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学龄期哮喘患儿父母恐惧疾病进展现状，并分析其潜在剖面不同类别及影响因素，为其预防及干预措施的制订提供参考。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3年3—8月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治疗的学龄期哮喘患儿及父母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父母疾病进展恐惧量表、儿童哮喘控制测试、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对学龄期哮喘患儿及父母进行横断面调查。对学龄期哮喘患儿父母恐惧疾病进展情况进行潜在剖面分析，采用 χ2检验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其影响因素。 结果:共纳入学龄期哮喘患儿父母210名，父亲51名，母亲159名，年龄20～30岁42名，31～40岁112名，41～50岁56名；哮喘患儿210例，男123例，女87例，年龄<10岁141例，≥10岁69例。学龄期哮喘患儿父母恐惧疾病进展分为2种潜在剖面类型：心理状态焦虑组（46.7%，98/210）、心理状态韧性组（53.3%，112/210）。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哮喘家族史、合并过敏性鼻炎、患儿与父母的关系、婚姻状况、哮喘症状控制水平、社会支持情况是学龄期哮喘患儿父母恐惧疾病进展的影响因素（ OR值为0.925～10.010，均 P<0.05）。 结论:学龄期哮喘患儿父母恐惧疾病进展处于中等水平，且存在明显不同的分类特征，后续应根据学龄期哮喘患儿父母恐惧疾病进展不同分型特征实施针对性的精准预防及干预。

目的:探讨NICU早产儿家庭功能与神经发育的相关性。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0年1—8月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NICU 195例早产儿及其父母，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家庭功能评估量表进行问卷调查。采用0~6岁小儿神经心理发育量表在早产儿出院3个月时评估其神经发育状况。结果:NICU早产儿出院3个月时发育商为76.00（73.00，81.00）分，家庭功能为146.00（131.00，161.00）分。家庭功能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发育商均呈负相关（ r值为-0.646~ -0.505，均 P<0.05）。分层回归分析显示，沟通、问题解决和行为控制可解释早产儿神经发育状况变异的21.9%。 结论:护理人员可从家庭沟通、问题解决和行为控制3个方面入手，改善早产儿家庭功能状况，从而提升其神经发育水平。

目的:探讨学龄前高功能孤独症谱系障碍(high functioning autism，HFA)儿童和全面发育迟缓(global developmental delay，GDD)儿童执行功能的特点，以及与典型发育(typically developmental，TD)儿童执行功能的差异。方法:选取2020年1月至2021年1月在贵阳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心理行为门诊和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发育行为门诊就诊的4~6岁男性HFA、GDD和TD儿童各20例进行对比研究，采用学龄前儿童执行功能行为评定量表(behavior rating scale of executive function-preschool version，BRIEF-P)父母版和执行功能系列任务程序对HFA、GDD、TD儿童的执行功能进行评估。采用SPSS 2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分析方法包括方差检验、独立样本 t检验、 χ2检验、Kruskal Wallis检验和Mann-Whitney U检验。 结果:3组儿童在动物任务(Pig)、动物叫声反串任务(silly sounds game，SSG)、工作记忆任务(pick the picture，PTP)和认知灵活性任务(something’s the same，STS)的正确率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ig：HFA组：0.87(0.76，0.99)，GDD组：0.97(0.85，0.99)，TD组：1.00(0.98，1.00)， χ2＝15.646， P<0.001；SSG：HFA组：0.76(0.53，0.91)，GDD组：0.76(0.65，0.99)，TD组：0.94(0.76，1.00)， χ2＝6.448， P＝0.040；PTP：HFA组：(0.66±0.18)，GDD组：(0.66±0.19)，TD组：(0.78±0.11)， F＝3.221， P＝0.048；STS：HFA组：0.67(0.63，0.70)，GDD组：0.72(0.46，0.78)，TD组：0.87(0.83，0.90), χ2＝26.898， P<0.001]。组间比较显示，HFA组在Pig、SSG、PTP和STS的正确率显著低于TD组(均 P<0.05)；GDD组在Pig和STS正确率显著低于TD组(均 P<0.05)。抑制控制中，在Pig、SSG反应时间方面，3组儿童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ig：HFA组：(1 694.36±222.83)ms，GDD组：(1 513.46±244.91)ms，TD组：(1 444.84±197.95)ms， F＝5.810， P＝0.005；SSG：HFA组：(2 202.42±195.58)ms，GDD组：(2 116.52±323.27)ms，TD组：(1 937.17±252.74)ms， F＝4.610， P＝0.014]，在箭头任务(Arrows)的反应时间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3组在BRIEF-P抑制控制、组织计划、抑制自我调控、认知灵活性及总得分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余各因子和维度得分上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学龄前HFA儿童和GDD儿童执行功能存在受损。学龄前HFA儿童和GDD儿童执行功能均与同年龄TD儿童差异显著，并且HFA儿童在执行功能各成分的受损程度严重于GDD儿童。

