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肺部疾病的唯一有效方法。据调查，肺移植患者出院后30 d内非计划再入院率高达33.3%~45.4% [1,2,3]，与术后生存率下降相关 [4]。完善的出院准备服务能够促进患者从医院顺利转介到另一个治疗环境（社区医院、家中等），降低再入院和病死风险 [5]。国外有一项关于肺移植患者出院准备服务集束包的研究报道，但该集束包仅涉及沟通、出院安排、用药管理及随访等主题，并未从全周期角度进行干预 [6]。过渡期管理是出院准备服务的衍生，时间和地域跨度更为广泛，主要囊括医院到家庭的转移、院内转移、医院向社区的转移及全生命周期的过渡。其以患者为中心，将治疗过程中的断点有效连接，协调贯穿整个过渡期，以确保患者在不同机构或同一机构的不同部门之间安全转移 [7]。科学合理的过渡期管理有助于提高患者出院准备质量，缩短住院时间，降低再入院率 [8]。肺移植患者不同于普通患者，其术前需要等待移植器官，术前的生理、心理状态度对术后结局影响重大。考虑此特殊性，本研究提出"超前过渡期管理"，以扩大转移的范畴，即在患者进入移植等待列表时便启动过渡期管理；据此构建肺移植患者超前过渡期管理方案，涵盖器官等待阶段、住院阶段和居家阶段，取得了良好效果，现报告如下。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及心脏疾病年轻化，心脏病患者行心脏及非心脏手术的例数呈逐年增多趋势 [ 1] 。术前需要对此类患者进行全面的麻醉风险评估，以明确合适的手术时机，并针对术中及术后可能发生的心血管事件做好应对措施，尤其需要熟知各种血流动力学监测手段及其相应的数据解读。在现有的围术期血流动力学监测中，超声心动图可以直接或间接评价心功能、血容量和外周血管阻力三要素，是一种无创、直观、重复性好的方法，因此应用超声心动图可提高术中循环功能监测和管理的准确性。一项纳入214例非心脏手术患者的前瞻性研究发现，经食道超声心动图(TEE)或经胸超声心动图(TTE)的使用对40%的患者产生显著影响，如改变了药物或手术治疗、证实诊断，避免了有创性肺动脉导管监测；而在有TEE最强指征的患者和手术中，该比例更高 [ 2] 。其中将TEE对围术期决策的影响分为：主要影响，即治疗可能危及生命的事件、改变麻醉或手术治疗决策、有临床意义的术后评估；次要/有限影响，即改变药物治疗、消除血流动力学变化的可能原因、代替更具侵入性的装置来评估心脏功能 [ 3] 。在非心脏手术的高危患者中，TEE或TTE检查最常见的术中诊断是低血容量、低射血分数、局限性室壁运动障碍、瓣膜病、右心室衰竭或肺栓塞。低血容量的典型征象有左室舒张末期容积减少，射血分数增高，乳头肌"亲吻征"，扩容后左室舒张末期容积增大。但心脏病患者的左室可能比原有扩大或缩小，应注意术前测量基础值。在严格把握禁忌证的情况下，TEE不影响术野及手术操作，更加适合术中使用。TEE探头频率较TTE探头高，检查时离心脏更近，因而图像更加清晰，同时获得的临床信息还往往能对其他血流动力学监测装置如中心静脉导管或肺动脉导管起到补充作用。现就TTE和TEE在心脏病患者非心脏手术围术期的应用和进展综述如下。

