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研究构建合适的动物模型用于胰母细胞瘤(PBL)的化疗药物筛选及新药评估.方法 将手术切除的PBL肿瘤组织碎块移植到免疫缺陷的小鼠皮下组织,待移植瘤生长至1 500 mm3 时进行瘤体传代及保存.使用HE染色、免疫组织化学及PCR法对成功建立的PBL患儿起源的异种移植(PDX)模型进行人源性鉴定.结果 HE染色显示小鼠PDX中的肿瘤组织及细胞和患儿肿瘤细胞形态基本相同,免疫组化结果显示β-连环蛋白(β-Catenin)、细胞角蛋白7(CK7)和细胞角蛋白19(CK19)在PDX模型组织与人属源性肿瘤组织中有相同的免疫学特征.PCR分析显示PDX组织和原发肿瘤组织具有相同的个体来源.结论 所建立胰母细胞瘤来源PDX高度保留了原发胰母细胞瘤的生长模式及蛋白表达特性,为胰母细胞瘤患者的基础研究和临床用药指导提供了重要的实验模型工具,给推动疾病机制探索及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提供了科学依据.

心血管疾病已成为中国居民死亡的首要原因,且其患病率和死亡率持续上升,心肌纤维化(MF)是多种心血管疾病共同的特征性病理变化.MF是由心肌成纤维细胞的过度增殖,心肌细胞外基质中胶原纤维过量聚集所致.中医根据临床症状,将MF归入"胸痹""心悸""心胀"等范畴,"阳微阴弦"是对胸痹病机的高度概括,提出胸中阳微不运,气化不利聚而生痰;血液不运,渐而阻滞脉道,导致疾病发生,病变之本为阳微则胸阳不振,病变之势为阴弦则痰瘀渐生.可见"阳微阴弦"与虚、痰、瘀三者关系密切,在MF的病理演变过程中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阳微阴弦"理论,从中西医结合角度阐明虚、痰、瘀与MF的关系,并根据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治疗思路,提出急性期以"祛痰化瘀阻其变佐以补益",缓解期以"益气温阳治其本兼以祛邪",遵循病机变化特点调整用药方案,探讨和分析能否有效延缓或改善MF的病理改变,为中西医结合防治MF提供新思路.

目的 了解山东省年轻男男性行为者HIV感染风险认知偏差现状及相关影响因素,为制定切实可行的HIV健康教育计划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2022年4～7月,在山东省6个城市招募年轻MSM,开展问卷调查并采集血样,收集MSM的人口学特征、HIV风险认知、风险行为等情况.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年轻MSM HIV感染风险认知偏差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调查年轻MSM 978人,≥20岁占85％(831/978),未婚/离异/丧偶者占97.6％(955/978),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61.1％(598/978),2.6％(25/978)HIV抗体检测阳性,3.6％(35/978)梅毒抗体检测结果阳性,HIV感染风险认知偏差者占47.1％(461/978),其中,54.0％(249/461)低估风险,46.0％(212/461)高估风险.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未婚/离异/丧偶(OR=11.693,95％CI:1.546～88.407)、自评新型毒品的危害为无或较低(OR=2.041,95％CI:1.477～2.825)是低估风险的危险因素;本省户籍(OR=2.618,95％CI:1.397～4.902)、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OR=1.728,95％CI:1.206～2.475)、同性恋(OR=2.532,95％CI:1.093～5.845)、自评新型毒品的危害为一般或较高(OR=8.323,95％CI:4.602～15.052)、没有接受过艾滋病干预(OR=2.288,95％CI:1.224～4.292)、没有服用过暴露前预防用药(OR=11.905,95％CI:3.663～38.462)是高估风险的危险因素.结论 山东省年轻男男性行为者HIV感染风险认知偏差比例较高,HIV风险行为广泛存在,应重点加强自评HIV感染风险低但却有高危行为的MSM的教育,提高风险意识,减少危险行为的发生.

目的 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挖掘分析他克莫司(Tac)与霉酚酸(MPA)联合使用的药物不良反应(ADR)信号,为联合用药提供参考.方法 用OpenVigil 2.1平台检索2004年第一季度至2023年第一季度FAERS数据库中有关Tac与MPA联合使用的不良事件报告,用比例失衡分析法进行ADR信号挖掘.分析不良事件上报的人群特征,比较两药联合应用与其说明书中报告的ADR差别,筛选新的ADR.结果 共获取Tac与MPA联合使用的ADR报告32 866例,涉及男性患者17 455例(53.11％),女性患者11 445例(34.82％);40～＜65岁患者占多数(13 174例,40.08％).发生频次较高的ADR主要有发热、感染和肾损害;信号强度较强的ADR主要有感染和皮肤毒性等;新发的ADR主要有血甲状旁腺素升高、心瓣膜关闭不全和急性精神病等.结论 联合使用Tac与MPA时,应对发生频次较高、信号强度较强及新发的ADR予以重视和监护.

