枝条数量作为重要的枝条特征因子,对树冠结构特征、树木生长及木材质量具有重要的影响.本研究以辽宁省清原县大孤家林场日本落叶松人工林为研究对象,基于负二项分布模型构建包含水枝的日本落叶松一级枝条数量混合效应预估模型,又基于负指数模型构建包含水枝的日本落叶松一级枝条密度混合效应预估模型.结果表明:对于一级枝条数量模型来说,考虑样木水平的混合效应模型可以有效地降低异方差性和自相关性,拟合效果优于传统模型.模拟结果表明,树木的冠长率越大,枝条的数量越多.将最优一级枝条数量基础模型的截距作为随机效应参数的混合效应模型被确定为最优模型,其Ra2=0.552,均方根误差为7.242.对于一级枝条密度来说,考虑样木水平的混合模型同样降低了模型的异方差性和自相关性,枝条的密度随着冠长率的增大而增大.将最优的一级枝条密度基础模型的截距与着枝深度作为随机效应参数的混合效应模型被确定为最优模型,其Rae=0.792,均方根误差为4.447.本研究构建的日本落叶松枝条数量及密度模型为制定科学的森林经营方案以提高木材质量奠定了重要基础.

目的:观察乳腺浸润性导管癌高频超声、不同参数弹性成像的特征,并分析其对淋巴结转移的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选取2021年1月至2023年1月于本院就诊且经病理学检查证实的96例乳腺浸润性导管癌患者,依据淋巴结转移情况将患者分为转移组与未转移组,所有患者入院时均接受高频超声与超声弹性成像检查,对比不同淋巴结转移情况的患者高频超声及超声弹性成像参数,采用Lo-gistic 回归分析其与乳腺浸润性导管癌患者淋巴结转移的关系,绘制ROC探讨高频超声、超声弹性成像参数对淋巴结转移的诊断价值.结果:96例乳腺浸润性导管癌患者中淋巴结转移59例(61.46％),未转移37例(38.54％);淋巴结转移组腋窝淋巴结皮质厚度、腋窝淋巴结纵径、纵横径比值大于未转移组,周 边型或混合型血流模式占比、淋巴门消失占比高于未转移组(P＜0.05);转移组最大弹性模量值、弹性数据离散度值、病灶与周边组织比值大于未转移组(P＜0.05);经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腋窝淋巴结皮质厚度大、腋窝淋巴结纵径大、纵横径比值大、周边型或混合型血流模式、淋巴门消失、最大弹性模量值大、弹性数据离散度值大、病灶与周 边组织比值大是乳腺浸润性导管癌患者淋 巴结转移的危险因素(OR＞1,P＜0.05);绘制ROC曲线,结果显示,腋窝淋巴结皮质厚度、腋窝淋巴结纵径、纵横径比值、血流模式、淋巴门消失、最大弹性模量值、弹性数据离散度值、病灶与周边组织比值对乳腺浸润性导管癌患者淋巴结转移具有一定预测价值(AUC=0.833、0.782、0.758、0.721、0.646、0.714、0.685、0.730),联合诊断价值更高(AUC=0.908).结论:乳腺浸润性导管癌患者高频超声、超声弹性成像特征与淋巴结转移密切相关,可用于淋巴结转移的术前诊断.

公园城市理念为建成区多元要素的复合利用提供了新模式,其中,生态廊道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承担着建成区各生态空间之间信息流动和物质交流的主要职能.本研究以兴趣点数据为数据源,在ArcGIS 10.2平台上识别沈阳市的生态(混合)空间并将其作为源地,再利用最小阻力模型和引力模型在阻力面上识别高阻力、中阻力和低阻力潜在生态廊道,最后根据潜在廊道分布特征提出空间规划引导策略.结果表明:2017-2022年间,研究区生态(混合)空间数量显著增加,生态阻力面呈向外扩张趋势且核心区阻力持续累积,高阻力和中阻力潜在廊道各增加1条,低阻力潜在廊道增加9条,但存在廊道网络结构单一、生态孤岛现象加剧以及阻力不断累积的问题.从公园城市理念出发,针对潜在廊道空间分布特征,提出了强化复合空间廊道支撑体系的空间规划引导策略.

