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技术在生物药临床研究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对3名健康志愿者静脉滴注 131I标记的国际一类新药美珀珠单抗，通过测定14 d内不同时间点血样与尿样的放射性浓度，评价美珀珠单抗在健康人体内的药代动力学性质（试验1）。对6名健康志愿者静脉注射 68Ga标记的核酸适配体Sgc8，分别于不同时间点行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显像（PET/CT），通过测定不同器官对 68Ga Sgc8的标准摄取值，评价 68Ga-Sgc8在健康人体内的生物学分布（试验2）。对9例疑似神经内分泌瘤患者静脉注射 99mTc奥曲肽，4 h后行单光子发射和X线计算机断层扫描（SPECT/CT），测定感兴趣区放射性摄取水平；结合患者活检组织生长抑素受体亚型2（SSTR2）免疫组化染色结果，评价 99mTc-奥曲肽对SSTR2的亲和性和靶向性（试验3）。 结果:纳入试验1的3名健康志愿者均为男性，年龄分别为28、45和25岁； 131I-美珀珠单抗注射剂量分别为21.0、25.9和17.6 mg，放射性活度分别为364、420和304 MBq。纳入试验2的6名健康志愿者中男性和女性各3名，年龄（46±11）岁，范围35~63岁；放射性活度为（80±7）MBq，范围69~87 MBq。纳入试验3的9例疑似神经内分泌瘤患者中男性5例、女性4例，年龄（54±10）岁，范围39~69岁；放射性活度为（777±74）MBq，范围740~ 925 MBq。静脉滴注 131I-美珀珠单抗后，受试者血液放射性浓度在1.5 h达峰值， 131I-美珀珠单抗主要与血细胞结合，其全血清除半衰期为420 h；尿液放射性浓度在16~24 h达峰值，24 h后逐渐降低。静脉注射 68Ga-Sgc8后即刻放射性信号由强至弱的器官依次为膀胱、肾脏、心脏、子宫、肝脏、脾脏、胆囊、大肠和肺；注射药物后3 h内心脏的清除速率最快，子宫、肾脏和肝脏次之，脾脏和胆囊的清除速率较慢，大肠和肺的清除速率最慢。9例患者静脉注射 99mTc-奥曲肽后4 h体内均有放射性异常浓聚，免疫组化染色结果示SSTR2呈强阳性表达，表明 99mTc-奥曲肽对SSTR2有良好的亲和性和靶向性。安全性测试结果显示，试验1中1名受试者静脉滴注 131I-美珀珠单抗后1个月出现碘相关甲状腺功能亢进，无干预持续监测8个月后恢复正常；其余受试者均未发生不良反应。 结论: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技术可无创、动态、可视化地评价生物药在人体内的药代动力学性质、生物学分布及靶向性，安全性良好，在生物药的临床评价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尽管分化型甲状腺癌(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 DTC)保留了部分滤泡细胞的特征，使得放射性碘(radioactive iodine, RAI)成为术后一线治疗手段，但高达2/3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DTC在初始或治疗中逐渐呈现RAI难治性(RAI－refractory, RAIR)状态。RAIR－DTC治疗手段相对有限，患者的10年生存率仅10%，是甲状腺癌死亡病因最主要占比人群 [1]。相对明确的RAIR－DTC概念于2012年被提出，从病灶的核医学分子影像学特征可以将RAIR分成4种情形：(1)病灶在清除残留甲状腺组织(简称清甲)成功后，首次RAI治疗即不摄碘；(2)起初摄碘，逐渐不摄碘；(3)部分病灶摄碘，部分病灶不摄碘；(4)病灶虽然摄碘但仍呈现临床进展 [2]。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DTC病灶的失分化倾向，但4种情形背后的分子生物学背景及机制可能各不相同，因此有必要对RAIR－DTC患者进行个体化诊断治疗。2015年美国甲状腺学会(American Thyroid Association, ATA)指南沿用了RAIR－DTC最初的界定，针对这类患者不推荐后续 131I治疗，并建议在促甲状腺激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TSH)抑制治疗下主动监测随访。针对随访中出现进展或伴有局部症状的RAIR－DTC患者，探索新的治疗手段以阻止病情进展、改善生存是目前临床诊疗管理的重中之重。