目的 探讨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CRE)血流感染患者临床特征和治疗策略.方法 回顾性分析四川省人民医院2018 年9 月—2021 年12 月CRE血流感染患者的人口 统计学信息、微生物学和临床特征.结果 共有53 例CRE血流感染患者符合纳入标准,治疗失败率47.2%.治疗失败患者降钙素原(PCT)、C-反应蛋白(CRP)、乳酸脱氢酶、凝血酶原时间水平较高,球蛋白水平较低(P<0.05).单药治疗(n=15)和联合用药治疗(n=38)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含有替加环素的治疗方案并不优于不含替加环素的其他策略(P>0.0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CRE血流感染预后与气管插管、深静脉置管、菌株感染类型、合并肝胆系统疾病、感染发生于入住重症监护室(ICU)后有关(P<0.05).合并肝胆系统疾病、感染发生于入住ICU后是CRE血流感染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 CRE血流感染患者病死率高,PCT、CRP高的患者提示预后差,替加环素单药使用或联用可能不是CRE相关BSI的最佳治疗选择.

目的 交流国内围孕期父方用药行为及模式,探讨临床药师在父方药物暴露方面可提供的药学服务类型及作用.方法 以围孕期父方药物暴露患者为服务对象,介绍临床药师基于妊娠/哺乳期药学门诊开展父方药物暴露咨询的临床实践工作模式.对咨询病例信息进行回顾性调查,分析人群药物暴露特征,并与国外致畸信息服务中心数据进行比较.结果 2017 年10 月—2022 年9 月,共为门诊404 例父方暴露患者提供药学咨询服务,建立标准化接诊流程.父方药物暴露咨询占比3.6%,以非计划妊娠用药最为常见(79.2%),人均暴露药品(2.6±1.7)种.咨询排名前5 位药物类型为抗微生物药、中成药、心血管系统药物、消化系统药物及内分泌系统药物;使用频率最高5 种药物为头孢菌素、沙坦类药物、恩替卡韦、左氧氟沙星、二甲双胍.开展妊娠结局有效随访261 例,随访率81.6%,现有随访结果未提示父方药物暴露后的先天性异常信号.结论 国内父方药物暴露很少受到关注,研究证据十分有限.由临床药师向公众和医疗保健人员提供基于循证证据的药物风险评估与药物治疗建议,并基于病例开展观察性研究,对促进备孕期父方用药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分析以Schlemm管为基础的各类型青光眼内引流手术术后眼压分布特征。方法：:回顾性系列病例研究。选取2015年6月至2019年1月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行以Schlemm管为基础的青光眼内引流手术（黏小管成形术和穿透性黏小管成形术）的患者资料，入选其中随访时间≥6个月，且末次随访在未用药情况下眼压≤21 mmHg（1 mmHg=0.133 kPa）患者，分析患者的眼压分布特征。各类型青光眼的眼压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共纳入患者204例（236眼），术前眼压为（33.4±12.1）mmHg，用药（2.7±1.2）种。术后末次随访时（6个月及以上）眼压为（13.9±3.3）mmHg。其中眼压分布在5～10 mmHg有37眼（15.7%），分布在>10～12 mmHg有43眼（18.2%），分布在>12～15 mmHg有78眼（33.1%），分布在>15～18 mmHg有56眼（23.7%），分布在>18～21 mmHg有22眼（9.3%）。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85眼）、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30眼）、继发性青光眼（76眼）和先天性青光眼（45眼）的末次随访眼压分别为（13.9±3.2） （14.5±3.0） （14.0±3.3） （13.2±3.7）mmHg，各类型青光眼总体眼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1.011， P=0.289）。对于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早、中、晚期青光眼的目标眼压达标率分别为82.4%、81.8%、36.8%。 结论：:以Schlemm管为基础的青光眼内引流手术术后平均眼压为14 mmHg，80%的早、中期以及1/3的晚期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患者可以达到目标眼压。

