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抗血管生成治疗、联合化疗一线治疗广泛期小细胞肺癌(ES-SCLC)的疗效评价及生存分析.方法 选取2020年6月至2021年6月就诊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肿瘤内科的30例ES-SCLC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依托泊苷+洛铂+安罗替尼+信迪利单抗一线治疗,评估其疗效、生活质量改善及不良反应.结果 随访至2023年8月,中位总生存(OS)时间为17.3(15.1,19.4)个月,1年OS率为83.3%(95%CI:64.3%～94.1%).中位无进展生存(PFS)时间为8.7(6.4,12.1)个月,完全缓解(CR)1例,部分缓解(PR)24例,疾病稳定(SD)3例,疾病进展(PD)2例,客观缓解率(ORR)为83.3%,疾病控制率(DCR)为93.3%.23例(76.7%)患者出现不同的不良反应,未发生3级及以上不良反应.结论 依托泊苷+洛铂+安罗替尼+信迪利单抗一线治疗方案明显延长了ES-SCLC患者中位OS、PFS时间,且不良反应可控.

患者男，48岁，主诉咳嗽、咳痰1年余，肺部占位1周。2017年患者无明显诱因出现咳嗽，咳白色黏痰。2018年6月外院CT提示右肺下叶占位。入院体格检查右肺呼吸音消失。血红细胞沉降率54[正常参考值范围(下同)：0~21] mm/1 h，糖类抗原(carbohydrate antigen, CA)72－4>300.00(0~6.9) kU/L，癌胚抗原12.69(0~5) μg/L。肺穿刺提示印戒细胞癌。胃镜检查阴性。为明确原发灶，行 18F－FDG PET/CT(美国GE Discovery 710型)显像，结果示右肺多发类圆形或圆形密度增高影，最大者位于右肺下叶不张肺内，部分结节周围伴斑片及条索影，FDG摄取增高；右侧脏层及壁层胸膜结节状增厚，最大者位于右侧叶间裂，FDG摄取增高，考虑右下肺癌伴右肺及右侧胸膜转移(图1)。临床诊断为原发性肺印戒细胞癌。以"多西他赛(120 mg，第1天)+洛铂(50 mg，第1天)"化疗6周期后左肺进展，基因检测示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naplastic lymphoma kinase, ALK)突变，口服克唑替尼后部分缓解，随访36个月后失访。

患者 男性，55岁，因“皮肤、巩膜黄染伴上腹痛5 d”，于2021年11月10日就诊于我科。患者自述有乏力，无发热、寒战、腹胀、呕吐等表现，小便偏黄1个月余，体重未见明显改变。既往史：1年前确诊为抗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NMDAR）型自身免疫性脑炎，给予甲泼尼龙冲击联合丙种球蛋免疫治疗，规律监测病情控制可，未再诉头痛、行为异常等表现；10个月前确右肺上叶小细胞肺癌（广泛期）：纵隔淋巴结转移、骨转移，序贯行6个周期依托泊苷联合洛铂方案化疗、33次累及野和缩野推量放疗，经影像学评估病情稳定后定期复查。既往有高血压病30余年，发现血糖升高7个月余，发现结核感染1年余（均未行规律监测及治疗）。体检：神志清，皮肤、巩膜明显黄染，上腹部轻压痛，余无明显异常。实验室检查：血常规和红细胞沉降率正常，结核菌素试验阳性；血清总胆红素238.8 μmol/L，直接胆红素202.2 μmol/L，白蛋白39.2 g/L；凝血指标和免疫球蛋白G分型检测正常；血清淀粉酶 437.0 U/L，脂肪酶2 002.0 U/L；血清CA19-9 304.1 U/mL，CA125 39.5 U/mL，癌胚抗原5.3 μg/L，神经源性特异性烯醇化酶45.1 μg/L，胃泌素释放肽前体741.2 ng/L；糖化血红蛋白7.1%。上腹部CT检查结果显示，胰头区低密度、轻度强化病灶，向十二指肠腔内突出（图1），合并肝内外胆管及胰管扩张，胰颈-胃间隙软组织密度影，考虑恶性肿瘤并淋巴结转移；胸部CT提示：右肺上叶尖段病灶最大径约10.0 mm（较前6.2 mm增大），纵隔多发肿大淋巴结较前增大；头颅MRI检查未见明显异常。主要诊断考虑：胰腺转移癌，腹膜后淋巴结转移癌，梗阻性黄疸；次要诊断为：小细胞肺癌（广泛期），自身免疫性脑炎（抗NAMDAR型），高血压3级（很高危），2型糖尿病。

