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观察平原(海拔57m)成年健康人群急进到高原地区(海拔4300m)后其血生化、免疫等65项指标变化,并探讨其临床指标变化意义.方法 15名平原成年健康人,分别采集他们身处平原地区和高原地区的静脉血,行血生化、免疫等检测,分析其检查结果.结果 65项血生化、免疫检查指标中:①上高原后1周与在平原地区比较,变化指标共有12个,其中表现下降趋势的为血脂检查指标APOA(载脂蛋白A)、HDL(高密度脂蛋白)、肝功能检查指标ALB(血清白蛋白)、胰腺检查指标AMYL(α-淀粉酶)、血糖检查指标GLU(葡萄糖)5个指标,表现上升趋势的为内分泌激素检查指标CORT(皮质醇)、ProBNP(脑利钠肽前体)、C肽、炎症检查指标IL-6(白介素6)、肿瘤标志物检查指标HE4(人附睾蛋白4)、肝功能检查指标NH3(血氨)、心肌酶检查项目TNT-HS(超敏肌钙蛋白T)7个指标.②下高原后返回平原1周与在高原1周相比,变化指标有10个,其中表现下降趋势的为内分泌激素检查指标C肽、INSULIN(胰岛素)、肿瘤标志物检查指标HE4(人附睾蛋白4)、肝功能检查指标NH3(血氨)、心肌酶检查指标TNT-HS(超敏肌钙蛋白T)、LDH(乳酸脱氢酶)6个指标,表现上升趋势的为肝功能检查指标ALB(血清白蛋白)、胰腺检查指标AMY-P(胰淀粉酶)、AMY-L(α-淀粉酶)、血糖检查指标GLU(葡萄糖)4个指标.③平原人群在急进高原后指标呈下降趋势,在返回平原后逐渐上升的指标为肝功能检查指标ALB(血清白蛋白)、胰腺检查指标AMYL(α-淀粉酶)、血糖检查指标GLU(葡萄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④平原人群在急进高原后呈上升趋势,在返回平原后逐渐下降的指标为内分泌激素检查指标C肽、肿瘤标志物检查指标HE4(人附睾蛋白4)、肝功能检查指标NH3(血氨)、心肌酶检查指标TNT-HS(超敏肌钙蛋白T),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健康人群由平原急进到高原时,肝功能检查指标ALB、NH3的变化,反映了急进高原造成肝功能受损;胰腺检查指标AMYL和血糖检查指标GLU在急进高原后下降反映了机体消化吸收功能降低;而内分泌激素检查指标C肽、肿瘤标志物检查指标HE4、心肌酶检查指标TNT-HS急进高原后升高反映了高原低氧环境中应激激素分泌入血,体内出现不同程度的胰岛素抵抗,胰岛素分泌能力、肾功能以及心肌受损.机体的多项功能均有不同程度的受损,返回平原后指标恢复,机体可通过调节来适应高原环境,未对身体造成显著损害.

目的:应用经颅彩色多普勒(TCCD)对模拟急进高原缺氧暴露初期脑血管血流参数进行监测，评估脑血流动力学及脑血管反应性变化趋势。方法:选取2021年参加飞行训练的64名健康志愿者，应用TCCD技术观察受检者快速进入模拟海拔4 500 m的低氧环境30 min后大脑中动脉收缩期峰值流速(Vs)、舒张末期流速(Vd)、平均血流速度(Vm)、阻力指数(RI)及搏动指数(PI)等血流参数变化情况；并结合屏气试验，利用屏气指数(BHI)对受检者脑血管反应性(CVR)进行评估，将受检者分为≤30岁和>30岁两个年龄段，比较其缺氧后CVR的变化情况。结果:进入缺氧环境初期，与之前相比，受检者脉搏血氧饱和度(SpO 2)降低，心率增快，大脑中动脉血流速度(Vs、Vd、Vm)明显升高，BHI降低(均 P<0.01)；缺氧后，与≤30岁受检者相比，>30岁者BHI变化率减低( P<0.05)；屏气后，脑血流速度均明显上升，PI和RI明显降低(均 P<0.05)。 结论:脑血流对缺氧十分敏感，应用TCCD技术可以实时、精准评估快速缺氧环境下脑血流动力学变化趋势和脑血管储备能力，有助于为高原缺氧的防治提供客观依据及研究基础。

目的:探讨5G远程超声机器人在诊断高原肺水肿(HAPE)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2021年3－12月急进海拔4 600~5 600 m的西藏那曲并出现HAPE临床症状之一的27例患者，分别行5G远程超声机器人肺超声与肺CT检查，采用Kappa检验分析两者诊断结果的一致性，采用McNemar检验比较诊断结果的差异性。采用ROC曲线分析远程肺超声评分对诊断HAPE的敏感性和特异性。结果:在27例患者中，肺超声表现为胸膜线增厚、B线增多、肺实变、胸腔积液等16例，其中双肺弥漫性肺水增多8例、局限性肺水增多8例，未见异常11例。ROC曲线显示，肺超声评分诊断HAPE的曲线下面积为0.947(95% CI＝0.78~0.99， P<0.001)，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0.933、0.917。肺CT诊断阳性15例，肺CT表现为肺纹理增粗增多、磨玻璃样改变、小结节样影、纤细网纹状影等。两者诊断结果的一致性良好(Kappa＝0.924， P<0.001)，两者诊断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5G远程超声机器人在诊断HAPE方面与肺CT具有较好的一致性，是HAPE可选择的早期诊断方法，在医疗资源分散和偏远的高原地区具有临床推广应用价值。

