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观察自我调节联合健康教育对脑出血术后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DVT）和情绪等的影响，为临床护理方案的制订提供参考。方法:选择2019年1月至2020年1月青海省人民医院收治的脑出血术后患者118例，采用随机数字法将患者分为常规组与联合组，每组59例。常规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及健康教育，联合组患者在常规组基础上给予自我调节护理。比较2组患者护理前后脑水肿量、脑血肿量、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及术后DVT发生率和凝血指标。结果:护理前，　2组患者脑水肿量、脑血肿量、NIHSS评分、SAS评分、SD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护理后，联合组患者脑水肿量、脑血肿量、NIHSS评分分别为（16.42 ± 6.41） ml、（6.74 ± 0.81） ml、（11.30 ± 4.43）分，低于常规组的（20.44 ± 5.04） ml、（9.93 ± 1.30） ml、（15.31 ± 4.65）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 = 3.79、16.00、4.80，均 P<0.05）。护理后，联合组患者SAS、SDS评分分别为（37.21 ± 2.71）、（41.32 ± 3.26）分，低于常规组的（45.23 ± 4.65）、（46.56 ± 4.66）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1.45、7.08，均 P<0.05）；联合组患者护理期间DVT发生率为1.69%（1/59），低于常规组的13.56%（8/5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33， P<0.05）。护理后，2组患者凝血酶原时间、凝血酶时间、活化部分凝血酶时间、纤维蛋白原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自我调节联合健康教育可明显减轻脑出血术后患者的不良情绪，有效改善患者神经缺损与脑血肿、脑水肿情况，同时能预防患者下肢DVT发生，且对患者凝血指标无影响。

目的:对比吲哚布芬与阿司匹林预防非体外循环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后1年桥血管再狭窄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队列研究，选取2016年12月—2018年12月北京安贞医院收治的152例接受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治疗的患者，根据术后抗血小板方案分为吲哚布芬组及阿司匹林组。吲哚布芬组患者术后接受吲哚布芬及氯吡格雷治疗，阿司匹林组患者术后接受阿司匹林及氯吡格雷治疗。收集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等基本临床资料。术后随访1年，比较两组患者术后1年大隐静脉桥血管及乳内动脉桥血管再狭窄的发生情况、心脏不良事件发生情况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两组患者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前及术后1年凝血指标纤维蛋白原（FIB）、D-二聚体（D-D）、血清血栓调节蛋白（TM）及凝血酶激活纤溶抑制物（TAFI）水平。结果:吲哚布芬组76例，男性57例（75.0%），年龄（60.3±6.6）岁；阿司匹林组76例，男性62例（81.6%），年龄（59.7±7.2）岁，两组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随访期间失访3例，吲哚布芬组完成随访的有74例，阿司匹林组75例。吲哚布芬组共移植268条桥血管，阿司匹林组共移植272条。术后1年，吲哚布芬组大隐静脉桥血管及乳内动脉桥血管通畅率分别为94.5%（189/200）和97.1%（66/68），阿司匹林组大隐静脉桥血管及乳内动脉桥血管通畅率分别为91.3%（189/207）和96.9%（63/65）；两组大隐静脉桥血管及乳内动脉桥血管通畅率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282、0.345， P>0.05）。吲哚布芬组和阿司匹林组心脏不良事件总发生率分别为5.4%（4/74）和6.7%（5/7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126， P>0.05）。吲哚布芬组术后1年胃肠道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4.1%（3/74），低于阿司匹林组的13.3%（10/7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4.547， P<0.05）。两组患者FIB、D-D、TM及TAFI水平均低于术前（ P<0.05），术前及术后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吲哚布芬与氯吡格雷联用预防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后1年桥血管再狭窄的疗效与阿司匹林与氯吡格雷联用基本相当，且吲哚布芬引起的胃肠道不良反应发生率相对较低，安全性可能更高。

