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本研究旨在验证一种自主研发的新型便携式体外膜肺氧合(ECMO)系统(西京高级生命支持系统JC-Ⅲ型)在大动物体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 共计10只健康小尾寒羊通过颈动脉-颈静脉插管方式进行静脉-动脉体外膜肺氧合(VA-ECMO)支持,以评价JC-Ⅲ型ECMO系统的性能.通过持续输注肝素实现全身抗凝,转机过程中每2 h记录1次活化凝血时间(ACT),维持ACT在200～250 s之间;离心泵转速设定在3 000～3 500 r/min.分别于ECMO启动前和启动后24 h监测血红蛋白、血细胞计数、凝血、肝肾功能、心肌损伤等指标变化情况,实验结束后解剖泵头和氧合器,探查血栓形成情况.结果 VA-ECMO手术成功率为100％,ECMO转机24 h,流量波动于1.9～2.5 L/min,未发生溶血、泵头血栓、膜肺血栓.ECMO转机前后血红蛋白含量、白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尿素、肌酐、高敏肌钙蛋白Ⅰ、N末端B型脑钠肽前体等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本在体动物实验证实了西京高级生命支持系统JC-Ⅲ型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目的 挖掘新型四环素类药物不良反应信号,为临床安全合理使用提供参考.方法 提取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数据库中3种新型四环素所有不良事件(ADE)数据,获取奥马环素、替加环素和依拉环素列为"首要怀疑"报告,用报告比值比法(ROR)进行数据分析.结果 本研究共识别5 896份与新型四环素相关的ADE报告,其中替加环素ADE阳性信号99个,奥马环素为37个,依拉环素为8个.3种新型四环素ADE信号存在较大差异.凝血酶时间延长、淀粉酶异常等与替加环素相关性最强;而未执行规定药物剂量和牙齿变色等与奥马环素相关性较强;血纤维蛋白原降低和静脉炎等与依拉环素相关性最高.替加环素主要累及肝胆系统(ROR=7.15)和血液及淋巴系统(ROR=4.95);奥马环素则涉及胃肠系统(ROR=3.32);而依拉环素与各类检查(ROR=2.79)和循环系统(ROR=2.72)相关性强.本研究还发现多个四环素新ADE,如入睡障碍、胡言乱语、高铁血红蛋白血症、血纤维蛋白原降低等.结论 新型四环素ADE信号和累积器官系统特点各不相同.临床在使用新型四环素类药物时,应结合药物ADE特点进行个体化用药和ADE监测.

目的 探讨新型凝血、纤溶标志物对脓毒症性凝血病(SIC)的诊断及预后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2年7月至2023年3月该院收治的153例脓毒症患者资料,根据2017年国际血栓与止血学会(ISTH)发布的SIC诊断标准,将患者分为SIC组(n=55)和普通脓毒症组(SA组,n=98).收集患者基本资料、随访情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脓毒症患者发生SIC的影响因素,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相关指标对脓毒症患者发生SIC的预测效能,纳入2023年4-7月的66例脓毒症患者进行验证,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患者生存情况.结果 两组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APACHEⅡ)评分、序贯性器官衰竭评估(SOFA)评分、凝血酶原时间(PT)、PLT、D-二聚体(D-D)、凝血酶抗凝血酶复合物-Ⅲ(AT-Ⅲ)、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物-纤溶酶原激活抑制物-1复合物(t-PAIC)、血栓调节蛋白(TM)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PT、PLT、D-D、t-PAIC、TM是脓毒症患者发生SIC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PT、PLT、D-D、t-PAIC、TM联合检测可提高预测效能[曲线下面积(AUC)=0.914],该模型拟合良好(x2=12.593,P=0.127);验证组显示其具有较好的预测效能(AUC=0.888),该模型拟合良好(x2=7.996,P=0.333).t-PAIC<19.27μg/mL组比t-PAIC≥19.27μg/mL组、TM<16.11 TU/mL组比TM≥16.11 TU/mL组的中位OS时间更长(P<0.05).结论 基于影响因素构建的模型对脓毒症患者发生SIC有较好的预测效能,t-PAIC、TM对脓毒症患者发生SIC的预后判断具有较高的价值.