患者女，54岁，因“发现甲状腺肿物10个月”入院。查体：甲状腺右叶可触及4 cm×3 cm结节，活动尚可，质韧，随吞咽可上下移动。B超检查提示甲状腺右侧叶中部实性结节，低度可疑恶性。实验室检查：血清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26.20 IU/ml（正常范围0.27~4.20 IU/ml），梅毒血清特异性抗体阳性。血清肿瘤标志物、凝血机制检查指标均在正常范围。根据B超检查提示右叶中部结节大小约5.1 cm×2.9 cm×3.4 cm，边界不清，恶性可能性大，再考虑到患者有压迫症状，遂行甲状腺全部切除术+根治性颈淋巴清扫术。术中探查见甲状腺与周围粘连紧密，甲状腺右叶峡部可触及1个结节，质硬，实性，边界不清，考虑恶性可能性极大，将右侧叶及峡部切除，冰冻病理检查提示恶性肿瘤，清扫淋巴结的冰冻病理检查提示髓样癌可疑，进而切除甲状腺左侧叶。术后免疫组化检查结果示：CD1a（+），CD207（Langerin）（+），S-100（+），CD43（+），Ki-67（30%+）呈阳性，见图1，2。确诊为甲状腺朗罕氏细胞增生症。因考虑到术中发现肿瘤浸润淋巴结，术后辅以放射性碘治疗彻底清除残余癌灶，密切随访监测血清促甲状腺激素及Tg。术后予以促甲状腺激素抑制治疗，复查血清Tg为13.60 μg/L。放射性碘治疗2个月后血清Tg降至1.09 μg/L。患者出院后2、6个月、1年后接受了甲状腺功能检查及颈部、胸部、腹部和骨盆的CT扫描，未发现可疑病变。

复发风险中危的分化型甲状腺癌(DTC)患者术后行 131I治疗的主要目的是清除隐匿性病灶、减少DTC复发和转移、提高患者的无病生存率，这被称为辅助治疗，同时也兼具了清除残留甲状腺组织(简称清甲)的作用。2015年美国甲状腺协会(ATA)治疗指南建议复发风险中危的DTC患者选择性考虑行 131I治疗。该文对行与未行 131I治疗的复发风险中危DTC患者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发现 131I对改善该类患者复发和生存的结论并不一致。中危患者除术后不明原因的高甲状腺球蛋白(Tg)血症外，尚无其他统一的临床病理特征可用于推荐行 131I治疗。

目的:探讨分化型甲状腺癌(DTC)转移灶摄碘能力与 131I清除不能手术切除的DTC转移灶(简称清灶)疗效的关系。 方法:回顾性分析于31家单位核医学科行 131I清灶治疗的138例DTC患者(男42例，女96例；年龄8～74岁)的临床资料。以清灶治疗时 131I显像病灶靶/非靶(T/NT)比值代表其摄碘能力，以 131I治疗前后病灶在影像上的径线变化评价该次疗效，分为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稳定(SD)和进展(PD)。对可能影响 131I清灶疗效的因素采用单因素分析(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 χ2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及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建立病灶T/NT比值预测清灶无效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 结果:共统计1 165次疗效评估。在653次平面显像评估中，CR、PR、SD和PD 4个疗效组间病灶T/NT比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4.15， P>0.05)；在512次断层显像评估中，有39次(7.6%)CR、337次(65.8%)PR、117次(22.9%)SD和19次(3.7%)PD，4组间病灶T/NT比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30.46， P<0.01)。此外，年龄、刺激性甲状腺球蛋白(sTg)水平及服 131I剂量也是影响 131I清灶疗效的因素( F值或 χ2值为2.561、7.095、8.799，均 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患者确诊转移时的年龄越大[比值比( OR)＝1.034， P＝0.022]、病灶T/NT比值越低( OR＝1.086， P＝0.006)， 131I清灶疗效越差。病灶T/NT比值预测清灶无效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726，阈值为6.2，灵敏度、特异性分别为78.7%(107/136)、73.1%(275/376)。 结论:131I治疗DTC转移灶疗效显著，患者确诊转移时年龄、病灶T/NT比值是清灶无效的独立影响因素；病灶T/NT比值低于6.2时，预示 131I清灶无效的概率较高。