目的:探讨血栓调节蛋白（TM）对肺癌患者静脉血栓栓塞（VTE）的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3月至2021年3月洪湖市人民医院356例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发生VTE 71例（VTE组），未发生VTE 285例（非VTE组）。两组患者均检测D-二聚体（DD）、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FDP）、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酶原时间（APTT）、凝血酶时间（TT）和TM。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肺癌患者发生VTE的独立危险因素，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TM对肺癌患者发生VTE的预测价值。结果:两组FDP、PT、APTT、TT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VTE组TM和DD明显高于非VTE组[（11.61 ± 3.22） U/L比（7.70 ± 2.59）U/L和（5.42 ± 2.15） mg/L比（2.57 ± 0.96） m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TM和DD是影响肺癌患者发生VTE的独立危险因素（ OR = 0.27和0.66，95% CI 0.19~0.39和0.56~0.78， P<0.01）。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TM和DD预测肺癌患者发生VTE的曲线下面积为0.830和0.892（95% CI 0.772~0.889和0.842~0.941），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 = 1.617， P>0.05）；TM和DD最佳截断值为9.39 U/L和3.83 mg/L，灵敏度为77.46%和76.06%，特异度为73.33%和91.58%。 结论:TM可作为肺癌患者发生VTE的预测　指标。

目的:探讨血浆凝血酶-抗凝血酶复合物（TAT）水平在脓毒症性心肌病患者中的临床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解放军联勤保障第九〇八医院重症医学科自2020年1月至2022年3月期间收治的107例脓毒症患者，根据入科时心脏超声显示射血分数是否<50%分为普通脓毒症组（ n=79）和脓毒症性心肌病组（ n=28），比较两组患者入科2 h内的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评分（APACHE Ⅱ）、乳酸水平、血常规、肝肾功能、心肌钙蛋白I、N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常规凝血指标和凝血分子标志物［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纤溶酶原激活剂抑制剂-1复合物（t-PAIC）、血栓调节蛋白（TM）、TAT、纤溶酶-α 2抗纤溶酶复合物（PIC）］，用Logistic回归分析脓毒症性心肌病的危险因素，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危险因素对脓毒症性心肌病的诊断界值，并用Kaplan-Meier法分析低分子肝素抗凝治疗对脓毒症患者28 d生存率的影响。 结果:与普通脓毒症组入科时的心肌钙蛋白I［0.02（0.01，0.09）ng/ml］、NT-proBNP［1 118.09（333.25，2 687.00）pg/ml］、乳酸［1.35（0.90，2.60）mmol/L］、TAT［6.50（3.94，12.14）ng/ml］、PIC［1.256（0.668，2.045）μg/ml］及t-PAIC［10.50（6.70，21.30）ng/ml］比较，脓毒症性心肌病组入科时的心肌钙蛋白I［0.75（0.01，6.02）ng/ml］、NT-proBNP［12 125.14（4 185.89，33 611.62）pg/ml］、乳酸［2.35（1.43，4.34）mmol/L］、TAT［19.85（9.08，45.78）ng/ml］、PIC［2.115（0.878，4.114）μg/ml］及t-PAIC［22.03（15.61，33.20）ng/ml］水平均升高（ P<0.05）。Logistic回归显示NT-proBNP阳性和TAT水平升高是脓毒症性心肌病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ROC曲线分析显示血浆TAT水平预测脓毒症性心肌病的曲线下面积为0.78；取血浆TAT水平界值为8.26 ng/ml时，其敏感度和特异度依次为0.82和0.63。K-M分析结果显示针对TAT>8.26 ng/ml的脓毒症患者，接受低分子肝素抗凝者28 d生存率是未抗凝者的8.6倍。 结论:血浆TAT水平升高是脓毒症性心肌病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TAT>8.26 ng/ml的脓毒症患者接受低分子肝素抗凝治疗可能改善预后。

