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分析肛管鳞癌调强放疗联合同步化疗的疗效并进行预后影响因素分析.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1日至2022年1月1日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行调强放疗联合同步化疗的肛管鳞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并定期随访患者.主要观测指标为无瘤生存(DFS)、无局部区域复发生存(LRFFS)和总生存(OS),并记录不良反应情况.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用Cox回归模型分析生存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纳入65例患者,男性19例(29％),女性46例(71％).根据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JCC)第7版分期,Ⅰ期、Ⅱ期、Ⅲa期、Ⅲ b期分别有7例(11％)、28例(43％)、10例(15％)、20例(31％).同步放化疗前,2例(3％)患者接受了化疗,12例(18％)接受局部切除手术.原发灶的放疗中位剂量为54 Gy(范围为45～64 Gy),同步化疗的方案以卡培他滨联合丝裂霉素为主(34例,52％).同步放化疗期间放疗完成率为100％,化疗完成率为88％,5例(8％)患者出现治疗中断但足量完成治疗,8例(12％)患者化疗剂量降低.同步放化疗期间,15例(23％)患者发生3-4级白细胞减少,17例(26％)发生3-4级放射性皮炎,无治疗相关死亡.中位随访时间为50.4个月(范围为4.4～142.2个月),7例(11％)患者出现局部区域复发,3例(5％)出现远处转移.全组5年DFS率、LRFFS率和OS率分别为78.8％、86.5％和85.1％.Cox单因素分析提示T分期与DFS率显著相关(P=0.006),并与OS率有相关趋势(P=0.054).结论 调强放疗联合同步化疗可有效治疗肛管鳞癌患者,急性不良反应基本可耐受.T分期是肛管鳞癌患者DFS率的影响因素.

前列腺癌(prostate cancer,PCa)是全球男性中患病最多、致死率第二高的癌症.PCa神经微环境与肿瘤进展、手术根治程度及术后复发密切相关,但具体机制尚不明确.神经微环境中的神经密度(neural density,ND)、神经周围侵袭(perineural invasion,PNI)以及神经内分泌特征(neuroendocrine features,NEF)与TMPRSS2 ERG基因、单胺氧化酶A(monoamine oxidase A,MAOA)、核因子κB,神经营养因子以及神经肽Y(neuropeptide Y,NPY)等的表达密切相关.挖掘与该基因组学及蛋白组学相关的影像标志物可以早期识别PCa神经微环境从而影响临床诊疗方案.基于多参数磁共振成像(multiparameter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p-MRI)影像组学特征可以识别PNI及NEF的潜在影像标志物.基于磁粒子成像技术(magnetic particle imaging,MPI)、深度神经网络(deep neural network,DNN)图像分类模型可以进行神经可视化.新兴神经影像技术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扩散频谱成像(diffusion spectrum imaging,DSI)、神经突定向扩散与密度成像(neurite orientation dispersion and density imaging,NODDI)以及基于吩噁嗪的近红外荧光团的设计合成与神经成像技术,在显示及预测ND、PNI、NEF也蕴含着独特的价值.本文就PCa患者神经微环境潜在影像标志物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以进一步揭示PCa神经微环境的神经生理机制,为后续诊疗过程及改善患者预后提供影像学依据.