目的:探讨分析血清组织激肽释放酶11（kallikrein-related peptidases 11，KLK11）、中期因子（midkine，MK）水平与分化型甲状腺癌（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DTC）术后首次 131I清除术后残留甲状腺组织（简称"清甲"）效果的关系。 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6月至2021年6月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108例DTC预行甲状腺全切除术，且术后进行放射性清甲治疗，男37例，女71例；年龄（48.32±4.25）岁，范围为28~79岁。根据治疗后是否清甲成功将患者分为清甲成功组64例和清甲未成功组44例，并选取同期本院体检无异常的60例健康者作为对照组。是否发生淋巴结转移，将患者分为转移阳性组20例和转移阴性组88例。清甲治疗后第二天取所有研究对象血清标本，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其血清KLK11、MK水平，搜集患者性别、年龄、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TNM分期、促甲状腺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TSH）、病灶最大径、清甲治疗时间，统计数据采用SPPS 21.0软件，采用单因素对一般资料进行分析，然后对有统计意义的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多因素分析影响术后疗效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清甲成功组和清甲未成功组血清KLK11、MK水平高于对照组（KLK11： t= 5.129、7.832， P<0.05；MK: t=7.799、15.978， P<0.05），而清甲未成功组血清KLK11、MK水平高于清甲成功组（KLK11： t= 2.642， P<0.05；MK: t=11.906， P<0.05）。转移阳性组血清KLK11、MK水平高于转移阴性组（KLK11： t= 2.908， P<0.05；MK: t=14.907， P<0.0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BMI（ χ2=6.780， P=0.009）、病灶最大径（ χ2=14.819， P=0.001）、TSH（ χ2=13.627， P=0.001）、血清KLK11（ t=2.642， P=0.01）、血清MK（ t=11.906， P<0.001）与DTC术后首次 131I清甲效果有关（ P<0.05）。以清甲成功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病灶最大径>2 cm（ OR=10.740，95% CI：7.033~16.401）、TSH水平升高（ OR=8.559，95% CI：2.812~26.057）、血清KLK11水平升高（ OR=16.710，95% CI：8.548~32.666）、血清MK水平升高（ OR=10.580，95% CI：6.294~17.786）是影响DTC术后首次 131I清甲效果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 结论:血清KLK11、MK水平升高是影响DTC术后首次 131I清甲效果的独立危险因素，监测其水平变化可为清甲疗效评估提供一定参考。

目的:探讨分化型甲状腺癌（DTC）清甲治疗后诊断性 131I SPECT/CT全身显像中，患者服 131I后对周围的辐射剂量及其变化规律，为辐射安全评价和职业防护研究提供依据。 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方法，回顾性分析2021年6至12月在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〇医院行诊断性 131I SPECT/CT全身显像的20例患者[男性5例、女性15例，年龄（45.7±11.7）岁，范围24.0~65.0岁]。采用X、γ剂量率仪分别测量患者服 131I后胸前体表不同时间（2、24、48、72、96 h）、距离胸前体表不同距离（1.0、2.0、3.0 m）的辐射剂量率，采用热释光探测器分别测量患者服 131I后第1~4天的辐射当量剂量。 结果:患者服 131I后2 h，胸前体表的辐射剂量率最高[186.12(135.52~201.01）μSv/h]，且随着服 131I后时间的延长和距胸前体表距离的增加，辐射剂量率均明显下降；服 131I后96 h以上胸前体表的辐射剂量率，以及任何时间距离胸前体表3.0 m处的辐射剂量率均可达到本底辐射水平。患者服 131I后，第1天对周围的辐射当量剂量为（1.19± 0.28）mSv（范围为0.90~1.66 mSv），从第2天开始及之后均较前1天不再明显增加。 结论:清甲治疗后行诊断性 131I SPECT/CT全身显像的DTC患者对周围的辐射剂量较低，且衰减较快，无需进行隔离；但是在服 131I的早期，患者体表辐射剂量较高，应避免长时间近距离接触他人，并做好内照射的防护。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现已成为常见的肝脏代谢性疾病，但尚无公认获批的治疗药物上市，探索相关治疗药物迫在眉睫。多项研究结果显示肝脏特异性表达的甲状腺激素受体β在脂质代谢中发挥重要作用。针对甲状腺激素受体β开发的T3类似物和甲状腺激素受体β特异性激动剂，在多个研究结果中显示能抑制肝脏甘油三酯合成，增加肝脏胆固醇清除，减少脂质沉积，同时部分增加胰岛素敏感性，促进糖代谢，改善炎症，成为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极具潜力的治疗药物。现对以甲状腺激素受体β为靶点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机制、临床研究及药物研发现状进行综述，以期提供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新思路。

