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青少年体育锻炼、自我控制与手机依赖之间的关系。方法:2020年8月至2021年3月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抽取南昌市五所初中882名学生被试，使用体育活动等级量表、自我控制量表、青少年手机依赖量表对所有被试进行2次调查，两次调查之间间隔6个月。第一阶段的问卷调查结果标记为T1，第二阶段的问卷调查结果标记为T2。运用SPSS 26.0统计软件对各研究变量依次进行信度分析、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和Pearson相关分析，利用Amos 23.0进行交叉滞后分析，比较体育锻炼、自我控制与手机依赖的关系。结果:青少年体育锻炼得分为(17.71±5.62)分，自我控制得分为(51.48±9.71)分，手机依赖得分为(56.67±12.93)分。青少年体育锻炼、自我控制、手机依赖均有跨时间稳定性相关，T1体育锻炼与T2体育锻炼( r＝0.489)、T1自我控制与T2自我控制( r＝0.482)、T1手机依赖与T2手机依赖( r＝0.498)之间呈正相关(均 P<0.01)。交叉滞后分析显示：青少年体育锻炼能单向预测6个月后自我控制( β＝0.197， P<0.01)和手机依赖( β＝－0.224， P<0.01)，自我控制可以单向预测6个月后初中生的手机依赖( β＝－0.560， P<0.01)。中介效应结果显示，自我控制在体育锻炼与初中生手机依赖间具备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2.22%(－0.018/－0.081)。 结论:体育锻炼能通过影响自我控制而间接降低初中生的手机依赖。

目的:了解实习护生手机依赖、社交焦虑、睡眠质量、安全行为的现状及手机依赖对安全行为的影响，为提升实习护生安全行为提供依据。方法:采用整群抽样法，于2023年3月1—20日抽取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700名实习护生为调查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手机依赖量表简化版、护士安全行为量表、交往焦虑量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进行横断面调查。结果:共回收有效问卷678份，有效回收率为96.9%。678名实习护生中，男87名，女591名，年龄（21.25 ± 1.16）岁。实习护生安全行为得分为（52.33 ± 7.31）分，手机依赖得分为（28.21 ± 9.86）分，社交焦虑得分为（41.92 ± 7.64）分，睡眠质量得分为（4.56 ± 2.79）分。手机依赖对安全行为预测作用有统计学意义（ β = - 0.178， P<0.01），社交焦虑在手机依赖与安全行为间起中介效应，间接效应占25.5%，睡眠质量可缓冲社交焦虑对安全行为的影响（ β = 0.022， P<0.05）。 结论:实习护生的安全行为较好，存在一定程度的手机依赖和社交焦虑现象，护理管理者及教育者可以通过对实习护士进行有效的手机管理、降低社交焦虑、提升睡眠质量，从而提升实习护士安全行为，保障患者安全。

目的:调查大学生手机依赖及睡眠质量现状，建立睡眠质量轨迹模型并探究手机依赖对睡眠质量轨迹的影响。方法:基于大学生行为与健康队列研究2019—2020年数据，应用潜类别增长模型建立大学生睡眠质量变化轨迹的模型，采用χ 2检验分析大学生睡眠质量变化轨迹的基线影响因素，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大学生手机依赖对睡眠质量轨迹的关联。 结果:共有1 092名大学生纳入分析，其中手机依赖与睡眠质量差的检出率分别为24.5%和13.3%。潜类别增长模型识别出2种睡眠质量趋势：睡眠质量好转组（86.0%），睡眠质量下降组（14.0%）。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手机依赖是睡眠质量变化趋势的危险因素。结论:大学阶段手机依赖会增加睡眠质量变差的风险，未来可对大学生手机使用行为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进而提高睡眠质量。

目的:探讨生活满意度是否在儿童忽视与中学生手机依赖之间存在中介效应。方法:采取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于2020年6月对厦门市4所普通中学的1 692名学生进行调查。采用青少年手机使用依赖自评问卷(self-rating questionnaire for adolescent problematic mobile phone use，SQAPMPU)、儿童被忽视量表(child neglect scale，CNS)、儿童少年生活质量量表(quality of life scale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QLSCA)对其进行调查。运用SPSS 23.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中学生儿童被忽视量表得分为(24.45±14.28)分，生活满意度量表得分为(134.44±19.34)分，手机依赖得分为(23.20±8.94)分，其中手机依赖行为的检出率为23.6%。不同年级、父亲文化程度、母亲文化程度和每月零花钱在手机依赖量表得分上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高中生的手机依赖得分高于初中生( t＝-2.403， P＝0.016)，父亲文化程度和母亲文化程度为本科及以上的青少年手机依赖得分最低( F＝3.411， P＝0.017； F＝2.729， P＝0.043)，每月零花钱为"500~1 000元"和"1 000~2 000元"的青少年手机依赖得分高于每月零花钱"500元以下"( F＝7.265， P<0.05)。儿童被忽视总分及各因子与手机依赖及各因子均存在显著正相关( r＝0.177~0.360，均 P<0.05)；生活满意度及各因子与手机依赖及各因子间均存在显著负相关( r＝-0.508~ -0.250，均 P<0.05)。儿童忽视对手机依赖有正向预测作用( β＝0.225， t＝15.598， R2＝0.130， P<0.01)，对生活满意度有负向预测作用( β＝-0.767， t＝-27.798， R2＝0.321， P<0.01)，生活满意度在儿童忽视和手机依赖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β＝-0.171， t＝-13.937， R2＝0.222， P<0.0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58.29%。 结论:童年时期的被忽视经历既可直接影响青少年手机依赖行为，亦可通过影响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进而作用于手机依赖行为。