目的:探索急进高原人员的生理变化，验证模拟高原装置的性能。方法:健康志愿者24名，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4组，每组6人。均采用高海拔模拟装置，分2个阶段进行高原模拟。第一阶段模拟海拔3 500 m(相当于高海拔)，间隔24 h后进行第二阶段，模拟海拔5 000 m(相当于超高海拔)。在2个阶段进舱前、模拟海拔3 500 m和5 000 m时分别采集血样进行血常规和血气分析，进舱前后进行心电图检测，出现心脏不适的人员，加做心肌酶检测，每组各有1名志愿者同时进行心电监护。结果:随着模拟海拔高度的升高，志愿者脉率逐渐加快，脉氧(SpO 2)逐渐下降，与进舱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或 P<0.01)。血常规显示第一阶段志愿者红细胞、血红蛋白、白细胞总数及其分类显著增高，血小板显著降低，与进舱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或 P<0.01)。与第一阶段比较，第二阶段志愿者血小板明显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进舱前比较，2个阶段志愿者动脉血氧分压(PaCO 2)、血氧饱和度(SaO 2)明显降低；第二阶段pH值明显增高，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 2)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或 P<0.01)；与第一阶段比较，PaO 2、SaO 2、PaCO 2明显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高原模拟能够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反映人体快速进入高原的生理状况，为进一步实施内地高原习服打下基础。

人在短时间内从平原进入高原地区,海拔高度快速升高,机体会产生一系列缺氧表现.这些反应包括但不限于头痛、失眠、食欲减退等症状,严重时甚至可能对人体器官和系统造成损害,威胁生命[1].近年来,急性高原病(acute altitude sickness,AMS)导致的胃肠应激症状在不同人群中均有发生,逐渐受到关注.一项针对从平原地区急进高原驻训官兵的研究表明,一定时间内进驻不同海拔高度(3 300,4 000,4 300,4 700 m)高原 3 d 内消化系统症状发生率依次为纳差(54.7％)、恶心(31.1％)、腹胀(25.1％)、腹泻(23.3％)、便秘(18.3％)[2].

目的:建立急进高原条件下山羊重度胸部爆炸伤模型，分析不同类型爆炸伤的损伤特点。方法:选取健康山羊70只，从2 800 m常驻地转运至海拔4 600 m地区，路程约130 km，采用8 kg TNT当量，根据爆炸源距离随机分为3 m组30只、3.5 m组12只、8 m组1只、12 m组4只及16 m组23只；每组山羊同向右侧固定在特制铁架内，分次静爆致伤。致伤前后采集山羊生命体征、动脉血气、影像学资料、肺大体解剖等，采用描述性研究方法比较高原爆炸伤后的特点。结果:常驻2 800 m山羊急进高原4 600 m体温下降[(39.58±0.35)vs. (38.1±0.65)]℃；PaO2下降[(47.00±5.51 )vs. (36.97±4.69)]mmHg；SaO2降低[(86.83±4.02)vs. (71.1±12.54)]%。重度胸部爆炸伤后存活时间>15 min山羊43只(61.42%)，其中一型29只(41.42%)，二型14只(20.00%)；存活时间>30 min 37只(52.86%)，其中一型24只(34.28%)，二型13只(18.57%)。一型与二型重度胸部爆炸伤存活例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一型重度胸部爆炸伤主要表现为气胸、肺冲击伤，部分伴有烧伤、耳、肠道和心脏冲击伤等；二型重度胸部爆炸伤表现为胸部穿透伤、肺撕裂伤，部分伴有胸腹或心肺联合穿透伤、肝撕裂伤等。一型和二型胸部爆炸伤后平均动脉压增高(P<0.05)。结论:2 800 m山羊急进海拔4 600 m出现缺氧、低体温等高原反应；两种重度胸部爆炸伤30 min内致死率相同，一型爆炸伤伤情表现隐匿，伤后呼吸增快、低氧血症、酸中毒。二型伤情易发现，早期救治困难。

