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新型凝血、纤溶标志物对脓毒症性凝血病(SIC)的诊断及预后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2年7月至2023年3月该院收治的153例脓毒症患者资料,根据2017年国际血栓与止血学会(ISTH)发布的SIC诊断标准,将患者分为SIC组(n=55)和普通脓毒症组(SA组,n=98).收集患者基本资料、随访情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脓毒症患者发生SIC的影响因素,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相关指标对脓毒症患者发生SIC的预测效能,纳入2023年4-7月的66例脓毒症患者进行验证,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患者生存情况.结果 两组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APACHEⅡ)评分、序贯性器官衰竭评估(SOFA)评分、凝血酶原时间(PT)、PLT、D-二聚体(D-D)、凝血酶抗凝血酶复合物-Ⅲ(AT-Ⅲ)、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物-纤溶酶原激活抑制物-1复合物(t-PAIC)、血栓调节蛋白(TM)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PT、PLT、D-D、t-PAIC、TM是脓毒症患者发生SIC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PT、PLT、D-D、t-PAIC、TM联合检测可提高预测效能[曲线下面积(AUC)=0.914],该模型拟合良好(x2=12.593,P=0.127);验证组显示其具有较好的预测效能(AUC=0.888),该模型拟合良好(x2=7.996,P=0.333).t-PAIC<19.27μg/mL组比t-PAIC≥19.27μg/mL组、TM<16.11 TU/mL组比TM≥16.11 TU/mL组的中位OS时间更长(P<0.05).结论 基于影响因素构建的模型对脓毒症患者发生SIC有较好的预测效能,t-PAIC、TM对脓毒症患者发生SIC的预后判断具有较高的价值.

