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构建儿童重症细菌感染死亡风险模型并同儿科早期预警评分(pediatric early warning score, PEWS)、小儿危重病例评分(pediatric critical illness score, PCIS)和小儿死亡风险评分Ⅲ(pediatric risk of mortalityⅢ, PRISM Ⅲ)进行比较。方法:选取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PICU2017年5月至2022年6月收治的178名危重患儿。在获得父母/监护人的知情同意后，收集患儿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等基本信息，以及心率、收缩压、呼吸频率等指标。在患儿进入PICU 24 h后进行评分，根据入院后28 d生存状态将患儿分为存活组和死亡组。构建死亡风险模型，并绘制列线图。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并通过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 AUC)评估和比较死亡风险模型、PEWS、PCIS和PRISM Ⅲ预测死亡风险的价值。结果:178例危重患儿中11例因资料严重缺失、住院未超过24 h被排除。共167例患儿纳入分析，其中28 d存活组134例，死亡组33例。用瞳孔改变、意识状态、皮肤颜色、是否行机械通气、总胆固醇、凝血酶原时间构建了儿童重症细菌感染死亡风险预测模型。ROC曲线分析表明，死亡风险模型预测重症细菌感染儿童死亡AUC是0.888( P<0.05)，PEWS、PCIS和PRISM Ⅲ预测重症细菌感染儿童死亡的AUC分别为0.769( P<0.05)、0.575( P<0.05)和0.759( P<0.05)。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显示死亡风险模型和PEWS预测病死率与实际病死率的一致性最好( χ2＝5.180， P＝0.738； χ2＝4.939， P＝0.764)，PCIS和PRISM Ⅲ预测病死率与实际病死率的拟合效果尚可( χ2＝9.110， P＝0333； χ2＝8.943， P＝0.347)。 结论:死亡风险模型对重症细菌感染患儿的预后价值较PEWS、PCIS和PRISM Ⅲ更好。

随着大规模根除治疗的推进，导致幽门螺杆菌（ H. pylori）耐药率不断升高，加上宿主CYP2C19基因多态性、 H. pylori球形变、患者依从性、医生治疗方案不正规或经验式反复根除治疗等因素， H. pylori根除率逐渐下降。个性化治疗是实现 H. pylori感染者首诊成功得以根除的有效措施。随着克拉霉素耐药分子诊断试剂盒在我国首次获批与美国胃肠病协会（AGA）有关难治性 H. pylori感染定义更新，遵循国际最新共识与指南、符合国情、赶超国际水平的基于耐药基因检测的 H. pylori首诊个性化诊疗走向前台。

目的:探讨一期经尿道输尿管镜碎石术治疗输尿管结石继发隐匿性梗阻性肾积脓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北京大学国际医院2018年1月至2020年5月行输尿管镜碎石术的32例输尿管结石继发隐匿性梗阻性肾积脓患者的临床资料。男27例，女5例；中位年龄39.5(18～76)岁。结石位于左侧23例，右侧9例。结石体积中位值138.84(33.28～866.32)mm 3。所有患者术前均无发热症状且术前血常规、尿常规、尿细菌培养均未提示明显感染。32例均行一期输尿管镜碎石术，术中发现结石梗阻部位以上积脓，留取脓尿行尿常规及尿细菌培养检查。通过吸引器低压吸净脓液，下调水泵灌注压力和流量，间断低压低流量灌注并配合负压吸引，完成碎石术。术后常规留置输尿管双J管，并予抗感染治疗。术后第2天复查腹部X线片，拔除双J管后4～6周复查泌尿系CT或B超，评价结石清除率。根据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发生情况和序贯性器官衰竭评估(SOFA)量表，评价术后感染情况，并根据Clavein Dindo分级系统进行并发症分级，评价手术安全性。 结果:32例中28例完成一期碎石术，一期结石清除率87.5%，中位手术时间28(11～66)min。2例碎石过程中结石主体返回肾脏，1例输尿管条件较差，1例术中视野不清，此4例均留置双J管结束手术，行二期输尿管镜或输尿管软镜碎石术，均清除结石。术中留取脓尿常规检查结果示，细菌计数中位值295(46～2 488)个/μl；白细胞计数中位值160.5(57～7 863)个/μl。脓液细菌培养结果示，22例无细菌生长，10例细菌生长。术后发热1例，血细菌培养结果阴性，经对症抗感染治疗1 d后体温恢复正常。术后6例出现SIRS，无脓毒血症发生，无Clavein Dindo ≥Ⅲ级并发症发生。结论:一期经尿道输尿管镜碎石术治疗输尿管结石继发隐匿性梗阻性肾积脓，对于经严格选择的患者结石清除率高，无严重术后并发症。术中应尽可能降低灌注压力和流量并缩短手术时间。

