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幅精播技术节水高产理论机制仍不明确.本研究于2017-2019年小麦生长季,以'济麦22'为试验材料,在测墒补灌节水栽培条件下,设置宽幅精播、常规条播两种种植方式和20、25、30 cm3种行距,研究了种植方式对小麦根系生物量、衰老特性、水分利用特性、棵间蒸发量和籽粒产量的影响,以探索宽幅精播种植方式对小麦根系生理特性、耗水特性及籽粒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宽幅精播条件下行距为25 cm处理(K25)0～20和20～40 cm 土层根重密度、根系可溶性蛋白含量、根系活力较其他处理分别提高7.2％～23.9％、8.7％～25.1％、10.7％～29.9％和 7.3％～27.6％、8.0％～38.5％、15.2％～32.7％;同一行距下,宽幅精播处理土壤贮水消耗量及其占总耗水量的比例显著高于常规条播处理,而灌溉量和棵间蒸发量低于常规条播处理;K25处理开花至成熟期耗水量及耗水模系数显著高于其他处理,籽粒产量、水分利用效率和灌水利用效率也显著高于其他处理.综上,本试验条件下采用基本苗180～270株·m-2、行距25 cm是黄淮海麦区宽幅精播种植方式下节水高产的适宜种植模式.

猪苓菌核栽培中种苓质量不稳定是影响猪苓菌核品质和产量的关键问题,该文拟对根癌农杆菌介导的猪苓遗传转化体系进行研究,为通过分子育种从而获得优质种苓提供技术保障.采用根癌农杆菌介导法探究抗生素浓度、菌株类型、菌液浓度、受体材料、侵染时间、共培养时间和筛选条件对猪苓遗传转化效率的影响,利用潮霉素抗性标记基因、特异引物PCR以及荧光检测方法筛选并检测转化子.结果表明,根癌农杆菌GV3101菌株可对猪苓菌丝进行遗传转化,菌液浓度A600nm=0.6,受体材料猪苓菌丝,侵染30 min,共培养3 d为最佳侵染条件;9 μg·mL-1潮霉素初筛和13 μg·mL-1潮霉素复筛两步筛选法为最优筛选条件.经潮霉素抗性筛选、特异引物PCR检测和荧光检测分析,结果表明外源基因eGFP已转入猪苓菌丝内整合到基因组中并成功表达,在最优条件下,转化率可达到2.3％,遗传转化周期从大于90 d缩短到小于60 d.该研究建立并优化了根癌农杆菌介导的猪苓菌丝遗传转化体系,为解析猪苓生长发育的分子机制及分子育种奠定基础.

2020年,依据现代生命科学研究成果及发展趋势,笔者课题组首次提出中药道地性可表现为道地药材具有"优形、优质、优效"(excellent shape,high quality,and superior effect,简称"三优")特征,拓宽了传统药材辨状的范畴.近年来,随着对中药道地性自然属性、物质属性、药物属性研究的逐步深入,丰富和完善了道地药材"三优"的科学内涵."优质"(high quality)特征主要体现为道地药材具有"独特化学型",其可作为"优效"(superior effect)的物质基础,也可参与调控"优形"(excellent shape)的形成.与"形神合一"相似,在长期进化过程中,道地药材逐渐形成独特的环境适应性特征,表现为"形质合一".道地药材"三优"特征受到品种基因型和产区生态因子交互作用的影响,可体现为气候主导型、生产措施主导型、种质主导型.根据道地药材自然属性、物质属性、药物属性,可构建丹参等模式生物,并建立"三优"研究方法体系,包括基于"优质"特征的质量评价体系、"性效关系"表征方法体系、基于"优形、优质"特征的稳态综合控制体系等.未来道地药材研究应更加注重深入和广泛的基础性工作,需要建立综合性的药用模式植物研究平台,并构建药用模式植物突变体库,以便为其他药用植物的功能基因研究提供有力的模式生物.同时,针对道地药材"三优"特征的研究,提出了 3个热点研究方向,旨在揭示其遗传基础、生物学特性、生态适应性等方面的机制.这些研究将为优化药用植物的定向育种、规范化栽培以及提升药材质量提供科学依据,进一步推动道地药材的可持续利用和发展.