目的:对符合美国感染病学会/美国胸科学会（IDSA/ATS）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CAP）处理指南推荐标准的重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sCOVID-19）和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sCAP）患者的临床特点进行对比分析。方法:回顾性对比分析2020年1月1日至3月31日上海援鄂医疗队在武汉三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116例sCOVID-19患者和2010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危重病科收治的135例sCAP患者的临床病历资料。收集患者的基本资料、诊断及合并症、实验室检查、病原学及影像学结果、治疗方案、预后及结局。比较sCOVID-19与sCAP患者临床资料的差异，并分析二者的死亡危险因素。结果:sCOVID-19与sCAP患者的28 d病死率分别为50.9%（59/116）和37.0%（50/135）；sCOVID-19患者氧合指数（PaO 2/FiO 2）≤250 mmHg（1 mmHg≈0.133 kPa）的比例显著高于sCAP患者〔62.1%（72/116）比34.8%（47/135）， P<0.01〕，可能的原因是sCOVID-19患者双肺多发肺叶浸润的比例明显高于sCAP患者〔94.0%（109/116）比40.0%（54/135）， P<0.01〕，但sCOVID-19患者进行机械通气的比例却低于sCAP患者〔45.7%（53/116）比60.0%（81/135）， P<0.05〕。进一步分析与患者死亡相关的临床指标发现，对于sCOVID-19患者，PaO 2/FiO 2、白细胞计数（WBC）、中性粒细胞计数（NEU）、中性粒细胞比例（NEU%）、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总胆红素（TBil）、血尿素氮（BUN）、白蛋白（ALB）、Ca 2+、凝血酶原时间（PT）、D-二聚体、C-反应蛋白（CRP）等指标在死亡组与存活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死亡组接受机械通气、丙种球蛋白、糖皮质激素及液体复苏的比例也较存活组更高；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需要机械通气、NLR>10、TBil>10 μmol/L、乳酸脱氢酶（LDH）>250 U/L是sCOVID-19患者28 d死亡的危险因素。对于sCAP患者，年龄、BUN、ALB、血糖（GLU）、Ca 2+及D-二聚体等指标在死亡组与存活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在治疗方面未见明显差异；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BUN>7.14 mmol/L，ALB<30 g/L是sCAP患者28 d死亡的危险因素。 结论:sCOVID-19患者的氧合功能较sCAP患者更差，可能是由于病变累及双肺的比例高导致。sCOVID-19和sCAP患者死亡组与存活组间存在差别的指标相类似，提示两种疾病对肾功能、营养状态以及凝血功能等影响具有相似性；但两者的死亡危险因素仍存在差异，考虑sCOVID-19对肺的氧合功能、炎症瀑布反应、肝功能影响更大，而sCAP对肾功能、营养状态影响更大。

目的:检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血清心肌损伤标志物、凝血指标及炎性标志物的表达水平，探讨其在患者预后中的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2月1日至3月31日收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的COVID-19患者67例，按照病情严重程度分为普通组（ n=20）、重型组（ n=20）及危重组（ n=27），根据患者出院情况将危重组分为治愈（ n=12）和死亡（ n=15）。以患者好转出院或住院期间死亡作为观察终点。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采集患者静脉血并检测其血液中超敏肌钙蛋白I（hs-cTnI）、肌红蛋白（MYO）、肌酸激酶同工酶MB（CK-MB）、N末端B型利钠肽原（NT-proBNP）、D-二聚体、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PT）、纤维蛋白原（FIB）、白细胞计数（WBC）、超敏C反应蛋白（hs-CRP）、铁蛋白水平，比较3组间的水平差异。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COVID-19住院患者死亡相关危险因素。 结果:3组患者的红细胞、血小板（PLT）、FIB、血红蛋白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而普通组、重型组和危重组的WBC、hs-CRP、铁蛋白、PT、APPT及D-二聚体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危重组高于重型组和普通组（ P<0.05）。危重组患者NT-proBNP、CK-MB、MYO、hs-cTnI明显高于普通组及重型组，且危重型组中死亡患者NT-proBNP、CK-MB、MYO、hs-cTnI高于治愈患者（ P均 <0.05）。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hs-cTnI（ OR=1.053，95% CI 1.010~1.098， P=0.016）、D-二聚体（ OR=1.253，95% CI 1.026~1.531， P=0.005）是COVID-19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COVID-19危重型患者在入院治疗过程中伴随着凝血功能障碍及炎症因子的升高并且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心肌损伤，hs-cTnI、D-二聚体升高是COVID-19危重型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主要的靶器官为肺部，导致肺部渗出、实变，并可累及心血管、凝血等多个系统。在疾病进展过程中，可能出现因呼吸驱动过度增强加重肺部损伤，甚至出现气胸；部分患者因血栓形成导致肺栓塞；这些并发症均会出现严重的低氧血症，进一步加重肺及其他器官功能的损害。重症超声以目标为导向，通过对心、肺及其他器官的流程化评估，快速筛查低氧血症原因。此外，COVID-19患者出现"沉默型低氧血症"，导致不能在早期及时发现重症患者的呼吸代偿程度。重症超声通过对膈肌活动的评估，可早期发现呼吸驱动增强，为早期发现重症患者提供可视化诊疗依据，并在诊治过程中动态评估患者病情。

