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是一种复杂的自身免疫疾病,传统治疗在部分重度和难治性患者中效果有限.近期研究显示,嵌合抗原受体(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CAR)T细胞疗法在SLE治疗中展现出了具有前景的疗效.生物标志物在精准评估治疗效果和安全性方面至关重要,CAR T细胞治疗与安全性评估标志物包括传统标志物和与CAR T细胞疗法相关的标志物.传统的SLE病情监测标志物,仍可用于CAR T细胞治疗基线随访和病情监测,如血清抗双链DNA、抗单链DNA和抗核小体等自身抗体的滴度下降,血清补体水平恢复正常,以及尿蛋白/肌酐比值的改善,均提示病情得到有效控制.CAR T细胞疗效监测标志物分为B细胞和T细胞标志物.输注后,B细胞数量下降,B细胞表型以初始B细胞为主,记忆B细胞和浆母细胞的比例显著降低,表明治疗取得了疗效.输注前,初始T细胞(CD45RA+CD27+)和中央记忆型T细胞(CD45RA-CD62L+CD27+)的高比例则提示更强的抗肿瘤效应;患者的CAR T细胞表达与早期记忆分化相关的转录因子,如T细胞因子7和淋巴增强子结合因子1,提示这些患者对CAR T细胞疗法更为敏感.输注后,CD25、CD69和CD137等T细胞激活标志物,以及CD57、PD-1和Tim-3等耗竭标志物的高表达,提示T细胞的杀伤能力受到限制.CAR T细胞治疗安全性标志物不仅包括CAR T细胞分泌的效应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2和IFN-γ),还包括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如IL-1和IL-8),其水平可用于评估CAR T细胞疗法最常见的毒副反应[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CRS)和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mmune effector cell-associated neurotoxicity syndrome,ICANS)].高水平的血清巨噬细胞炎性蛋白1α对于预测CAR T细胞治疗后发生严重CRS和ICANS的风险具有较高的价值.此外,基线血小板计数和中性粒细胞绝对值可预测血液毒性,由IL-8、IFN-γ和IL-1β组成的感染相关预测模型,能够有效预测患者输注后出现严重感染的风险.CAR受体结构设计、清除淋巴细胞的化疗方式,患者曾接受的治疗选择及自身免疫状态等都会影响CAR T细胞治疗的疗效及安全性.在当前及未来将开启的相关临床研究中,应纳入全面、规范的检测和评估体系,为CAR T细胞疗法在SLE等自身免疫疾病的应用,提供比较标准.

金黄色葡萄球菌(金葡菌)是常见人类致病菌之一。既往报道以杀白细胞素(Panton-Valentine Leukocidin，PVL)为代表的毒力蛋白为细菌侵袭人体后的重要致病因子。随研究不断深入，目前有学者认为 pvl基因的存在对金葡菌致病力影响较小。本文旨在回顾并总结近年关于 pvl特点、分子流行病学、致病性及争议之处的相关研究。

目的:探讨成人EB病毒感染相关性疾病的临床特征及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19年8月于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住院的59例EB病毒感染相关性疾病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infectious mononucleosis，IM)、慢性活动性EB病毒感染(chronic active Epstein-Barr virus infection，CAEBV)和淋巴瘤患者的临床表现。将患者分为急性病程组(IM)和慢性病程组(CAEBV＋淋巴瘤)，比较2组患者的实验室指标(血常规、肝功能、炎症指标、EB病毒DNA、EB病毒抗体和T淋巴细胞)检查结果。统计学处理采用曼-惠特尼 U检验、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 结果:59例EB病毒感染相关性疾病患者中，IM 23例(39.0%)，淋巴瘤23例(39.0%)，CAEBV 13例(22.0%)；发热57例(96.6%)，淋巴结肿大37例(62.7%)、脾大36例(61.0%)。慢性病程组有17例患者合并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HLH)。慢性病程组患者的白细胞计数、血红蛋白、血小板计数分别为4.07(1.94，8.35)×10 9/L、89.5(74.5，108.0) g/L、100(37，161)×10 9/L，分别低于急性病程组的9.91(6.75，17.38)×10 9/L、132.5(118.2，152.0) g/L、197(129，233)×10 9/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U＝3.69、5.22、3.61，均 P<0.01)。