目的:探讨泌尿男生殖系统淋巴瘤患者的临床特征，并对其预后进行分析。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8月至2019年8月北京友谊医院收治的9例泌尿男生殖系统淋巴瘤患者的临床资料。男5例，女4例。平均年龄62(50～69)岁。肿瘤位于肾脏3例，膀胱2例，睾丸4例。首发症状：肾肿瘤3例中2例为发热(1例伴腹痛及体重减轻)，1例为体检发现肾盂占位；膀胱肿瘤1例为肉眼血尿伴腹痛，1例为尿急、尿痛；4例睾丸肿瘤均为睾丸无痛性肿大。5例行CT检查见低密度肿物伴轻中度强化，4例睾丸肿瘤行B超检查提示不规则、不均质肿块内见血流信号。术前诊断均为泌尿男生殖系统肿瘤。6例接受手术，3例行病灶穿刺获取病理。9例中4例接受手术治疗联合化疗，2例仅接受化疗，2例仅接受手术治疗，1例未治疗。肾肿瘤3例中，1例行B超引导下病灶穿刺活检术，术后予环磷酰胺＋阿霉素＋长春新碱＋泼尼松＋利妥昔单抗(R-CHOP)方案静脉化疗；1例肾盂占位性病变者行腹腔镜肾输尿管全长切除术，术后予R-CHOP方案静脉化疗；1例行B超引导下病灶穿刺活检术，术后患者拒绝进一步治疗。2例膀胱肿瘤者均行TURBT，术后均拒绝放化疗。4例睾丸肿瘤者中，3例行患侧睾丸切除术，1例行B超引导下病灶穿刺活检术；3例行R-CHOP方案化疗，1例于外院行化疗及对侧睾丸放疗，具体方案不详；4例均行鞘内注射化疗药物(甲氨蝶呤15 mg＋阿糖胞苷50 mg＋地塞米松5 mg)预防中枢神经系统浸润。结果:本组9例术后恢复顺利，无手术及穿刺相关并发症发生。术后病理诊断均为非霍奇金淋巴瘤，其中8例为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1例睾丸淋巴瘤为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按照Ann Arbor分期标准进行临床分期，确诊时Ⅰ～ⅡE期4例，ⅢE～ⅣE期5例。国际预后指数(IPI)评分0～2分6例，≥3分3例。随访时间平均18(6～66)个月。7例存活，其中3例完成化疗者中，2例完全缓解(睾丸淋巴瘤ⅡE期IPI评分1分和ⅣE期IPI评分2分各1例)，1例部分缓解(肾盂淋巴瘤ⅣE期IPI评分3分)；3例拒绝化疗者未见肿瘤复发或进展(膀胱淋巴瘤2例和肾盂淋巴瘤1例，均为ⅠE期IPI评分1分)；1例化疗2个周期后因出现细菌真菌混合感染性肺炎停止化疗(睾丸淋巴瘤ⅢE期IPI评分3分)。肾淋巴瘤ⅢE期IPI评分3分1例和睾丸淋巴瘤Ⅲ期IPI评分2分1例，分别于确诊后6个月、17个月因肿瘤进展死亡。结论:泌尿男生殖系统淋巴瘤以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为主，临床表现特异性差，诊断时应根据症状及影像学表现与其他常见肿瘤进行鉴别，避免误诊误治。组织病理学是诊断的金标准，R-CHOP方案化疗为首选治疗手段。

目的:研究初发SLE住院患者合并感染的临床特征及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收集2013年5月至2018年12月在上海仁济医院南院区风湿科住院的病程<1个月的初发SLE患者194例。按照随访1年内是否发生感染，分为感染组（51例）和未感染组（143例）。按数据分布类型选用相应的统计方法： t检验和 χ2检验；多元分析采用Cox回归方法和Log-rank生存分析。 结果:194例初发SLE患者在1年的随访期间，死亡21例占11%，发生感染51例占26%。在51例感染中，常见的感染部位依次为肺部（34例占67%）、中枢神经系统（9例占18%）及血流（9例占18%）。在42例病原学明确的病例中，最常见的病原菌为细菌（19例占45%），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其次为真菌（18例占43%）及分枝杆菌（7例占17%）。根据感染发生时间分析，75%（38/51）的感染发生在SLE诊断后的前3个月，且这一群体的病死率显著高于未感染组[（39%，15/38）和（2%，3/143）， χ2=42.59， P<0.01]。