目的:通过基因（ SERPINC1）序列分析提高对抗凝血酶Ⅲ（antithrombin Ⅲ，AT Ⅲ）缺乏导致的急性肺栓塞的临床诊治水平。 方法:报道1例33岁男性胸痛患者的诊断和治疗过程，通过高通量二代基因测序检测7项易栓症基因的所有外显子及侧翼序列，使用数据库查询基因突变谱，使用Mutation Taster软件预测突变基因的致病概率。结果:该例患者确诊为急性肺栓塞（中低危），病程中发现患者AT-Ⅲ活性持续低于50%，给予那曲肝素钙联合华法林抗凝，患者咯血增多，更换用药为利伐沙班，栓子逐渐吸收。基因检测显示 SERPINC1基因c.1148T>A（p.L383H）杂合错义突变，检索基因数据库并使用蛋白功能损伤预测软件确认该突变位点为新发致病突变，致病概率0.999 999 851 200 991，经文献检索目前国内外尚未见报道。 结论:SERPINC1基因c.1148T>A（p.L383H）为新发致病突变，补充和更新了遗传性AT Ⅲ缺乏症基因突变谱，新型口服抗凝药（利伐沙班）或可作为此类患者的一线治疗药物。

目的: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肝功能损害的影响因素及其临床意义。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2020年2月9—27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第5批援鄂医疗队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中法院区收治的51例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27例，女24例；平均年龄为68岁，年龄范围为36～86岁。所有患者参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进行治疗。观察指标：(1)患者临床资料。(2)肝功能及肝功能损害治疗情况。(3)肝功能损害影响因素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 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进行单因素分析。 结果:(1)患者临床资料：51例患者中，新冠肺炎普通型21例，重型19例，危重型11例。31例伴有≥1种慢性疾病史，20例无慢性疾病史；13例有饮酒史，38例无饮酒史；7例有肝炎病史，44例无肝炎病史；入院时5例存在感染性休克，5例合并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41例无休克和SIRS。51例患者体质量指数为(24±3)kg/m 2、发病至入院时间为(13±5)d、体温为36.5 ℃(36.0～38.1 ℃)、心率为82次/min(50～133次/min)、呼吸频率为20次/min(12～40次/min)。51例患者入院24 h内白细胞计数为6.3×10 9/L(2.2×10 9/L～21.7×10 9/L)、肌酐为75 μmol/L(44～342 μmol/L)，B型钠尿肽为214 ng/L(5～32 407 ng/L)。(2)肝功能及肝功能损害治疗情况：51例患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为31 U/L(7～421 U/L)，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为29 U/L(15～783 U/L)，γ－谷氨酰转移酶为36 U/L(13～936 U/L)，碱性磷酸酶为76 U/L(41～321 U/L)，直接胆红素为4.9 μmol/L(2.6～14.3 μmol/L)，间接胆红素为5.8 μmol/L(2.6～23.9 μmol/L)，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为37.2 s(30.9～77.1 s)，凝血酶原时间为13.9 s(12.5～26.7 s)；51例患者上述指标异常比例分别为47.1%(24/51)、47.1%(24/51)、35.3%(18/51)、13.7%(7/51)、7.8%(4/51)、2.0%(1/51)、21.6%(11/51)、19.6%(10/51)。51例患者中普通型、重型、危重型发生肝功能损害分别为10、9、10例。51例患者中22例肝功能正常(其中1例入院24 h后发生呼吸衰竭行机械通气)，29例肝功能异常(其中9例入院24 h后发生呼吸衰竭行机械通气)，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57， P<0.05)。(3)肝功能损害影响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新冠肺炎临床分型危重型是影响患者发生肝功能损害的相关因素(优势比＝10.000，95%可信区间为1.050～95.231， P<0.05)。 结论:伴有肝功能损害的新冠肺炎患者呼吸衰竭发生率增加。新冠肺炎临床分型危重型是影响患者发生肝功能损害的相关因素。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呼吸道传染性疾病。多数患者症状较轻，主要表现为发热、乏力和咳嗽等症状。但部分重症患者可快速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感染性休克、严重的酸中毒和凝血功能紊乱，甚至发展为多器官功能衰竭。传播途径与其他呼吸道病毒类似，主要包括密切接触、飞沫和气溶胶传播。因此，医务人员在实施气管插管术等容易产生高病毒载量气溶胶的医疗操作时，面临着很高的职业暴露和传染的风险。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危重型患者需要行气管插管术的现状，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气道管理学组制订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危重型患者气管插管术的专家建议(1.0版)"。该建议从气管插管术指征、安全防护措施、器具准备、气道评估、气管插管具体措施等方面进行阐述，旨在引导奋战在一线的麻醉科医师和危重症医学科医师安全有效地实施气管插管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