慢性病程组患者的降钙素原、C反应蛋白、血清铁蛋白分别为0.45(0.15，1.13) μg/L、47.75(17.57，84.67) mg/L、2 000(682，2 002) μg/L，分别高于急性病程组的0.12(0.07，0.28) μg/L、6.39(3.13，11.38) mg/L、482(159，1 271) μ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U＝-2.95、-3.77、-4.16，均 P<0.01)。慢性病程组患者的CD4 ＋T淋巴细胞计数、CD8 ＋T淋巴细胞计数、CD19 ＋B淋巴细胞计数、自然杀伤细胞计数分别为259.15(101.98，509.26)、214.69(119.31, 529.47)、46.14(4.44，135.87)和81.09(41.53，118.46)/μL，分别低于急性病程组的738.88(592.20，893.94)、1 609.17(920.88，3 952.34)、144.52(83.65，215.14)和309.82(123.78，590.68)/μ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U＝3.66、3.80、2.90、3.40，均 P<0.01)；而CD4 ＋/CD8 ＋T淋巴细胞比值为0.90(0.60，1.70)，高于急性病程组的0.45(0.10，1.2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U＝-2.29， P＝0.02)。IM组23例患者均治愈；淋巴瘤组死亡10例，进行化学治疗13例；CAEBV组死亡7例，好转6例。 结论:成人EB病毒感染相关性疾病的临床特征以发热、淋巴结肿大、脾大为主，慢性感染可合并HLH。成人急性EB病毒感染预后较好，但长期慢性感染预后较差。

目的:探讨miR-155通过调控巨噬细胞极化发挥清除病原菌的作用和机制。方法:使用脂多糖/干扰素-γ(lipopolysaccharide/interferon-γ，LPS/IFN-γ)或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4分别处理RAW264.7细胞和骨髓来源巨噬细胞(bone marrow-derived macrophage，BMDM)，24 h后检测miR-155表达水平；将RAW264.7细胞和BMDM分别过表达、抑制miR-155后，检测巨噬细胞极化表型转化，以及活性氧、活性氮和细胞因子释放；将miR-155过表达的BMDM进行M1型诱导，取上清培养大肠杆菌不同时间后，检测大肠杆菌菌落形成能力。结果:LPS/IFN-γ的添加可以明显促进miR-155在RAW264.7细胞和BMDM中的表达，而IL-4的诱导降低BMDM中miR-155水平；进一步在RAW264.7细胞和BMDM中过表达miR-155后，可促进M1型极化分子转录、抑制M2型极化分子标志物的表达；反过来，通过反义寡核苷酸抑制miR-155后，可以抑制M1型极化而促进M2型极化；同时，过表达miR-155的巨噬细胞分泌的一氧化氮(nitric oxide，NO)、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和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显著性被促进；过表达miR-155的M1型极化BMDM培养上清明显可以减少大肠杆菌菌落形成数量。结论:miR-155通过调控巨噬细胞极化，影响其ROS/NO和细胞因子的分泌，参与巨噬细胞清除、杀伤病原菌的过程。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是院内感染常见病原菌之一，也可导致社区相关性感染。社区相关性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CA-MRSA)与医院相关性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HA-MRSA)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其对多数非β-内酰胺类抗菌药敏感，大多携带杀白细胞素，多为葡萄球菌染色体mec基因盒Ⅳ或Ⅴ型。CA-MRSA毒力更强，并不仅仅归因于杀白细胞素，α-毒素和α型酚溶调制蛋白等核心基因组编码的毒素也是其高毒力、高致病性的重要原因。金黄色葡萄球菌对β内酰胺类抗生素耐药主要是因为存在mecA基因，而对非β-内酰胺类抗生素是否耐药则取决于是否携带其他耐药基因。本文对CA-MRSA的流行病学、毒力因子、耐药基因以及与HA-MRSA的区别等作一综述。

