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是致残的主要原因之一,通常始于青春期.青少年抑郁症常导致学业失败、同伴关系不佳、行为问题、家庭及社会关系冲突,甚至自杀等不良后果,早期预防和积极有效的治疗至关重要.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技术能定量评价脑白质微结构,构建结构网络,可用于分析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脑白质异常与症状、年龄、性别等临床变量的相关性.青少年抑郁症扩散张量成像研究显示,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存在胼胝体、扣带束及钩状束等多个白质纤维束微结构异常,前额叶-纹状体环路、前额叶-边缘系统神经环路受损,且与记忆、情绪调节、奖励处理、认知加工等密切相关,与成人抑郁症中的发现一致.本研究对扩散张量成像的成像原理、数据处理方法及在青少年抑郁症中的应用进展进行简要综述,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新思路.

目的:探讨大学生群体中侵入性意象对于身体不满意与进食障碍风险之间可能的中介途径，以及情绪调节在其中的作用。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法，通过网络平台在线发放心理评估工具，包括身体部位的满意度和不满意量表（Satisfaction and Dissatisfaction with Body Parts Scale）、侵入性意象量表（Intrusive Visual Imagery Questionnaire，IVIQ）、进食障碍调查问卷（Eating Disorder Inventory，EDI）和情绪调节问卷（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ERQ），对4座城市的5 746名大学生身体不满意程度、侵入性意象倾向水平、进食障碍风险、情绪调节策略使用频率进行问卷调查。通过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分析侵入性意象在身体不满意与进食障碍风险之间可能的中介作用，以及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的调节作用，并采用简单斜率进一步分析。结果: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身体不满意与进食障碍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β=0.19， t=13.03， P<0.01），且放入中介变量侵入性意象后，该正向效应仍然显著（β=0.09， t=7.00， P<0.01）。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这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对身体不满意与侵入性意象以及身体不满意与进食障碍风险的正向效应都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简单斜率分析结果显示，认知重评使用倾向较高的被试者较使用倾向较低的被试者，身体不满意与侵入性意象的正向效应更高（简单斜率分别为0.28和0.24， P<0.01），身体不满意与进食障碍风险间的正向效应也更高（简单斜率分别为0.29和0.23， P<0.01）。同样表达抑制使用倾向较高的被试者较使用倾向较低的被试者，身体不满意与侵入性意象的正向效应更高（简单斜率分别为0.27和0.21， P<0.01），身体不满意与进食障碍风险间的正向效应也更高（简单斜率分别为0.25和0.17， P<0.01）。 结论:侵入性意象在身体不满意和进食障碍风险的相关性中起中介作用。同时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种情绪调节策略的运用可增强身体不满意与侵入性意象，以及身体不满意与进食障碍风险的相关性。

目的:探讨静息状态下未服药强迫症患者双侧杏仁核功能连接的模式。方法:纳入符合ICD-10中强迫症诊断标准的40例未服药强迫症患者（强迫症组），38名在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与之相匹配的健康对照者（对照组）。采用Y-BOCS、HAMD 17、HAMA评估强迫思维、强迫行为以及抑郁、焦虑症状。所有被试者进行全脑静息态fMRI，以左右杏仁核为种子点，采用基于体素的全脑功能连接方法分析强迫症患者静息状态下双侧杏仁核的功能连接模式；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方法探讨强迫症患者异常功能连接与临床症状之间的关系。 结果:与对照组相比，强迫症组左侧杏仁核与右背侧前脑岛（0.16±0.13与0.27±0.13， t=-2.75， P<0.05，高斯随机场理论校正）、左侧杏仁核与左腹侧前扣带回（0.09±0.12与0.19±0.13， t=-3.40， P<0.05，高斯随机场理论校正）功能连接降低；强迫症组左侧杏仁核与右背侧前脑岛之间功能连接 Z值与HAMA总分呈正相关（ r=0.377， P=0.016，未校正）。 结论:静息状态下未服药强迫症患者情绪调节网络功能连接降低；左侧杏仁核与右背侧前脑岛之间降低的功能连接可能与强迫症患者的焦虑症状相关。