目的 探讨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水平的动态变化对晚期前列腺癌患者生存预后的影响,为前列腺癌患者个性化治疗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连续性收集2011-01-01-2017-12-31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经病理学检查确诊为前列腺癌的176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治疗方案分为比卡鲁胺联合戈舍瑞林组(n=126)和氟他胺联合戈舍瑞林组(n=50).采用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和Cox比例风险模型分别拟合晚期前列腺癌患者血清PSA水平的动态变化及其生存数据,进而根据共享随机效应构建极大似然估计和贝叶斯估计法下的联合模型.通过赤池信息准则(AIC)、贝叶斯信息准则(BIC)以及对数似然函数(LLF)值评估2类联合模型的拟合优度.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和预测误差(PE)比较2类联合模型的预测性能.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Mann-Whitney U秩和检验、x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不同治疗方案下患者基线数据的组间差异.结果 共纳入176例前列腺癌患者,年龄45～90岁,平均年龄(71.76±7.86)岁,随访1.30～36.77个月.极大似然估计下的联合模型结果显示,相比于患者血清PSA水平未增加时,当PSA水平随时间增至10倍后,患者死亡风险增加0.94倍(HR=1.94,95％CI:1.74～2.16,P＜0.001);贝叶斯估计下的联合模型结果显示,相比于患者血清PSA水平未增加时,当PSA水平随时间增至10倍后,患者死亡风险增加1.18倍(HR=2.18,95％CI:1.77～2.73,P＜0.001).此外,极大似然估计下的联合模型展现出更好的拟合优度(AIC=3 265.01,BIC=3 303.06,LLF=-1 620.51),而贝叶斯估计下联合模型的AUC值(0.70～0.88)更大、PE值(0.04～0.10)更小,提示其具有更强的预测性能.结论 晚期前列腺癌患者血清PSA水平升高是其生存预后的危险因素,临床上应密切监测前列腺癌患者血清PSA水平的动态变化,以便更准确地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

目的 探讨甲状腺滤泡癌(FTC)和滤泡性腺瘤(FA)的临床特点与超声检查表现.方法 选取经病理证实为 FTC 或 FA 的 157 例甲状腺肿瘤患者资料.根据病理结果将其分为 FTC 和 FA 两组,并对其超声检查特征进行对照分析.结果 两组在年龄、结节形态、边缘、晕征、回声质地、实性成分的位置、局灶性强回声及血流分级等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将单因素分析结果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P<0.05)作为自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模型χ2=88.54,P<0.001,R2=0.60).其中结节边缘模糊、周边不规则低回声厚晕征、血流为中央血管型或混合型与FTC诊断密切相关.结论 FTC与FA在超声检查表现上相似性很高,应充分了解其超声检查特征,结节边缘模糊、周边不规则低回声厚晕征、中央血管型或混合型血流是FTC诊断与鉴别诊断的重要征象.

目的 探讨以骨肉瘤形态为主原发性恶性骨巨细胞瘤(primary malignant giant cell tumor of bone,PMGCTB)的临床病理学特征.方法 回顾性分析7例PMGCTB的临床病理特征.结果 7例PMGCTB中,女性4例,男性3例,年龄9～66岁(平均39.5岁,中位年龄35岁).发生部位以股骨骨端最常见(3/6),临床表现为病变部位的疼痛和肿胀.影像学表现为溶骨性占位、溶骨和硬化混合性占位为主;多数骨皮质破坏伴软组织肿块形成(5/7).组织学均以普通型骨肉瘤形态为主,破骨细胞样多核巨细胞完全消失或少量存在.免疫表型:6例肿瘤细胞H3F3A G34W核阳性、1例H3F3A G34V核阳性,所有肿瘤均表达SATB2、p63,p53呈野生型,Ki67增殖指数10％～50％.所有病例均发现H3F3A基因改变,6例为H3F3A p.G34W突变,1例为H3F3A p.G34V突变.结论 PMGCTB罕见,当缺乏经典骨巨细胞瘤组织学特征时诊断更具挑战性,需结合影像学、免疫表型及分子检测,并注意与骨肉瘤及其他高级别肉瘤相鉴别.

