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挖掘血小板生成素受体激动剂（TPO-RA）的血栓栓塞和肝毒性风险信号，为临床安全使用该类药物提供参考。方法:检索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数据库，收集2008年10月至2023年9月收到的艾曲泊帕、罗普司亭、阿伐曲泊帕不良事件（AE）报告，根据《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5.0版系统器官分类（SOC）和首选术语（PT）对AE进行分类和标准化。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检测3种TPO-RA相关血栓栓塞和肝毒性AE风险信号。AE报告数≥3、 ROR值95%置信区间（ CI）下限>1的PT被定义为风险信号。 结果:以艾曲泊帕、罗普司亭和阿伐曲泊帕为首要怀疑药物的AE报告分别为25 215、18 762和1 204例，挖掘出艾曲泊帕、罗普司亭和阿伐曲泊帕相关血栓栓塞事件（TEE）PT 52、51和9个。艾曲泊帕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PT依次为肾动脉栓塞、门静脉血栓、脾栓塞、脾静脉血栓、肝动脉血栓；罗普司亭依次为动脉栓塞、脑血管闭塞、椎动脉闭塞、门静脉血栓、肠系膜血管血栓；阿伐曲泊帕依次为肾静脉血栓、门静脉血栓、脑静脉窦血栓、栓塞、深静脉血栓。分别挖掘出艾曲泊帕、罗普司亭、阿伐曲泊帕肝毒性风险信号（PT）25、14和4个，艾曲泊帕信号强度前5位的PT为门静脉扩张、门静脉血栓、肝动脉血栓、间接胆红素升高、慢性肝衰竭；罗普司亭为门静脉血栓、慢性肝衰竭、酒精性肝病、肝血肿、肝硬化；阿伐曲泊帕为门静脉血栓、肝功能检查异常、肝功能异常、肝酶升高。共挖掘出3种TPO-RA药品说明书中未记载的肝毒性相关PT 24个，信号强度居前5位者为门静脉扩张、慢性肝衰竭、肝功能检查异常、酒精性肝病、眼黄疸。结论:TEE和肝毒性是3种TPO-RA共有的不良反应，临床应用TPO-RA前后应监测患者的凝血功能和肝功能，警惕药品说明书未记载的不良反应。

目的:总结和分析慢性Q热的临床特点，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横断面研究。收集北京协和医院2008年1月至2022年12月确诊的慢性Q热患者的临床资料，回顾性分析其流行病学特点、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结果、诊治及预后。结果:共12例患者确诊为慢性Q热。男性11例，女性1例。诊断时患者中位年龄58（47，68）岁，从出现症状到确诊中位时间9.5（4.0~28.5）个月。10例患者有发热，其他常见症状包括虚弱（6例）、体重下降（5例）、胸闷气短（3例），肝脾大患者7例。1例患者心脏瓣膜和动脉同时受累，8例患者有感染性心内膜炎，1例患者有动脉瘤，2例患者未找到明确感染部位。7例患者血肌酐升高。8例患者检测类风湿因子，水平均升高。9例患者给予多西环素/米诺环素+羟氯喹两药联合治疗，3例应用多西环素/米诺环素单药治疗。随访时间3个月~14年，7例经抗菌药物治疗12~30个月后停药，体温正常；1例因心力衰竭于诊断6个月后死亡；1例失访；2022年诊断的3例患者仍继续口服药物治疗，目前病情稳定。结论:慢性Q热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感染性心内膜炎、动脉瘤是慢性Q热的常见表现。对于长期发热，伴有新发心脏瓣膜功能受损或感染性动脉瘤的患者，需要考虑到慢性Q热的可能。

门静脉高压是各种慢性肝病的常见并发症，是影响患者临床预后的重要因素，门静脉高压可导致食管胃底静脉曲张、消化道出血、腹水、自发性腹膜炎、肾功能不全、脾功能亢进、肝肺综合征等一系列严重并发症的出现；肝静脉压力梯度是间接反映门静脉压力的临床最佳指标，是目前诊断临床显著性门静脉高压的金标准，并且肝静脉压力梯度在预测肝硬化程度、门静脉高压静脉曲张出血风险及结局、腹水的产生、降低门静脉高压药物以及抗病毒药物疗效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同时基于门静脉压力梯度的个体化治疗在门静脉高压患者的全程管理中具有重要理论和临床意义,为门静脉高压患者的个体化治疗提供新的临床思路。