目的:了解老年医学科因癌与非癌死亡患者的临床特点、心肺复苏意愿以及生命末期医疗状况的异同，为不同老年人群开展缓和医疗工作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连续查阅2014～2017年我院老年医学科≥60岁患者的死亡病历，记录临床特征、心肺复苏(CPR)签署、维持生命手段的应用及临终前医疗状况，129例根据死亡原因分为因癌死亡组(48例)和非癌死亡组(81例)，比较组间临床特点及末期医疗状况的差异。结果:共129例患者，男性98例(76.0%)，女性31例(24.0%)，中位年龄87(60～100)岁，≥80岁110例(85.3%)。死亡原因主要为恶性实体肿瘤(48例，37.2%)和感染性疾病(47例，36.4%)。与因癌死亡组患者(48例)比较，非癌死亡组患者(81例)中≥80岁的比例高( P<0.05)，95.1%(77例)比68.7%(33例)；镇痛药物的使用率[5.0%(4例)比29.2%(14例)]和查尔森共病指数(5.7±2.3比8.9±2.7)降低( P<0.01)；入住重症监护室(ICU)、中重度失能、口服多重用药的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入院当日完成签署CPR意愿的比例70.9%(56例)比39.6%(19例)、呼吸机使用率38.3%(38例)比16.7%(8例)、呼吸兴奋剂的使用率71.6%(58例)比52.1%(25例)增高( P<0.05)；不同意CPR、行心外按压、电除颤、气管切开、气管插管的比例和血管活性药物的使用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老年医学科生命末期患者情况复杂、终末期医疗负担重，急需开展老年缓和医疗；除了关注癌症患者外，非癌疾病终末期包括症状控制、早期探讨预先医疗计划、避免过度应用维生手段亦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以疾病诊疗为主的传统急性病诊疗模式难以满足生命末期老年患者身体、心理、社会、灵性多维度的需求。安宁疗护服务为提高生命末期老年患者的生活质量和死亡质量提供了一种选择。实施安宁疗护时，应以患者为中心，尊重其意愿，并结合老年患者的特点。目前，由于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对安宁疗护认知不足，影响了安宁疗护的实施，从而影响生命末期老年患者的生活质量。本文旨在总结生命末期老年患者安宁疗护服务的特点，为临床服务提供参考。

尊严疗法是一种新型的个体化心理治疗，其目的是提升临终患者的尊严感，减轻生命末期患者亲友的精神心理痛苦。尊严疗法在我国老年安宁疗护中的应用与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现对尊严疗法的相关应用研究进行概述，为尊严疗法在老年安宁疗护中的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目的:探讨早期心脏康复策略对急性心肌梗死（AMI）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PCI）术后近期和远期康复的效果。方法:选择98例行PCI治疗的AMI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试验组49例和对照组49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术后康复训练，试验组实施早期心脏康复策略。比较2组康复前和康复1周后的心功能、日常生活能力和运动耐力。患者随访6个月，比较2组患者远期生命质量和心脏不良事件发生率。结果:康复1周后，试验组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左室舒张末期内径（LVDD）、日常生活能力得分、6分钟步行试验（6MWT）距离分别为（56.74 ± 8.92）%、（49.29 ± 5.09） mm、（76.00 ± 5.95）分、（378.12 ± 48.54） m，对照组分别为（52.10 ± 7.44）%、（48.47 ± 4.04） mm、（72.93 ± 6.51）分、（355.69 ± 46.36） m，试验组LVEF、日常生活能力得分、6MWT距离明显高于对照组（ t值为0.878~2.792， P<0.05）。随访6个月后试验组SF-36量表中生理机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一般健康状况、精力、社会功能、情感职能、精神健康等维度得分分别为（75.14 ± 12.15）、（56.38 ± 7.65）、（68.79 ± 6.65）、（68.48 ± 10.91）、（80.82 ± 7.12）、（66.44 ± 9.61）、（77.75 ± 13.05）、（77.07 ± 8.46）分，对照组为（72.70 ± 10.97）、（52.05 ± 5.61）、（62.07 ± 5.51）、（65.76 ± 8.45）、（78.33 ± 8.71）、（65.20 ± 6.84）、（72.53 ± 9.66）、（75.49 ± 5.76）分，试验组生理职能、躯体疼痛、情感职能维度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t值为3.199、5.448、2.248， P<0.05）。试验组心律失常、心绞痛发生率分别为4.08%（2/49）、6.12%（3/49），明显低于对照组的16.33%（8/49）、20.41%（10/4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值为4.009、4.346， P<0.05）。 结论:早期心脏康复策略可提高AMI患者PCI术后心功能和运动耐力，减少心脏不良事件的发生和改善患者的生命质量。