目的:检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血清心肌损伤标志物、凝血指标及炎性标志物的表达水平，探讨其在患者预后中的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2月1日至3月31日收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的COVID-19患者67例，按照病情严重程度分为普通组（ n=20）、重型组（ n=20）及危重组（ n=27），根据患者出院情况将危重组分为治愈（ n=12）和死亡（ n=15）。以患者好转出院或住院期间死亡作为观察终点。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采集患者静脉血并检测其血液中超敏肌钙蛋白I（hs-cTnI）、肌红蛋白（MYO）、肌酸激酶同工酶MB（CK-MB）、N末端B型利钠肽原（NT-proBNP）、D-二聚体、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PT）、纤维蛋白原（FIB）、白细胞计数（WBC）、超敏C反应蛋白（hs-CRP）、铁蛋白水平，比较3组间的水平差异。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COVID-19住院患者死亡相关危险因素。 结果:3组患者的红细胞、血小板（PLT）、FIB、血红蛋白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而普通组、重型组和危重组的WBC、hs-CRP、铁蛋白、PT、APPT及D-二聚体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危重组高于重型组和普通组（ P<0.05）。危重组患者NT-proBNP、CK-MB、MYO、hs-cTnI明显高于普通组及重型组，且危重型组中死亡患者NT-proBNP、CK-MB、MYO、hs-cTnI高于治愈患者（ P均 <0.05）。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hs-cTnI（ OR=1.053，95% CI 1.010~1.098， P=0.016）、D-二聚体（ OR=1.253，95% CI 1.026~1.531， P=0.005）是COVID-19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COVID-19危重型患者在入院治疗过程中伴随着凝血功能障碍及炎症因子的升高并且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心肌损伤，hs-cTnI、D-二聚体升高是COVID-19危重型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分析不同预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和实验室特征，为新冠肺炎的诊治提供一定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18日至3月10日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215例确诊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血常规、炎症指标〔C-反应蛋白（CRP）、降钙素原（PCT）〕、肝功能、心功能、肾功能、凝血功能、电解质、胸部CT影像学、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RNA等标志物。分析并比较不同预后两组新冠肺炎患者上述指标的差异。另选取2019年8月1日至11月30日本院收治的其他病毒性肺炎患者55例为对照组。比较新冠肺炎组和对照组实验室检查指标的差异。结果:入组215例患者中存活206例，死亡9例。生存组年龄明显低于死亡组，住院时间较死亡组明显延长。①临床特征方面：死亡组出现呼吸困难、咽痛、寒战、畏寒等症状及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肾脏疾病、外科手术史等比例均明显高于生存组。两组其他症状和体征、基础疾病比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②不同预后两组实验室检查指标方面：死亡组白细胞计数〔WBC（×10 9/L）：10.6（4.0，13.4）比4.9（3.9，6.3）〕、中性粒细胞计数〔NEU（×10 9/L）：9.7（3.4，12.2）比2.9（2.1，4.2）〕、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14.66（5.19，18.48）比2.34（1.47，3.34）〕、C-反应蛋白〔CRP（mg/L）：130.21（35.74，210.86）比17.90（3.11，50.23）〕、降钙素原〔PCT（mg/L）：1.46（0.45，13.12）比0.04（0.02，0.07）〕、乳酸脱氢酶〔LDH（μmol·s -1·L -1）：4.80（3.34，7.37）比3.77（2.99，5.12）〕、肌酐〔Cr（μmol/L）：72.9（69.6，627.5）比68.4（55.5，81.9）〕、D-二聚体〔mg/L：0.86（0.56，3.32）比0.39（0.33，0.58）〕和胸部CT磨玻璃不透明影〔77.8%（7/9）比35.0%（72/206）〕、局部斑片状影〔55.6%（5/9）比17.5%（36/206）〕、双侧片状影〔100.0%（9/9）比49.5%（102/206）〕比例均明显高于生存组（均 P<0.01），淋巴细胞计数〔LYM（×10 9/L）：0.6（0.5，0.8）比1.3（1.0，1.6）〕、Na + 〔mmol/L：136.1（131.0，136.8）比138.8（136.5，140.4）〕、Cl - 〔mmol/L：97.7（92.7，100.9）比102.7（100.2，104.3）〕、二氧化碳CO 2 （mmol/L）：23.0（20.6，28.5）比29.2（27.7，30.9）〕水平均明显低于生存组（均 P<0.05）。③新冠肺炎组和对照组实验室检查指标方面：新冠肺炎组WBC、NEU、LYM、血小板计数（PLT）、红细胞分布宽度变异系数（RDW-CV）、红细胞分布宽度标准差（RDW-SD）、Cl -均较对照组明显降低，NLR、CRP、K +、CO 2均较对照组明显升高。 结论:新冠肺炎早期症状以发热、咳嗽、胸闷、乏力为主，高龄和有基础疾病可能是影响新冠肺炎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死亡组和生存组实验室检查指标（WBC、NEU、LYM、CRP、PCT、LDH、Cr）在疾病早期就已经表现出明显异常，对早期预测患者病情有重要意义；同时实验室检查指标（WBC、NEU、LYM、PLT、RDW-CV、RDW-SD、CRP、Cl -、K +、CO 2）在新冠患者与其他病毒性肺炎患者的鉴别诊断中也具有重要价值。

目的:探讨血栓分子标志物在恶性肿瘤患者血栓形成的早期诊断价值，并对恶性肿瘤患者形成血栓危险因素进行评价。方法:诊断性研究。选取2017年9月至2019年2月牡丹江医学院附属红旗医院及牡丹江市肿瘤医院的恶性肿瘤患者，共1 366例[包括肺癌、乳腺癌及结直肠癌，男562例，女804例，年龄（59.45±15.10）岁]，对照组为70名健康体检人群[男35名，女35名，年龄（50.41±18.90）岁]，其中形成静脉血栓69例，男32例，女37例，平均年龄（61.20±15.71）岁。采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检测其静脉血浆中的血栓调节蛋白（TM）、凝血酶-抗凝血酶复合物（TAT）、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1复合物（t-PAIC）、纤溶酶-抗纤溶酶复合物（PIC）。根据各项标志物的敏感度及特异度，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评价各项标志物的诊断性能，采用Cox回归分析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风险分析。结果:不同类型的恶性肿瘤患者静脉血栓栓塞（VTE）发生率具有统计学差异，肺癌最高，其次为结直肠癌及乳腺癌（ P<0.05）；肺癌、乳腺癌及结直肠癌血栓组的TM、TAT、t-PAIC及PIC水平高于对照组，非血栓组的TAT、t-PAIC及PIC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TM的最佳截断水平为10.57 IU/ml（敏感度为50.30%，特异度75.50%，AUC=0.671），TAT的最佳截断水平为4.16 ng/ml（敏感度为80.30%，特异度为62.80%，AUC=0.757），t-PAIC的最佳截断水平为11.44 ng/ml （敏感度为52.50%，特异度为84.00%，AUC=0.682），PIC的最佳截断水平为1.18 μg/ml（敏感度为67.20%，特异度为79.50%，AUC=0.790），四项分子标志物联合检测敏感度最佳，诊断性能最好（86.90%，AUC=0.807）。年龄、分期、转移、手术、肿瘤直径及PIC水平是影响恶性肿瘤VTE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均 P<0.05）。 结论:不同类型的恶性肿瘤血栓发生率不同，TM、TAT、t-PAIC及PIC联合检测诊断性能最好，可作为恶性肿瘤发生VTE的新型筛查方法。年龄、分期、转移、手术及肿瘤直径是恶性肿瘤发生VTE的高危因素，PIC水平可作为恶性肿瘤患者6个月内并发VTE风险的可靠标志物。