刘绍武教授秉《黄帝内经》“脾主四肢”之论，认为痛风性肾病以脾虚生风、反伐脾土为起病之因；湿浊壅塞三焦，化生湿热为传变之机；湿瘀互结、伤耗肾络为致病之本。临证强调分期论治，早期以调和肝脾为主，使肝随脾升而风邪自散，关节自和；中期以斡旋三焦，清利湿热为要，使湿浊去而蛋白消；晚期以培补肾元，化湿消瘀为贵，通肾络之不和，使邪去正安。刘老针对疾病早期，常以四逆散使气机和顺，邪无以生；中期常用调肾汤化裁，使三焦湿浊可化，湿热得清；晚期善用金匮肾气丸合桂枝茯苓丸加减，使正气复而湿瘀消。

患者，男，62岁，因"发现淋巴结肿大21个月，关节肿痛20个月，皮疹、发热1个月"于2017年10月19日入院。入院前就诊于多家医院，先后被诊断为慢性淋巴结炎并急性炎症、反应性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类癌综合征等，予对症治疗临床症状无缓解。入院查体：面部、双手、双小腿及足部散在大小不一淡红色皮疹，部分皮肤破损、脱屑，双手指关节粗大、握拳困难。颈部、腋窝、腹股沟触及多个肿大淋巴结，大者约1.5 cm×1.0 cm，质韧，活动度差，无压痛。腹软，肝脏肋下未触及。脾脏甲乙线8 cm、甲丙线11 cm、丁戊线0 cm，质韧，表面光滑，未触及包块。血常规：WBC 6.75×10 9/L，HGB 68 g/L、PLT 239×10 9/L。IgG 23.5 g/L，血清免疫固定电泳IgG λ型，蛋白电泳γ球蛋白38.6%。骨髓穿刺细胞形态学示继发性贫血。骨髓细胞免疫分型：B细胞及NK细胞未见明显异常表型，可见T淋巴细胞群，具体表型CD3 dimCD4 +CD8 -CD7 -CD2 +CD5 +TCRγ/δ -，占淋巴细胞18.96%，CD7表达缺失，表型异常。骨髓细胞TCRβ、TCRγ及TCRD基因重排均阳性，IgH基因重排阴性。染色体核型：46，XY[20]。行颈部左侧淋巴结活检，可见被膜增厚，未见明显淋巴滤泡，小淋巴细胞增生，结合免疫组化，以T细胞增生为主。免疫组化：CD20（+），CD79α（+），CD3（+），CD5（+），CD10（+），BCL-2（部分+），CK-pan（-），CK5/6（-），Vimentin（+），Ki-67（30%~40%+）。病理送至天津某医院会诊示：结构破坏，小淋巴细胞广泛增生，胞核圆形或轻度不规则，浆细胞和组织细胞散在分布，可见一类大细胞，胞质丰富，胞核多不规则，核仁明显，可见双核和多核。免疫组化示大细胞CD30（+），CD15（少数+），CD45（-），PAX5（弱+），Fascin（+），MUM1（+）；原单位免疫组化示大细胞CD20（-）。背景中的小淋巴细胞：CD2（较多+），CD4（较多+），CD8（少数+），CD7（-）。诊断：（左颈部淋巴结）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淋巴细胞为主型。考虑会诊结果与临床不符，标本送北京某医院淋巴瘤病理专家会诊，镜下见：淋巴结被膜纤维化、增厚，边缘窦开放，窦组织增生，淋巴滤泡不明显。血管增生明显，内皮肥胖。淋巴样细胞弥漫增生，部分似有结节状结构（ 图1A）。增生细胞体积中等偏小，胞质丰富、淡染，核略不规则、深染。散在大细胞，单核或双核，可见核仁，部分呈R-S细胞样（ 图1B），胞质丰富的组织细胞增生明显。加做免疫组化：CD4（+），CD21（FDC扩大），CXCL13（+），PAX5（大细胞+），PD1（+），CD30（散在+），BCL6（-），CD7（-），CD8（-），原位杂交：EBV-EBER（散在大细胞+）。

多囊卵巢综合征(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PCOS)是妇产科常见的内分泌紊乱疾病之一，不仅表现为女性特有的高雄激素、排卵异常和卵巢多囊样改变，且常伴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 CVD)的高危因素，如肥胖、胰岛素抵抗、糖脂质代谢异常等。最新的流行病学研究提示，在校正CVD相关的传统高危因素后，PCOS仍为CVD的独立风险因素之一。本文主要介绍近期本团队发表在 Circulation的论文《多囊卵巢综合征促进心血管炎症并加重缺血性心脏损伤》[Gao L, Zhao Y, Wu H, et al.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fuels cardiovascular inflammation and aggravates ischemic cardiac injury. Circulation, 2023，148(24)：1958-1973]。该研究结果表明，除传统CVD高危因素外，PCOS存在的慢性炎症状态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其主要过程是PCOS交感神经过度兴奋促进脾脏单核细胞生成，介导心肌和血管巨噬细胞积聚，导致严重的心血管损伤。

