗病毒药物与否和频次作为自变量，RD是否发生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排除严重玻璃体混浊4眼，在其余60眼眼底图像分析中，坏死灶累及视网膜范围达到1~4个象限的眼数分别为14、9、17和20眼，坏死灶侵袭仅累及3区、2区和1区眼数分别为13、23和24眼；治疗前，26眼有霜枝样视网膜出血，占43.33%；25眼存在范围>1 PD视网膜片状出血，占41.67%。与无RD组相比，RD组病程更长，基线视力更差，坏死灶范围更大，侵袭区域接近黄斑区患眼更多，出现霜枝样视网膜出血患眼更多，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2个组初诊时年龄、眼压、眼前节炎症反应、静脉注射抗病毒药物治疗时间，玻璃体腔注射抗病毒药物与否及频次等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霜枝样视网膜出血是RD的危险因素(比值比＝9.14，95%置信区间：1.10~82.44， P＝0.049)。 结论:霜枝样视网膜出血是ARN患眼继发RD的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的急性神经视网膜病变（AMN）的临床特征。方法: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收集2022年11月至2023年1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眼科诊断为AMN的15例（28只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资料作为AMN组，其中男性4例，女性患者11例，年龄为（31.36±8.08）岁。同期选择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未发生AMN者15名作为对照组，其中男性5例，女性10例，年龄为（33.20±5.10）岁。收集所有患者的最佳矫正视力（BCVA）、裂隙灯检查、散瞳后眼底检查、彩色眼底照相、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术（FFA）、相干光层析成像术（OCT）检查结果。对两组受试者进行血清细胞因子检测，包括白细胞介素（IL）类、干扰素（IFN）类以及肿瘤坏死因子α的水平。结果:28只眼中，严重视力下降（BCVA≤0.3）者3只眼（10.7%），中度视力下降（BCVA>0.3且≤0.5）者2只眼（13.3%），轻度视力下降（BCVA>0.5且≤1.0）者23只眼（82.1%）。所有28只眼在OCT上均表现为外核层高反射及外层视网膜结构的不连续，其中有3只眼同时伴有后极部视网膜1处或多处棉絮斑（10.7%），2只眼伴有轻度黄斑囊样水肿和视网膜内高反射点（7.1%），1只眼同时伴有旁中心性急性黄斑病变（3.6%）。有2例（4只眼，14.3%）FFA检查结果提示伴有视网膜血管炎。AMN组和对照组血清IL-4分别为4.49（3.66，6.08）和1.40（0.62，1.68）pg/ml、IL-5分别为7.34（5.04，14.06）和0.17（0.11，1.86）pg/ml、IFN-α分别为8.42（6.31，14.89）和0.50（0.30，0.83）pg/ml、IFN-γ分别为17.93（12.75，32.44）和7.43（0.00，14.74）pg/ml，两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AMN除表现为黄斑区楔形暗红色病灶外，还可合并棉絮斑以及视网膜血管炎，同时伴有血清多种炎症因子的升高。

急性视网膜坏死（ARN）是由疱疹病毒引起的罕见且严重的葡萄膜炎，多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VZV）及单纯疱疹病毒（HSV）导致，主要表现为玻璃体炎、闭塞性视网膜动脉炎及视网膜坏死，视网膜脱离是其常见晚期并发症 [1]。眼内液中检测到病毒核酸是ARN诊断的直接证据。近年来，眼内液检测在感染性眼病中的作用得到重视，对多种感染性葡萄膜炎的诊断、治疗有指导甚至是决定性作用 [2-4]。为进一步了解眼内液检测在评估ARN视力预后中的作用，我们对一组ARN患眼房水检测结果与视力预后相关性进行了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患者男，45岁。因左眼无痛性视力下降1周于2020年8月8日就诊于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感染一科。2020年6月18日于外院检查并结合其实验室检查结果"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病毒载量1.04×10 2拷贝/ml（检测下限：1×10 2拷贝/ml），CD4 +T淋巴细胞计数30.35个/μl（参考范围：410~1 590个/μl ）"诊断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合并左胸皮肤带状疱疹、卡氏肺孢子虫肺炎"。外院眼科检查：右眼视力0.6，矫正视力1.0；左眼视力0.3，矫正不能提高。左眼玻璃体细胞（+）；视盘充血、边界不清，视网膜静脉稍纡曲扩张，视网膜多灶性黄白色病灶，黄斑颞下方病灶融合成片（图1A）。右眼眼前节及眼底未见异常。经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HAART）半月余，眼部情况未见明显好转。为求进一步诊治，遂至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就诊。眼部检查：右眼、左眼矫正视力分别为1.0、0.3；右眼、左眼眼压分别为14.3、12.0 mm Hg （1 mm Hg=0.133 kPa ）。双眼眼前节及右眼眼底检查未见异常。超广角眼底彩色照相检查，左眼视网膜黄白色病灶范围扩大累及全视网膜，周边视网膜出现点状出血，黄斑颞下方病灶扩大，中央出现小出血点（图1B）。光相干断层扫描（OCT）检查，左眼黄斑区视网膜弥漫增厚，病灶处外层视网膜反射降低、结构层次不清，内层视网膜反射增强、结构层次欠清（图1C）。初步诊断：（1）左眼视网膜坏死；（2) AIDS；（3）带状疱疹。建议进一步完善眼部及全身病原学检查，以明确病因。

