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究不同消融指数(AI)指导下高功率短时程射频消融(HPSD)术对心房颤动(AF)患者超声心动图、并发症及术后复发的影响.方法 选取2019年11月～2023年10月河源市人民医院行射频导管消融治疗的80例AF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低AI组和高AI组,各40例.2组均行AI指导下HPSD消融术治疗,低AI组消融的目标AI为前壁350～400,后壁320～350,高AI组消融的目标AI为前壁450～500,后壁350～400.比较2组围术期指标、消融效果[肺静脉隔离(PVI)情况、PVI单圈隔离率]、术中气爆(POP)声发生率、手术前后超声心动图指标[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左心室收缩末期内径(LVESD)、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VEDD)、E/A比值]、复发相关标志物[可溶性生长刺激表达基因2(sST2)、尿酸(UA)、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23(FGF-23)]水平、围术期严重并发症发生率、近期复发情况.结果 高AI组每点消融时间、PVI时间、左心房操作时间、手术时间均短于低AI组的[(13.42±1.28)min比(15.67±1.76)min,(26.58±3.19)min比(29.24±2.42)min,(4.37±1.25)min 比(5.16±1.38)min,(121.67±20.35)min 比(132.48±22.19)min,P＜0.05];高AI组PVI单圈隔离率高于低AI组的(87.50％比67.50％,P＜0.05),2组术中POP声发生率无显著差异(P＞0.05);术后高 AI组LVEF高于低 AI组[(69.32±2.15)％比(68.01±2.27)％,P＜0.05],LVESD、LVEDD小于低 AI组[(25.61±2.29)mm 比(27.38±2.53)mm,(44.57±2.54)mm 比(46.22±2.86)mum,P＜0.05];术后高 AI 组血清sST2、UA、FGF-23 水平均低于低 AI组[(45.86±10.29)pg/ml 比(53.01±12.30)pg/ml,(286.37±22.05)μmol/L 比(302.65±24.18)μmol/L,(165.24±22.97)pg/L 比(183.76±25.42)μg/L,P＜0.05];高 AI组围术期严重并发症发生率、术后3个月复发率分别为与低AI组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结论 高AI指导下HPSD消融术治疗AF患者,能优化手术流程,增强PVI隔离效果,促进心功能恢复,抑制复发标志物表达,但近期效果及安全性与低AI相当.

目的 探讨新型凝血、纤溶标志物对脓毒症性凝血病(SIC)的诊断及预后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2年7月至2023年3月该院收治的153例脓毒症患者资料,根据2017年国际血栓与止血学会(ISTH)发布的SIC诊断标准,将患者分为SIC组(n=55)和普通脓毒症组(SA组,n=98).收集患者基本资料、随访情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脓毒症患者发生SIC的影响因素,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相关指标对脓毒症患者发生SIC的预测效能,纳入2023年4-7月的66例脓毒症患者进行验证,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患者生存情况.结果 两组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APACHEⅡ)评分、序贯性器官衰竭评估(SOFA)评分、凝血酶原时间(PT)、PLT、D-二聚体(D-D)、凝血酶抗凝血酶复合物-Ⅲ(AT-Ⅲ)、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物-纤溶酶原激活抑制物-1复合物(t-PAIC)、血栓调节蛋白(TM)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PT、PLT、D-D、t-PAIC、TM是脓毒症患者发生SIC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PT、PLT、D-D、t-PAIC、TM联合检测可提高预测效能[曲线下面积(AUC)=0.914],该模型拟合良好(x2=12.593,P=0.127);验证组显示其具有较好的预测效能(AUC=0.888),该模型拟合良好(x2=7.996,P=0.333).t-PAIC<19.27μg/mL组比t-PAIC≥19.27μg/mL组、TM<16.11 TU/mL组比TM≥16.11 TU/mL组的中位OS时间更长(P<0.05).结论 基于影响因素构建的模型对脓毒症患者发生SIC有较好的预测效能,t-PAIC、TM对脓毒症患者发生SIC的预后判断具有较高的价值.

