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研究吴门抑激散对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IBS-D)模型大鼠肠道、下丘脑5-羟色胺(5-HT)信号传导系统的调控作用。方法:将60只SD雄性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空白组(10只)、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组(50只)，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组经番泻叶灌胃+束缚应激2周后形成IBS-D模型，将其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模型组、得舒特组(1.5 mg/kg)、吴门抑激散低剂量组(6 g生药/kg)、吴门抑激散中剂量组(12 g生药/kg)和吴门抑激散高剂量组(24 g生药/kg)，每组10只。连续给药2周后，采用ELISA法检测大鼠血清、结肠和下丘脑组织中5-HT含量；HE染色法观察各组大鼠结肠病理改变；采用Western blot法和RT-PCR法分别检测结肠和下丘脑组织中色氨酸羟化酶1(TPH-1)、5-羟色胺受体3 (5-HT3R)、5-羟色胺受体4(5-HT4R)、5-羟色胺转运体(SERT)蛋白和mRNA水平。结果:与模型组比较，各给药组结肠病理形态有所改善；与模型组比较，吴门抑激散中、高剂量组大鼠血清、结肠5-HT水平降低( P<0.05)，下丘脑5-HT水平升高( P<0.05)；吴门抑激散中、高剂量组结肠TPH-1、5-HT3R、5-HT4R蛋白表达降低( P<0.05)、SERT蛋白表达升高( P<0.05)；吴门抑激散高剂量组下丘脑TPH-1、5-HT3R、5-HT4R蛋白表达升高( P<0.05)、SERT蛋白表达降低( P<0.05)；吴门抑激散低、中、高剂量组结肠TPH-1 mRNA[(4.778±0.604)、(3.278±0.668)、(1.670±0.361)比(6.877±0.148)]、5-HT3R mRNA[(3.807±0.463)、(2.697±0.455)、(1.132±0.136)比(6.322±0.778)]、5-HT4R mRNA[(4.521±0.234)、(2.801±0.351)、(1.331±0.142)比(6.741±0.293)]水平降低( P<0.05)；吴门抑激散中、高剂量组下丘脑5-HT4R mRNA[(0.616±0.208)、(0.726±0.226)比(0.521±0.062)]水平升高( P<0.05)，吴门抑激散高剂量组SERT mRNA[(1.563±1.023)比(2.612±1.035)]水平降低( P<0.05)。 结论:吴门抑激散在一定剂量范围内可双向调节IBS-D大鼠结肠和下丘脑组织中5-HT信号传导系统相关蛋白和mRNA表达，从而改善IBS-D症状。

目的:探讨先天性巨结肠（Hirschsprung disease，HD）与巨结肠小肠结肠炎（Hirschsprung-associated enterocolitis, HAEC）患儿肠道微生物群的差异及口服益生菌对肠道菌群的优化和预防HAEC的作用。方法:收集2017年10月至2020年10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住院的35例患儿共62份肠道内容物样本。将具有便秘、腹胀等症状、钡剂灌肠检查提示并通过病理诊断为HD的27例患儿作为HD术前组，其中男24例，女3例，年龄为（13.0±19.6）个月。将已诊断为HD且术前已出现发热、腹泻、腹胀、粪便奇臭等临床表现被确诊为HAEC的8例患儿作为HAEC术前组，其中男6例，女2例，年龄为（6.8±4.5 ）个月。将HD术前组患儿根据术后是否摄入益生菌分为HD术后益生菌组（15例）和HD术后对照组（12例）。利用宏基因组学技术进行DNA测序以评价各组样本肠道微生物的多样性及构成分布，并分析HD术后益生菌组和HD术后对照组的HAEC发病率、复发率等。结果:HAEC术前组患儿肠道菌群多样性明显低于无HAEC的HD术前组患儿，HD术前组的shannon指数明显高于HAEC术前组（2.049比1.226），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047），simpson指数在两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0.320比0.527， P=0.07）。在菌群门水平上，变形菌门丰度在HAEC术前组比HD术前组高（45.3%比31.3%），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76）；放线菌门丰度在HAEC术前组比HD术前组更少（8.7%比14.1%），差异具体统计学意义（ P= 0.047 ）；拟杆菌门丰度在两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100 ）。在HD术后对照组及HD术后益生菌组中，变形菌门丰度在HD术后对照组较多（39.1%比10.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85 ）；放线菌门丰度HD术后益生菌组显著高于HD术后对照组（50.4%比11.8%），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003 ）。在菌群属水平上，HD术前组患儿其肠道菌群中双歧杆菌属的丰度明显较HAEC术前组高（4.3%比0.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4），HD术后益生菌组与HD术后对照组相比双歧杆菌属的优势更加明显（48.2%比11.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4 ）。克雷伯菌属在HAEC术前组中的丰度显著高于HD术前组，且在菌群中占较大优势（0.2%比37.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3）。在术后HAEC的发病率方面，HD术后对照组高于HD术后益生菌组（41.7%比13.3%），益生菌的摄入可能会减少HAEC的发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185）。 结论:HD、HAEC患儿的菌群存在差异，益生菌制剂的使用可能是一种保护因素，能够减少HAEC的发生。