最新研究数据显示，肝癌患者死亡人数位居恶性肿瘤第3位，全球肝癌早发现、早诊断和早治疗的情形严峻，如何实现肝癌的早期诊断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目前临床上常用甲胎蛋白、甲胎蛋白-L3和脱-γ-羧基凝血酶原检测肝细胞癌，然而其灵敏度无法满足早期肝癌患者的诊断需求；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血清寡糖链检测、醛酮还原酶家族1成员B10、微小RNAs、循环肿瘤细胞和DNA甲基化等新型血清生物学标志物等检测指标为肝细胞癌患者的早期筛查和诊断提供了新的选择。

原发性肝癌包括肝细胞癌、肝内胆管癌和混合型肝细胞癌-胆管癌3种类型，其中肝细胞癌占75%~85%，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命和健康。对肝细胞癌高危人群的筛查与监测，有助于早发现、早诊断和早治疗，是提高肝癌疗效的关键。血清生物学标志物在肝细胞癌监测和诊断中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新型血清生物学标志物如甲胎蛋白异质体比率、异常凝血酶原/脱-γ-羧基凝血酶原、高尔基体蛋白73、Dickkopf相关蛋白1、醛酮还原酶-AKR1B10、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液体活检及微小RNA等被推荐用于肝细胞癌监测研究，有些已被列入肝细胞癌指南的辅助诊断工具。本文对这些肝癌新型生物标志物的相关基础研究及临床进展进行总结，供临床参考。

目的:评价新型凝血标志物可溶性血栓调节蛋白（sTM）、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复合物（t-PAI·C）对儿童脓毒症诊断和出院预后的预警效能。方法:前瞻性观察性研究。以2019年6月至2021年6月收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重症医学科诊断为脓毒症（包括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的59例患儿为研究对象，于诊断脓毒症当日检测sTM、t-PAI·C和传统凝血指标。另选择20例行包皮环切患儿为对照组，于纳入当日检测上述指标。脓毒症组患儿根据预后分为存活组和死亡组。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上述指标，预测儿童脓毒症及出院时死亡的危险因素。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评价不同指标对预测儿童脓毒症诊断和预后的效能。 结果:59例脓毒症患儿中男39例、女20例，年龄61（22，136）月龄。存活组44例，死亡组15例。20例对照组均为男性，年龄107（94，122）月龄。脓毒症组患儿sTM和t-PAI·C水平均高于对照组［12（9，17）×10 3 比9（8，10）×10 3 TU/L，10（6，22）比2（1，3）μg/L， Z=-2.15、-6.05，均 P<0.05］。t-PAI·C诊断脓毒症优于sTM，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95、0.66，最佳截断值分别为3 μg/L、12×10 3 TU/L。存活组患儿sTM水平低于死亡组［10（8，14）×10 3 比17（11，36）×10 3 TU/L， Z=-2.73， P=0.006］。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sTM是脓毒症出院时死亡的危险因素（ OR=1.14，95% CI 1.04~1.27， P=0.006）。sTM和t-PAI·C对预测脓毒症死亡预后的AUC分别为0.74、0.62，最佳截断值分别为13×10 3 TU/L 、6 μg/L。sTM联合血小板计数预测脓毒症死亡预后AUC为0.89，优于sTM和t-PAI·C。 结论:sTM和t-PAI·C对诊断儿童脓毒症和预测预后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肿瘤标志物具有无创性、可重复分析、实时监测等特征，其在肝细胞癌早期诊断及预后监测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近几年，肝细胞癌肿瘤标志物研究发展迅速，既有传统的血清学肿瘤标志物（如甲胎蛋白、异常凝血酶原、高尔基体糖蛋白73、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等），又有新型的"液体活检"肿瘤标志物（如循环肿瘤细胞、循环肿瘤DNA等）。进一步研究肿瘤标志物与肝细胞癌之间的相关性，可为肝细胞癌治疗及预后评估提供参考。