目的:探讨聚乙二醇化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PEG-rhG-CSF)预防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接受多西他赛联合洛铂(TP)方案化疗后骨髓抑制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清远市人民医院2018年4月至2020年3月治疗的年龄≥18岁、病理证实为非小细胞肺癌、术后接受TP方案化疗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66例的临床资料。根据单个周期化疗后接受PEG-rhG-CSF、重组人粒细胞(rhG-CSF)的不同，分为观察组35例和对照组31例。观察组在化疗结束后48 h皮下注射PEG-rhG-CSF，6 mg/次。对照组在化疗结束后48 h皮下注射rhG-CSF，5 μg·kg -1·d -1，直至外周血白细胞>10×10 9/L。比较两组预防骨髓抑制的效果。 结果:预防治疗后，两组治疗第1天、第3天、第5天，白细胞、中性粒细胞计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治疗第10天，白细胞、中性粒细胞计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417、2.296，均 P<0.05)。两组患者予以升白细胞处理后，观察组中性粒细胞减少发生率为40.00%(14/35)，明显低于对照组的64.52%(20/3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3.956， P＝0.047)。观察组3、4级中性粒细胞减少发生率为2.86%(1/35)，明显低于对照组的19.35%(6/3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4.719， P＝0.030)。两组疲劳、肌肉骨骼疼痛、注射部位疼痛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PEG-rhG-CSF用于预防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接受TP方案化疗后骨髓抑制，优于rhG-CSF的多次给药方案，可降低中性粒细胞减少发生率，为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辅助化疗后预防使用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提供了新的选择。

患者男，58岁，2022年2月因“无明显诱因出现右上腹反复绞痛4 d”来本院治疗。既往有肝吸虫及胆囊炎病史十余年。实验室检查：AFP 1 599 μg/L，PIVKA-Ⅱ 27 mAU/L。上腹部增强CT：肝右后叶下段混杂密度占位，不排除肝细胞癌（图1）；右后叶上段类圆形稍低密度灶，不排除转移瘤（图2）。胸部CT：右肺下叶实性结节，大小约3 mm。初步评估患者Child-Pugh评分A级，无绝对手术禁忌，患者接受了右半肝切除术+胆囊切除术。术后病理：被切除的肝脏组织包含2个结节，其中较大者体积为11 cm×10 cm×3.5 cm，质软，另一较小结节大小为1 cm×0.9 cm×0.5 cm，质地较韧。大结节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肿瘤细胞突触素（Syn）及CD56阳性，嗜铬粒蛋白A（CgA）及AFP等阴性，核增殖抗原（Ki-67）指数>80％，考虑该肿物性质符合神经内分泌癌，甲状腺转录因子-1阳性表明该肿瘤由肺转移的可能性不大，根据影像学表现及术中所见考虑为肝神经内分泌癌（PHNET）（图3）。小结节HE染色可见癌组织呈腺样分布（图4），免疫组织化学染色CK7表达阳性，符合胆管癌表现。行基因检测，大结节检测到TP53基因变异，小结节检测到CDKN2A基因发生移码突变。患者出院25 d后返院复查，AFP水平明显下降（6.3 μg/L），PIVKA-Ⅱ 20.6 mAU/L，AST、ALT、胆红素等指标均正常。复查上腹部CT及MRI未见明显复发。由于患者同时存在PHNET和胆管癌，笔者采用静脉输注依托泊苷0.3 g+顺铂120 mg，同时口服索凡替尼300 mg。依托泊苷分3 d完成，每天通过静脉输注0.1 g，第一次疗程因患者无法耐受，第2天及第3天未输依托泊苷。后患者每隔1个月返院行化疗，实验室检查及影像学检查均未见明显复发。至2022年9月患者返院复查，上腹CT示术区类圆形稍低密度灶，考虑复发（图5），行CT引导下肝脏活组织检查病理示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CK19（+）、CgA（-）、Ki-67>90％，CD56仍呈阳性。住院期间行CT引导下肝脏肿物射频消融术。1个月后患者返院复查，行PET/CT示右侧心膈角及腹腔内可见肿大淋巴结及转移灶（图6），肝右叶消融病灶边缘代谢稍活跃，综合考虑后行射频消融及卡瑞利珠单抗200 mg免疫治疗。2023年2月患者因上腹胀痛不适行CT平扫，可见肝区一巨大肿块（图7），行经肝动脉化疗栓塞术，术中灌注重组人5型腺病毒1 ml+雷替曲塞2 ml+洛铂30 mg，同时继续静脉滴注卡瑞利珠行免疫治疗及加用白蛋白-紫杉醇200 mg，每3~4周1次。1个月后患者返院复查，CT见肿物无明显缩小，经与肿瘤科医师讨论后决定加用口服安罗替尼12 mg，每日1次。2023年5月患者返院复查，CT图像上可见肿瘤明显缩小（图8），且综合治疗期间无明显不适，上腹胀痛症状明显缓解，考虑肿瘤对综合治疗方案敏感，继续规律接受免疫治疗。患者最后1次复查是在2023年6月，实验室检查结果显示AFP 10.4 μg/L，PIVKA-Ⅱ 34.02 mAU/ml，针对先前右肝可疑复发灶行CT引导下射频消融术，1 d后行肝动脉化疗栓塞术，无不适后出院。