目的:探讨新型布尼亚病毒感染后患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症状（SFTS）发病期和恢复期的凝血和血栓相关指标及其临床意义。方法:选择2020年4月12日至8月12日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新型布尼亚病毒感染后SFTS患者，其中SFTS发病期36例，SFTS恢复期18例，并招募36名健康人作为健康对照组，采集血浆标本。回顾性分析血浆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纤维蛋白原含量（FIB）、血浆凝血酶时间（TT）、抗凝血酶-Ⅲ（AT-Ⅲ）、纤维蛋白降解产物（FDP）、D-二聚体（D-D）、血栓调节蛋白（TM）、凝血酶-抗凝血酶复合物（TAT）、纤溶酶-α2纤溶酶抑制物复合物（PIC）、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抑制剂1复合物（t-PAIC）浓度。统计比较3组间上述指标的差异。结果:与健康对照组比较，SFTS发病组PT［12.5（12.1，13.6）s比10.8（10.5，11.5）s， P<0.05］较长，但仍在正常参考值范围内（14.0~21.0 s）；APTT［49.1（42.0，58.2）s比28.5（26.6，30.4）s， P<0.05］较长；FDP［6.07（2.67，8.64）μg/ml比1.00（0.80，1.87）μg/ml］和D-D［2.27（1.04，2.98）μg/ml比0.30（0.21，0.47）μg/ml］较高（ P均<0.001）；血浆TAT［16.05（8.05，26.58）ng/ml比3.55（2.60，4.85）ng/ml］和PIC浓度［4.44（2.52，5.54）μg/ml比0.84（0.60，1.35）μg/ml］较高（ P均<0.001）；TM［（19.41±8.29）TU/ml比（9.33±1.89）TU/ml］和t-PAIC浓度［（37.52±21.10）ng/ml比（7.06±3.37）ng/ml］较高（ P均<0.001）。SFTS恢复组患者血浆中TAT浓度为9.10（3.95，18.40）ng/ml，仍高于正常参考范围（<4 ng/ml），PIC浓度低于SFTS发病组［1.91（1.45，2.93）μg/ml比4.44（2.52，5.54）μg/ml， P<0.05］，TM和t-PAIC低于SFTS发病组（ P均<0.05）。 结论:SFTS患者发病期机体凝血系统激活，血管内皮受到损伤；恢复期血管内皮损伤情况减轻，但机体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凝血系统障碍，提示当体内病毒清除后，仍需继续监测凝血指标。

目的:评价可溶性血栓调节蛋白（sTM）对评估肾脏病患者内皮损伤状态的价值。方法:收集2020年9月至2021年1月首次就诊于北京医院肾内科的患者133例，以同期健康体检者130名作为对照组。根据患者的年龄、性别、原发病、合并症、并发症等信息进行分组，分析不同疾病及不同肾脏病分期患者sTM、血肌酐等指标的差异。结果:对于慢性肾脏病（CKD）患者，随着肾功能的减退，sTM明显升高，CKD 1~5期患者sTM水平分别为（0.013±0.007）、（0.019±0.010）、（0.022±0.008）、（0.027±0.008）、（0.033±0.006） TU/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21.005， P<0.05）；非CKD的尿路感染患者sTM水平为（0.013±0.009）TU/L，与CKD 1期患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1.023， P>0.05）。无论患者是否合并感染或心血管疾病，在血肌酐匹配的情况下，sTM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4例急性肾损伤患者经过积极治疗，血肌酐恢复正常，但sTM未明显下降。sTM与血肌酐呈正相关（ r=0.697， P<0.01）。 结论:sTM能更早期地评估CKD患者的肾功能损伤，肾脏病患者的sTM水平与内皮损伤程度相关。