对比初发SLE 3个月内感染组与未感染组基线期数据提示，2组在年龄（≥40岁）、SLEDAI积分（>10分）、SLE国际临床协作组/ACR SLE损伤指数（SDI）积分（≥1分）、心包积液、LN、胃肠道血管炎、糖尿病、淋巴细胞计数下降（<0.8×10 9/L）、血小板计数下降（<100×10 9/L）、血清肌酐升高（>104 mmol/L）及球蛋白下降（<20 g/L）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进一步行Cox多因素回归提示合并LN、胃肠道血管炎及淋巴细胞计数<0.8×10 9/L为初发SLE 3个月内感染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在初发SLE患者中，低淋巴细胞血症、合并狼疮肾炎及胃肠道血管炎是并发感染的危险因素；熟悉上述危险因素将有助于临床医生及时恰当地干预，以期改善患者预后。

目的:探讨支气管镜检查快速现场评估（B-ROSE）在重症侵袭性支气管肺曲霉病（IBPA）中的诊断价值，旨在为获得微生物学证据之前开始抗真菌治疗提供依据。方法:采取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入选2014年6月至2022年6月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加强监护治疗病房（RICU）收治的疑诊为IBPA的重症肺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排除入院时以其他病原体（如细菌、结核分枝杆菌）感染为主者。入RICU 24 h内尽快实施床旁B-ROSE，从而指导是否开始抗真菌治疗。以目前侵袭性曲霉病国际诊断标准作为"金标准"，计算B-ROSE的诊断符合率、敏感度和特异度等，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评估该方法对诊断IBPA的预测价值。结果:共176例疑诊IBPA的重症肺炎患者纳入研究。依据国际诊断标准，IBPA 81例，非IBPA 95例；根据B-ROSE早期诊断，IBPA 89例，非IBPA 87例。B-ROSE的诊断符合率为84.09%（148/176），B-ROSE诊断重症IBPA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844，95%可信区间（95% CI）为0.782~0.905，敏感度为87.65%，特异度为81.05%，阳性预测值为79.78%，阴性预测值为88.51%，漏诊率为12.35%（10/81），误诊率为18.95%（18/95）。与真阴性组比较，假阴性组（漏诊组）长时间（≥14 d）使用糖皮质激素的比例〔70.0%（7/10）比9.1%（7/77）， P<0.01〕以及伴有糖尿病的比例〔40.0%（4/10）比10.4%（8/77）， P<0.05〕均显著性升高；但两组B-ROSE均表现为黏膜出血、充血及水肿〔100.0%（10/10）比94.8%（73/77）， P>0.05〕，提示黏膜急性炎症改变为非特征性。与真阳性组比较，假阳性组（误诊组）长时间（≥14 d）使用糖皮质激素的比例显著降低〔33.3%（6/18）比60.6%（43/71）， P<0.05〕；B-ROSE结果显示，误诊组表现为黏膜白斑、黑斑及伪膜的病例比例亦显著降低〔16.7%（3/18）比52.1%（37/71）， P<0.01〕，提示长时间（≥14 d）使用糖皮质激素的病例以及B-ROSE表现为黏膜白斑、黑斑和伪膜的病例不容易误诊。容易误诊为IBPA的肺炎样表现的疾病主要有肺结核（38.9%，7/18）、炎症样表现的肺腺癌（27.8%，5/18）以及肺血管炎（16.7%，3/18）等。 结论:在获得微生物学证据之前，B-ROSE有助于重症IBPA早期抗曲霉治疗的决策，该方法快速、简单，有较高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如B-ROSE缺少特征性样改变，尤其对于长时间使用糖皮质激素和糖尿病患者并发的重症肺炎，需注意IBPA漏诊；而肺结核、炎症样表现的肺腺癌和肺血管炎等疾病应警惕误诊为IBPA。