目的:探讨T1 mapping联合钆延迟强化（LGE）对扩张型心肌病（DCM）的诊断价值。方法:选择2018年4月至2019年11月因不明原因急性心力衰竭（心衰）而经超声检查考虑为DCM的32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同时纳入同一时间段检查心脏磁共振成像（CMRI）的18例体检者为对照组。采用飞利浦Ingenia 3.0T检查所有受检者心脏，平扫检查项目包括T2加权成像（T2WI）、电影序列、增强前的native T1 mapping；增强检查项目包括延迟增强及增强后post T1 mapping、首过灌注。使用钆喷酸葡胺注射液作为对比剂，首过灌注剂量为0.1 mL/kg，以相同速度追加生理盐水20 mL，延迟7 min开始进行延迟增强序列扫描，包括4层2腔心位和4腔心位。观察LGE联合T1 mapping的CMRI结果，包括心功能指数〔左室舒张期末容积（LVEDV）、左室收缩期末容积（LVESV）、左室射血分数（LVEF）、瓣膜反流〕、心脏形态学指标〔左心室质量（LVM）〕、组织学特点（T2图像心肌信号、有无灌注缺损及其位置和范围、有无延迟增强及其位置、形态和范围、增强前后T1值）、细胞外容积（ECV）及伴随征象（心包积液、胸腔积液）等指标；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价增强前T1 mapping的T1值对DCM的诊断价值；同时观察临床终点事件发生情况。结果:DCM组患者性别、年龄、体重指数（BMI）、血压、心率（HR）、血细胞比容（HCT）、肌酐（Cr）、高血压和心脏病家族史患者比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DCM组患者N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水平和心功能Ⅲ级、糖尿病、吸烟史、饮酒史、用药史患者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均 P<0.05）。与对照组比较，DCM组LVEDV（mL/m 2：234.9±35.9比121.8±27.6）、LVESV（mL/m 2：189.7±42.8比54.8±17.0）、LVM（g：197.6±56.3比110.5±22.9）、增强前T1值（ms：1 332.1±35.9比1 272.0±41.0）、ECV 〔（45.7±4.9）%比（28.0±2.1）%〕水平均明显升高；LVEF（0.191±0.107比0.554±0.103）、增强后T1值（ms：453.9±72.7比493.5±43.9）均明显降低（均 P<0.05）。DCM组瓣膜反流、心包积液和胸腔积液患者比例分别为25.0%、18.8%、25.0%。ROC曲线分析显示，T1 mapping增强前T1值的截断值为1 220.22 ms时，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84， P＝0.015，敏感度为77.8%，特异度为88.9%，说明固有心肌T1值对诊断DCM有一定参考价值。32例DCM患者中有22例（68.8%）出现LGE，位置为室间隔、下壁壁间或心外膜下，范围为局部或弥漫多发，室间隔和下壁均受累的有9例（28.1%）；平均随访16个月，其中3.1%出现心搏骤停。 结论:一站式CMRI检查可以提高DCM的诊断效力，T1 mapping联合LGE可提高诊断准确性，对诊断和随访患者治疗很有意义。

目的:探讨溴结构域蛋白4 （bromodomain-containing protein 4, BRD4）促进肝母细胞瘤（hepatoblastoma，HB）机制及靶向抑制效应。方法:收集未经化疗的45例HB穿刺活检或手术切除组织石蜡标本。将未经化疗的45例具有特征性肿瘤细胞的组织石蜡标本作为HB组；在45例石蜡标本中有30例组织边缘可见瘤旁肝组织肝小叶结构正常、可见小叶中央静脉和汇管区的组织，该30例作为瘤旁对照组。采用免疫组织化学半定量检测BRD4的表达水平，并对BRD4的表达水平与患儿临床病理特点的相关性进行统计学分析。运用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uantificational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RT-PCR）、蛋白质印迹法和免疫荧光技术检测人HB细胞株HepG2对照组（未经处理的HepG2细胞）、空载组（转染Si-NC的HepG2细胞）以及Si-BRD4敲低组（转染Si-BRD4的HepG2细胞）的BRD4表达水平，检测Yes相关蛋白1 （Yes-associated protein 1，YAP1）和c-Myc的mRNA和蛋白表达水平。运用CCK-8法和流式细胞术分别检测HepG2对照组和Si-BRD4敲低组的细胞活力和凋亡率。使用JQ1、长春新碱（vincristine, VCR）、JQ1联合VCR分别处理HepG2细胞48 h后，通过CCK-8法、EDU-555细胞增殖试剂盒和TUNEL染色检测各组细胞的活力、增殖能力及凋亡率。将使用30 nmol/L JQ1干预的HepG2细胞作为JQ1组，将使用70 μg/ml VCR干预的HepG2细胞作为VCR组，将使用30 nmol/L JQ1和70 μg/ml VCR干预的HepG2细胞作为JQ1联合VCR组。结果:①免疫组织化学检测结果显示BRD4在HB细胞核阳性率为97.8%（44/45），瘤旁肝细胞核阳性率为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②根据美国儿童肿瘤协作组（Children's Oncology Group，COG）分期，Ⅰ~Ⅱ期低表达8例，高表达4例，Ⅲ~Ⅳ期低表达3例，高表达30例，BRD4表达水平与肿瘤的COG分期有关（ P<0.001）。低表达患儿无转移发生，高表达患儿转移11例，BRD4表达水平与肿瘤转移相关（ P=0.042）。③qRT-PCR检测结果显示YAP1和c-Myc的mRNA表达水平在Si-BRD4敲低组较HepG2对照组和空载组明显下降；蛋白质印迹法及免疫荧光检测结果也显示YAP1和c-Myc的蛋白表达水平在Si-BRD4敲低组较HepG2对照组和空载组显著下降。④CCK-8法检测结果显示HepG2细胞48 h的光密度（optical density，OD）值在Si-BRD4敲低组明显低于HepG2对照组，0.423±0.015比0.532±0.026，细胞活力明显下降，两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5.03， P= 0.007）。流式细胞术检测结果显示SiRNA敲低BRD4处理48 h后，Si-BRD4敲低组HepG2细胞的凋亡率为（24.58±3.95）%，显著高于HepG2对照组的（6.46±2.1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7.13， P＝0.002）。⑤CCK-8检测结果显示JQ1组、VCR组和JQ1联合VCR组的HepG2细胞活力较HepG2对照组显著降低，分别为0.364±0.020、0.383±0.014、0.269±0.019和0.943±0.014，和HepG2对照组之间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1），JQ1联合VCR组细胞的活力低于JQ1组和VCR组，分别为0.269±0.019、0.364±0.020、0.383±0.01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5.88， P=0.004）和（ t= 8.26， P=0.002）。EDU检测结果显示运用JQ1、VCR及JQ1联合VCR分别作用于HepG2细胞后，明显抑制了HepG2细胞增殖，提升了细胞凋亡率，JQ1联合VCR对细胞增殖的抑制和细胞凋亡的促进作用更明显。TUNEL染色结果显示JQ1联合VCR用药的细胞凋亡率高于单独使用JQ1和VCR。 结论:BRD4在HB中高表达且与肿瘤的COG分期及转移相关，可通过YAP1、c-Myc发挥促肿瘤作用，JQ1联合VCR用药作用效果强于单独使用JQ1和VCR。