鼠李科枣属植物包含原变种枣(Ziziphus jujuba Mill.var.jujuba)、无刺枣(Ziziphus jujubavar.inermis)、酸枣(Ziziphus jujuba var.spinosa)等许多品种,而其中大枣在全国各地有最丰富的栽培变种,如哈密大枣、黄河滩枣等.枣属植物品种丰富且药食两用,多糖作为枣的主要活性成分之一,是其发挥功效的重要药效物质基础.枣多糖已被发现具有促造血、抗氧化、抗肿瘤、修复肝损伤、免疫调节、抗炎等多种药理活性.本文通过对不同品种和不同产地来源的枣类多糖文献进行全面归纳分析,综述了枣多糖发挥生物活性的潜在作用机制,汇总了枣多糖相对分子质量、单糖组成、糖残基连接方式等一级结构特征,并对枣多糖硫酸化、磷酸化、羧甲基化、硒化、乙酰化的取代基修饰进行总结,以期为枣类在多糖创新药物、功能食品等领域的研究与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和田地区设施温室葡萄品种光合和叶绿素荧光日变化特征,综合评价其光合能力强弱,为该地区温室葡萄引种及栽培管理措施制定提供参考依据.[方法]以新疆和田地区设施温室引入的6个葡萄品种为材料,测定各品种光合有效辐射(PAR)、叶绿素相对含量(SPAD)、光合与叶绿素荧光参数,并利用主成分分析对各鲜食葡萄品种光合能力进行综合性评价.[结果](1)设施温室PAR在不同位置总体表现出棚前＞棚后＞棚中,在不同架面位置总体表现为架上＞架中＞架下.(2)葡萄叶片SPAD值在不同架面位置表现为架上＞架中＞架下,在品种间由高到低依次为'克瑞森无核''夏黑''新郁''户太八号''阳光玫瑰''妮娜女皇'.(3)各品种叶片Pn、Gs、Tr均呈现出双峰形日变化曲线,Gi总体呈现U形或W形日变化规律;Fv/F.与Fv/Fm总体上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日变化规律.(4)6个葡萄品种的光合能力表现为'克瑞森无核'＞'夏黑'＞'阳光玫瑰'＞'新郁'＞'户太八号'＞'妮娜女皇'.[结论]'克瑞森无核'和'夏黑'相比其他品种有较高的Pn、Gs、Tr、Fo、Fm和较低的Fv/Fo与Fv/Fm,能够适应和田地区的高温与高光强设施环境.

目的:建立牡丹皮HPLC指纹图谱，并测定不同生长年限牡丹皮中丹皮酚、芍药苷、没食子酸、氧化芍药苷及苯甲酰芍药苷含量，为牡丹皮药材的质量评价提供依据。方法:采用Diamonsil Plus C18色谱柱(250 mm×4.6 mm，5 μm)；流动相为乙腈-0.05%甲酸溶液，梯度洗脱，流速1.0 ml/min；检测波长230 nm(芍药苷、苯甲酰芍药苷)、267 nm(没食子酸)、258 nm(氧化芍药苷)、274 nm(丹皮酚)；柱温25 ℃。将色谱图导入《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2012A版)，对不同年限的牡丹皮进行相似度评价；峰面积导入SPSS软件进行聚类分析，从树状图上判断聚类效果。结果:所建立的指纹图谱有23个共有峰，指认了其中5个指标成分，分别为丹皮酚、芍药苷、没食子酸、氧化芍药苷及苯甲酰芍药苷；不同年限的栽培牡丹皮相似度在0.850~0.991。该方法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 r≥0.999 5)，精密度、稳定性、重复性试验的 RSD<1.6%( n=6)。不同生长期对5种化合物的浓度有明显影响。 结论:HPLC指纹图谱结合化学计量学方法可评价和鉴别不同年限的牡丹皮，为牡丹皮药材的采收、开发、评价等提供参考。

