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卵巢癌的治疗过程中,肿瘤细胞往往会对化疗药物产生耐药性,导致治疗效果减弱或消失.因此,抗血管生成治疗作为一种重要的维持治疗手段,通过不同的机制与其他治疗方法协同作用,可以有效减慢疾病进展速度.外泌体是由活细胞分泌的细胞外囊泡,携带着多种遗传物质,在肿瘤微环境中起着细胞通信的重要作用.研究发现,肿瘤细胞及其他细胞来源的外泌体可以通过释放非编码RNA、蛋白质等遗传物质影响血管生成及其他肿瘤相关过程.利用外泌体靶向特定蛋白或作为包裹治疗剂的外源性载体,已经成为卵巢癌抗血管生成治疗的重要策略.综述外泌体对卵巢癌血管生成的调控机制,以及其作为抗血管生成剂的作用潜力,以期为新的治疗方法提供理论依据.

目的:本研究利用单细胞RNA测序分析技术(scRNA-seq)初步探索乳腺癌4T1细胞表达淋巴细胞抗原6复合物E(Ly6E)调控肿瘤免疫微环境(TIME)的潜在机制.方法:利用CRISPR-Cas9技术构建Ly6e基因敲除小鼠乳腺癌4T1细胞(Ly6E-KO),观察其和野生型细胞(Ly6E-WT)体外增殖和体内生长能力的差异.流式细胞术分选两类肿瘤组织中的CD45阳性细胞,再进行scRNA-seq分析.对于测序结果,首先利用Seurat软件包筛选差异表达基因谱,根据标记基因进行注释;再利用Cellchat和Monocle2软件分析细胞互作关系和特定免疫细胞的演化轨迹.结果:与Ly6E-WT相比,Ly6E-KO体外增殖能力无显著差异,但体内生长能力显著降低(P<0.001).ScRNA-seq分析显示,Ly6E-KO移植瘤浸润DC比例显著高于Ly6E-WT,且DC处于更加活跃的增殖和分裂状态;三种DC亚群(pDC、cDC1和cDC3)与T细胞均存在显著的互作关系.同时发现,Ly6E-KO肿瘤中浸润T淋巴细胞增殖、活化及效应相关的基因表达水平均升高,提示Ly6E-KO具有更强抗肿瘤能力.最后,本研究对人类乳腺癌队列的scRNA-seq数据进行了分析,进一步证实了上述发现.结论:肿瘤细胞Ly6e基因敲除后可通过增加TIME中DC活化及浸润,继而增强机体抗肿瘤免疫应答.

目的 研究长链非编码RNA叉头框蛋白D2相邻对链RNA1(lncRNA FOXD2-AS1)对胶质瘤生物学行为的影响.方法 首先用qPCR实验检测FOXD2-AS1在U251、LN229、U87这3种胶质瘤细胞系中的表达情况,筛选出高表达的2种细胞系进行培养,再构建慢病毒载体转染2种细胞系敲低FOXD2-AS1作为实验组,将空载慢病毒颗粒转染的细胞作为阴性对照组,将常规培养未进行转染的细胞作为空白组,采用划痕实验、Transwell实验检测2种胶质瘤细胞系中各组细胞迁移及侵袭能力,将FOXD2-AS1敲低后进行转录组测序,进行差异基因取交集,并对共同差异基因进行富集分析.结果 qPCR实验显示FOXD2-AS1在LN229、U251这2种胶质瘤细胞系中明显高表达,与阴性对照组和空白组相比,被慢病毒载体转染敲低FOXD2-AS1时,2种胶质瘤细胞系中实验组细胞迁移及侵袭能力明显下降.生信数据库分析敲低FOXD2-AS1时发现2种胶质瘤细胞系共有48个相关差异性表达基因,进一步通过KEGG通路富集分析发现,2种胶质瘤细胞系中FOXD2-AS1敲低都与多种信号通路(细胞过程中的聚焦粘附、环境信息处理中的神经活性配体-受体相互作用、遗传信息处理中的剪接体、人类疾病中的癌症通路、新陈代谢中的代谢途径、有机系统中的补体和凝血级联反应)存在相关性.结论 LncRNA FOXD2-AS1在胶质瘤细胞迁移、侵袭中发挥作用,其可能的作用机制可还有待后续进一步研究.