目的:探讨不同甲状腺形态的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congenital hypothyroidism，CH）患儿的遗传变异与临床特征差异。方法:回顾性纳入2011年8月19日至2019年11月13日在南京医科大学常州医学中心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及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确诊的CH患儿98例，按照甲状腺形态，将其分为甲状腺发育不全（thyroid dysplasia，TD）组（ n=24）、原位甲状腺（gland-in-situ，GIS）组（ n=67）和甲状腺肿大组（ n=7）。采用全外显子组测序检测基因变异情况，将致病性、可能致病性及临床意义未明变异定义为潜在功能变异。比较3组CH患儿间的一般情况、基因变异及治疗情况。使用 χ2检验和Bonferroni校正、Kruskal-Wallis检验及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1）TD组女婴比例高于GIS组和甲状腺肿大组［87.5%（21/24）与47.8%（32/67）和3/7，Bonferroni校正， P值均<0.017］。TD、GIS和甲状腺肿大组确诊CH时血清促甲状腺激素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28.00 mU/L（33.30～208.00 mU/L）、55.40 mU/L（17.73～116.00 mU/L）和32.00 mU/L（21.55～57.65 mU/L）， H=7.02， P=0.030］，但两两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17）。（2）基因潜在功能变异在TD、GIS、甲状腺肿大组中检出率分别为45.8%（11/24）、88.1%（59/67）和6/7，GIS组潜在功能变异检出率高于TD组（Bonferroni校正， P<0.001）。 DUOX2基因潜在功能变异检出率最高［59.2%（58/98）］，在TD、GIS及甲状腺肿大组中的检出率分别为20.8%（5/24）、73.1%（49/67）和4/7，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20.02， P<0.001）。TD组中单等位基因变异更常见（7/11），而GIS组和甲状腺肿大组中双等位基因变异更常见，分别为71.2%（42/59）和4/6，此外在GIS患儿中还检出6例寡基因变异（10.2%，6/59）。（3）TD、GIS和甲状腺肿大组患儿左旋甲状腺素用药剂量（单位为μg/d）在2岁［37.50（25.00～45.00）、25.00（16.60～25.00）和25.00（16.50～40.00）， H=16.53］及3岁［37.50（27.12～47.50）、20.00（6.25～29.25）和31.25（9.38～52.50）， H=14.16］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01），TD组2岁及3岁时左旋甲状腺素用药剂量均高于GIS组（ Z值分别为－4.06和－3.75， P值均<0.017）。 结论:不同甲状腺形态的CH患儿中基因潜在功能变异检出率存在差异，其中 DUOX2基因变异检出率最高且以双等位基因变异常见。婴幼儿期随着年龄增长，TD患儿可能需要补充更高剂量的左旋甲状腺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