目的 观察高原旅居史对急进高原人群适应能力的影响.方法 选择2023年11月—2024年1月急进高原地区(3 900 m)的青年士兵2 337人,按照高原旅居史次数分为无高原旅居史组(A组,425人)、2～3次高原旅居史组(B组,1 534人)、4次及以上高原旅居史组(C组,378人).三组乘坐汽车由驻地出发上升至海拔3 900 m地区,用时9 h,中途休整约1 h.分别于三组进入高原前(第0天)及急进高原后第1、7、14天进行急性高原病(AMS)评分,检测血氧饱和度、心率、红细胞(RBC)、血红蛋白(HGB)、红细胞压积(Hct)、体质量、体脂率,于急进高原第14天进行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评分.结果 A组急进高原第1、7天AMS评分高于B、C组(P均<0.01).A、B、C组急进高原第14天AMS发生率依次降低(P均<0.01).A、B、C组急进高原第1、7天血氧饱和度低于第0天,第1、7、14天心率高于第0天,第7、14天RBC、HGB、Hct高于第0天(P均<0.05);急进高原第1、7天,B、C组血氧饱和度高于A组,第1天C组血氧饱和度高于B组(P均<0.05);急进高原第7、14天A、B、C组的RBC、HGB、Hct依次增高(P均<0.05).三组急进高原后体质量和体脂率变化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急进高原第14天A、B、C组PSQI总分依次降低,其中日间功能、睡眠效率、睡眠时间、入睡时间、睡眠质量项目得分也依次降低(P均<0.05).结论 多次高原旅居史者较无高原旅居史者急进高原后AMS及睡眠障碍发生率降低,有高原旅居史人群对高原的适应能力更强.

高原病是人体急性或慢性暴露于高原缺氧环境所致的一系列生理病理改变和代偿性适应变化所导致的疾病.其中,急性高原病发病急,如不妥善处理很有可能发展成高原肺水肿(HAPE)和高原脑水肿等危及生命的疾病.慢性高原病若不引起重视,会造成患者各个系统的损伤.本文对近期HAPE、高原红细胞增多症(HAPC)和高原肺动脉高压(HAPH)这3种高原病的药物预防及治疗方面进行综述,为急进高原人群的快速适应和高海拔居民的保健提供参考.

目的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急进高原作业的医务人员的急性高原反应(AMS)与心理状况进行调查,旨在为预防AMS的发生及制订心理干预策略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研究对象为2022年8月26日至9月9日紧急进入拉萨市开展医疗支援工作的医务人员.通过AMS临床症状量表将得分0～10分的受试者纳入轻微高原反应(SAMS)组,≥11分的受试者纳入高原反应(AMS)组.调查两组一般资料及情绪状态自评量表、压力感受量表-10(PSS-10)、9项患者健康问卷(PHQ-9)、7项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AD-7)评分.结果 共调查175名医务人员,其中SAMS组108名,AMS组67名,PHQ-9检出抑郁情绪发生率为49.71%,GAD-7检出焦虑情绪发生率为18.86%.与SAMS组相比,AMS组无高原经历的比例、PHQ-9阳性率、PSS-10评分以及情绪自评量表中疲劳、失眠、食欲减退、担心被感染维度评分均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PSS-10评分(OR=1.091,95%CI 1.020～1.167,P=0.011)及无高原经历(OR=2.614,95%CI 1.047～6.529,P=0.040)是急进高原作业的医务人员发生AMS的危险因素.结论 急进高原作业的医务人员容易发生AMS,且存在突出的焦虑抑郁情绪,缺少高原经历及压力感知突出者AMS更显著,有必要对其开展针对性的预防及心理干预.

目的:研究单人高压氧舱对急进极高海拔地区人员肠系膜上动脉(superior mesenteric artery,SMA)血流动力学的影响.方法:选取由平原地区(海拔890 m)乘车前往极高海拔地区(海拔5 130 m)的健康青年男性受试者60例,随机分为对照组、低流量氧疗组和高压氧组,每组20例.进入高原地区后,对照组不作任何干预,低流量氧疗组每日通过鼻氧管供氧方式进行1次低流量氧疗(供氧流量为2 L/min,60 min/次),高压氧组每日利用单人高压氧舱进行1次高压氧治疗(增压压力为0.25 MPa,60 min/次).分别在急进高原后第30天、第60天、第90天通过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测量并比较3组受试者SMA主干及其1、2级分支动脉的收缩期峰值血流速度(peak systolic velocity,PSV)、阻力指数(resistance index,RI)和搏动指数(pulsation index,PI).采用SPSS 19.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急进高原30 d时,3组受试者SMA及其1、2级分支动脉PSV、RI、PI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急进高原60 d时,对照组SMA及其1、2级分支动脉PSV显著高于低流量氧疗组与高压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低流量氧疗组与高压氧组SMA及其1、2级分支动脉PSV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组间SMA及其1、2级分支动脉RI、PI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急进高原90 d时,对照组SMA及其1、2级分支动脉PSV、RI、PI显著高于低流量氧疗组与高压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低流量氧疗组SMA及其1、2级分支动脉PSV显著高于高压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2组间SMA及其1、2级分支动脉RI、PI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单人高压氧舱可显著改善机体因高原氧分压降低引起的SMA血流状态变化,对急进高原人员预防缺血性肠病的发生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