目的:观察补充益生菌对脓毒症患儿自然杀伤T细胞（NKT细胞）和炎症因子的影响及其对远期肺功能的保护作用。方法:选择2021年3月至2022年5月河南省人民医院儿童重症监护病房（PICU）收治的100例脓毒症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并将患儿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安慰剂组和益生菌组，每组50例。两组除给予常规治疗外，益生菌组口服或鼻饲益生菌0.5 g，每日3次，连用30 d；安慰剂组口服安慰剂。另外选择40例健康体检儿童作为健康对照组。于治疗前、治疗7 d和随访时测定两组脓毒症患儿血浆白细胞介素（IL-4、IL-10）、γ-干扰素（IFN-γ）、免疫球蛋白E（IgE）水平，以及外周血和诱导痰液中NKT细胞比例、肺功能水平，并与健康对照组进行对比分析。绘制Kaplan-Meier曲线比较两个脓毒症组咳嗽变异性哮喘（CVA）累积生存率的差异；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探讨各因素对诱导痰液中NKT细胞比例的影响。结果:最终安慰剂组死亡2例，失访4例；益生菌组死亡3例，失访5例。治疗7 d，两组脓毒症患儿炎症因子水平均呈缓慢下降趋势，虽然益生菌组降低更为明显，但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至随访期，益生菌组炎症因子的下降幅度进一步增加，IL-4及IL-10水平与安慰剂组比较差异出现统计学意义〔IL-4（ng/L）：20.3±9.3比27.6±11.9，IL-10（ng/L）：23.1±6.8比14.4±4.4，均 P<0.05〕，并伴有IgE水平明显下降（μg/L：53.0±15.6比64.2±16.9， P<0.05）。流式细胞术检测结果显示，两组患儿外周血NKT细胞比例均处于逐渐回落状态，治疗7 d益生菌组外周血NKT细胞比例即较安慰剂组明显下降〔（4.2±0.9）%比（5.3±1.2）%， P<0.05〕，且随访期间外周血及诱导痰液中NKT细胞比例均明显低于安慰剂组水平〔外周血：（2.4±0.9）%比（2.9±0.8）%，诱导痰：（2.5±0.8）%比（3.5±1.0）%，均 P<0.05〕，并与健康对照组儿童相接近；同时益生菌组患儿肺功能指标包括呼气峰流速占预计值的百分比（PEF%）及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用力肺活量（FEV1/FVC）比值均明显高于安慰剂组〔PEF%：（91.3±4.8）%比（85.8±8.6）%，FEV1/FVC比值：（91.8±4.7）%比（87.2±7.4）%，均 P<0.05〕。虽然Kaplan-Meier曲线分析显示两组患儿CVA累及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og-Rank： χ2＝0.260， P＝0.613），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机械通气治疗、过敏史是NKT细胞增多的危险因素〔 β值分别为0.584、0.601，95%可信区间（95% CI）分别为0.069~1.099、0.011~1.192， P值分别为0.027和0.046〕，而服用益生菌为缓解NKT细胞增多的独立性保护因素（ β值为-0.984，95% CI为-1.378~-0.591， P＝0.001）。 结论:在脓毒症儿童中，早期添加益生菌能促进NKT细胞及炎症因子的恢复，减轻其对患儿远期肺功能的损害，有助于改善患儿的长期预后。

目的:验证温针灸促进胃癌手术后化疗患者免疫功能恢复的效果。方法:选取淄博市中心医院肿瘤科2016年10月至2017年10月收治的胃癌患者160例，并将患者按是否接受温针灸分为实验组(80例)与对照组(80例)。两组均给予5-氟尿嘧啶加顺铂化疗方案，实验组于每次化疗后第一天行温针灸治疗，穴取双侧足三里与气海穴，每日1次，连续治疗10天。观察患者外周血象变化，流式细胞术检测自然杀伤细胞(natural killer cell，NK)的变化。结果:实验组温针灸治疗后外周血白细胞(white blood cell，WBC)、中性粒细胞(neutrophils，N)、血小板计数(platelet，PLT)及血红蛋白(hemoglobin，Hb)与化疗前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但对照组治疗后，WBC、N、PLT、Hb的表达水平均较化疗前明显降低[(4.86±1.55)×10 9/L比(5.60±1.62)×10 9/L；(0.57±0.21)×10 9/L比(0.69±0.30)×10 9/L；(179.00±47.60)×10 9/L比(194.00±55.80)×10 