背景 近年来我国糖尿病患病人数位列全球第一.《中国老年2型糖尿病防治临床指南(2022年版)》推荐二甲双胍为一线降糖用药的同时,强调"以患者为中心",根据患者的临床特征及其偏好选择适当的二线降糖药进行联合用药.由于我国南北两地 2 型糖尿病患病率、生活行为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两地 2 型糖尿病患者二线用药偏好是否存在差异还有待进一步论证.目的 分析南北两地 2 型糖尿病患者二线用药偏好差异,为临床和卫生管理决策提供实证依据.方法 于 2021 年 10 月—2022 年 1 月,采用离散选择实验设计调查问卷,多阶段随机整群抽样与方便抽样相结合,调查南北两地 2 型糖尿病患者二线用药偏好,构建混合Logit模型进行偏好分析.结果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1 443 份,回收有效问卷 1 388 份,有效回收率为 96.19%.Logit模型分析结果显示,血糖控制效果、发生低血糖事件的风险、发生胃肠道不良反应的风险、能否保护心血管、服药方式、自付费用是南方患者对二线用药偏好的影响因素(P<0.05),南方 2 型糖尿病患者偏好自付费用为 0 元/月、无胃肠道不良反应风险、血糖控制效果很强、无低血糖事件风险、能保护心血管和服药方式为口服的二线降糖药物(P<0.05),当发生胃肠道不良反应的风险由较高换为无风险时,南方患者每月愿意支付 408.06 元.血糖控制效果、发生低血糖事件的风险、发生胃肠道不良反应的风险、能否保护心血管、服药方式、自付费用、半年内体质量变化是北方患者对二线用药偏好的影响因素(P<0.05),北方 2 型糖尿病患者偏好自付费用为 0 元/月、血糖控制效果很强、无低血糖事件风险、能保护心血管、无胃肠道不良反应风险、服药方式为口服和半年内体质量变化降低 2.0 kg的二线降糖药物(P<0.05),当治疗血糖控制效果很弱换为很强时,北方患者每月愿意支付 435.98 元.结论 除自付费用外,南方 2 型糖尿病患者更关注胃肠道不良反应,而北方 2 型糖尿病患者更重视血糖控制效果,南北两地 2 型糖尿病患者二线用药偏好存在差异.地域差异为 2 型糖尿病患者个性化治疗提供了依据,临床诊治需要"以患者为中心",注重个体偏好差异.

目的:探讨NME3在胃癌中的表达情况及其与临床病理特征、预后等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收集2013年1月至2017年12月在浙江省肿瘤医院行胃癌根治术的156例胃癌患者临床病理资料。取癌组织及癌旁组织标本，部分癌旁组织未符合要求，最终对156例癌组织和139例癌旁组织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NME3蛋白表达情况，采用H评分系统对NME3蛋白表达水平进行评分，以6分为临界值，区分NME3蛋白高表达（H评分≥6分）和低表达（H评分<6分）。按照癌组织中NME3蛋白高、低表达，将患者分为NME3高表达组和低表达组。分析两组临床病理特征差异；采用Kaplan-Meier法对两组进行总生存（OS）分析，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采用单因素、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确定影响胃癌患者OS不良的独立影响因素。结果:156例患者中位年龄[ M（ Q1， Q3）]为61岁（53岁，68岁），其中男性110例（70.5%），女性46例（29.5%）。癌组织NME3高表达患者比例低于癌旁组织[51.9%（81/156）比75.5%（105/13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7.60， P<0.001）。中-低分化+中分化患者癌组织NME3高表达患者比例高于低分化患者[63.3%（50/79）比39.4%（28/71）]，pTNM分期Ⅲ~Ⅳ期高于Ⅰ~Ⅱ期[55.5%（76/137）比26.3%（5/1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Lauran分型肠型、混合型、弥漫型患者中癌组织NME3高表达患者比例分别为62.2%（46/74）、52.0%（13/25）、39.3%（22/5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69， P=0.035）。NME3高表达组患者OS优于低表达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男性和女性患者中NME3高表达组患者OS均优于低表达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单因素、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NME3在癌组织中的表达（高表达比低表达： HR=0.342，95% CI：0.207~0.564， P<0.001）、肿瘤家族史（有比无， HR=2.240，95% CI：1.285~3.907， P=0.004），pN分期（N 2~3期比N 0~1期， HR=2.133，95% CI：1.114~4.083， P=0.022），pM分期（M 1期比M 0期， HR=2.761，95% CI：1.386~5.500， P=0.004），癌胚抗原（CEA）水平（>5 ng/ml比≤5 ng/ml， HR=1.688，95% CI：1.018~2.798， P=0.042），糖类抗原125（CA125）水平（>35 U/ml比≤35 U/ml， HR=2.913，95% CI：1.403~6.047， P=0.004）是胃癌患者OS不良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NME3在胃癌组织中低表达，其在分化程度较高、分期晚以及肠型胃癌中具有更高的表达水平，且NME3低表达是胃癌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推测NME3在胃癌中可能发挥肿瘤抑制作用。