目的:建立一种预测创伤性下肢骨折后深静脉血栓形成（DVT）风险的指标模型。方法:对2019年5月至12月北京积水潭医院的424例创伤性下肢骨折患者进行巢式病例对照研究。创伤性下肢骨折患者的年龄≥18岁；下肢骨折包括髋部骨折、股骨干骨折、股骨远端骨折、髌骨骨折、胫骨平台骨折、胫腓骨骨干骨折、踝关节骨折和足部骨折。创伤患者在术前行静脉造影检查，424例创伤性下肢骨折患者中，56例在术前诊断为DVT；在非DVT患者中挑选与DVT患者年龄、性别、骨折部位相匹配的对照。检测指标包括常规凝血试验和血栓分子标志物，如D-二聚体、纤溶酶-ɑ2-抗纤溶酶复合物（PIC）、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纤溶酶原激活剂抑制物复合物（tPAIC）等，并计算Caprini评分。将DVT患者和非DVT患者的指标进行单因素分析，再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创伤后DVT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评估各指标预测创伤后DVT风险的效能。结果:创伤性下肢骨折后发生DVT患者的tPAIC水平和Caprini评分明显大于非DVT患者（ P值分别为0.036和0.016）。D-二聚体、PIC、Caprini评分是创伤性下肢骨折后术前DVT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利用上述3个独立危险因素计算新指标：预测因子 = 0.098×D-二聚体（mg/l FEU）+（-0.564）×PIC（μg/ml）+0.233×Caprini评分。预测因子的ROC曲线下面积最大为0.721。 结论:预测因子，由D-二聚体、PIC和Caprini评分计算而得，可较综合地涵盖创伤性下肢骨折后发生DVT患者和未发生DVT患者之间各类危险因素的变化，能较好地预测创伤性下肢骨折后DVT风险。

目的:探讨血浆凝血酶-抗凝血酶复合物（TAT）水平在脓毒症性心肌病患者中的临床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解放军联勤保障第九〇八医院重症医学科自2020年1月至2022年3月期间收治的107例脓毒症患者，根据入科时心脏超声显示射血分数是否<50%分为普通脓毒症组（ n=79）和脓毒症性心肌病组（ n=28），比较两组患者入科2 h内的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评分（APACHE Ⅱ）、乳酸水平、血常规、肝肾功能、心肌钙蛋白I、N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常规凝血指标和凝血分子标志物［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纤溶酶原激活剂抑制剂-1复合物（t-PAIC）、血栓调节蛋白（TM）、TAT、纤溶酶-α 2抗纤溶酶复合物（PIC）］，用Logistic回归分析脓毒症性心肌病的危险因素，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危险因素对脓毒症性心肌病的诊断界值，并用Kaplan-Meier法分析低分子肝素抗凝治疗对脓毒症患者28 d生存率的影响。 结果:与普通脓毒症组入科时的心肌钙蛋白I［0.02（0.01，0.09）ng/ml］、NT-proBNP［1 118.09（333.25，2 687.00）pg/ml］、乳酸［1.35（0.90，2.60）mmol/L］、TAT［6.50（3.94，12.14）ng/ml］、PIC［1.256（0.668，2.045）μg/ml］及t-PAIC［10.50（6.70，21.30）ng/ml］比较，脓毒症性心肌病组入科时的心肌钙蛋白I［0.75（0.01，6.02）ng/ml］、NT-proBNP［12 125.14（4 185.89，33 611.62）pg/ml］、乳酸［2.35（1.43，4.34）mmol/L］、TAT［19.85（9.08，45.78）ng/ml］、PIC［2.115（0.878，4.114）μg/ml］及t-PAIC［22.03（15.61，33.20）ng/ml］水平均升高（ P<0.05）。Logistic回归显示NT-proBNP阳性和TAT水平升高是脓毒症性心肌病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ROC曲线分析显示血浆TAT水平预测脓毒症性心肌病的曲线下面积为0.78；取血浆TAT水平界值为8.26 ng/ml时，其敏感度和特异度依次为0.82和0.63。K-M分析结果显示针对TAT>8.26 ng/ml的脓毒症患者，接受低分子肝素抗凝者28 d生存率是未抗凝者的8.6倍。 结论:血浆TAT水平升高是脓毒症性心肌病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TAT>8.26 ng/ml的脓毒症患者接受低分子肝素抗凝治疗可能改善预后。

