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评估真实世界中达到病毒抑制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艾滋病(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患者转换为多替拉韦/拉米夫定(dolutegravir/lamivudine,DTG/3TC)复方单片制剂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纳入2021年6月1日至2022年6月1日在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门诊长期随访的HIV得到有效抑制并在研究期间抗病毒方案转换为DTG/3TC方案的HIV/AIDS患者79例,收集转换治疗方案前及治疗期间T淋巴细胞亚群、HIV RNA、血脂水平以及肾功能等检测指标,记录不良事件的发生情况.结果 79例转换治疗方案患者以中年男性为主,有30.4％的患者合并非艾滋病定义性疾病.前3位转换治疗方案原因分别是:简化方案,改善耐受性、药物不良反应、合并非艾滋病定义性疾病.48周病毒持续抑制率为100％,CD4+T淋巴细胞计数较基线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转换治疗方案48周后高密度脂蛋白、血肌酐、血糖、体质量升高,肾小球滤过率和尿微量白蛋白水平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有5例患者因血脂异常转换为DTG/3TC方案,转换治疗方案48周后总胆固醇明显下降(P<0.05).有13例患者因肾毒性转换为DTG/3TC方案,转换治疗方案48周后血肌酐、肾小球滤过率、尿微量白蛋白的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论 达到病毒抑制的患者转换为DTG/3TC方案后能持续抑制病毒、安全性及耐受性好,特别是对于合并非艾滋病定义性疾病、出现肾毒性及血脂异常的患者,DTG/3TC方案是很好的优化治疗方案选择之一.

普通变异型免疫缺陷（CVID）是一种异质性疾病，以低免疫球蛋白血症、各种感染性及非感染性并发症、T或B淋巴细胞功能障碍为主要临床表现。目前该病的发病机制尚不十分明确，近年来许多研究提示免疫和遗传缺陷参与了CVID的发病。该病临床较为少见，成人病例更为少见，且由于临床表现多样、缺乏特异性，临床上对其认识不足，常导致诊疗延误，部分患者会发生不可逆的损害甚至死亡。该文报道了1例以反复肺部感染和皮肤黏膜损害为主要表现的成年CVID患者的诊治过程，以期为临床提供参考。

目的:通过总结分析国内多中心、真实世界的大样本数据，为联合免疫治疗的新辅助治疗对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应用提供借鉴和依据。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多中心、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21年10月期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55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19例）、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13例）和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7例）共计94例患者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结直肠癌患者资料，其中男性48例，女性46例；中位年龄58岁。直肠癌81例，结肠癌13例（2例为结肠双原发癌）；肿瘤TNM分期：Ⅱ期12例，Ⅲ期82例；肿瘤高分化46例，中分化37例，低分化11例。26例（27.7%）为错配修复缺陷（dMMR）和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行单纯免疫治疗，主要为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68例（72.3%）为错配修复正常（pMMR）和微卫星稳定（MSS），行免疫联合新辅助治疗，主要为CapeOx（卡培他滨+奥沙利铂）联合PD-1+长程或短程放疗，或PD-1联合细胞毒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按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通用毒性标准3.0版分析评价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了解手术情况并按照Clavien-Dindo分级标准评价手术并发症；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疗效评估包括以下指标：主要病理学缓解（MP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在病理上残留肿瘤≤10%；病理完全缓解（pC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患者在病理上未见残留肿瘤；肿瘤评效为疾病控制率（DCR），即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和疾病稳定（SD）患者在全组中所占的比例；客观缓解率（ORR），为CR+PR。结果:全组94例患者接受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的中位周期数为4（1~10）个，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为37.2%（35/94），包括皮肤相关不良反应35例（37.2%）、甲状腺功能异常21例（22.3%）和免疫性肠炎8例（8.5%），其中Ⅲ级不良反应占1.1%。末次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至手术的中位时间为30（21~55） d，直肠癌根治术81例，结肠癌根治术11例，结肠癌联合其他脏器切除2例；全部患者原发灶切除均达到R 0。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为22.3%（21/94），主要为吻合口漏（4例）、盆腔感染（4例）、腹腔积液（3例）、吻合口狭窄（3例）和腹盆腔出血（2例）；Ⅰ~Ⅱ级并发症13例（13.8%），Ⅲ级并发症8例（8.5%），无Ⅳ级及以上并发症。全组患者中位随访32（1~46）个月，DCR为98.9%（93/94），ORR为88.3%（83/94），pCR率41.5%（39/94），MPR率60.6%（57/94）。行单纯免疫治疗的26例dMMR和MSI-H患者pCR率为57.7%(15/26)，MPR率为65.4%(17/26)。行联合免疫治疗的68例pMMR和MSS患者pCR率为35.3%(24/68)，MPR率为58.8%（40/68）。 结论:对于初始可切除的结直肠癌患者，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具有很好的肿瘤控制率和病理缓解率；围手术期不良反应及手术并发症发生率可以接受。