目的:挖掘棘白菌素类抗真菌药物卡泊芬净、米卡芬净和阿尼芬净不良事件（AE）风险信号，为临床安全使用该类药物提供参考。方法:检索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数据库2004年1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收到的卡泊芬净、米卡芬净和阿尼芬净AE报告，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5.0版的系统器官分类（SOC）和首选术语（PT）对AE进行分类和标准化。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挖掘上述3种药物的风险信号。将AE报告数≥3、 ROR值95%置信区间（ CI）下限>1的PT定义为阳性信号。 结果:共收集到卡泊芬净AE报告1 348例，涉及73个PT和13个SOC；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PT依次为获得性肝内导管扩张、肌红蛋白尿症、视网膜炎、肾脓肿和血流灌注不足，均为说明书未记载的新的不良反应。米卡芬净AE报告837例，涉及39个PT和11个SOC；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PT依次为肝母细胞瘤、类白血病反应、血肌酸激酶升高、酸中毒和皮肤坏死，均为说明书未记载的新的不良反应。阿尼芬净AE报告202例，涉及22个PT和12个SOC；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PT依次为直肠梗阻、静脉闭塞性肝病、无尿症、室上性心动过速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除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外，其他均为说明书未记载的新的不良反应。结论:本研究挖掘出的3种棘白菌素类抗真菌药物的AE多为说明书中未记载的不良反应，主要涉及肝胆系统、血液及淋巴系统和肾脏泌尿系统疾病等，临床应用上述药物时需予警惕。

目的:观察水痘-带状疱疹病毒（VZV）相关急性视网膜坏死综合征（ARN）抗病毒治疗后早期房水VZV-DNA载量变化。方法:回顾性观察性临床研究。2016年4月至2018年4月于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眼科检查确诊且接受完整房水取样的VZV相关ARN患者24例24只眼纳入研究。其中，男性13例13只眼，女性11例11只眼；左眼、右眼各12只；年龄（52.0±9.5）岁（39~ 71岁）。发生眼部症状至确诊ARN的时间为（16.6±6.1 ）d （7~30 d ）。所有患眼均行最佳矫正视力（BCVA）、超广角眼底成像检查。BCVA检查采用Snellen视力表进行，统计时换算为最小分辨角对数（logMAR）视力。患者均在确诊后给予玻璃体腔注射40 mg/ml更昔洛韦0.1 ml （含更昔洛韦4 mg）治疗，2次/周，直至活动性坏死性视网膜病灶消退，但最多注射至确诊后4周，共计9次。治疗后随访时间（12.8±5.6）个月。抗病毒治疗首次及启动治疗后4、7、14、21、28 d玻璃体腔注射更昔洛韦前抽取前房水，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检测其中VZV-DNA载量。将房水病毒DNA载量变化过程分为平台期和对数减少期，对比观察患眼各期房水VZV-DNA载量情况。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对比分析基线、末次随访时患眼BCVA的差异。结果:治疗前，患眼房水VZV-DNA载量为（8.6×10 7±1.3×10 8）拷贝/ml。平台期持续时间为（7.4±2.4）d；对数减少期VZV-DNA载量下降斜率为（-0.13±0.04） log/d；病毒DNA载量减少50%的时间为（2.5±0.7）d。抗病毒治疗启动后28 d，患眼房水VZV-DNA载量下降至（1.7×10 5±1.8×10 5）拷贝/ml。病程中出现孔源性视网膜脱离16只眼。治疗前、末次随访时，患眼logMAR BCVA分别为1.1±0.6、0.8±0.7。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末次随访时logMAR BCVA与初始VZV-DNA载量相关（ r=0.467， P=0.033 ）。 结论:VZV相关ARN患眼抗病毒治疗后房水VZV-DNA载量明显下降，其与ARN临床过程密切相关。