目的:探究负载鸢尾素微溶胶的静电纺丝支架对神经干细胞分化的影响。方法:用微溶胶静电纺丝技术制备负载鸢尾素的静电纺丝支架(PLLA)，使用透射电镜(TEM)检测纤维支架的内部结构，使用扫描电镜(SEM)检测纤维支架的形貌特征。通过等离子技术将鸢尾素枝接于静电纺丝支架，并测定其释放曲线。提取SD大鼠胎鼠海马区神经干细胞，通过免疫荧光染色进行细胞标志物巢蛋白(Nestin)的鉴定。观察PLLA-鸢尾素浸出液对神经干细胞分化的影响。结果:TEM显示静电纺丝支架有管状结构，SEM显示其有一致的方向特征；鸢尾素可持续释放48 h；提取的细胞聚团呈现出明显的球形，免疫荧光染色表明其表达Nestin；PLLA-鸢尾素浸出液可以促进神经干细胞分化。结论:负载鸢尾素微溶胶静电纺丝支架可以促进神经干细胞的分化。

D-二聚体是交联纤维蛋白的降解产物。 D-二聚体水平升高提示血液高凝状态和继发性纤溶亢进，可作为凝血与纤溶系统激活的生物标志物，常规用于血栓性疾病的诊断。 D-二聚体水平受年龄、妊娠、血糖、感染、肝衰竭、癌症及卒中等因素影响。 D-二聚体水平升高与肾脏疾病密切相关。该文通过综述 D-二聚体的产生机制及影响因素、 D-二聚体与肾脏疾病的关系以及 D-二聚体对肾脏疾病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为肾脏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重复吸入暴露消毒剂聚六亚甲基胍（PHMG）气溶胶的肺损伤及其毒理学特征。方法:将30只4周龄的C57BL/6N品系的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和低、高剂量组，每组雌雄各5只。以实验室Ⅱ级纯水作为溶剂对照；采用超声雾化含有PHMG水溶液产生气溶胶，低、高剂量组水溶液中PHMG浓度分别为0.1（0.01%）和1 mg/ml（0.1%），超声雾化后染毒室内PHMG的浓度分别为1.03和9.09 mg/m 3。对实验小鼠进行动式呼吸暴露染毒，动物每天染毒4 h，共21 d。染毒结束后，使用肺灌洗细胞计数法对暴露后肺部炎性细胞进行评估，利用病理评价、特殊染色以及免疫组化的方法对肺部纤维化的关键指标进行评价。 结果:与对照组相比，高剂量组体重出现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低剂量组与对照组体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低剂量组小鼠肺灌洗液中炎性细胞数目降低，肺组织病理显示肺部发生损伤，伴随早期纤维化症状（ P<0.05）。高剂量组可见肺组织纤维化改变。低、高剂量组肺纤维化标志物α-SMA均明显上调（ P<0.05）。 结论:吸入PHMG消毒剂能够引起小鼠肺部损伤，导致肺纤维化的发生，提示我们在工业生产和日常使用过程中，需要对这种常用消毒剂进行特殊的警示，并采取呼吸防护措施。

目的:构建丝素蛋白（SF）、细菌纤维素（BCNR）、羟基磷灰石（HAp）复合骨再生支架并评价其促成骨活性的价值。方法:将HAp颗粒、BCNR和骨形态发生蛋白2（BMP2）依次加入SF水溶液中，搅拌均匀后倒入不同大小的模具，-25 ℃下处理24 h，冷冻成型，通过冻干机将复合支架冻干。将SF与BCNR不同质量比的复合支架设置为A组（2∶1）、B组（4∶1）、C组（6∶1），将未加入BMP2的无活性复合支架设置为D组。扫描电镜检测支架的表面形貌和孔隙结构；压汞仪检测支架的孔隙率；万能材料试验机压缩支架，获得应力-应变曲线，分析支架的压缩强度和杨氏模量。将永生化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iMEF）接种到A组、B组、C组及D组复合支架上。细胞接种4、8 d后，细胞活/死染色检测各组活细胞和死细胞比例；细胞计数试剂盒8（CCK-8）实验检测各组细胞的增殖活性；碱性磷酸酶（ALP）染色检测各组染色阳性细胞；ALP活性检测观察各组细胞的ALP活性。选取15只雌性SD大鼠，构建大鼠肌袋异位成骨模型，植入不同SF与BCNR质量比的复合支架及未加入BMP2的无活性复合支架，分别为A′组（2∶1）、B′组（4∶1）、C′组（6∶1）和D′组，另设假手术组，每组3只。假手术组在切开皮肤、钝性分离股四头肌肌肉，于肌肉中形成肌袋后，仅缝合肌袋及皮肤，不植入支架，其他四组在肌袋内植入对应的支架，并缝合肌袋及皮肤。术后2、4周行X线片检查，观察各组骨形成情况。术后4周，收集植入的支架与组织复合物，进行病理组织切片、HE染色和Masson 染色，观察各组成骨情况。另对组织切片进行免疫组化染色，观察各组成骨标志物Ⅰ型胶原蛋白（COL1）和骨桥蛋白（OPN）的表达情况。