探讨高龄直肠癌患者腹会阴联合切除术(APR)后会阴切口并发症发生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的方法，分析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2007年1月至2018年9月行APR的72例高龄(≥80岁)直肠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确定影响高龄直肠癌患者APR后会阴切口并发症发生的危险因素。结果:72例患者中，男47例，女25例，年龄为(81.8±1.8)岁。术后会阴切口并发症发生率为23.6%(17/72)，其中切口感染5例，切口脂肪液化4例，切口延迟愈合8例。所有患者均顺利出院，无围手术期死亡病例。单因素分析显示，术前血清白蛋白<35 g/L、术中置入氟尿嘧啶缓释剂/洛铂冲洗液、盆底修复、糖尿病和冠心病与高龄患者APR术后会阴切口并发症的发生均有关(均 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未行盆底修复( OR＝0.17, 95% CI为0.04～0.82; P＝0.027)和糖尿病( OR＝4.32, 95% CI为1.05～17.81; P＝0.043)为高龄直肠癌患者APR后会阴切口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行APR的高龄直肠癌患者应尽可能保留盆底腹膜，并予以关闭。围手术期血糖监测也是预防会阴切口并发症发生的有力保障。

目的:探讨新辅助化疗对乳腺癌患者术后肌松残余（postoperative residual curarization, PORC）的影响。方法:选取择期行乳腺癌根治手术的患者71例，根据患者是否进行新辅助化疗分为两组：新辅助化疗组（N组，35例）和对照组（C组，36例）。N组术前行4~6周期新辅助化疗，其中21例行多西他赛+环磷酰胺（TC）方案，14例行多西他赛+洛铂（Tcb）方案，化疗结束1个月内行手术治疗；C组直接行手术治疗。记录两组患者拔除喉罩即刻、入PACU即刻的四个成串刺激比值（train-of-four ratio, TOFR），计算PORC发生率。记录两组患者术前肝肾功能、电解质及酸碱水平，术中麻醉药使用情况及输液量，肌松恢复时间，自主呼吸恢复时间，睁眼时间，拔管时间，PACU停留时间，拔管后最低SpO 2及低氧血症发生情况，恢复期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两组患者术前肝肾功能、电解质及酸碱水平，术中麻醉药使用情况及输液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拔除喉罩即刻，N组TOFR低于C组（ P<0.05），PORC发生率高于C组（ P<0.05）；入PACU即刻，N组TOFR低于C组（ P<0.05），PORC发生率高于C组（ P<0.05）。N组肌松恢复时间、自主呼吸恢复时间、睁眼时间、拔管时间、PACU停留时间均较C组延长（ P<0.05）。N组拔管后最低SpO 2低于C组（ P<0.05），低氧血症发生率高于C组（ P<0.05）。两组患者恢复期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接受新辅助化疗的乳腺癌患者PORC发生率高于未接受新辅助化疗的患者，且麻醉恢复时间、肌松恢复时间、PACU停留时间延长，术后低氧血症发生率增高。