目的:探讨孤独感在社会支持和手机社交媒体依赖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2021年5—6月采用手机社交媒体依赖问卷、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孤独感量表对整群抽取的559名大学生进行调查。使用SPSS 21.0统计软件和PROCESS v3.5程序插件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大学生手机社交媒体依赖总分(3.27±0.56)分，突显性得分(3.51±0.60)分，社交增益得分(3.02±0.69)分，强迫性得分(3.33±0.74)分，冲突性得分(3.35±0.68)分，戒断性得分(3.13±0.72)分。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孤独感在社会支持与手机社交媒体依赖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间接效应的偏差校正的Bootstrap 95% CI＝－0.176~－0.090，不包含0值；同样，孤独感在社会支持与社交增益、强迫性、冲突性和戒断性之间也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 结论:社会支持能够通过孤独感影响手机社交媒体依赖，可通过培养学生建立和维护社会支持系统的能力来尽可能减少过多孤独感，从而达到合理使用手机社交媒体的目的。

目的:探究大学生手机依赖、睡眠质量及创造力三者间的关系以及睡眠质量在手机依赖与创造力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抽取黑龙江省四所高校的2 976名大学生，使用手机依赖指数量表、睡眠状况自评量表、威廉斯创造力倾向测量表进行调查，运用SPSS 26.0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等，利用PROCESS 2.16.3宏程序检验睡眠质量的中介效应。结果:(1)大学生创造力得分为(107.52±11.25)分，手机依赖得分为(43.17±13.23)分，睡眠质量得分为(21.08±6.15)分；(2)手机依赖与睡眠问题呈显著正相关( r＝0.412， P<0.01)，与创造力呈显著负相关( r＝－0.293， P<0.01)，睡眠质量与创造力呈显著负相关( r＝－0.294， P<0.01)；(3)睡眠质量在手机依赖与创造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直接效应(效应值＝－0.216)和中介效应(效应值＝－0.062)分别占总效应(效应值＝－0.278)的77.7%和22.3%。 结论:睡眠质量在手机依赖与大学生创造力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手机依赖既能直接预测大学生创造力，也通过睡眠质量间接预测创造力水平。

目的:探索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的潜在类别及其在心理和手机使用行为中的特征。方法:2023年7月，选用自编基本信息调查问卷、病人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PHQ-9)、UCLA孤独感量表简版(short-form of UCLA loneliness scale，ULS-8)、交往焦虑量表(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IAS)、错失焦虑量表(fear of missing out scale，FOMOs)、反刍思维量表(ruminative responses scale，RRS)、简版无聊倾向量表(short form version of boredom proneness scale，BPS-SF)、青少年气质量表中的意志控制分问卷、智能手机依赖量表简版(short version of smartphone addiction scale，SAS-SV)对北京市206名大学生进行横断面调查。采集手机使用时间和频率数据。运用SPSS 25.0进行统计描述和组间比较，使用Python 3.8软件K-means算法进行聚类分析，通过随机森林算法评估不同类别影响因素的重要性。结果:(1)手机成瘾[41.00(31.00，47.00)分]与抑郁[6.00(2.00，12.00)分]、孤独感[15.00(11.00，20.00)分]、社交焦虑[46.00(32.75，54.00)分]、错失焦虑[21.00(16.00，28.00)分]、反刍思维[26 .00(22.00，29.00)分]、无聊倾向[41.50(32.00，49.25)分]、平均每日手机使用时间[(513.30±213.29)min]、平均每次手机使用时间[6.60(3.68，14.09)min]呈正相关( r＝0.163～0.626，均 P<0.05)，与意志控制[49.00(44.00，59.00)分]呈负相关( r＝－0.613， P<0.01)。(2)聚类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存在3种潜在类别：非成瘾组(32.04%，66/206)、无聊型手机成瘾组(26.70%，55/206)、多风险型手机成瘾组(41.26%，85/206)。(3)不同潜在类别在抑郁、孤独感、社交焦虑、反刍思维、无聊倾向、意志控制、手机成瘾上的得分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138.805，127.342，112.149，88.069，72.146，100.206，115.159，114.926；均 P<0.001)，在平均每日手机使用时间和次数、平均每次手机使用时间上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H＝7.548，9.332，16.086；均 P<0.01)。(4)随机森林算法分析结果显示，非成瘾组特征重要性前3位依次为：意志控制、社交焦虑、错失焦虑，特征重要性分别为0.33、0.23、0.15；无聊型手机成瘾组特征重要性前3位依次为：无聊倾向、错失焦虑、孤独感，特征重要性分别为0.35、0.20、0.15；多风险型手机成瘾组特征重要性前3位依次为：错失焦虑、反刍思维、无聊倾向，特征重要性分别为0.29、0.19、0.17。 结论: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存在3种潜在类别，各类别在不同心理因素和手机使用行为上差异显著，未来可根据不同大学生群体特点采取针对性心理干预措施。

