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为传说中农耕的创始人、医药的发明者，神州大地流传了许多有关神农地域文化相关的记载及传说。通过综合梳理相关文献记载，并引证近年来的出土资料新证，对神农与荆楚文化的渊源作一探究，发现神农氏的传说，在中国大陆西方和南方都有流传，恰好与农业的起源相对应。近年来湖北、湖南地区出土的大量精美文物和简帛文书，证实春秋战国时期楚地文化发达，并非传统印象中的蛮夷之地，神农与荆楚文化之渊源颇为深远。

“肉极”作为病证名，其相关理论曾在历史文献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现代文献对此论述较少，有关“肉极”的临证经验亦不为医家所重视。“肉极”的概念萌芽于春秋战国，其名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期《删繁方》。关于该病的症状，最初主要指肢体软弱无力，此后逐渐扩展为：①消瘦或者肌肉萎缩；②乏力；③皮肤色泽改变，干黑或者枯槁；④皮肤感觉异常；⑤脾胃消化吸收机能较差。病因亦从外感转变为内伤，再转变为母气不足。随着对疾病认识的转变，治疗方法也随之变化。古医籍中有关肉极的辨证施治或对当前临床诊疗有一定参考价值。

补肾生精法是从经典的中医肾藏精理论发展而来,作为中医藏象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肾藏精理论对后世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肾藏精理论与补肾生精法的发展脉络鲜有文献论述,本文从中医传承古文献角度出发,梳理春秋战国秦汉、魏晋隋、唐宋金元及明清时期医家对肾藏精理论和补肾生精法的认识,以望可探寻到肾藏精理论与补肾生精法的源流,予现代学者以启迪.

孔子删定六经为中国经学之初创时期,医学之有经,源于六经.三代以至春秋战国,祭祀文化在相当长一个时期是主流的文化,经学产生之前,有事要问卜;三代以后,诸如易、诗、书、礼、乐、春秋各类学问的形成,主流文化发生转移,有事不再问卜.中国的各种学问,乃王官之守;经与经学的确立,出于王官;经学的传播,依赖经师.医经的发生,出于战国,广见于西汉.战国至西汉,传播医经的有长桑君、扁鹊(秦越人)、公乘阳庆、淳于意等.西汉刘向等奉诏整理国家图书,设"医经"为一大类,有黄帝、扁鹊、白氏三家.医经的确立,标志着医走出了巫的时代,传授医经的经师,有了解释生命与疾病的话语权.自西汉始,形成了医经之学.本文讨论了从西汉到西晋、即从《脉书》到《脉经》六种医经的编撰简史,意在从医经编撰的角度,拾补对医经的理解.

通过梳理春秋战国以来的中药炮制古籍文献,总结半夏炮制方法及炮制辅料应用的沿革,并对半夏现代炮制中炮制前后半夏化学成分的变化及对其药理作用影响的研究进展等进行综述,归纳不同化学成分对半夏药理药效作用的贡献、不同炮制品的最佳工艺研究结果等,为半夏的现代炮制及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

目的:通过对萆薢及其复方在不同领域的应用进行梳理归纳,为现代草薢及其在降尿酸方面的临床应用提供明确的理论指导,为萆薢的药理作用及作用机制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方法:查阅春秋战国至明清时期的古籍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及现代相关临床研究文献,了解萆薢在内、妇、儿科领域及降尿酸方面的临床应用情况.结果:萆薢及其配伍应用在在内、妇、儿科领域及降尿酸方面均有记载,萆薢不仅可以治阳明之湿而固下焦,而且长于去风湿能治缓弱顽痹.结论:萆薢及其复方配伍主要用于治疗风湿浊邪导致的痛疼性疾病,不仅具有明确的降尿酸物质基础,也有充分的理论依据.

雷公藤具有清热解毒、祛风除湿、消肿止痛、杀虫止痒的功用,现代药理研究亦表明其具有抗炎、镇痛、抗肿瘤及免疫调节等作用,临床主要用于治疗免疫性疾病、肾脏性疾病、皮肤性疾病等,对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疗效尤为显著.但因其具有严重的毒副反应,尤其是肝肾毒性,限制了雷公藤的临床安全应用,成为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虽然目前存在的减毒方式众多,包括传统的净制减毒、炮制减毒、配伍减毒和现代的制剂减毒、结构修饰减毒、生物技术减毒以及其相互间的联合应用等,但并没有本质上解决雷公藤的安全问题.在古代医药文献中药物的毒性常指这种药物的偏性,在中医药理论看来,作为药物都有毒性,关键是正确使用.中药的配伍使用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春秋战国时期的配伍雏形,到《黄帝内经》中已有君臣佐使配伍用药的方剂,再到《神农本草经》中配伍理论的形成,到最后《伤寒论》经典名方的传世,记录了中药配伍应用的发展,也记录了中药配伍使用的重要意义,随着中药事业逐渐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中药配伍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开始迈向质量可控、机制清楚的组分配伍,故本文以雷公藤配伍减毒为中心,以配伍形式的发展为主线,对雷公藤配伍减毒进行综述,为雷公藤减毒增效研究提供思路,促进其合理开发和临床安全应用,也为其他有毒中药的合理应用提供参考.

该文对春秋战国至明清时期传统医药学的兴起和药物(药材)品种的交流、贸易进行有关文献的整理和分析,旨在初步探讨我国各主要时期(春秋至明清)使用传统进口(药材)的品种和国间交流、贸易概况,以及2 000多年来进口药材的总数(去掉重复和存疑品种);找出进口药材的特点;筛选出可供开发“丝绸之路”和尽快能制订质量标准的品种.得到了如下结果:①秦汉时期为发展初期;宋金元时期是发展鼎盛期;明清时期是发展衰退期;②文献记载历代进口药物(药材)品种最多的时期是宋代,达300余种.去掉重复和存疑品种后,该文认为有依据可信的应在230～250余种,还有40余种不知为何物,或是异名,或是加工品,暂称“存疑品种”;③药用部分不同于汉族所用中药,以树脂类、果实种子类最多,根和根茎类较少,矿物药比动物药多;④进口药材的产地主要集中在历史上与丝绸之路有关的国家和地域.最终,该文初步弄清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进口药物(药材)的基本情况,为今后相关学术研究及产业发展的决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在消渴病的防治上提出“不可服高粱、芳草、石药”及“石药发瘨,芳草发狂”的理论,芳草、石药似乎为消渴病的用药禁忌.然《素问·奇病论》在谈及消渴病的治疗时又云:“治之以兰,除陈气也.”此处“兰草”经考证当为“泽兰”“佩兰”之类芳香之物,用于延年益寿,为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所食用或佩戴.且仔细阅读与《内经》年代相近的《神农本草经》等相关著作,“石药”如“白石英、朱砂”之类亦有“主消渴”的功效,故笔者反思“石药芳草”并不是绝对禁用或忌用于消渴之病.“芳草石药”临床应用于消渴病患者既要“谨守病机”也要“审时度势”且适可而止.此外,《内经》此看似相悖之言也告诫我们消渴病的预防与治疗应当“薄滋味、慎辛温”,既病防变.

五行观念源于十月太阳历将一年分为五季,作为哲学概念则形成于春秋战国至秦汉. 五行理论形成及盛行之际,也正是《内经》医学理论构建并形成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