目的:探讨上尿路结石患者经输尿管软镜碎石术(FURL)后并发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的临床特征和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选取2018年1月—2020年10月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FURL治疗上尿路结石患者157例，分析患者的治疗结果和并发症发生情况。根据患者是否并发SIRS将其分为SIRS组( n＝31)和非SIRS组( n＝126)，对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单因素分析，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纳入LASSO-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通过Nomogram对模型进行可视化处理，并对模型的区分度和准确度进行验证评价。 结果: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 P＝0.010)、结石平均大小( P<0.05)、术前尿白细胞计数( P<0.05)、手术时间( P<0.05)和术后结石细菌培养( P<0.05)在两组患者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LASSO-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以上因素均为患者并发SIRS的独立危险因素，根据上述危险因素构建的Nomogram并发SIRS风险预测模型区分度好，与实际观测值的一致性较高。 结论:女性、结石较大、术前尿白细胞计数高、手术时间较长、术后结石细菌培养为阳性为上尿路结石患者FURL后并发SIRS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基于药代动力学/药效学理论，利用蒙特卡洛模拟研究评价和优化碳青霉烯类药物治疗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肠杆菌科细菌血流感染的给药方案。方法:收集全国血流感染细菌耐药监测联盟2018至2019年分离自患者血液的产ESBLs肠杆菌科细菌3 225株，其中大肠埃希菌2 731株，肺炎克雷伯菌494株。采用蒙特卡洛模拟计算并比较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厄他培南3种药物不同给药方案对肠杆菌科细菌感染的达标概率(PTA)和累积反应分数(CFR)。结果:对于亚胺培南，当肠杆菌科细菌最低抑菌浓度(MIC)≤0.25 μg/mL时，所有给药方案的PTA值均>93.00%；当MIC＝0.5或1 μg/mL时，除500 mg次/12 h所得PTA不达标外，其余给药方案PTA值均>97.00%；当MIC＝2 μg/mL时，仅500 mg次/6 h，750 mg次/8 h，750 mg次/6 h和1 g次/6 h四种方案的PTA值>90.00%。对于美罗培南，当肠杆菌科细菌MIC＝0.007 μg/mL时，8种给药方案所得PTA值均>90.00%；当MIC≤0.125 μg/mL时，除500 mg次/12 h和1 g次/12 h两种方案外，其余PTA值均>92.00%；当MIC＝0.25 μg/mL时，仅500 mg次/6 h，750 mg次/6 h，1 g次/8 h和2 g次/8 h四种方案的PTA值>90.00%；当MIC＝0.5 μg/mL时，仅500 mg次/6 h，750 mg次/6 h和2 g次/8 h三种方案PTA值>90.00%；当MIC＝1 μg/mL时，8种给药方案PTA值均不达标。对于厄他培南，当肠杆菌科细菌MIC≤0.125 μg/mL时，3种方案PTA值均>92.00%；当MIC＝0.25 μg/mL时，500 mg次/24 h和750 mg次/24 h两种方案的PTA值分别为57.22%和82.75%，1 g次/24 h方案PTA值为92.87%；当MIC≥0.5 μg/mL时，3种给药方案PTA值均<60.00%。亚胺培南7种给药方案CFR值均>92.00%。美罗培南除500 mg次/12 h和1 g次/12 h两种方案的CFR值分别为69.92%和82.33%外，其余6种给药方案CFR值均>98.00%。厄他培南3种给药方案CFR值均>92.00%。结论:通过蒙特卡洛模拟分析，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厄他培南的推荐经验给药方案分别为500 mg次/8 h、500 mg次/8 h或500 mg次/6 h、1 g次/24 h。目的给药需根据肠杆菌科细菌实际MIC值适当调整方案。