目的:通过总结分析国内多中心、真实世界的大样本数据，为联合免疫治疗的新辅助治疗对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应用提供借鉴和依据。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多中心、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21年10月期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55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19例）、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13例）和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7例）共计94例患者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结直肠癌患者资料，其中男性48例，女性46例；中位年龄58岁。直肠癌81例，结肠癌13例（2例为结肠双原发癌）；肿瘤TNM分期：Ⅱ期12例，Ⅲ期82例；肿瘤高分化46例，中分化37例，低分化11例。26例（27.7%）为错配修复缺陷（dMMR）和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行单纯免疫治疗，主要为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68例（72.3%）为错配修复正常（pMMR）和微卫星稳定（MSS），行免疫联合新辅助治疗，主要为CapeOx（卡培他滨+奥沙利铂）联合PD-1+长程或短程放疗，或PD-1联合细胞毒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按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通用毒性标准3.0版分析评价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了解手术情况并按照Clavien-Dindo分级标准评价手术并发症；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疗效评估包括以下指标：主要病理学缓解（MP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在病理上残留肿瘤≤10%；病理完全缓解（pC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患者在病理上未见残留肿瘤；肿瘤评效为疾病控制率（DCR），即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和疾病稳定（SD）患者在全组中所占的比例；客观缓解率（ORR），为CR+PR。结果:全组94例患者接受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的中位周期数为4（1~10）个，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为37.2%（35/94），包括皮肤相关不良反应35例（37.2%）、甲状腺功能异常21例（22.3%）和免疫性肠炎8例（8.5%），其中Ⅲ级不良反应占1.1%。末次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至手术的中位时间为30（21~55） d，直肠癌根治术81例，结肠癌根治术11例，结肠癌联合其他脏器切除2例；全部患者原发灶切除均达到R 0。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为22.3%（21/94），主要为吻合口漏（4例）、盆腔感染（4例）、腹腔积液（3例）、吻合口狭窄（3例）和腹盆腔出血（2例）；Ⅰ~Ⅱ级并发症13例（13.8%），Ⅲ级并发症8例（8.5%），无Ⅳ级及以上并发症。全组患者中位随访32（1~46）个月，DCR为98.9%（93/94），ORR为88.3%（83/94），pCR率41.5%（39/94），MPR率60.6%（57/94）。行单纯免疫治疗的26例dMMR和MSI-H患者pCR率为57.7%(15/26)，MPR率为65.4%(17/26)。行联合免疫治疗的68例pMMR和MSS患者pCR率为35.3%(24/68)，MPR率为58.8%（40/68）。 结论:对于初始可切除的结直肠癌患者，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具有很好的肿瘤控制率和病理缓解率；围手术期不良反应及手术并发症发生率可以接受。

目的:总结胃癌术后发生Petersen疝患者的诊断及处理方法。方法:对静冈癌症中心2014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诊断Petersen疝并行手术治疗的6例胃癌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6例患者均为男性，中位发病年龄76岁，2例曾行机器人辅助全胃切除术，2例曾行腹腔镜远端胃切除术，2例曾行腹腔镜近端胃切除术。初次胃癌手术时均已关闭Petersen间隙。症状在术后1～55个月出现，上腹痛伴恶心、呕吐为最常见的临床表现。6例腹部CT检查表现为小肠扩张，肠梗阻样改变；3例CT呈漩涡征改变。6例患者均手术探查未见肠坏死并再次缝合Petersen间隙，术后顺利出院，随访至今未见再发。结论:Petersen疝是胃术后的一种罕见并发症。应根据临床病史和体格检查结果，尽早进行腹部CT并积极手术治疗。

