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放射性直肠损伤（RP）是盆腔放疗最常见并发症之一。当RP出现梗阻、穿孔、瘘、顽固性直肠出血等严重晚期并发症时，需要手术治疗。由于放疗后腹盆腔可能广泛粘连，解剖层次消失，手术难度大，目前病变肠管切除术（尤其是腹腔镜下）在慢性RP（CRP）中的应用仍缺乏经验借鉴。本研究初步探讨腹腔镜Parks手术治疗CRP的可行性和安全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2013年7月至2019年3月期间，因CRP晚期并发症行腹腔镜Parks手术的19例患者的临床及随访资料。病例纳入标准：（1）盆腔放疗后出现CRP严重晚期并发症，包括：重度顽固性便血（血红蛋白<70 g/L）、重度顽固性肛门疼痛（疼痛数字评分>7分）、直肠狭窄、直肠穿孔和直肠瘘；（2）术前行结肠镜、盆腔MRI和（或）胸腹盆CT等影像学检查明确病变。排除标准：（1）术前或术中诊断肿瘤复发；（2）腹腔镜探查后仅行造口术；（3）直肠癌新辅助放疗后；（4）病历资料不完整。Parks手术步骤：（1）腹腔镜探查：排除肿瘤复发，明确放射性损伤肠管范围，于肉眼判断近端无明显水肿增厚、无放射性损伤改变的近端乙状结肠处做标记。（2）腹部操作：打开乙状结肠直肠右侧系膜，离断肠系膜下动、静脉，向内侧头侧拓展Toldt间隙，游离左半结肠外侧，打开胃结肠韧带，充分游离脾曲，从后方、两侧及前方分离直肠至最低点，转会阴部操作。（3）会阴部操作：于病变下缘1 cm全层切开直肠壁，充分分离直肠周围间隙至与腹腔相通，将直肠及乙状结肠经肛门拖出，于肉眼评估正常肠管处切断，移除病变肠管，行结肠肛管吻合。（4）行保护性造口。对入组病例总结手术、并发症以及症状缓解情况。采用描述性统计学方法，计量资料用 ± s或 M（ P25， P75）表示。 结果:全组19例患者均为女性，中位年龄53（50，56）岁，18例患者原发肿瘤为宫颈癌。因放疗致直肠阴道瘘9例，顽固性肛门疼痛9例（其中合并直肠深溃疡7例），顽固性便血合并直肠深溃疡1例。18例完成Parks手术，中转开腹1例。中位手术时间215（131，270）min，中位出血量50（50，100）ml，术后中位住院时间12（11，20）d。无围手术期死亡病例。术后10例发生并发症，严重并发症（Clavien-Dindo并发症分级Ⅲb级及以上者）3例，其中1例为直肠阴道膀胱尿道瘘导致盆腔感染、急性肾衰（Ⅳa级），是术后30 d内并发症；另有2例为造口脱垂并旁疝（Ⅲb）。7例出现吻合口相关并发症，其中A级吻合口漏4例，吻合口狭窄3例。全组患者手术1年后CRP症状均明显缓解或消失。5例实现造口回纳。结论:腹腔镜Parks术治疗CRP晚期并发症是安全可行的，能有效改善直肠症状；但吻合口并发症发生率较高，需严格把握手术指征。