随着我国老龄化的迅速加快，老年患者对改善生命末期生存质量存在巨大需求。缓和镇静是缓和医疗的核心技术之一，能够缓解生命末期患者的顽固性痛苦症状，全球范围内缓和镇静应用于不同疾病终末期患者的研究正在不断探索中，缓和镇静的适应证和实践过程受到关注，我国的缓和镇静临床实践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尚未建立相关标准和指南，总结缓和镇静应用于老年生命末期患者的国内外现状和研究进展，可为我国缓和镇静的初步探索及后续快速发展提供参考和策略。

目的:调查老年住院患者及家属对预立医疗照护计划(ACP)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方法，以问卷的形式调查197例住院患者及248例患者家属，分析患者和家属对于衰弱状态下进行营养支持、终末期进行高级生命支持态度的差异以及制定生前预嘱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与住院患者相比，家属听说过ACP/预设医疗指示(ADs)的比例[58.9%(146/248)和41.6%(82/197)， χ2＝13.070， P＝0.000]、谈论过死亡话题的比例[89.9%(223/248)和55.3%(109/197)， χ2＝69.334， P＝0.000]、会考虑制定生前预嘱的比例[88.7%(220/248)和46.7%(92/197)， χ2＝92.461， P＝0.000]、愿意了解自己真实病情的比例[97.2%(241/248)和89.8%(177/197)， χ2＝10.349， P＝0.001]均显著升高。对于留置鼻胃管、进行胃肠造瘘、留置深静脉导管的态度，家属对于老年人的选择相对于患者本人更加积极( χ2＝42.996、11.446、27.704， P＝0.000、0.003、0.000)，对于终末期高级生命支持的方式(有创呼吸支持、心脏按压及电除颤、肾脏替代)，患者本人及家属对于老年人态度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569、1.866、4.337， P＝0.752、0.393、0.114)，但均提示不同意的比例更高。与患者制定生前预嘱意愿相关的影响因素为对ACP/ADs的知晓( OR＝0.187，95% CI：0.096～0.366， P＝0.000)以及曾经与家人谈论过死亡话题( OR＝0.450，95% CI：0.231～0.878， P＝0.019)。 结论:我国老年住院患者中愿意制定生前预嘱的比例偏低，与此相关的影响因素为对生前预嘱的知晓以及曾经与家人谈论过死亡话题，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对生前预嘱的推广和教育。

目的:探讨缓和照护护理模式在肠癌终末期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苏州医院(苏州市立医院)在2019年10月至2022年10月血液肿瘤科收治的肠癌患者180例，以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至对照组和观察组各90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模式，观察组实施缓和照护护理模式。对比两组患者的总体幸福感和生存质量。结果:干预前，两组患者总体幸福感量表(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GWS)及中文版癌症患者生命质量测定量表[The 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Reasearch and Treatment of Cancer(V3.0)，EORTC QLQ-C30]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干预后，观察组患者GWS及EORTC QLQ-C30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缓和照护护理模式在提高肠癌终末期患者总体幸福感和强化生存质量方面效果较好。

疼痛是恶性肿瘤和非恶性肿瘤疾病终末期最常见的症状之一，也是患者最恐惧的症状，严重影响生命末期的生存质量。安宁疗护为疾病终末期的患者及家属提供身体、心理、精神等方面的照护，减轻患者的痛苦和不适症状，疼痛管理作为重要的症状管理内容之一，是安宁疗护的基石。随着我国肿瘤和慢性疾病发病率的升高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患严重疾病的老年人数量快速增加，疼痛控制需求迅速增长。对安宁疗护患者开展镇痛管理，需要对疼痛进行全面的评估以明确其类型及特点，运用病因治疗、药物治疗、介入治疗、物理治疗、心理治疗及舒适照护等方法开展多模式管理，科学使用阿片类药物，减少药物不良反应，达到最佳的疼痛控制，提高患者生命末期的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