目的:探讨脓毒症相关性脑病（sepsis-associated encephalopathy, SAE）的相关差异表达基因（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 DEG）和信号转导途径。方法:基于基因表达数据库（gene expression omnibus, GEO）的脓毒症患者脑组织的基因组数据，采用基因本体（gene ontology, GO）富集分析和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 KEGG）富集分析，以及蛋白-蛋白相互作用网络（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PPI）分析，确定SAE的DEG。结果:DEG在免疫应答、炎症反应、凋亡过程的负调控、蛋白质水解等方面显著富集。通过PPI分析筛选出10个枢纽基因，包括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转录因子1（sterol regulatory element binding transcription factor 1, SREBF1）、细胞因子信号转导抑制因子-3（suppressor of cytokine signaling 3, SOCS3）、封闭蛋白5（claudin 5, CLDN5）、免疫球蛋白结构域蛋白4（V-set and immunoglobulin domain containing 4, VSIG4）、DNA损伤诱导蛋白45β（growth arrest and DNA damage inducible protein 45β, GADD45β）、细胞间黏附分子-1（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 1, ICAM1）、血管生成素-2基因（angiopoietin 2, ANGPT2）、CD14、CD163、血栓反应蛋白1（thrombospondin 1, THBS1）。结论:通过生物信息学方法挖掘出与SAE相关的10个枢纽基因，这些基因和机体的免疫炎症相关。

血栓栓塞是全球疾病负担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病率高，致死、致残率高，且发生、发展机制极其复杂，疾病早期难以察觉，因此临床防治具有一定难度。当前，常规凝血四项、D-二聚体等实验室检查已广泛应用于血栓栓塞的评估与辅助诊断、抗血栓药物的效果监测等领域。而凝血酶-抗凝血酶复合物（TAT）、血栓调节蛋白（TM）、组织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1复合物（t-PAIC）、纤溶酶-α2纤溶酶抑制物复合物（PIC）等血栓生物标志物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临床症状出现前实验室诊断的空白。本文旨在阐释TAT、TM、t-PAIC、PIC在血栓栓塞中的应用现状并发掘其潜在的应用价值，为血栓栓塞高危人群选择合适的早期监测指标提供参考。

2019年国际重症医疗实践中有如下趋势呈现：对脓毒症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表型的分析与验证研究逐渐增多；感染性休克早期应用血管活性药物和抗菌药物的证据增多，也包括对急性肾损伤（AKI）患者的早期呋塞米刺激试验。除此之外，本年度有显著意义的阳性结论的临床研究有：大剂量维生素C治疗感染性休克，压力支持通气（PSV）的撤机策略，氨甲环酸治疗颅脑损伤和新型单克隆抗体治疗埃博拉病毒感染；阴性结论的研究有：中重度ARDS的个体化机械通气、最大化肺复张和肌松联合深度镇静，N95面罩预防流感病毒，机械通气患者的弹性探视制度预防谵妄和右美托咪定用于早期镇静，机械通气患者的日记疗法或复合式预防性心理干预预防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重组人可溶性血栓调节蛋白（rhsTM）治疗脓毒症相关性凝血病等。未来的研究重点应以表型分析为突破点，从而确定符合患者病理生理特点和免疫特点的个体化疗法。

研究血栓调节蛋白（TM）和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1（PAI-1）与脓毒症内皮细胞损伤严重程度的相关性。选2017年2月—2019年2月华中科技大学协和江北医院重症医学科脓毒症患者100例，根据疾病严重程度分为感染性休克组50例，脓毒症组50例，另选健康体检者80例为健康对照组。检测3组受试者TM、PAI-1及循环内皮祖细胞（cEPCs）、内皮特异性分子1（ESM-1）、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WF）水平，分析其相关性。结果显示，感染性休克组TM、PAI-1高于脓毒症组；脓毒症组TM、PAI-1高于健康对照组（ P<0.05）。感染性休克组、脓毒症组cEPCs、ESM-1、vWF水平均高于健康对照组，感染性休克组高于脓毒症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相关性分析显示，cEPCs、ESM-1、vWF与TM、PAI-1均存在正相关关系（ r分别为0.561、0.576， P值均<0.05； r分别为0.558、0.603， P值均<0.05； r分别为0.677、0.692， P值均<0.05）。TM、PAI-1与脓毒症患者内皮细胞损伤严重程度密切相关，当内皮细胞损伤越严重，TM、PAI-1及cEPCs、ESM-1、vWF水平越高，为脓毒症患者后期治疗提供有利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