随着神经影像技术的发展，脑小血管病已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已明确其与认知减退、痴呆、步态不稳有关，然而最近研究发现伴有白质高信号的脑小血管病是老年人不明原因慢性头晕的主要病因，但二者相关机制尚不完全清楚，近期研究表明，可能与大脑神经网络离断、视觉依赖、脑组织结构异常引起眼动障碍、氧化应激调节障碍、脑血流自身调节障碍、前庭系统与情绪障碍相互影响等有关。

目的:以认知行为疗法为理论基础，通过网络平台，构建癌症患者主要照顾者身心调节干预方案。方法:以循证方法对2012年7月至2022年7月发表的文献进行筛选和评价，于2022年7—8月对10名癌症患者的主要照顾者进行质性访谈，初步拟订癌症患者主要照顾者身心调节干预方案。采用德尔菲法对15名专家进行2轮专家函询以确定干预方案。结果:2轮专家函询均发放问卷15份，回收有效问卷15份，有效回收率均为100.00%；2轮函询的专家权威系数分别为0.89、0.90；Kendall协调系数分别为0.279、0.323（均 P<0.01）。最终形成包括5个一级指标（基础知识、症状教育、家庭护理常识、放松训练、社会支持）、27个二级指标、54个三级指标的癌症患者主要照顾者身心调节干预方案。 结论:基于网络认知行为疗法的癌症患者主要照顾者身心调节干预方案具有必要性、科学性，可初步应用于癌症患者主要照顾者的心理调节，为改善其负性情绪提供指导工具。

目的:了解炎症性肠病患者心理弹性的保护性因素，为提高患者心理弹性水平提供依据。方法:于2020年12月—2021年3月采用目的抽样法选择在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病房住院的16例炎症性肠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半结构式深入访谈，使用定向内容分析法对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结果:共提炼出个体内在特征、社会支持网络、环境感知及主动改造3个主题及10个亚主题。其中个体内在特征包括坦然接受疾病、积极的疾病认知、恰当的情绪调节、明确的目标动机，社会支持网络包括坚实的家庭支持、专业的医疗照护、稳定的人际关系、如常的工作状态，环境感知及主动改造包括选择性感知环境和积极的行为应对。结论:医护人员应与患者的家人、朋友等多方协同配合，实施认知干预，完善支持体系，促进积极行为，从而提高患者的心理弹性。