目的:探讨乙型肝炎相关慢加急性肝衰竭（HBV-ACLF）合并原发性细菌性腹膜炎（SBP）患者短期预后及相应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至2016年12月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收治的171例HBV-ACLF合并SBP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28 d生存情况分为生存组( n=114)和死亡组( n=57)。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HBV-ACLF合并SBP患者28 d死亡的危险因素，并构建预测模型。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预测模型对HBV-ACLF合并SBP患者28 d预后预测价值。 结果:死亡组患者肝性脑病（HE）发生率（68.42%，39/57）、急性肾损伤（AKI）发生率（73.68%，42/57）、WBC[10.23（6.88,14.82）×10 9/L]、ALT[137.00（51.00,370.00）U/L]、血糖（GLU）[5.70（4.10,7.60）mmol/L]、血肌酐（Cr）[112.00（89.00,147.00）μmol/L]、国际标准化比值(INR)[2.19（1.88,2.55）%]、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28.29（24.95,33.10）]均高于生存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8.900、18.714， Z=-3.757、-2.117、-2.085、-2.441、-2.423、-3.906， P<0.001、<0.001、<0.001、=0.034、0.037、0.016、0.013、<0.001）。多因素分析显示，血WBC（ OR=1.120，95% CI：1.046~1.199）、GLU（ OR=1.120，95% CI：1.018~1.232）、MELD评分（ OR=1.089，95% CI：1.018~1.165）是HBV-ACLF合并SBP患者28 d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并构建预测模型 Y=0.113GLU+0.113WBC+0.085MELD-4.967。该预测模型ROC曲线下面积为0.737，高于MELD评分的0.667（ Z=-11.341， P<0.001）。 结论:HBV-ACLF合并SBP患者短期预后不佳，MELD评分、WBC和GLU是此类患者短期预后的影响因素，3者联合对短期预后的预测价值较高。

目的:评估B族链球菌肉汤增菌培养法（Todd-Hewitt型，T-H）、直接培养法、液体显色培养法及核酸环介导恒温扩增法（LAMP）在孕晚期妇女筛查中的临床应用。方法:回顾性研究。采集2016年10月至2018年4月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产科门诊产检妊娠35~37周孕妇直肠阴道分泌物标本969份，采用双盲法，以T-H肉汤增菌培养法为参考方法，分3个研究阶段先后比较直接培养法、液体显色培养法及LAMP法的检验性能。以敏感度、特异度、符合率、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及尤登指数为评价指标，一致性用Kappa检验。结果:增菌培养法共检测标本969份，阳性90份（9.3%）。以增菌培养法为参考，敏感度从高到低依次为LAMP法[100%（25/25）]、直接培养法[81.5%（22/27），95 %CI：65.8%~97.1%]、液体显色培养法[71.1%（27/38），95 %CI：55.9%~86.2%]；特异度则依次为直接培养法[100%（282/282）]、液体显色培养法[98.1%（455/464），95 %CI：96.8%~99.3%]、LAMP法[94.0%（125/133），95 %CI：89.9%~98.1%]；符合率依次为直接培养法[98.4%（22+282）/309]、液体显色培养法[96.0%（27+455）/502]、LAMP法[94.9%（25+125）/158]。而直接培养法（0.889）、LAMP法（0.832）与增菌培养法的一致性Kappa值均≥0.75，液体显色培养法则为0.708。直接培养法有18.5%（5/27）的漏检率，LAMP法漏检率为零、假阳性率为6.0%（8/133），液体显色培养法的漏检率、假阳性率分别为28.9%（11/38）、1.9%（9/464）。 结论:本研究所比较的几种GBS筛查方法中，仅LAMP法与增菌培养法在敏感度、特异度及符合率上均具较好的一致性，而其他两种方法存在一定的漏检。临床实验室可根据实际条件、技术力量选择使用，或参照欧美指南推荐的孕晚期增菌培养筛查与产时核酸检测相结合，以最大程度满足临床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