目的:探讨玉屏风散合苍耳子散加减对慢性鼻-鼻窦炎(chronic rhinosinusitis, CRS)术后患者嗅觉功能、鼻腔通气功能、鼻黏膜纤毛功能的影响。方法:将符合入选标准的2016年1月-2019年1月南京市溧水区中医院CRS术后患者90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2组，每组45例。对照组术后给予布地奈德雷喷鼻剂喷鼻，左氧氟沙星胶囊口服，生理盐水冲洗鼻腔；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服用玉屏风散合苍耳子散加减方。2组均连续治疗12周。分别于治疗前后进行鼻内镜检查量化评估，采用Lund-kennedy法进行水肿、瘢痕、结痂、鼻漏、息肉评分；检测鼻窦CT并进行窦口鼻道复合体、额窦、上颌窦、蝶窦、前后组筛窦评分；采用T&T嗅觉测试(T&T olfactometer test)对嗅觉功能进行评估；采用前鼻压测压器检测鼻腔通气功能；采用糖精实验检测鼻黏膜纤毛清除速度、黏膜纤毛清除率、糖精清除时间。记录治疗过程中患者嗅觉恢复、流涕鼻塞、囊泡消失、黏膜水肿症状缓解时间，评价临床疗效。随访6个月，记录治愈患者的复发情况。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为91.1%(41/45)、对照组为77.8%(35/45)，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3.027， P<0.01)。治疗后，观察组嗅觉恢复、流涕鼻塞、囊泡消失、黏膜水肿症状缓解时间均早于对照组( t值分别为7.392、5.740、15.002、3.657， P值均<0.01)；Lund-kennedy评分、鼻窦CT评分均低于对照组( t值分别为4.273、5.740， P值均<0.01)；嗅觉功能评分、鼻腔通气功能均低于对照组( t值分别为-24.581、16.414， P值均<0.001)；鼻黏膜纤毛清除速度、黏膜纤毛清除率高于对照组( t值分别为-4.021、-12.073， P值均<0.001)，糖精清除时间短于对照组( t＝6.292， P<0.01)。随访6个月，观察组复发率为4.0%(1/25)、对照组为25.0%(4/16)，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018， P＝0.045)。 结论:玉屏风散合苍耳子散加减可明显缓解CRS术后患者临床症状，促进嗅觉功能、鼻腔通气功能、鼻黏膜纤毛功能的恢复，且不易复发。

目的:运用Lasso回归构建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发生肝硬化的列线图模型。方法:回顾性分析2023年1月1日—11月30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 218例CHB患者的年龄、性别、实验室检测结果和肝脏超声结果，基于R语言caret包将患者按7∶3比例为训练集（853例）和内部验证集（365例）；纳入同期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群力院区诊治的CHB患者作为外部验证集（185例）。采用Lasso回归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进行变量筛选和列线图模型的构建，分别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校准曲线和临床决策曲线（DCA）评价预测模型的区分度、校准度和临床效用性。结果:年龄、血小板、γ-谷氨酰转移酶、前白蛋白、门静脉内径和脾脏厚度作为CHB患者发生肝硬化的预测变量（ P<0.05），基于上述指标构建列线图模型。内部验证集和外部验证集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934（95% CI 0.910~0.959）和0.881（95% CI 0.820~0.942）。校准曲线拟合度良好（内部验证集 P=0.881；外部验证集 P=0.478）。DCA显示模型临床效用较高。 结论:年龄、血小板、γ-谷氨酰转移酶、前白蛋白、门腔静脉内径和脾脏厚度为CHB患者发生肝硬化的风险因素，构建的列线图模型具有良好的预测价值和临床效用性。