结果:扫描电镜显示，相较于A组和C组，B组片层结构和微孔结构更加规则、均匀；孔隙率分析结果表明，B组和C组孔隙率分别为（89.752±1.866）%和（84.257±1.013）%，均高于A组的（81.171±1.268）%（ P<0.05或0.01），而C组孔隙率低于B组（ P<0.01）。力学性能检测结果显示，B组和C组压缩强度分别为（0.373±0.009）MPa和（0.403±0.017）MPa，均高于A组的（0.044±0.003）MPa（ P<0.01），B组和C组杨氏模量分别为（7.413±0.094）MPa和（9.515±0.615）MPa，均高于A组的（1.881±0.036）MPa（ P<0.01），而C组压缩强度和杨氏模量均高于B组（ P<0.05或0.01）。细胞活/死染色结果显示，细胞接种4 d后，B组死细胞明显少于A组、C组和D组；细胞接种8 d后，B组活细胞最多，死细胞最少。CCK-8实验结果显示，细胞接种4 d后，A组和B组细胞增殖活性分别为0.474±0.009和0.545±0.018，均高于D组的0.394±0.016（ P<0.01），C组细胞增殖活性为0.419±0.005，与D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而A组和C组细胞增殖活性均低于B组（ P<0.01）；细胞接种8 d后，B组细胞增殖活性为1.290±0.021，高于D组的1.047±0.011（ P<0.01），C组细胞增殖活性为0.794±0.032，低于D组（ P<0.01），A组细胞增殖活性为1.086±0.020，与D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而A组和C组细胞增殖活性均低于B组（ P<0.01）。ALP染色结果显示，细胞接种4、8 d后，相较于D组，A组、B组和C组有更多的阳性细胞，B组阳性细胞多于A组和C组。ALP活性检测结果显示，细胞接种4 d后，A组、B组和C组细胞ALP活性分别为1.399±0.071、1.934±0.011、1.565±0.034，均高于D组的0.082±0.003（ P<0.01），而A组和C组细胞ALP活性均低于B组（ P<0.01）；细胞接种8 d后，A组、B组和C组细胞ALP活性分别为2.602±0.055、3.216±0.092、2.145±0.170，均高于D组的0.101±0.001（ P<0.01），而A组和C组细胞ALP活性均低于B组（ P<0.01）。X线片检查结果显示，术后2周，假手术组、D′组、A′组和C′组均无明显骨形成，而B′组有明显骨形成；术后4周，A′组、B′组和C′组均有明显骨形成，B′组骨形成明显多于其他两组，而假手术组和D′组均无明显骨形成。HE染色和Masson染色结果显示，术后4周，B′组形成大量均匀分布的新生骨组织，而A′组和C′组只在局部有少量新生骨组织，D′组仅有部分组织长入，且无明显新生骨组织，B′组形成的新生骨组织的成熟度比A′组和C′组更高。免疫组化染色结果显示，B′组COL1和OPN阳性染色均较A′组和C′组更多。COL1和OPN表达强度分析结果显示，A′组、B′组和C′组COL1表达强度分别为2.822±0.384、22.810±2.435、12.480±0.912，OPN表达强度分别为1.545±0.081、5.374±0.121、2.246±0.116，B′组和C′组COL1、OPN表达强度均高于A′组（ P<0.01），而C′组COL1和OPN表达强度均低于B′组（ P<0.01）。 结论:基于SF、BCNR和HAp成功构建复合骨再生支架，其中SF和BCNR质量比为4∶1的复合支架具有均匀孔隙结构、高孔隙率、良好的力学性能和生物相容性、优异的体外促成骨性能，还具有优异的骨诱导性和骨传导性。

目的:研究纤溶酶原激活剂(PLAU)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预后的价值，以及其与免疫细胞浸润的关系。方法:从TCGA数据库中提取598例肺腺癌、551例肺鳞癌和212例正常肺组织样本的PLAU mRNA表达水平并比较。选取2022年1~12月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确诊的NSCLC患者中肺鳞癌患者5例、肺腺癌患者5例的组织样本切片进行免疫组织化学验证。使用"ggplot2"(v3.3.3)R包分析PLAU表达与TNM分期、组织学分级的关系。根据TCGA数据库中598例肺腺癌、551例肺鳞癌样本PLAU mRNA的中位表达值(4.75)分为高表达组和低表达组。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不同PLAU mRNA表达水平患者总生存期(OS)和疾病特异性生存期(DSS)的生存曲线，并采用Log-rank法进行比较。应用TIMER数据库分析NSCLC患者中PLAU表达与免疫细胞浸润的相关性。