目的:探讨不同剂量更昔洛韦注射于健康兔眼玻璃体腔后的视网膜毒性反应。方法:实验研究。新西兰无色素雄兔24只（48只眼），随机数字表法分为4个组，每组12只眼。3个实验组玻璃体腔均注射药液5 ml，分别含更昔洛韦400 μg、2 mg及5 mg，对照组玻璃体腔注射等量生理盐水。兔眼玻璃体腔注药前、后1、2、4周行全视野视网膜电图检测，另外于注药后1、2、4周每组摘除2只兔双眼行光镜和透射电镜观察。所有数据采用多个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方法进行统计学比较。结果:全视野ERG Max-R a波振幅于注药后1周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8.319， P=0.04），两两比较5 mg组（140.50 μV）较对照组（165.00 μV）均明显下降（χ 2=-2.830， P=0.028）。Max-R b波振幅于注药后4周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10.626， P=0.014），5 mg组（261.50 μV）较对照组（398.00 μV）均明显下降（χ 2=-2.973， P=0.018）。30 Hz闪烁反应b波振幅于注药后1、2、4周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17.589，8.225，8.997； P=0.001，0.042，0.029），两两比较5 mg组（71.30、106.00、63.60 μV）较对照组（118.50、129.00、116.50 μV）明显下降（χ 2=-4.142，-2.826，-2.713； P=0.000，0.028，0.040）。光镜下观察2 mg组注药后4周、5 mg组注药后2、4周视网膜组织形态出现内核层细胞排列较疏松，神经节细胞核周间隙增宽，外丛状层染色较淡等异常改变。透射电镜下观察注药后4周各实验组视网膜超微结构可见光感受器外节膜盘疏松排列紊乱，内节部分线粒体肿胀和积水变等异常改变，且依次加重。 结论:健康兔眼玻璃体腔注射更昔洛韦400 μg未见视网膜功能及组织形态异常，注射2 mg和5 mg后可见一定视网膜毒性反应，5 mg更显著。提示临床应用更昔洛韦治疗急性视网膜坏死时应选择有效的最小剂量，最大限度避免视网膜毒性反应的发生。 （中华眼科杂志，2020，56：279-285）

目的:探讨眼内液检测对急性视网膜坏死综合征（ARN）继发视网膜脱离（RD）的预测作用。方法:回顾性临床研究。2019年1月至2023年10月于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检查确诊的ARN患者40例40只眼纳入研究。根据随访期间是否发生RD，将患者分为发生RD组（A组）、未发生RD组（B组），分别为18例18只眼、22例22只眼。患者均在确诊后行玻璃体腔注射20 mg/ml更昔洛韦0.1 ml（含更昔洛韦2 mg）治疗，2~ 3次/周。首次玻璃体腔注射更昔洛韦前抽取前房水，检测其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FGF）、血管细胞黏附因子（VCAM）、白细胞介素（IL）-6、IL-8、IL-10浓度；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检测其中单纯疱疹病毒（HSV）、水痘带状疱疹病毒（VZV）载量。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计算并分析房水中炎性细胞因子以及HSV-DNA、VZV-DNA载量预测ARN患者发生RD的ROC曲线下面积（AUC），评判其预测价值。结果:A组18只眼、B组22只眼中，感染VZV、HSV分别为16、2只眼和21、1只眼。两组患眼房水VZV-DNA、HSV-DNA载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3.762， P<0.001）。与B组比较，A组患眼房水中VEGF （ Z=－3.996）、BFGF （ Z=－2.430）、IL-6 （ Z=－3.303）、IL-8（ Z=－3.480）、IL-10 （ Z=－3.409）浓度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VCAM浓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0.054， P=0.957）。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VEGF、病毒载量、IL-10、IL-8、IL-6、BFGF预测ARN发生RD的AUC分别为0.871、0.848、0.828、0.823、0.806、0.737；VEGF、IL-10、IL-8、IL-6、BFGF联合预测ARN发生RD的AUC为0.924。最佳截断值：病毒载量为0.40×10 6拷贝/ml，IL-10、IL-8、IL-6分别为50.65、1 695.50、6 634.00 pg/ml。 结论:房水病毒载量以及细胞因子单独或联合对ARN发生RD具有较高的预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