目的:探讨确定性手术治疗慢性放射性肠损伤的安全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胃肠外科2016年6月至2020年5月期间收治的105例慢性放射性肠损伤病例；男性30例（28.6%），女性75例（71.4%）；中位年龄58（ P25， P75：52，64）岁。纳入标准：临床诊断为慢性放射性肠损伤且接受确定性手术治疗（即切除放射性损伤肠管+一期消化道重建）、资料完整的病例，排除肿瘤复发或拒绝手术的患者。根据术前评估结果和临床表现，选择最佳切除部位。观察指标：（1）术前评估情况（包括营养风险筛查评分、术前梗阻或瘘的情况）；（2）临床表现和治疗策略；（3）确定性手术情况；（4）术后并发症情况，Clavien-Dindo分级为Ⅲ~Ⅴ级定义为中-重度并发症。 结果:（1）术前评估情况：88例（83.8%）患者在放疗结束超过1年出现慢性放射性肠损伤症状。98例（93.3%）患者术前营养风险筛查评分≥3分，74例（70.5%）患者接受术前肠外营养支持，中位营养支持时间为10.5（7.0，16.0）d。16例（15.2%）患者术前因严重梗阻接受小肠减压管置入。（2）临床表现和治疗策略：全部患者中，有87例（82.9%）临床表现为肠梗阻，均接受放射性损伤肠管确定性切除+一期消化道重建；18例（17.1%）患者临床表现为肠瘘，均接受放射性损伤肠段、肠瘘确定性切除+一期消化道重建，其中3例回肠直肠残端瘘患者同时接受带蒂大网膜盆腔封闭术；4例回肠膀胱瘘患者中，2例患者因术前已行肾造口减压而接受膀胱瘘切除和膀胱修补术，另2例患者在瘘口近远端离断小肠并关闭肠袢，不行瘘口切除及肠瘘和膀胱瘘修补术。（3）确定性手术情况：中位确定性手术时间和中位术中失血量分别为230（180，300）min和50（20，50）ml。105例患者中，92例（87.6%）患者吻合部位为回肠-结肠吻合，其中回肠-结肠肝曲和回肠-结肠脾曲吻合分别为88例（83.8%）和4例（3.8%）；13例（12.4%）患者为回肠-回肠吻合。92例（87.6%）患者吻合部位严格位于放射野的对侧象限，13例（12.4%）患者吻合部位远离放射野。105例患者中，9例（8.6%）吻合口>1个，5例（4.8%）剩余小肠长度<180 cm，7例（6.7%）行小肠逆行排列术，4例（3.8%）因腹壁缺损接受同期腹壁重建手术，87例（82.9%）腹盆腔严重粘连（3~4级粘连）。术中3例（2.9%）出现并发症，均及时发现并妥善处理。术后中位住院时间为13.0（12.0，24.5）d，所有患者出院时均已恢复经口进食。（4）术后并发症情况：术后共14例（13.3%）患者共发生18例次中-重度并发症。术后吻合口漏发生率为5.7%（6/105），其中回肠-结肠吻合和回肠-回肠吻合的吻合口漏发生率分别为2.2%（2/92）和4/13（χ 2=17.29， P<0.001）；临床表现为肠瘘和肠梗阻的术后吻合口漏的发生率分别为3/18和3.4%（3/87）（χ 2=4.84， P=0.028），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术后30 d病死率为1.0%（1/105），为术后吻合口漏引起腹腔感染、感染性休克，最终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 结论:确定性手术治疗慢性放射性肠损伤是安全可行的。

目的:验证Baveno VI标准、Baveno VI扩大标准、肝硬度×脾脏长径/血小板计数评分（LSPS）和血小板计数与脾脏长径比值（PSR）对评估非肝硬化性门静脉高压（NCPH）患者食管静脉曲张（EV）严重程度的价值。方法:符合诊断标准的NCPH 111例和乙型肝炎肝硬化204例纳入研究，NCPH包括特发性非肝硬化性门静脉高压（INCPH）70例、慢性非肿瘤性非肝硬化门静脉血栓（PVT）相关门静脉高压症41例。根据内镜下EV严重程度，分为低出血风险组（无/轻度EV）和高出血风险组（中/重度EV）。验证Baveno VI和Baveno VI扩大标准对NCPH患者EV严重程度的诊断价值，评估LSPS、PSR对NCPH患者EV出血风险的诊断价值。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 结果:以内镜诊断为金标准，Baveno VI和Baveno VI扩大标准验证INCPH/PVT患者低/高出血风险EV的漏诊率分别为50.0%/30.0%和53.8%/50.0%。INCPH患者低出血风险与高出血风险组血小板计数（PLT）、脾脏长径、肝脏硬度（LSM）、LSPS和PSR测定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LSPS和PSR的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564、0.592（ P值分别为0.372和0.202）。PVT患者低出血风险与高出血风险组PLT、脾脏长径、LSPS和PSR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SPS和PSR的AUC分别为0.796和0.833（ P值分别为0.003和0.001）。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Baveno VI和Baveno VI扩大标准验证低出血风险EV，漏诊率分别为0、5.4%。低出血风险与高出血风险组PLT、脾脏长径、LSM、LSPS和PSR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01）。LSPS和PSR的AUC分别为0.867、0.789（ P<0.05）。 结论:Baveno VI标准和Baveno VI扩大标准在INPCH和PVT患者低出血风险EV的漏诊率较高；LSPS和PSR对评估PVT患者EV出血风险具有一定价值，这还需要进一步临床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