目的 研究Ⅶ型胶原蛋白α1(COL7A1)在肺腺癌中的表达、预后价值以及和肿瘤微环境中免疫细胞浸润的关系.方法 使用TCGA和GEO数据库的RNA-Seq数据和临床信息,分析COL7A1 mRNA表达.蛋白质组分析评估COL7A1蛋白表达.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用于评估COL7A1在肺腺癌的诊断价值.通过Cox回归和Kaplan-Meier生存分析评估COL7A1的预后价值,并建立了临床预测模型.TIME2.0数据库用于评估COL7A1与免疫细胞浸润的相关性.RT-qPCR验证了 COL7A1的表达情况.结果 COL7A1在肺腺癌组织中明显上调,特别是在远处转移和晚期的组织中更为明显.COL7A1具有肺腺癌诊断和预后价值,COL7A1高表达是肺腺癌的独立危险因素.构建的预测模型较TNM分期更准确.此外,COL7A1与肿瘤成纤维细胞浸润正相关,与中性粒细胞浸润负相关.结论 COL7A1在肺腺癌中高表达提示预后不良,可能成为免疫治疗的潜在靶点.

放疗在宫颈癌的治疗中具有重要作用。宫颈癌的放疗敏感性通常与基因、RNA调控、肿瘤微环境、药物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近期众多研究不断探寻这些因素在宫颈癌放疗增敏中的机制，并在基础或临床方面不断取得进展。

目的:构建共培养模型模拟乳腺癌的体内微环境，探讨微小RNA(miR)-19a-3p调控核因子-κB(NF-κB)通路介导乳腺癌细胞微环境影响肺血管内皮细胞表型的机制。方法:细胞计数试剂盒(CCK-8)检测筛选吡咯烷二硫代氨基甲酸盐(PDTC)(NF-κB信号通路的抑制剂)干预4T1细胞最佳浓度，构建4T1小鼠乳腺癌肺高转移细胞和小鼠肺微血管内皮细胞共培养模型，构建并转染miR-19a-3p mimics、NC，将细胞分为对照组、模型组、mimics-NC组、mimics组、mimics-NC+PDTC组、mimics+PDTC组，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检测各组4T1细胞的miR-19a、NF-κB p65基因水平的表达，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法检测各组4T1细胞NF-κB p65及磷酸化蛋白水平的表达，CCK-8法检测各组MPVECs增殖能力，流式细胞术检测各组MPVECs凋亡，免疫荧光检测各组MPVECs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蛋白表达。两组间比较采用非配对 t检验，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PDTC最佳作用浓度为80 mol/L，模型组细胞增殖活力高于对照组(1.67±0.02比1.26±0.04， F＝268.8， P<0.01)，凋亡率和miR-19a-3p mRNA表达低于对照组[(4.96±0.03)%比(12.26±0.05)%，mRNA相对值：0.22±0.02比1.00±0.05， F＝141.3、392.6， P<0.01]，NF-κB p65的mRNA和蛋白表达高于对照组(mRNA相对值：3.80±0.07比1.00±0.04，灰度值比值：0.69±0.05比0.13±0.02， F＝221.6、206.3， P<0.01)，VEGF蛋白表达高于对照组(平均吸光度值：0.44±0.03比0.13±0.01， F＝108.5， P<0.01)。miR-19a-3p mimic组细胞增殖能力低于模型组(1.60±0.04比1.67±0.02， F＝268.8， P<0.01)，凋亡率和miR-19a-3p mRNA表达高于模型组[(6.36±0.08)%比(4.96±0.03)%，mRNA相对值：0.60±0.03比0.33±0.01， F＝141.3、392.6， P<0.05]，NF-κB p65的mRNA和蛋白表达低于模型组(mRNA相对值：1.59±0.02比3.80±0.07，灰度值比值：0.50±0.02比0.69±0.05， F＝221.6、206.3， P<0.01)，VEGF蛋白表达高于模型组(平均吸光度值：0.24±0.02比0.44±0.03， F＝108.5， P<0.01)。 结论:miR-19a-3p调控NF-κB通路，抑制NF-κB p65蛋白磷酸化，从而介导乳腺癌细胞微环境抑制血管内皮细胞生长。