目的:对新辅助治疗模式下行根治性低位前切除联合保护性造口的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患者进行调查，探讨新辅助治疗前至造口还纳后12个月患者的生活质量。方法:本研究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收集2017年12月至2020年1月期间，于北京协和医院接受完整新辅助长程放化疗并行根治性低位前切除（LAR）联合保护性造口的中低位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患者。纳入标准：（1）新辅助治疗前行直肠MRI评估为mT 3~4b或mN 1~2而无远处转移（M 0）的患者，同时肿瘤下缘距肛缘<12 cm；（2）新辅助治疗前活检病理确诊直肠腺癌；（3）行完整周期的新辅助治疗；（4）接受根治性保肛手术治疗，术式均为LAR联合保护性造口，已经完成造口还纳，同时随访12个月以上。排除美国麻醉医师协会分级Ⅳ~Ⅴ级、合并多原发结直肠癌者、过去5年内有其他恶性肿瘤病史、需要急诊手术的患者、怀孕或哺乳期女性、有严重精神疾病史者、行核磁共振检查、放化疗或手术治疗禁忌者后，共纳入83例患者，男性51例（61.4%），中位年龄59岁，体质指数（24.4±3.1）kg/m 2。采用欧洲癌症研究与治疗机构生活质量问卷的结直肠癌模块（EORTC QLQ-CR29）、国际勃起功能指数（IIEF）、Wexner便秘评分和低位前切除综合征（LARS）量表，分别调查了解患者新辅助治疗前、术前、造口还纳后3个月、造口还纳后12个月的生活质量变化情况，包括直肠肛门功能、性功能等方面。量表的各项分值采用 M（ P25， P75）表示。 结果:（1）EORTC QLQ-CR29评分显示，新辅助治疗前、术前、造口还纳后3个月、造口还纳后12个月，患者焦虑[分别为64.4（52.0，82.5）分、75.3（66.0，89.5）分、82.6（78.0，90.0）分、83.6（78.0，91.0）分]和担心身体形象[分别为76.8（66.0，92.0）分、81.1（76.5，91.5）分、85.5（82.5，94.0）分、86.1（82.0，92.0）分]均有所改善（均 P<0.01）；盆腔痛[分别为5.4（2.0，8.0）分、5.0（2.0，7.8）分、3.9（1.0，5.0）分、3.0（1.0，5.0）分]、尿失禁[分别为15.7（7.0，22.0）分、11.1（0，17.5）分、10.0（0，17.0）分、9.9（0，16.0）分]、阳痿[分别为14.3（4.2，19.0）分、12.2（0，16.8）分、5.6（0，10.0）分、5.2（0.2，8.0）分]、尿频[分别为26.4（13.0，38.5）分、13.9（0，20.0）分、13.4（2.5，21.5）分、13.2（2.0，20.0）分]和黏液血便[分别为4.7（3.0，6.0）分、2.6（0，5.0）分、2.2（0，5.0）分、1.9（0，4.0）分]等症状均有改善（均 P<0.01）。在改善男性性功能、腹痛、口干、担心体质量改变、皮肤疼痛和性交困难方面，评分存在波动，但造口回纳后较新辅助治疗前症状均有改善（均 P<0.05）。在女性性功能、排尿困难、味觉障碍和排粪失禁方面，造口回纳后较新辅助治疗前差异未见统计学意义（均 P>0.05）。（2）IIEF量表显示：新辅助治疗模式前后，各项评分均接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3）直肠肛门功能量表显示：新辅助治疗前、术前、造口还纳后3个月、造口还纳后12个月，患者的排气失禁[分别为3.1（0，4.0）分、2.3（0，4.0）分、1.8（0，4.0）分、1.2（0，3.0）分]和急迫排粪[分别为7.2（0，11.0）分、5.2（0，11.0）分、2.9（0，9.0）分、1.7（0，0）分]症状均有改善（均 P<0.01）；在改善不完全排空感方面，患者症状存在波动，但造口回纳后较新辅助治疗前症状有改善（均 P<0.05）；在需要协助排粪[分别为0（0，0）分、0.7（0，1.0）分、0.6（0，1.0）分、0.7（0，1.0）分]和排粪失败[分别为0.2（0，0）分、1（0，2.0）分、0.8（0，1.5）分、0.8（0，1.0）分]方面，患者症状呈现恶化趋势（均 P<0.01）。对新辅助治疗效果不同的患者进行分层分析，比较术前与新辅助治疗前的生活质量改变情况。新辅助治疗较不敏感与较敏感的患者在功能、症状方面改变大致相同，区别在于，较不敏感的患者在排尿困难、尿失禁、皮肤疼痛和性交困难方面症状显著改善（均 P<0.05），而较敏感患者在便频方面症状改善（ P<0.05）。 结论:对于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患者，新辅助放化疗后行根治性低位前切除联合保护性造口的治疗模式可以从许多方面改善患者生活质量。但需注意患者在需要协助排粪及排粪失败方面，呈现恶化趋势。