目的:探讨大学生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网络成瘾的关系及负性认知偏向和情绪调节困难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方法:2022年9月，使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量表、负性认知加工偏向问卷、情绪调节困难量表和网络成瘾量表对1 762名大学生进行横断面调查。采用SPSS 24. 0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使用AMOS 23. 0构建多重中介模型并采用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1)无法忍受不确定性评分为34.00(28.00，40.00)分，负性认知偏向评分为42.00(34.00，50.00)分，情绪调节困难评分为26.00(20.00，32.00)分，网络成瘾评分为36.00(28.00，46.00)分。(2)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无法忍受不确定性、负性认知偏向、情绪调节困难以及网络成瘾彼此间均呈正相关( r＝0.343～0.626，均 P<0.01)。(3)路径分析结果显示，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对网络成瘾的直接效应不显著，总间接效应为0.402(95% CI＝0.354～0.451)。负性认知偏向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和网络成瘾中的间接效应值为0.253(95% CI＝0.200～0.305)，占总间接效应62.94%(0.253/0.402)；情绪调节困难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和网络成瘾中的间接效应值为0.052(95% CI＝0.033～0.076)，占总间接效应12.93%(0.052/0.402)；负性认知偏向和情绪调节困难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和网络成瘾中的链式中介效应值为0.097(95% CI＝0.068～0.131)，占总间接效应24.13%(0.097/0.402)。 结论: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网络成瘾显著正相关，且其对网络成瘾的影响分别受到负性认知偏向、情绪调节困难的单独中介作用以及二者的链式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静息状态下双相障碍三种临床相边缘系统网络脑区间功能连接及脑区内低频振荡振幅（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ALFF）是否有共性改变。方法:于2019年7月至2021年12月纳入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确诊为双相障碍的患者107例（双相障碍组）以及与之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相匹配的健康对照者46名（对照组）。根据杨氏躁狂评定量表（Young Mania Rating Scale，YMRS）及17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HAMD 17）评分将双相障碍患者分为双相躁狂组、双相抑郁组、双相缓解组。采集所有受试者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数据，采用基于种子点功能连接和ALFF的方法分析其边缘系统网络脑区间功能连接及脑区内功能活动状态，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及事后检验的方法比较组间功能连接值和ALFF值的差异。采用Pearson或Spearman对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脑区功能连接值和ALFF值与临床量表总分及各因子分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与对照组相比，双相障碍三种临床相边缘系统网络中前扣带回皮质与海马区的功能连接显著降低（ t=-2.60~-2.07，Bonferroni校正， P<0.05），且三种临床相前扣带回皮质ALFF也显著降低（ t=-4.41~-3.51，FDR校正， P<0.05）。双相抑郁组左侧前扣带回与左侧海马功能连接值与HAMD 17中工作兴趣因子分呈负相关（ r=-0.406， P=0.021）。 结论:双相障碍边缘系统网络中前扣带回的失连接和功能活动降低可能是双相障碍三种临床相情绪调节障碍的共性改变。

目的:分析我国≥60岁老年人孤独感影响因素。方法:使用2018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资料中≥60岁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估计样本量为7 953人。孤独感采用孤独感量表进行测量，运用逐步回归与简单斜率法分析主、客观因素对孤独感的影响及其相互作用。使用SPSS 25.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PROCESS 3.3宏程序进行简单斜率检验。结果:研究对象共8 926人。客观因素中，家庭网络差的老年人孤独感水平更高（ P<0.05）、社区提供养老服务能够降低老年人孤独感（ P<0.05）。主观衰老年龄≤60岁、社会适应能力和情绪感知较差的老年人其孤独感水平更高（均 P<0.05）。主观衰老年龄在社区提供养老服务对孤独感的影响中发挥负向调节作用（ P<0.05），社会适应和情绪感知在家庭网络对孤独感的影响中发挥负向调节作用（均 P<0.05）。 结论:我国≥60岁老年人孤独感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主观因素在客观因素对老年人孤独感影响作用中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因此，在创造良好适老环境为老年人提供有力外部支持的同时，也应充分调动老年人自身主观能动性，共同缓解老年人孤独感。

焦虑障碍是一类常见的精神障碍。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内感知敏感性，即机体对心率、呼吸、血压等一系列生理活动的反应敏感性，与焦虑障碍的易感性密切相关。了解内感知在焦虑障碍发生中的作用，对于了解该病的发病机制和指导治疗有着重要作用。本文系统综述了内感知敏感性在焦虑障碍的发病机制，内感知敏感性升高与杏仁核异常激活相互作用，导致病理性焦虑情绪的产生；此外，岛叶也可通过调节内感知调节情绪反应。同时，内感知还与基因及神经递质有关，这可能也是重要的焦虑障碍的生物标志物。基于内感知调节在治疗焦虑中的应用，可通过呼吸聚焦调节呼吸内感知、应用重复经颅磁刺激调节内感知相关脑网络以及使用脑电内感知生物反馈等治疗方法改善内感知，从而缓解焦虑症状，起到治疗作用。综上，内感知敏感性异常在焦虑障碍的发生中起着重要作用，目前针对内感知治疗焦虑障碍的方法有多种，但相关治疗机制不清。所以，今后的研究需深入探索内感知在焦虑中的作用机制，以及探讨相关治疗的作用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