通过对古代相关医药文献进行深入研究，并以古代考据学研究成果、文艺作品以及观赏牡丹的栽培时间作为旁证，对牡丹名实进行更为全面系统的考辨。经研究得出，初唐以前，牡丹主要是紫金牛属植物的名称；古代药物名实之间不完全是一对一的关系，一对多的情况也十分常见，通过开展相关考证可以为中药学研究提出新的思路与线索。

地黄是一味常用的大宗药材，历代经典名方中常收录生地黄、干地黄、熟地黄、干熟地黄、生干地黄等多个品种。为理清经典名方中不同地黄炮制品的来源及品种演变关系，本文对历代本草著作进行了梳理。古今地黄均来源于玄参科植物地黄 Rehmannia glutinosa Libosch.；天目地黄 R. chingii Li曾作为地方品种。南北朝时期地黄已有栽培，唐宋时期栽培技术成熟；河南怀庆府自明代被认为是地黄的道地产区。《神农本草经》所载"干地黄"包括了今天的生地黄和熟地黄；《名医别录》将"生地黄"和"干地黄"相应分条描述，此时所载的生地黄为今之鲜地黄；宋代《本草图经》将"生地黄"与"熟地黄"相应描述，所载生地黄与今之生地黄相近，生地黄在宋代发生了含义的转变；"熟地黄"在秦汉时期的药方中已有记载，宋代单列并独立描述，明代熟地黄的加工方法多样，近代熟地黄加工方式趋于简化。"生干地黄"与"干熟地黄"在本草中独立成条见于明代本草，分别为今之生地黄和熟地黄，两者名称现今基本不用。通过梳理，为经典名方中地黄类药材的基原及加工提供本草学依据。

目的:采用rbcL序列对辽宁采集北苍术根茎进行鉴定，为保证辽宁省道地药材栽培可行性提供依据。方法:收集辽宁省10个地区栽培的北苍术根茎共30份，提取总DNA，采用PCR筛选DNA条形码，并对样本的rbcL序列进行扩增、测序，计算扩增成功率和测序成功率；使用MEGA 7.0软件进行序列比对；使用邻接法（NJ）构建系统聚类树。结果:北苍术根茎DNA提取成功率均为93.3%，PCR扩增和测序成功率均为100%。辽宁省30个北苍术样本中，2个样本存在种内变异，其余北苍术的碱基序列均完全相同。北苍术与菊科近缘种苍术属药材距离较近，与菊科其他属植物之间遗传距离较远。NJ树可区分北苍术及其近缘种药材。结论:辽宁省北苍术栽培品质量基本相似，rbcL序列可作为北苍术DNA条形码鉴定的有效序列片段。

晚清以来，西方医学知识与技艺在中国的引进、发展与演变，不仅直接促成了中西医学分庭抗礼的格局，也对近代中国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医学知识与技能”的理解而言，医家和史家分别进行了大量的阐释，作为殊途同归的“医学史”研究将两者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医学史是一门研究医学发展历史及其规律的科学。它以医学的发展演进为研究对象，不仅探究医学自身的发展特点和变化，更是将医学置于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大环境中进行考察，探讨医学发展与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相关关系与影响。医学史是医学与史学的交叉学科，兼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双重属性……一般可将它分为综合史和专门史两大类 ［1］。医学史最初是一块遗世独立的狭小的园圃，完全由医生们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而灌溉栽培着。只是到了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的后期，这个题目才吸引了其他类型的历史学家的兴趣，这些人把这个专门化的体裁携入了更加宽广的社会史研究领域。与此同时，他们也把社会史的方方面面都引进了医学史研究，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我们今天经常要把它叫作“医学与健康的历史” ［2］。只是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者的基本关注点并不在疾病和医学本身，而不过是希望通过疾病医疗这一角度来增益史学研究的维度和深度，藉此探讨来体现、说明和诠释历史上社会文化的状况及其变迁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