目的:观察芪附理中灌肠方对脾肾阳虚型溃疡性结肠炎模型大鼠肠黏膜机械屏障的影响，探讨其作用机制。方法:将70只雄性SD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空白组、模型组、美沙拉嗪组及芪附理中灌肠方高、中、低剂量组，空白组10只，其余各组12只。除空白组外，其余各组采用苦寒泻下法（大黄煎剂）合并三硝基苯磺酸（TNBS）/55%乙醇复合法诱导法制备UC大鼠模型。造模成功后，空白组和模型组灌肠生理盐水1 ml，芪附理中灌肠方高、中、低剂量组灌肠芪附理中汤药液3.00、1.50、0.75 g/kg，美沙拉嗪组灌肠美沙拉嗪溶液0.03 g/kg，1次/d，连续干预14 d。14 d后进行疾病活动指数（DAI）评分，采用HE染色观察结肠病理组织，免疫组化染色和Western blot法检测结肠组织闭合蛋白（Occludin）及连接黏附分子A（JAM-A）蛋白表达。结果:HE染色结果显示，模型组黏膜结构破坏，炎症细胞浸润，可见水肿和溃疡灶；美沙拉嗪组及芪附理中灌肠方各剂量组黏膜结构较完整，可见新生上皮炎症浸润、水肿、溃疡均有好转。与模型组比较，芪附理中灌肠方各剂量组DAI评分降低（ P<0.01），芪附理中灌肠方高、中剂量组结肠组织Occludin、JAM-A蛋白表达升高（ P<0.05）。 结论:芪附理中灌肠方可缓解UC大鼠症状及病理形态，其修复肠黏膜屏障的作用机制可能与上调Occludin、JAM-A蛋白表达有关。

患儿　女，5岁，因“间断发热、腹痛、腹泻2个月余”就诊于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结肠镜检查发现全结肠出现多处不规则深溃疡，肛周可见脓肿。基因检测显示患儿存在TNFAIP3基因杂合变异（NM_001270508：c.866delA），而其父母均为野生型。患儿确诊A20单倍体不足，予营养支持、沙利度胺口服治疗，后因严重胃肠道反应停用沙利度胺，给予生物制剂抗肿瘤坏死因子-α制剂（英夫利昔单抗）治疗半年余，病情得到有效控制。

1例69岁男性患者因腹膜后肉瘤接受安罗替尼胶囊（12 mg口服、1次/d，服用14 d，停药7 d）和信迪利单抗注射液（200 mg静脉滴注、第1天）方案治疗，21 d为1个周期。患者既往无腹泻病史，肠镜检查未见明显异常。治疗18 d后患者出现腹泻，考虑与安罗替尼胶囊联合信迪利单抗注射液有关，停止使用上述2药，予激素和对症治疗。6 d后患者腹泻好转，肠镜检查提示结肠炎。考虑患者原发疾病，按原剂量口服安罗替尼胶囊单药治疗。2 d后患者再次出现腹泻且较前加重，再次停用安罗替尼胶囊。予激素冲击、抗感染及对症治疗，14 d后患者腹泻好转。