目的:掌握上海市腹泻病例致泻性大肠埃希菌（DEC）的感染情况、流行病学特征及耐药情况，为后续监测和防控提供数据支撑。方法:基于上海市腹泻病综合监测系统收集2016-2022年肠道腹泻门诊病例的流行病学资料，采集粪便标本，开展DEC检测。基于国家致病菌识别网系统收集2016-2022年药敏监测数据。统计学分析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 结果:在24 883例感染性腹泻患者中，DEC阳性率为9.13%（2 271/24 883），其中单一致病型DEC阳性率为8.83%（2 197/24 883），混合致病型DEC阳性率为0.30%（74/24 883）。DEC阳性主要型别为肠产毒性大肠埃希菌［4.33%（1 077/24 883）］，以≤5岁组人群的DEC阳性率最高［18.48%（22/119）］。2016-2022年DEC阳性率最高月份为7-9月［5.91%（1 470/24 883）］。2016-2022年市区和郊区的DEC阳性率分别为9.47%（554/5 847）和9.02%（1 717/19 036），市区和郊区的DEC主要型别分别为肠黏附性大肠埃希菌［3.98%（233/5 847）］和肠产毒性大肠埃希菌［4.56%（868/19 036）］。2016-2019和2020-2022年DEC阳性率分别为9.42%（1 821/19 330）和8.10%（450/5 553），主要型别分别为肠产毒性大肠埃希菌（4.87%，941/19 330）和肠黏附性大肠埃希菌（4.70%，261/5 553）。耐药菌株的多重耐药率为40.21%（618/1 537）。耐药率较高的前三位药物依次为氨苄西林［64.74%（995/1 537）］、萘啶酸［58.49%（899/1 537）］和四环素［45.09%（693/1 537）］。结论:相比于2016-2019年，2020-2022年DEC阳性率下降，主要型别由肠产毒性大肠埃希菌转变为肠黏附性大肠埃希菌。多重耐药现象较严重，建议应加强DEC的耐药性持续监测，同时规范临床抗生素的使用。

目的:分析2015—2019年北京市麻疹病毒(measles virus, MV)分子流行病学特征，为消除麻疹提供实验室依据。方法:通过北京市麻疹实验室网络收集2015—2019年麻疹病毒阳性咽拭子标本，提取病毒核酸后采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方法扩增麻疹病毒N基因C末端450个核苷酸片段，对扩增产物进行核苷酸序列测定，获得基因序列同WHO麻疹病毒基因型代表株、中国和其他国家D8基因型参考株构建系统进化树，分析核苷酸和氨基酸同源性；对D8和B3基因型麻疹病例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2015—2019年全市麻疹病毒基因型鉴定株546株，其中H1a基因型531株，疫苗株5株，B3基因型1株，D8基因型9株，其中8株为2019年流行株。本土株H1a基因型MV核苷酸和氨基酸同源性为91.5%～100.0%和73.6%～100.0%。2019年8例D8基因型麻疹病例均为成人，其中2例为一起暴发疫情，其余6例为散发病例。结论:输入性D8基因型成为2019年北京市MV主要流行基因型；2015—2019年随着麻疹发病下降，本土基因型H1a已经不占优势，而其他不同基因型输入，形成混合流行的趋势，建议在消除麻疹工作中，不仅要努力阻断本土麻疹病毒传播，更要防控非本土基因型病毒输入和持续传播，避免其逐渐演化为优势毒株而建立本土传播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