目的 了解留守青少年危害健康行为共存模式及相关因素,为制定针对性的防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于2022年3-5月,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抽取贵州省、湖南省、湖北省和重庆市8所中学的2 061名留守青少年作为调查对象,采用基本信息问卷、中国青少年健康相关/危险行为问卷、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评定问卷、简易抑郁症状自评量表、手机依赖指数量表、学校归属感量表、童年不良经历问卷、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自我控制能力量表进行问卷调查.采用Mplus 8.3软件运用潜类别分析法探究危害健康行为的共存模式.采用SPSS 25.0软件进行x2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潜类别分析结果显示,留守青少年危害健康行为可分为成瘾与暴力行为模式组(155人,7.5％)、抑郁与自伤行为模式组(610人,29.6％)和低风险模式组(1 296人,62.9％)3种模式.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与低风险模式组相比,汉族(OR=0.530,95％CI:0.321～0.875),学校归属感得分高(OR=0.828,95％CI:0.775～0.885)、自我控制能力得分高(OR=0.914,95％CI:0.896～0.932)的留守青少年进入成瘾与暴力行为模式组的风险较低,男性(OR=2.501,95％CI:1.664～3.758)、童年不良经历得分高(OR=1.590,95％CI:1.444～1.751)的留守青少年进入成瘾与暴力行为模式组的风险较高;男性(OR=0.726,95％CI:0.578～0.912)、学校归属感得分高(OR=0.850,95％CI:0.814～0.887)、自我控制能力得分高(OR=0.924,95％CI:0.913～0.936)的留守青少年进入抑郁与自伤行为模式组的风险较低,初中学段(OR=1.537,95％CI:1.184～1.995)、童年不良经历得分高(OR=1.412,95％CI:1.317～1.515)的留守青少年进入抑郁与自伤行为模式组的风险较高,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结论 留守青少年危害健康行为可分为成瘾与暴力行为、抑郁与自伤行为、低风险3种共存模式,应针对学校归属感弱、童年不良经历多、自我控制能力弱的青少年采取防控措施,逐步改善留守青少年危害健康行为的共存状况.

目的:基于I-PACE(Person-Affect-Conition-Execution Model)模型探讨大学生社交焦虑和手机成瘾的关系,以及同伴间科技侵扰和负面评价恐惧在其中起的中介作用.方法:本研究有效被试为513名大学生,采用科技侵扰生活实例量表、交往焦虑量表、负面评价恐惧量表及智能手机成瘾量表开展调查研究.结果:①被试中,大学生手机成瘾和沉迷的占76.41％.大学生社交焦虑(t=2.070,P＜0.05)和科技侵扰(t=2.417,P＜0.05)两个变量在生源地维度有显著差异.②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与社交焦虑(r=0.345,P＜0.01)、科技侵扰(r=0.377,P＜0.01)和负面评价恐惧(r=0.341,P＜0.01)间呈显著正相关;社交焦虑与科技侵扰(r=0.197,P＜0.01)和负面评价恐惧(r=0.515,P＜0.01)呈显著正相关;负面评价恐惧和科技侵扰(r=0.155,P＜0.01)间呈显著正相关.③社交焦虑对大学生智能手机依赖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效应值为0.18.除此之外,社交焦虑还可以分别通过科技侵扰和负面评价恐惧影响大学生手机成瘾程度,效应值分别为0.15、0.09.④并行中介影响差异不显著.结论:社交焦虑对大学生手机成瘾有正向预测作用,其不仅发挥直接影响作用,也通过负面评价恐惧和科技侵扰间接影响大学生手机成瘾的程度.

目的:编制中文简短手机依赖问卷(SPDQ),为手机依赖的群体筛查和公共卫生人群监测提供工具.方法:采用同组研究设计获得221 名大学生4 次测量数据.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 α)和重测信度(ICC)系数分析问卷信度,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确定问卷效度,ROC分析确定判断手机依赖的临界值.结果:SPDQ由 7个条目构成,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重测信度与良好的结构效度和效标效度.问卷包含两因子模型,包括认知/心理依赖和行为依赖.验证性因子分析设定所有题目为依赖表现,4 次测量 χ2值分别为 15.23,11.54,13.60 和14.11,P均大于0.05.以简短智能手机依赖指数量表(SPAI-SF)为金标准,确定4/5 为SPDQ筛查分界值.结论:本研究编制的SPDQ符合心理测量学标准,可作为手机依赖潜在风险人群的筛查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