9/L；(102.00±17.50)g/L比(113.00±16.90)g/L； t值分别为2.572、2.337、2.134和2.623， P值均<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温针灸治疗后NK细胞数量、NK细胞表达γ-干扰素(interferon-γ，IFN-γ)水平及表达NK细胞活化型受体(natural-killer group 2，member D，NKG2D)水平皆升高[(8.40±2.29)%比(11.86±3.29)%，(9.23±2.51)%比(17.50±4.97)%，(7.50±3.59)%比(11.38±3.16)%， t值分别为2.441、2.355和2.293， P值均<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温针灸对恢复胃癌术后化疗患者骨髓抑制情况有较好的疗效，并可通过调节NK细胞活性，从而提高机体免疫功能。

目的:探讨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舍曲林对非自杀性自伤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抑郁症状和自伤行为的影响。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研究，收集2021年1月至2023年9月衢州市第三医院治疗的非自杀性自伤青少年抑郁症患者112例，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各56例，分别接受舍曲林治疗和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舍曲林治疗。观察干预前后两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抑郁状态评分［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24（HAMD-24）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进行评估］、自伤情况、炎症指标［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10（IL-10）、白细胞介素β（IL-1β）］水平。结果:干预前两组HAMD-24评分和SDS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干预后两组HAMD-24评分和SDS评分均降低（均 P < 0.05），且研究组患者HAMD-24评分［（13.46±3.98）分］和SDS评分［（50.28±5.13）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19.89±4.23）分、（71.62±6.88）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8.28、-18.61，均 P < 0.05）。干预前两组自伤次数和自伤行为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干预后研究组患者的自伤次数和自伤行为均显著改善（均 P < 0.05），对照组的自伤次数相较干预前有所改善（ P < 0.05），但自伤行为程度并没有得到改善（ P > 0.05），且干预后研究组患者自伤次数［（2.15±1.06）次］和自伤行为评分［（2.41±0.65）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5.43±3.61）次、（12.04±3.01）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7.78、-23.40，均 P < 0.05）。干预前两组IL-1β水平和TNF-α水平及IL-10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干预后研究组患者IL-1β和TNF-α水平均显著低于干预前（均 P < 0.05），而IL-10水平显著高于干预前（ P < 0.05），对照组患者的IL-1β、TNF-α和IL-10在干预前后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且干预后研究组患者IL-1β水平［（57.15±6.33）ng/L］和TNF-α水平［（13.87±5.91）ng/L］均显著低于对照组［（73.61±8.52）ng/L、（17.12±5.28）ng/L］，IL-10水平［（1.62±0.66）ng/L］显著高于对照组［（1.19±0.63）n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1.60、3.53、-3.07，均 P < 0.05）。 结论: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舍曲林可显著改善非自杀性自伤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抑郁症状并降低自伤行为，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改善了患者炎症指标水平。