目的:评价ⅡA1期宫颈癌患者接受新辅助放化疗联合根治性手术的临床疗效及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6月至2014年12月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确诊的120例ⅡA1期宫颈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年龄41~63(49.2±4.6）岁。按照治疗方式的不同，将患者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60例），研究组患者行新辅助放化疗联合根治性手术，对照组患者行根治性手术。观察研究组患者接受新辅助放化疗后临床分期的变化；比较2组患者围手术期并发症、术后高危因素、间质浸润情况以及脉管癌栓的差异；采用后期放射性损伤评分标准评估比较2组患者急慢性放射性损伤的差异；通过随访比较2组患者5年无进展生存（PFS）率和总生存（OS）率的差异。计数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并进行Log-rank检验。 结果:研究组患者接受新辅助放化疗后，临床分期的降期率为95.0%（57/60），术后病理完全缓解的患者占15.0%（9/60）。2组患者围手术期出血情况、围手术期并发症的发生率、术后恢复时间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0.430、0.137、0.100，均 P> 0.05）。在术后高危因素的比较中，研究组患者淋巴结（+）、残端（+）、宫旁浸润的发生率分别为3.3%（2/60）、1.7%（1/60）、0(0/60），低于对照组患者的8.3%（5/60）、3.3%（2/60）、6.7%（4/60），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335， P<0.05）；研究组发生术后间质浸润的患者中，病理完全缓解率、间质浸润浅1/3的百分比分别为15.0%（9/60）、31.7%（19/60），高于对照组的0(0/60）、20.0% （12/60），间质浸润中1/3和深1/3的百分比分别为41.7%（25/60）、11.7%（7/60），低于对照组的50.0%（30/60）、30.0%（18/60），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5.875 ， P<0.01）；研究组患者术后脉管癌栓的发生率为26.7%（16/60），显著低于对照组的56.7%（34/60），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11.109， P<0.01）。研究组患者1~2级急慢性放射性肠炎、急慢性放射性膀胱炎和急性血液学毒性反应的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3.927~6.508，均 P<0.05）。研究组患者的5年PFS率、OS率分别为66.7%、80.0%，高于对照组的65.0%、78.3%，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1.27、1.96，均 P>0.05）。 结论:ⅡA1期宫颈癌患者接受新辅助放化疗联合根治性手术可有效减少术后高危因素和放射性损伤，但不影响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及预后。

目的:为定量探讨基于历史CBCT的直肠癌患者全疗程膀胱充盈度变化。方法:回顾性选取2017年1月至2018年8月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放疗的54例直肠癌患者的54组定位CT及213组治疗前实时锥形束CT（CBCT）图像，基于Eclipse计划系统分别勾画二维膀胱轮廓，并在三维重建后统计体积。利用SPSS软件分析放疗计划设计和实际执行时膀胱充盈度变化情况，以及性别、年龄和累积剂量等因素对膀胱充盈度的影响等。结果:54例患者放疗时的膀胱平均体积显著小于方案制定时的体积，差异达-155.85 cm 3。在入组患者中未观察到膀胱充盈度差异与性别、年龄存在明显相关性（ P>0.05）。随着治疗次数和累计剂量的增加，每次CBCT的膀胱充盈度与定位CT的膀胱充盈度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实际放疗时膀胱充盈度较方案设计时存在显著偏差，导致增加膀胱放射性损伤风险和临近肿瘤靶区剂量不确定性，临床可基于CBCT优化个体化膀胱充盈度定量分析和管理，以缩小精确放疗过程中的可控偏差。