目的:探讨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产后安全感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方法，选取2022年12月—2023年5月于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分娩的215例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及其配偶为研究对象，应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产后父母安全感工具（PPSS）、自我心理弹性量表（ERS）、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对其进行调查。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探讨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产后安全感的影响因素。结果:本研究共发放问卷215份，回收有效问卷202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4.0%。202例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PPSS母亲版总分为（59.32±6.81）分，配偶的PPSS父亲版总分为（41.28±5.24）分。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孕期家属陪伴产检次数、产后血压控制效果、当前母婴状态、配偶产后安全感、自我心理弹性、领悟社会支持是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产后安全感的影响因素（ P<0.05）。 结论: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产后安全感处于中等偏高水平，医务人员应重点关注孕期家属陪伴产检次数少、产后血压控制效果差、产后处于母婴分离状态的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为其提供针对性的临床护理，提高其产后安全感。

目的:分析1型糖尿病（T1DM）儿童及青少年父母创伤后成长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年3月—2023年3月就诊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糖尿病护理咨询门诊的T1DM患儿父母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创伤后成长评定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对患儿父母进行调查。结果:本研究共发放2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87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3.5%（187/200）。T1DM患儿父母创伤后成长评定量表总分为（60.28±18.37）分；简易应对方式问卷中积极应对得分为（22.40±6.94）分，消极应对为（8.94±4.58）分；领悟社会支持量表总分为（57.39±14.57）分。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患儿HbA1c、家庭月收入、文化程度、积极应对和领悟社会支持是T1DM患儿父母创伤后成长的影响因素，共解释了T1DM患儿父母创伤后成长的33.8%的变异。结论:T1DM患儿父母创伤后成长处于中等水平，医护人员应该多关注血糖控制欠佳、文化程度较低、家庭月收入较低的患儿父母，从积极心理学角度去引导，鼓励父母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并强调社会支持的重要性，从而提高T1DM患儿父母的创伤后成长水平。

目的:探讨情绪控制在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人际和谐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父母心理控制量表(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table，PC)，青少年心理弹性问卷(adolescent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questionnaire)的情绪控制维度问卷(emotional control，EMC)，少年儿童社会适应问卷(social adjustment questionaire)的人际和谐维度(interpersonal harmony，IH)，对来自河北省唐山市两所中学的七年级、八年级、十年级、十一年级的500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采用SPSS 26.0和Mplus 8.0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方法采用共同方法偏差检验、Pearson相关分析、独立样本 t检验和中介效应分析。 结果:(1)中学生男生PC爱的剥夺得分和EMC得分显著高于女生( t＝2.68，2.44，均 P<0.05)。(2)非留守儿童PC总分和诱发内疚得分显著高于留守儿童( t＝－2.91，－3.51，均 P<0.05)。(3)初中生父母心理控制、诱发内疚及爱的剥夺得分显著高于高中生( t＝3.67，3.39，3.54，均 P<0.05)，初中生情绪控制得分显著低于高中生( t＝－2.97， P<0.05)。(4)学生情绪控制得分[(19.00±4.59)分]与父母心理控制[2.77±0.65)分]、诱发内疚[(2.83±0.65)分]、爱的剥夺[(2.48±0.92)分]和施加权威[(3.02±0.86)分]之间都呈负相关( r＝－0.323，－0.273，－0.286，－0.268，均 P<0.01)，人际和谐得分[(55.25±11.84)分]与父母心理控制、诱发内疚、爱的剥夺、施加权威得分均呈负相关( r＝－0.267，－0.372，－0.237，－0.347，均 P<0.01)，学生情绪控制得分与人际和谐得分呈正相关( r＝0.307， P<0.01)。(5)父母心理控制总分与学生人际和谐总分( β＝－0.316， P<0.01，95% CI＝－0.398～－0.235)、父母心理控制总分与学生情绪控制总分( β＝－0.363， P<0.01，95% CI＝－0.452～－0.274)、学生情绪控制总分与人际和谐总分( β＝0.192， P<0.01，95% CI＝0.108～0.277)之间的通径系数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学生情绪控制在父母心理控制与学生人际和谐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8.13%(－0.070/－0.386)。 结论:父母心理控制不仅能够直接影响青少年的人际和谐，还能通过情绪控制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青少年的人际和谐。