目的:分析艾滋病合并巨细胞病毒性视网膜炎(cytomega-lovirus retinitis，CMVR)患者的临床特点及其预后影响因素。方法:收集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诊断为艾滋病合并CMVR患者的基本信息、临床特点、眼底表现、治疗和预后情况，采用logistic单因素回归和多因素回归分析影响患者预后的因素。结果:73例艾滋病合并CMVR患者中，男54例，女19例，年龄为(41.3±12.1)岁。CD4 +T淋巴细胞计数的中位数为34.0/μL，CD4 +T淋巴细胞计数>200.0/μL者5例(6.85%)。血液巨细胞病毒(cytomegalovirus，CMV)DNA阳性者40例(54.79%)。35例(47.95%)患者入院时有眼部症状，病灶以单眼受累为主(53.42%, 39/73)，检眼镜检查显示呈中央型病变者41例(56.16%)，伴渗出病变者63例(86.30%)，有出血病变者52例(71.23%)。67例患者接受抗CMV治疗，46例治疗后好转出院，2例未治疗患者随访期间病变好转，中位住院时间为25 d。logisitic单因素分析显示，相对于单独使用抗CMV药物(膦甲酸钠或更昔洛韦)治疗的患者，使用抗CMV药物联合地塞米松治疗的患者预后更好[比值比(odds ratio, OR)＝0.308， P＝0.038]。相较于年龄<30岁的患者，年龄>50岁的患者预后较差( OR＝14.667， P＝0.009)。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50岁是影响CMVR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OR＝18.183， P＝0.009)。 结论:CMVR好发于CD4 +T淋巴细胞计数较低的艾滋病患者，但CD4 +T淋巴细胞计数>200.0/μL的患者仍有可能发生CMVR，且并非所有患者血液CMV DNA均呈阳性，故艾滋病患者有必要常规行眼底筛查。CMVR总体预后较好，年龄>50岁是影响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适量使用地塞米松联合抗CMV药物治疗可改善预后。

目的:探索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艾滋病患者外周血炎症因子和T淋巴细胞激活在抗HIV治疗中的变化。方法:选取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在长沙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感染科门诊接受抗反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的HIV感染/艾滋病患者共206例，为HIV感染组，定期随访并收集治疗前，治疗后6、12、24个月的血液标本；另选取同期进行体格检查者52名，为健康对照组，留取血液标本。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血浆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6、超敏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和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以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CD3 +CD4 +T淋巴细胞计数、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CD4 +CD38 +和CD8 +CD38 +T淋巴细胞百分比。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法检测血浆HIV RNA载量。统计学方法采用配对 t检验和皮尔逊相关分析。 结果:HIV感染组治疗前血浆IL-6、超敏CRP和TNF-α分别为(13.42±2.35) pg/mL、(4 012.46±1 012.35) μg/L和(51.78±11.32) μg/L，分别高于健康对照组的(6.14±0.78) pg/mL、(707.21±305.76) μg/L和(19.01±6.48) μ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2.56、16.79、13.45，均 P<0.001)；启动ART后，HIV感染组IL-6、超敏CRP和TNF-α水平均逐渐下降，治疗后24个月恢复正常。HIV感染组治疗前CD3 +CD4 +T淋巴细胞计数为(256.00±65.32)/μL，HIV RNA载量为(4.467±4.244) lg拷贝/mL，两者呈负相关( r＝－0.625， P＝0.041)。HIV感染组治疗前，治疗后12、24个月的CD8 +CD38 +T淋巴细胞百分比均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3.85、6.84、2.57，均 P<0.050)；治疗前CD8 +CD38 +T淋巴细胞百分比与HIV RNA载量呈正相关( r＝0.768， P＝0.026)。HIV感染组治疗前，治疗后12、24个月的CD4 +CD38 +T淋巴细胞百分比均低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6.80、1.10、2.11，均 P<0.050)。 结论:HIV感染可致机体免疫功能受损，同时导致异常免疫激活，但随着ART的持续可逐渐好转。

目的:探讨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艾滋病患者接受抗反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后发生低病毒血症(low level viremia，LLV)对其治疗预后的影响。方法:纳入2015年1月至12月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感染门诊接受ART≥1年且存在LLV的HIV感染/艾滋病患者(LLV组)，根据性别、年龄、传播途径1∶1匹配血浆HIV-1 RNA<50拷贝/mL的患者为对照组(抑制组)。根据病毒载量将LLV组分成3个亚组，其中LLV-1亚组指HIV-1 RNA为50～200拷贝/mL，LLV-2亚组指HIV-1 RNA为201～400拷贝/mL，LLV-3亚组指HIV-1 RNA为401～1 000拷贝/mL。分析LLV对后续3年抗病毒治疗应答的影响。统计学分析采用威尔科克森符号秩检验、Kruskal-Wallis检验和 χ2检验。 结果:LLV组共纳入137例患者，其中男111例，女26例，年龄为(39.5±13.5)岁。同时抑制组纳入137例患者。LLV-1、LLV-2和LLV-3亚组分别为93、25和19例。LLV组和抑制组ART前CD4 +T淋巴细胞计数与CD4 +T淋巴细胞计数/CD8 +T淋巴细胞计数比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随访3年，LLV组累计发生病毒学失败患者比例[7.3%(10/137)]高于抑制组[1.5%(2/13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578， P＝0.018)；LLV-1、LLV-2和LLV-3亚组分别有8例(8.6%)、2例(8.0%)和0例发生病毒学失败，各亚组病毒学失败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LLV组和抑制组在随访1、2、3年时的CD4 +T淋巴细胞计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LLV组在随访1、2、3年时的CD4 +T淋巴细胞计数/CD8 +T淋巴细胞计数比值均低于抑制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3.183、-2.094、-2.312，均 P<0.05)。LLV-1、LLV-2和LLV-3亚组的CD4 +T淋巴细胞计数/CD8 +T淋巴细胞计数比值在随访1、2、3年时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ART超过1年存在LLV的HIV感染者/艾滋病患者更易发生病毒学失败，且免疫功能恢复减慢，提示需对其尽早给予干预。