目的:初步探讨全盆腔脏器切除（TPE）治疗盆腔放射性损伤晚期并发症的安全性及有效性。方法:采用观察性研究的方法，纳入标准：（1）盆腔恶性肿瘤放疗后确诊为盆腔放射性损伤；（2）盆腔放射性损伤晚期并发症（包括出血、穿孔、瘘及梗阻等），合并复杂盆腔瘘并累及盆腔多器官；（3）多学科团队会诊评估认为TPE手术可达到R 0切除，建议进行TPE手术；（4）患者术前状态良好，可以耐受TPE手术；（5）患者手术意愿强烈，充分接受手术风险。排除标准：（1）术前或术中诊断肿瘤复发或转移；（2）腹腔镜探查后仅行转流或短路等姑息性手术；（3）临床资料不完整。根据上述标准，回顾性纳入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放射性肠损伤数据库中2020年3月至2022年9月期间，因盆腔放射性损伤晚期并发症接受TPE或扩大TPE（合并其他脏器）手术患者的临床及随访资料。观察手术和术后恢复情况，记录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围手术期死亡情况和术后1年生活质量情况。 结果:本研究共纳入14例患者，均为女性患者，包括9例直肠-阴道-膀胱瘘、2例膀胱阴道瘘、1例回肠-膀胱瘘+直肠坏死、1 例回肠-膀胱瘘+直肠阴道瘘和1例直肠溃疡+双侧输尿管狭窄。手术时间为（592.1±167.6）min，中位出血量为550（100~6 000）ml，10 例进行了肠道重建，4例接受了Hartmann手术；10例采用Bricker手术进行泌尿系重建；7例接受盆底重建。术后住院天数为（23.6±14.9）d。7例（7/14）患者在围手术期出现Clavien-DindoⅢa~Ⅳb级并发症，包括手术部位感染8例次、腹盆腔脓肿5例次、肺部感染5例次、肠梗阻4例次及回肠膀胱瘘2例次。5例患者诊断空盆腔综合征（EPS），均为未进行盆底重建的患者，未进行盆底重建患者EPS发生比例为5/7；进行盆底重建的患者均未发生EPS。1例EPS患者因盆腔脓肿、盆腔出血和肠梗阻，需要二次手术。无围手术期死亡。随访（18.9±10.1）个月，3例患者死亡，其中2例死亡原因为肾衰竭，均为术前合并症，1例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其余患者在随访过程中临床症状逐步缓解，术后生活质量QLQ-C30评估显示，术后1、3、6个月所有功能领域及总体健康状况均逐步改善（均 P<0.05）。 结论:TPE手术是治疗盆腔放射性损伤晚期并发症合并复杂盆腔瘘的一种可行的手术方法，可有效缓解临床症状、改善生活质量。但应严格把握手术适应证，并在有经验的中心开展。

回顾性分析宫颈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根据患者接受根治性或术后放疗的情况分为单纯放疗组（42例）和术后放疗组（65例），依据常见不良反应事件评价标准（CTCAE V5.0），比较放射性膀胱炎（RIC）的发生概率，评价手术、病理分期、放疗总剂量和分次剂量以及膀胱和膀胱壁的放疗剂量体积参数对RIC发生率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手术损伤导致的神经源性膀胱是造成膀胱毒性反应的可能原因，同时不排除放疗增加膀胱毒性反应的可能性。