本文报道1例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合并+8染色体三体相关肠道溃疡患者的诊治过程。该患者起病表现为腹痛、腹泻及发热，同时合并结肠多发溃疡，曾被误诊为溃疡性结肠炎，给予激素及免疫抑制剂治疗，效果不佳。后经骨髓等系列检查，最终确诊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8染色体三体相关肠道多发溃疡，最终给予异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病情缓解。

溃疡性结肠炎(UC)是一种主要发生在结直肠的慢性、复发性、进展性炎性疾病，其典型表现为腹痛、腹泻、脓血便和里急后重感。目前，重度难治性溃疡性结肠炎(SRUC)仍面临多种药物治疗无效的困境。2023年2月新型小分子药物选择性Janus激酶－1抑制剂乌帕替尼，在中国获批用于对1种或多种肿瘤坏死因子抑制剂应答不佳或不耐受或禁忌的成人中至重度活动性UC患者，为SRUC的治疗带来了曙光。现报道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应用乌帕替尼治疗8周的3例SRUC患者的基本情况。

溃疡性结肠炎是一种影响结肠的慢性炎性疾病，该病通常表现为腹痛、腹泻、里急后重等症状。生物制剂自20世纪90年代被首次应用至今，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包括抗肿瘤坏死因子-α药物、抗白细胞黏附分子制剂、激酶抑制剂、白细胞介素（IL）-12和IL-23拮抗剂。现总结溃疡性结肠炎主流生物制剂，并追踪其最新的治疗进展。

放射性肠损伤是指放射治疗盆腔、腹腔或腹膜后肿瘤所引起的肠道并发症，可累及小肠、结肠和直肠。尽管放疗技术的进步使放疗对靶区外组织的损伤大大减少，但90%接受放疗患者会出现腹泻、腹痛、便血等急性症状，50%的患者因消化道症状影响生活质量，20%~40%患者的症状为中到重度。依据病理学分期、特征和临床表现，放射性肠损伤可分为急性和慢性放射性肠损伤，一般以3~6个月为界。放射性肠损伤的主要预防措施为减少照射剂量和缩小照射野。急性放射性肠损伤主要表现为黏膜炎性反应，多为自限性病程，其治疗以对症治疗和营养治疗为主。慢性放射性损伤由于肠管慢性缺血和纤维化具有不可逆性，所以外科手术切除病变肠管是最理想的治疗措施。慢性放射性损伤的手术适应证为3、4级的肠损伤，包括梗阻、出血、肠坏死、穿孔和瘘；目前的手术方式为确定性肠切除加一期或二期消化道重建手术。放疗结束后实施确定性手术的最佳时机尚有争议，根据笔者团队经验，在放疗结束1年后可能是比较理想的手术时机。对于急诊手术、合并重度营养不良、腹腔感染、肠管广泛放射性损伤以及腹腔粘连无法分离的患者，先行造口或腹腔引流，待患者恢复肠内营养，炎性反应消退后，再考虑确定性手术。术前预置输尿管导管，通过影像学评估结直肠位置和髂血管损伤程度，以及术前营养支持治疗可有效降低系统并发症的发生风险。

本文报道了1例39岁以腹痛起病，进而出现慢性腹泻伴肠瘘的男性患者。外院疑诊“克罗恩病”，并建议行生物制剂治疗，但患者临床表现、实验室和影像学检查均不支持克罗恩病。最终患者接受了手术治疗，术中发现患者存在回肠重复畸形，重复肠管导致粪石嵌顿，进一步导致回肠-乙状结肠瘘，最终诊断为异物嵌顿。本病例有助于增加医务工作者对异物嵌顿的认识，进一步学习克罗恩病的鉴别诊断，避免延误患者病情，甚至误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