目的:探讨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父母创伤后成长与心理弹性及家庭功能的相关性。方法: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取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的父母169例，采用一般资料问卷、创伤后成长评定量表（PTGI）、心理弹性量表（CD-RISC）以及家庭功能量表（FAD）进行调查。结果: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父母PTGI总分为（58.79 ± 18.92）分，人生感悟、新可能性、个人力量、与他人关系及自我转变维度得分分别为（19.49 ± 6.15）、（10.46 ± 4.59）、（9.05 ± 3.32）、（7.79 ± 3.65）、（12.01 ± 3.83）分，37.3%（63/169）的父母创伤后成长总分<52分，处于较低水平；高分组（>74分）与低分组（<52分）父母在心理弹性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在家庭功能的问题解决、沟通、角色、行为控制4个维度得分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t值为-4.453~3.802， P<0.05）。患儿父母创伤后成长总分与心理弹性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呈正相关（ r值为0.201~0.317， P<0.05），与家庭功能的问题解决、沟通及行为控制3个维度得分呈负相关（ r值为-0.233~-0.196， P<0.05）。 结论: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父母创伤后成长处于中等水平，心理弹性较好，家庭功能越健康者，其创伤后成长水平较高。

有研究认为妊娠期使用抗抑郁药物与儿童神经发育障碍（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s，NDDs）有关，但该结果可能受到一些不可控制的混杂因素影响，如父母心理健康状况、遗传及环境因素等。2022年10月， JAMA Internal Medicine 发表了一项队列研究 ［1］，旨在评估妊娠期使用抗抑郁药物与子代神经发育结局之间的相关性。

目的:探讨基于公众号的健康宣教结合家庭护理对于支气管哮喘儿童及其父母的影响。方法:选择2019年6月至2020年6月河南省儿童医院治疗的支气管哮喘患儿340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170例。对照组采取以家庭护理为主的方式，观察组以该方式作为基础，联合公众号进行健康宣教。干预6个月后，比较两组患儿的认知、社会行为等能力、父母的心理状态。结果:干预6个月后，两组患儿社会能力评分明显优于干预前，患儿的行为问题评分低于干预前，且观察组社会能力评分、行为问题评分优于对照组，患儿的哮喘控制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支气管哮喘患儿行公众号健康宣教结合家庭护理可以提升治疗效果，同时也会改善患儿父母心理状态与患儿社会行为能力，但是认知能力方面的改变并不明显。

目的:探析父母心理控制和青少年心理弹性在父母婚姻冲突与青少年早期抑郁、孤独感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方法:2022年10—12月，采用婚姻冲突儿童知觉量表、父母心理控制问卷、心理弹性量表、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量表、孤独感量表对四川省泸州市和重庆市三所中学的805名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运用SPSS 26.0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Mplus 7.0进行链式中介模型构建并采用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1)父母婚姻冲突[(2.05±0.51)分]、父母心理控制[(2.53±0.88)分]、青少年早期抑郁[(0.84±0.62)分]与孤独感[(2.02±0.59)分]两两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 r＝0.47~0.78，均 P<0.01)；青少年心理弹性[(2.42±0.66)分]与父母婚姻冲突、父母心理控制、青少年早期抑郁、孤独感均呈显著负相关( r＝－0.60~－0.36，均 P<0.01)。(2)父母婚姻冲突对青少年抑郁、孤独感的直接效应值分别为0.183、0.170，占总效应的34.08%、32.82%，父母婚姻冲突通过三条路径间接影响抑郁与孤独感：父母心理控制的单独中介作用效应值分别为0.148、0.127，占总效应的27.56%、24.52%；心理弹性的单独中介作用效应值分别为0.186、0.199，占总效应的34.64%、38.41%；心理控制和心理弹性的链式中介作用效应值分别为0.020、0.022，占总效应的3.72%、4.25%。 结论:父母婚姻冲突可以直接影响青少年早期抑郁与孤独感，也可以间接通过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心理弹性影响青少年早期抑郁与孤独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