目的:探讨确定性手术治疗慢性放射性肠损伤的安全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胃肠外科2016年6月至2020年5月期间收治的105例慢性放射性肠损伤病例；男性30例（28.6%），女性75例（71.4%）；中位年龄58（ P25， P75：52，64）岁。纳入标准：临床诊断为慢性放射性肠损伤且接受确定性手术治疗（即切除放射性损伤肠管+一期消化道重建）、资料完整的病例，排除肿瘤复发或拒绝手术的患者。根据术前评估结果和临床表现，选择最佳切除部位。观察指标：（1）术前评估情况（包括营养风险筛查评分、术前梗阻或瘘的情况）；（2）临床表现和治疗策略；（3）确定性手术情况；（4）术后并发症情况，Clavien-Dindo分级为Ⅲ~Ⅴ级定义为中-重度并发症。 结果:（1）术前评估情况：88例（83.8%）患者在放疗结束超过1年出现慢性放射性肠损伤症状。98例（93.3%）患者术前营养风险筛查评分≥3分，74例（70.5%）患者接受术前肠外营养支持，中位营养支持时间为10.5（7.0，16.0）d。16例（15.2%）患者术前因严重梗阻接受小肠减压管置入。（2）临床表现和治疗策略：全部患者中，有87例（82.9%）临床表现为肠梗阻，均接受放射性损伤肠管确定性切除+一期消化道重建；18例（17.1%）患者临床表现为肠瘘，均接受放射性损伤肠段、肠瘘确定性切除+一期消化道重建，其中3例回肠直肠残端瘘患者同时接受带蒂大网膜盆腔封闭术；4例回肠膀胱瘘患者中，2例患者因术前已行肾造口减压而接受膀胱瘘切除和膀胱修补术，另2例患者在瘘口近远端离断小肠并关闭肠袢，不行瘘口切除及肠瘘和膀胱瘘修补术。（3）确定性手术情况：中位确定性手术时间和中位术中失血量分别为230（180，300）min和50（20，50）ml。105例患者中，92例（87.6%）患者吻合部位为回肠-结肠吻合，其中回肠-结肠肝曲和回肠-结肠脾曲吻合分别为88例（83.8%）和4例（3.8%）；13例（12.4%）患者为回肠-回肠吻合。92例（87.6%）患者吻合部位严格位于放射野的对侧象限，13例（12.4%）患者吻合部位远离放射野。105例患者中，9例（8.6%）吻合口>1个，5例（4.8%）剩余小肠长度<180 cm，7例（6.7%）行小肠逆行排列术，4例（3.8%）因腹壁缺损接受同期腹壁重建手术，87例（82.9%）腹盆腔严重粘连（3~4级粘连）。术中3例（2.9%）出现并发症，均及时发现并妥善处理。术后中位住院时间为13.0（12.0，24.5）d，所有患者出院时均已恢复经口进食。（4）术后并发症情况：术后共14例（13.3%）患者共发生18例次中-重度并发症。术后吻合口漏发生率为5.7%（6/105），其中回肠-结肠吻合和回肠-回肠吻合的吻合口漏发生率分别为2.2%（2/92）和4/13（χ 2=17.29， P<0.001）；临床表现为肠瘘和肠梗阻的术后吻合口漏的发生率分别为3/18和3.4%（3/87）（χ 2=4.84， P=0.028），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术后30 d病死率为1.0%（1/105），为术后吻合口漏引起腹腔感染、感染性休克，最终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 结论:确定性手术治疗慢性放射性肠损伤是安全可行的。

目的:探讨自主研发的单管式子宫颈癌后装施源器，相比于标准Fletcher三管施源器的3年远期生存结果以及晚期损伤情况。方法:选取2011—2017年间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就诊的子宫颈癌初诊患者，随机分为外照射+单管式后装组(专利单管组)和外照射+Fletcher三管式后装组。外照射采用6 MV X线四野盒式或前后对穿野照射，30 Gy后改野挡铅行后装治疗，1次/周，剂量为A点7 Gy，共5~6次(A点2 Gy等效生物剂量80~90 Gy)。外照射时同步使用顺铂(40 mg/m 2)化疗，1次/周，治疗结束随访其疗效及不良反应并对比。 结果:符合入组条件并完成治疗，Fletcher三管组150例，专利单管组149例。截至2020年12月全部患者随访时间满3年，中位随访时间61个月。Fletcher三管组的3年总生存率、无进展生存率和局部无失败生存率分别为76.3%、78.1%和75.4%，而专利单管组分别为83.8%、80.3%和85.5%。3-4级晚期放射性直肠炎三管组3.3%，单管组6.7%( P＝0.122)。3-4级晚期放射性膀胱炎三管组1.3%，单管组0.7%( P＝1.000)。 结论:专利单管式子宫颈癌后装施源器与标准Fletcher三管施源器3年生存数据疗效相当且晚期不良反应相似。