目的:分析分化型甲状腺癌(DTC)患者 131I治疗后体内放射性残留活度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 方法:前瞻性收集2018年11月至2019年2月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接受 131I治疗的132例DTC患者[男34例，女98例，年龄(42.8±12.8)岁]的临床资料，患者分为首次治疗(FT)组(88例)和复次( 131I治疗次数≥2次)治疗(RT)组(44例)。FT组中，清除残留甲状腺组织(简称清甲)30例、辅助治疗33例、清甲兼顾清除手术不能切除的DTC转移灶(简称清灶)25例；RT组中，清甲18例、清灶26例。 131I治疗剂量：清甲3.70 GBq，辅助治疗3.70～5.55 GBq，清灶5.55～7.40 GBq。采用全身动态辐射监测系统测定患者 131I治疗后24、48和72 h的体内放射性残留活度，比较组间差异。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 χ2检验及二元logistic回归探讨放射性残留活度的影响因素。 结果:FT组 131I治疗后24 h体内放射性残留活度明显低于RT组[(880.60±396.64)和(1 022.31±503.94) MBq； t＝-2.765， P＝0.035]。FT组中，辅助＋清甲兼顾清灶亚组 131I治疗后24、48 h的体内放射性残留活度高于清甲亚组[24 h：(987.16±447.33)和(766.27±277.87) MBq, 48 h: (233.47±146.52)和(183.52±90.65) MBq； t值：-2.711和-2.021，均 P<0.05]。RT组中，清灶亚组 131I治疗后24、48和72 h的体内放射性残留活度分别为(1 246.90±531.69)、(244.57±131.35)和(90.65±67.37) MBq，均高于清甲亚组[(715.50±300.07)、(149.85±68.82)和(58.46±31.45) MBq； t值：-3.822～-2.682，均 P<0.05]。17.4%(23/132)的患者(FT组10例，RT组13例) 131I治疗后48 h体内放射性残留活度>400 MBq，治疗后72 h所有患者体内放射性残留活度<400 MBq。T分期、N分期、刺激性甲状腺球蛋白(sTg)及 131I治疗剂量影响体内放射性残留活度( t值：-2.562～4.211, χ2值：3.988～8.332，均 P<0.05)，其中T分期及 131I治疗剂量是影响放射性残留活度的独立因素( Walds值：4.253～14.035，均 P<0.05)。 结论:DTC患者 131I治疗后24 h体内放射性残留活度较高，应注意指导隔离防护， 131I治疗后72 h可达国家规定出院标准。对于T分期高、 131I治疗剂量大(>5.55 GBq)的患者， 131I治疗后48 h残留活度可能不达标，隔离时间应延长至72 h。

目的:比较纳米碳示踪技术与超声造影术对甲状腺癌手术患者近期结局的影响。方法:选择我院2019年9月至2020年9月间收治的80例甲状腺癌手术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各40例。所有患者均采取甲状腺癌手术治疗，对照组术中采用纳米碳淋巴结示踪技术进行辅助，试验组术中采用超声造影术辅助。比较两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手术切口引流量、术后住院时间、淋巴结清除数目、癌转移例数、术后声音嘶哑例数、甲状旁腺误切例数，术后1、3、5、7 d及3个月血清Ca 2+浓度及PTH浓度变化，术后3个月甲状旁腺受损症状发生情况。 结果:试验组平均淋巴结清除数目（8.14±2.13）少于对照组（9.37±2.24），阳性淋巴结清扫率（97.50%）高于对照组（82.50%），均 P<0.05；两组手术时间（117.93±17.46 vs 115.34±15.68）min、术中出血量（47.33±10.46 v 46.74±12.63）ml、术后切口引流量（34.77±6.57 vs 36.32±5.89）ml、术后住院时间（6.76±1.54 vs 7.15±1.62）d、癌转移例数（17.50% vs 15.00%）、术后声音嘶哑例数（25.00% vs 30.00%）及甲状旁腺误切例数（7.50% vs 15.0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术后1 d、3 d、7d血清Ca 2+及PTH浓度均低于术前（ P<0.05），术后3个月时血清Ca 2+及PTH浓度与术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血清Ca 2+及PTH浓度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术后手足抽搐、四肢麻木、肌肉痉挛及肢体感觉异常等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超声造影术对阳性淋巴结清扫率优于纳米碳示踪技术，但两者在缓解术后血清Ca 2+及PTH浓度降低程度，减少甲状旁腺受损症状，保护甲状腺功能等的效果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