老年性黄斑变性（AMD）是一种受环境因素和遗传变异影响的多因素疾病，是老年人不可逆转性视力丧失的主要原因。miRNA是一类内源性表达的非编码RNA，通过抑制或沉默转录基因的表达在氧化应激、病理性新生血管生成、炎症反应等AMD的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miRNA在易合成性、靶向性、具有相加效应等方面有独特优点，已有大量实验证明了miRNA在AMD中的治疗潜力，其有望成为未来治疗AMD的新方法。由于AMD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今后仍需继续深入研究AMD的发病机制、各种miRNA在AMD发生发展过程中的生物学作用及机制，并观察其在AMD的治疗效果，进而为AMD的精确防治提供更多有效的选择。

肺移植是终末期肺痰病患者唯一有效的治疗手段，但肺移植受者的长期存活率仍较低。随着细菌16s核糖体小亚基RNA(rRNA)基因测序、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发展，呼吸道样本中微生物的相对丰度得以量化，潜在病原体和共生环境也得以识别，揭示了健康肺部存在丰富的菌群。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肺部菌群不仅可以调节肺部免疫稳态，而且在多种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与发展中起重要作用。肺移植受者的肺部菌群有异于健康人群，并与其术后并发症及预后相关。本文对近年来国际上关于肺移植受者的肺部菌群特点及其与肺部感染、慢性排斥反应的关系进行综述，以期为肺移植术后并发症的发生与诊治提供新的思路。

细胞凋亡是一种由基因严格调控的、自发的、有序的细胞死亡方式，在参与生物体内组织胚胎发育、维持内环境稳态以及调节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功能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MiR-let-7(microRNA-let-7)是一类长度约为22个核苷酸的非编码RNA(non-coding RNAs，ncRNAs)，其功能十分广泛，通过介导细胞增殖、分化和凋亡等细胞表型变化，参与体内诸多生理以及病理过程。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miR-let-7与细胞凋亡关系极为密切，因此阐明MiR-let-7在细胞凋亡过程中的调控作用，为进一步研究细胞凋亡的分子机制提供新的视角。

肿瘤的发生与发展是肿瘤细胞与其肿瘤微环境（TME）相互作用的结果，TME分布着多种基质细胞，其中以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s）最为丰富。根据巨噬细胞与其发生应答反应的辅助性T细胞类型，可大致将极化的巨噬细胞分为M1型和M2型巨噬细胞。在多数肿瘤中，M1型巨噬细胞参与抗肿瘤免疫，而M2型巨噬细胞主要发挥促肿瘤作用并与患者的不良预后相关。最近的研究表明，在肿瘤发展过程中，TAMs经历了从免疫刺激的M1样表型到免疫抑制的M2样表型的过程，该过程受多种因素影响并且可被逆转。这为肿瘤的免疫治疗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即通过TAMs的定向调控，逆转M2样巨噬细胞促肿瘤的微环境，发挥M1样巨噬细胞对肿瘤的抑制作用。该方案还有望与免疫检查点阻断（ICB）联用，增强ICB的治疗效果。小干扰RNA（siRNA）介导的基因沉默是一种安全可用于人类的基因调控方式，对TAMs的调控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特异性抗体因其高选择性已被广泛应用于多种肿瘤的靶向治疗。抗体-寡核苷酸结合物（AOCs）正是结合了两者的优势，是实现TAMs中M2样巨噬细胞逆转的最佳方式。本文主要就TME中TAMs的作用及其调节机制进行综述，并探讨应用AOCs对TAMs表型进行定向调控，抑制肿瘤发展的可行性和应用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