目的:探讨调强适形放射疗法（IMRT）和三维适形放射疗法（3DCRT）治疗ⅡB~ⅢB期宫颈癌时膀胱、直肠、小肠受照剂量。方法:回顾性分析浙江省肿瘤医院2018年1—12月25例ⅡB~ⅢB期宫颈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采用3DCRT治疗12例（3DCRT组），采用IMRT治疗13例（IMRT组）。采用正常组织接受20、40和60 Gy照射体积占总体积百分比（V 20、V 40和V 60）评估膀胱、直肠、小肠受照体积。比较两组放射性并发症和疗效。 结果:IMRT组随着处方剂量的增加，膀胱和小肠V 20、V 40和V 60不断增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或<0.05）；3DCRT组，不同处方剂量间V 20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V 40和V 60随着处方剂量的增加不断增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或<0.05）；在同一处方剂量下，IMRT组膀胱V 20、V 40和V 60及小肠V 40和V 60均明显小于3DCRT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直肠V 20均接近100%，不同处方剂量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V 40和V 60随着处方剂量的增加不断增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或<0.05）；在同一处方剂量下，IMRT组V 40和V 60均明显小于3DCRT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IMRT组放射性肠炎、放射性膀胱炎和骨髓抑制发生率及总并发症发生率均明显低于3DCRT组（1/13比3/12、0比3/12、1/13比4/12和2/13比10/1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有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与3DCRT比较，IMRT治疗ⅡB~ⅢB期宫颈癌对周围器官的放射性损伤较小，且放射性并发症发生率低，安全性更好。

甲状腺癌是最常见的内分泌恶性肿瘤之一。 131I治疗是分化型甲状腺癌（DTC）术后重要的治疗手段之一，其在降低患者复发率、改善生活质量等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131I治疗属于电离辐射，而生殖系统对辐射敏感性较高，其受到来自血液、膀胱尿液和肠道的 131I照射，可能会造成卵巢或睾丸一过性损伤，表现为血清卵泡刺激素水平升高、卵巢早衰、精子数量减少和活力减弱、抗缪勒管激素水平下降。现有的临床研究对 131I治疗DTC时，是否会增加生殖系统次生肿瘤的发生风险仍存在争议。因此， 131I治疗DTC对生殖系统的辐射影响引起了广泛关注。

目的:了解全国范围内肠内瘘的诊治情况，分析患者的临床特征及预后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多中心横断面研究方法，收集我国18家医疗中心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收治住院的肠内瘘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患者的基本信息、临床诊治资料及预后情况。结果:共纳入106例肠内瘘患者，男57例，女49例，年龄(48.0±17.8)岁。最常见的肠内瘘是肠膀胱瘘(36/106，34.0%)，随后是肠阴道瘘(34/106，31.1%)和肠肠内瘘(28/106，26.4%)，多发肠内瘘(9/106，8.5%)最少。恶性肿瘤(60/106，56.6%)是肠内瘘最常见的原发疾病，其次是克罗恩病(22/106，20.8%)。肠内瘘患者最常见的直接致瘘原因是外科手术(70/106，66.0%)，其次是克罗恩病(20/106，18.9%)和放射性肠损伤(12/106，11.3%)，还有4例患者致瘘原因不明。整个诊治病程中，95例患者接受了营养支持治疗，以肠内＋肠外营养支持(72/95，75.8%)为主。最终86例(81.1%)患者接受了手术治疗，手术治愈率为94.2%(81/86)，术后手术部位感染(SSI)发生率为8.1%(7/86)，术后再次肠瘘发生率为10.5%(9/86)。20例(18.9%)患者采用保守治疗的手段，自愈率为80.0%。患者总死亡率为8.5%(9/106)，其中肠阴道瘘患者死亡率最高为15.2%(5/33)。统计分析显示死亡组患者的年龄( t＝－4.664， P<0.001)、白细胞水平( U＝663.000， P＝0.010)、脓毒症( P＝0.002)和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 P＝0.019)的发生率均高于治愈组。多因素分析提示高龄( OR＝1.073，95% CI：1.008～1.141， P＝0.026)、并发脓毒症( OR＝11.806，95% CI：1.064～131.048， P＝0.044)是肠内瘘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肠内瘘的总体死亡率仍较高，恶性肿瘤是肠内瘘最常见的原发病。高龄和脓毒症是肠内瘘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