采用TIMER和R结合基于TCGA的ggplot2包评估NSCLC中PLAU表达与免疫检查点[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的相关性。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TCGA数据库中样本PLAU mRNA预测NSCLC预后的最佳截断值。以生存结局为应变量，组织学分级、PLAU mRNA表达、TNM分期和年龄为协变量纳入COX模型，用向前逐步回归法分析影响NSCLC患者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肺腺癌和肺鳞癌组织中PLAU mRNA表达均较对应的正常肺组织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腺癌：6.44±1.65比4.66±0.51，鳞癌：7.13±1.37比4.86±0.61； t值分别为1.70、2.28，均 P<0.001)。免疫组织化学显示肺腺癌、肺鳞癌组织中PLAU蛋白的表达均较正常肺组织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0.24±0.03比0.09±0.01，0.28±0.02比0.09±0.01；均 P<0.05)。不同T分期和组织学分级的NSCLC患者PLAU mRNA的表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不同N分期和M分期的NSCLC患者PLAU mRNA的表达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低表达组患者的OS优于高表达组( HR＝1.39，95% CI：1.06~1.83， χ2＝5.74， P＝0.017)；但低表达组和高表达组患者的DSS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R＝0.96，95% CI：0.73~1.27， χ2＝0.08， P＝0.781)。在肺腺癌中，PLAU表达与CD8 + T细胞、树突状细胞、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浸润水平均呈正相关( r值分别为0.222、0.358、0.266、0.438，均 P<0.001)；在肺鳞癌中，PLAU表达与CD8 + T细胞、树突状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浸润水平均呈正相关( r值分别为0.117、0.288、0.294，均 P<0.001)。NSCLC中PLAU表达与PD-1、CTLA-4呈正相关( r＝0.092， P＝0.003； r＝0.102， P<0.001)。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结果示PLAU mRNA预测NSCLC预后的最佳截断值为6.68，敏感度为85.3%，特异度为71.0%。Cox回归分析显示PLAU mRNA表达≥6.68和TNM分期增高是影响NSCLC患者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PLAU可能是一种潜在的预测NSCLC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效果的生物标志物，对评估NSCLC患者预后有较高价值。PLAU表达在肺腺癌和肺鳞癌中均与CD8 + T细胞、树突状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浸润水平呈正相关。

血栓栓塞是全球疾病负担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病率高，致死、致残率高，且发生、发展机制极其复杂，疾病早期难以察觉，因此临床防治具有一定难度。当前，常规凝血四项、D-二聚体等实验室检查已广泛应用于血栓栓塞的评估与辅助诊断、抗血栓药物的效果监测等领域。而凝血酶-抗凝血酶复合物（TAT）、血栓调节蛋白（TM）、组织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1复合物（t-PAIC）、纤溶酶-α2纤溶酶抑制物复合物（PIC）等血栓生物标志物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临床症状出现前实验室诊断的空白。本文旨在阐释TAT、TM、t-PAIC、PIC在血栓栓塞中的应用现状并发掘其潜在的应用价值，为血栓栓塞高危人群选择合适的早期监测指标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