目的:利用结直肠癌患者来源的肿瘤类器官作为临床前模型，对比洛铂与奥沙利铂体外热灌注的药物敏感性，以辅助临床制定腹腔热灌注化疗方案。方法:收集2021年7月至2022年12月期间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经病理确诊为结直肠癌的患者手术后切下的部分肿瘤组织及获取的相关临床资料，对肿瘤组织进行类器官培养及传代，对活性良好的类器官进行体外热灌注实验。首先使用10例类器官分别进行6种浓度梯度（1 000、250、62.5、15.6、3.9和0.98 μmol/L）的奥沙利铂和洛铂体外热灌注实验，奥沙利铂于42℃环境下与类器官接触30 min，洛铂于42℃环境下与类器官接触60 min，根据绘制的剂量反应曲线，评估两种药物体外热灌注剂量反应能力。进一步使用30例类器官进行奥沙利铂和洛铂临床剂量的测试，奥沙利铂浓度为579 μmol/L，热灌注温度为42℃，时间为30 min；洛铂浓度为240 μmol/L，热灌注温度为42℃，时间为60 min。评估奥沙利铂和洛铂两种药物的体外热灌注敏感性。结果:成功培养了32例结直肠癌患者的肿瘤类器官。奥沙利铂消除50%肿瘤细胞所需的浓度（IC 50）中位数为577.45 μmol/L（ IQR：1 846.09 μmol/L）；洛铂的IC 50中位数为85.04 μmol/L（ IQR：305.01 μmol/L），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1.784， P=0.084）；10个类器官中有7个结果显示洛铂体外热灌注IC 50大于奥沙利铂。30例类器官在奥沙利铂和洛铂临床剂量下的测试结果显示：奥沙利铂的平均抑制率为39.6%（95%CI：32.1%~47.0%），洛铂的平均抑制率为89.7%（95%CI：87.0%~92.3%），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5.282， P<0.001）。 结论:洛铂体外热灌注的抑制率优于奥沙利铂，有希望代替奥沙利铂成为更好的腹腔热灌注化疗药物。

目的:评价多西他赛(DTX)联合洛铂(LBP)同步调强放疗(IMRT)对中晚期食管癌(EC)近远期疗效、肿瘤标志物和生存质量的影响.方法:选入我院2018年1月～2022年6月收治的中晚期EC患者276例,根据治疗方法不同分为对照组(IMRT治疗)和观察组(DTX联合LBP同步IMRT治疗),各138例.比较两组的近期疗效、肿瘤标志物、生存质量和毒副反应;随访至2023年11月,记录两组患者生存状态并绘制Kaplan-Meier生存曲线.结果:观察组客观有效率、无进展生存期、总生存期和治疗后EORTC QLQ-C30 评分分别为 89.86％、10.100(95％CI:9.552～10.648)个月、14.300(95％CI:13.940～14.660)个月和(75.52±9.35)分,对照组分别为 68.84％、7.800(95％CI:7.307～8.293)个月、12.500(95％CI:11.643～13.357)个月和(64.71±9.81)分,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治疗后血清癌胚抗原、糖类抗原19-9、细胞角蛋白19片段水平分别为(14.94±3.25)ng/mL、(14.36±3.74)U/mL和(9.29±1.34)ng/mL,对照组分别为(22.37±3.86)ng/mL、(14.36±3.74)U/mL 和(9.29±1.34)ng/mL,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胃肠道反应发生严重程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与单纯IMRT相比,DTX联合LBP同步IMRT治疗中晚期EC的近期疗效显著,可有效降低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延长生存期,改善生活质量,且毒副反应可耐受.

目的 观察吉西他滨或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联合洛铂及卡瑞利珠单抗一线治疗晚期无基因突变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效果及安全性.方法 选取四川省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2022年1月至2023年6月收治的晚期无基因突变NSCLC患者120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60例.对照组予以吉西他滨联合洛铂及卡瑞利珠单抗方案治疗;观察组予以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联合洛铂及卡瑞利珠单抗方案治疗.比较2组治疗前及治疗后14 d血清鳞状细胞癌相关抗原(SCC)、细胞角蛋白19片段抗原(CA21-1)、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水平,血清CD3+、CD4+、CD8+水平及CD4+/CD8+比值,比较2组临床疗效及毒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治疗后14 d,2组患者血清SCC、CA21-1、TGF-β1和CD8+水平均低于治疗前且观察组均低于对照组,血清CD3+、CD4+水平及CD4+/CD8+比值均高于治疗前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观察组客观缓解率、疾病控制率均高于对照组[45.0％(27/60)比 28.3％(17/60)、73.3％(44/60)比 58.3％(35/6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观察组患者粒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发生率低于对照组,肌肉/关节痛发生率高于对照组[25.0％(15/60)比 78.3％(47/60)、30.0％(18/60)比 66.7％(40/60)、71.7％(43/60)比 23.3％(14/6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2组间恶心呕吐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与吉西他滨联合洛铂及卡瑞利珠单抗相比,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联合洛铂及卡瑞利珠单抗一线治疗晚期无基因突变NSCLC不但效果较为显著,可有效降低肿瘤标志物水平,还具有毒性低、对免疫系统影响小、有助于T淋巴细胞亚群恢复、减轻骨髓抑制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