目的:分析基线乙型肝炎核心抗体定量（qHBcAb）与乙型肝炎病毒（HBV）相关慢加急性肝衰竭（HBV-ACLF）患者预后的相关性，及其对HBV-ACLF预后的预测价值。方法:纳入2019年7月1日至2021年12月30日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收治的HBV-ACLF患者91例（HBV-ACLF组），并纳入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50例（CHB组）及慢性HBV携带状态患者50例（HBV携带组）为对照，收集qHBcAb、血常规、生化、凝血功能、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乙型肝炎e抗原（HBeAg）、HBV DNA等基线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将qHBcAb、HBsAg和HBV DNA数据进行对数转换。采用Cox多因素回归分析qHBcAb水平与生存结局的相关性；随访90 d，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qHBcAb对HBV-ACLF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结果:HBV-ACLF组基线qHBcAb水平为（4.83±0.42）IU/ml，高于CHB组［（4.59±0.54）IU/ml］及HBV携带组［（3.86±0.74）IU/ml］（ P均<0.05）。随访90 d后，HBV-ACLF组生存46例（50.5%），死亡45例（49.5%）。生存患者基线qHBcAb水平高于死亡患者［（4.93±0.22）IU/ml比（4.70±0.52）IU/ml， P<0.01］。生存和死亡患者在甲胎蛋白、国际标准化比值、凝血酶原时间、抗凝血酶Ⅲ活性、血小板计数、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是否合并肝性脑病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Cox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基线qHBcAb是患者90 d生存结局的独立影响因素（ HR=0.027，95% CI 0.001~0.696， P<0.05）。基线qHBcAb水平预测肝衰竭患者90 d生存结局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639（95% CI 0.525~0.752， P<0.05），截断值为4.89 IU/ml。基线qHBcAb≥4.89 IU/ml患者累积生存率高于基线qHBcAb<4.89 IU/ml患者（ P<0.05）。 结论:基线qHBcAb水平与HBV-ACLF患者的预后相关，可能作为预测HBV-ACLF临床结局的一种新型生物学标志物；当qHBcAb<4.89 IU/ml时，患者病死率较高。

目的 探讨静脉血栓患者新型血栓标志物水平纵向分析及其早期诊断价值.方法 以 2020 年 12 月至 2022 年 12 月廊坊市人民医院收治的 100 例静脉血栓形成患者为病例组,纳入同期就诊的 100 例非静脉血栓形成患者为对照组.病例组治疗期间采用全自动血凝仪检测D-二聚体,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凝血酶-抗凝血酶复合物(TAT)、纤溶酶-抗纤溶酶复合物(PIC)、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物/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1 复合物(t-PAI-C)水平;对比病例组抗凝不同时间血栓标志物水平;对比病例组出血前和出血后血栓标志物水平;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静脉血栓形成的相关因素;ROC曲线分析新型血栓标志物的诊断价值.结果 病例组D-二聚体、TAT、PIC、t-PAI-C水平均高于对照组(t=15.229、4.032、8.314、9.439,P<0.05);治疗 7 d病例组D-二聚体、PIC和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1 个月后,D-二聚体、PIC、TAT、t-PAI-C均较治疗 7 d和治疗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病例组患者出血后新型血栓标志物水平均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D-二聚体(OR=1.007,95%CI=1.004～1.011)、TAT(OR=1.671,95%CI=1.215～2.153)、PIC(OR=7.068,95%CI=1.053～47.467)以及t-PAI-C(OR=1.164,95%CI=1.017～1.331)是静脉血栓形成的影响因素,且基于上述影响因素绘制的ROC曲线显示新型血栓标志物联合诊断的AUC=0.988 高于单一项检测的AUC(P<0.05).结论 新型血栓标志物对静脉血栓的发生具有一定的诊断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