现报道2例在规律抗病毒治疗下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载量抑制成功而CD4 + T淋巴细胞增长并不理想的HIV抗体阳性患者。根据HIV病毒储存库(HIV DNA)信息对患者的抗病毒治疗方案进行优化后，2例患者的CD4 + T淋巴细胞数量有所提升。通过总结患者的诊疗经过，希望能给临床医师带来启发。

目的:观察6例不同免疫状态沙门菌感染患儿的特征及治疗效果，为长期管理提供参考。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1年6月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及香港儿童医院治疗及随访的6例沙门菌感染患儿临床资料，分析临床表现及治疗情况。追踪随访预后及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6例患儿年龄在2个月至17岁。分别为免疫功能正常儿童1例、慢性肉芽肿病2例、镰状细胞病1例，白细胞介素-12(IL-12)受体B1基因缺乏1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化疗后骨髓抑制1例。4例以消化道症状为主要表现，1例表现为肺部感染。合并慢性骨髓炎2例。5例培养出沙门菌(大便培养2例，血培养3例)，多重耐药沙门菌3例。2例在使用头孢曲松治疗后好转。1例尚在口服磷霉素及法罗培南治疗中。慢性迁延、再燃2例，需要定期注射美罗培南。2例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其中1例为慢性肉芽肿，进行体外去T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移植过程中未出现严重沙门菌感染，目前为移植9个月，未再次出现感染；1例为镰刀状贫血患者，已在美国进行10/10非血缘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结论:免疫缺陷患儿感染沙门菌后更加容易出现侵蚀性感染，且容易出现感染迁延反复。造血干细胞移植进行免疫重建有助于治疗原发疾病及清除沙门菌。

目的:调查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合并结核菌(TB)感染患者免疫重建炎症综合征(IRIS)发生情况，并分析Th17/Treg细胞因子、CD4 +T淋巴细胞水平与IRIS的关系。 方法:选择2020年6月至2022年6月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收治的HIV合并TB感染患者，按照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HAART)后是否发生IRIS分为IRIS组(31例)和非IRIS组(93例)，比较两组人口学资料、临床资料、实验室指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HIV合并TB感染患者发生IRIS的影响因素。结果:两组患者人口学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IRIS组和非IRIS组机会性感染史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5.194， P<0.05)。IRIS组HIV RNA、IL-17、IL-23水平高于非IRIS组(均 P<0.05)，γ干扰素(IFN-γ)、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水平、基线CD4 +T淋巴细胞计数低于非IRIS组(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IL-17( OR：1.266，95% CI：1.095~1.464)、IL-23( OR：1.384，95% CI：1.120~1.710)、TGF-β( OR：0.589，95% CI：0.436~0.797)是HIV合并TB感染患者发生IRIS的影响因素(均 P<0.05)。 结论:对于高IL-17水平、高IL-23水平和低TGF-β水平的HIV合并TB感染患者应尽早进行临床防控，警惕IRIS的出现。

目的:探讨中国人群单中心普通变异型免疫缺陷病（CVID）患者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治疗及预后。方法:对北京协和医院1983年1月1日至2021年5月1日住院病历系统中经2019年欧洲免疫缺陷学会（ESID）标准复核诊断为CVID 的75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分析及随访。结果:CVID患者的常见临床表现包括呼吸系统受累（68.0%，51/75）、血液系统受累（66.7%，50/75）、肝脾受累（66.7%，50/75）、胃肠道受累（46.7%，35/75）、自身免疫性疾病（29.3%，22/75）等。免疫球蛋白均明显降低（中位IgG 2.4 g/L，中位IgA 0.1 g/L，中位IgM 0.1 g/L），TB淋巴细胞亚群提示CD4 +T细胞减少（中位数471/μl）、CD8 +T细胞增加（中位数620/μl）、CD4 +/CD8 +T比例倒置（中位数0.7），NK细胞及B细胞减少（中位数分别44/μl、115/μl）。住院期间75例患者均接受了IgG替代治疗，辅以抗感染、营养支持治疗后，74例病情有改善。随访了47例出院患者，仅16例出院后坚持规律治疗。 结论:CVID的临床表现多种多样，可有多系统受累，包括自身免疫性疾病，以IgG替代为基石的治疗有一定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