目的:探讨自然杀伤细胞免疫球蛋白样受体（KIR）与人类白细胞抗原（HLA）受配体模式对血液病患者单份非血缘脐血移植（sUCBT）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7月至2018年6月270例接受sUCBT的血液病患者。移植前脐血及患者均进行HLA12个位点高分辨配型，选择移植物（脐血）的KIR均同时表达2DL1和2DL2/2DL3抑制性基因，根据患者KIR配体情况分为缺失组（C1/C1或C2/C2）和无缺失组（C1/C2）。结果:270例血液病患者中男146例（54.1%），女124例（45.9%），中位年龄13（1~62）岁；缺失组174例（64.4%），无缺失组96例（35.6%）。全部患者均采用不含抗胸腺细胞球蛋白（ATG）清髓性预处理方案。缺失组、无缺失组粒细胞植入率均为98.9%（172/174、95/96），中位植入时间分别为16（10~41）d、17（11~33）d（ P=0.705）；血小板植入率分别为88.5%（154/174）、87.5%（84/96），中位植入时间分别为35（11~113）d、38.5（13~96）d（ P=0.317）；缺失组、无缺失组Ⅱ~Ⅳ级急性GVHD发生率分别为38.7%（95% CI 31.4%~45.9%）、50.0%（95% CI 39.6%~59.6%）（ P=0.075），多因素分析显示KIR配体缺失是影响Ⅱ~Ⅳ度急性GVHD发生的独立保护性因素（ P=0.036）。移植后3年累积复发率分别为17.7%（95% CI 11.7%~24.9%）、22.7%（95% CI 14.4%~32.2%）（ P=0.288）。中位随访时间742（335~2 512）d，缺失组、无缺失组3年总生存率分别为72.1%（95% CI 64.1%~78.6%）、60.5%（95% CI 47.9%~69.2%）（ χ2=3.629， P=0.079），3年无病生存率分别为64.9%（95% CI 56.2%~72.3%）、55.4%（95% CI 44.4%~65.0%）（ χ2=3.027， P=0.082），移植后180 d非复发死亡率分别为12.1%（95% CI 7.7%~17.4%）、16.7%（95% CI 10.0%~24.8%）（ P=0.328）。 结论:在不含ATG清髓性预处理sUCBT血液病治疗体系中，缺失抑制性KIR配体患者移植后急性GVHD发生率更低。

目的:明确新生儿金黄色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aureus，SA)临床分离株的分子分型及毒力基因的携带特点。 方法:2013年1月—2019年10月从北京儿童医院共收集到189株新生儿SA临床分离株，对所有菌株进行多位点序列分型(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 MLST)、葡萄球菌染色体盒(staphylococcal cassette chromosome mec, SCC mec)分型、金黄色葡萄球菌蛋白A( Staphylococcus protein A, Spa)分型，并进行了杀白细胞毒素(Panton-valentine leucocidin, PVL)基因及21种超抗原毒力基因的检测。 结果:189株SA临床分离株中，125株分离自呼吸道分泌物标本，55株分离自皮肤软组织感染的脓液，8株分离自血液，1株分离自胸腔积液。189株SA中有98株甲氧西林敏感SA(methicillin-susceptible SA，MSSA)及91株甲氧西林耐药SA(methicillin-resistant SA，MRSA)。MSSA克隆型较分散，共发现了42种克隆型，ST188-t189是主要的克隆型，占11%；MRSA共有26种克隆型，ST59-SCC mecⅣa -t437为主要的克隆型，占53%。MRSA中PVL的阳性率(32%)明显高于MSSA(10%)( P<0.01)，有166株菌株(88%)至少携带一种超抗原毒素基因，其中携带率最高的为肠毒素基因 seq和 seb，分别为47%和43%， seb- sek- seq是最常见的超抗原基因谱型。MRSA、MSSA菌株超抗原基因携带率分别为85%(77/91)和90%(88/98)，两者间无明显差异。 结论:新生儿MRSA与MSSA的主要克隆型不同，MRSA的主要克隆型为ST59-SCC mecⅣa -t437，MSSA的主要克隆型为ST188-t189, MSSA的克隆型更为分散。MRSA中的PVL阳性率(32%)明显高于MSSA的PVL阳性率(10%)，两者超抗原毒力基因携带率分别为85%和90%，无明显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