目的:探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导致免疫相关肝损伤（IMLI）患者的临床表现、治疗和转归。方法:收集2018年1月至2022年11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肿瘤内科住院的ICI导致IMLI患者，对其基本情况、肿瘤治疗情况、IMLI临床表现、治疗及转归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共29例患者纳入分析，男性17例（58.6%），女性12例（41.4%），中位年龄65岁；从使用ICI至发生肝损伤的中位治疗周期为3个，中位时间为78 d。48.3%（14/29）的IMLI患者无明显症状，51.7%（15/29）的有食欲下降、恶心、腹胀、乏力、发热和黄疸等症状，13例（44.8%）同时伴有其他系统免疫相关不良事件。29例IMLI的临床分型为肝细胞型18例（62.1%），胆汁淤积型4例（13.8%），混合型7例（24.1%）。按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通用不良事件术语标准（CTCAE）分级，严重（≥3级）病例占86.2%（25/29）；按我国《药物性肝损伤诊治指南》（DILI指南）分级，严重（≥2级）病例占34.5%（10/29）。29例患者在发生IMLI后均暂停ICI治疗，28例使用了糖皮质激素，其中7例联合吗替麦考酚酯和/或人免疫球蛋白、人工肝治疗；22例（75.9%）好转，7例（24.1%）未愈（包括自动出院4例，死亡2例，无法判断1例）。3例患者肝功能好转后重新启用ICI治疗，IMLI均未复发。结论:IMLI多发生于ICI治疗后2~3个月，临床类型以肝细胞型最常见，临床症状轻重不一，停用ICI并给予糖皮质激素治疗后大多数患者预后良好。部分患者经权衡利弊在严密监测下可以重启ICI治疗。

目的:探讨晚期肺癌患者的生命质量及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选择2017年6月至2019年6月在山西省肿瘤医院住院的晚期肺癌患者220例，采用欧洲癌症治疗研究组织（EORTC）生命质量测定量表（QLQ-C30）和肺癌患者生命质量量表（QLQ-LC13）评估患者生命质量。结合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法对影响晚期肺癌患者生命质量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共发放问卷220份，收回有效问卷184份（83.6%），其中男性102例（55.4%），女性82例（44.6%）。在QLQ-C30的5个功能领域中，社会功能领域得分较低[（60.2±11.8）分]，认知功能领域得分较高[（78.5±13.4）分]；在3个症状领域中，疼痛得分较高[（36.8±10.3）分]；在6个单一条目中，食欲缺乏较为严重[（58.5±10.5）分]。在QLQ-LC13的10个症状领域中，气促、咳嗽症状较为突出[（34.6±9.5）分、（33.6±6.8）分]。女性、年龄大、子女少、转移器官数目多、伴有其他疾病及接受化疗患者的生命质量较差（均 P<0.05），未发现吸烟状况及职业、文化程度与晚期肺癌患者生命质量有相关性（均 P>0.05）。 结论:晚期肺癌患者性别、年龄、子女数、转移器官数目、是否伴有其他疾病、治疗方式与其生命质量密切相关，针对性地采取干预措施，有利于改善患者生命质量。

目的:探讨癌症晚期患者压力性损伤的危险因素。方法:选择2019年1-12月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接诊住院的100例晚期恶性肿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所有入选患者均需要制定完整的资料登记表，在患者入院后2 h以内进行首次压力性损伤危险性评估以评估其皮肤情况。对患者卡氏功能状态评分（KPS）、压疮危险评估表（Braden评分表）、血清白蛋白、血红蛋白情况进行测定与评估。采用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各因素与压力性损伤的相关性。结果:100例患者中有5例患者出现压力性损伤，院内获得性压力损伤的发生率为（5.00%）；其中男性患者3例（60.00%），女性患者2例（40.00%）；年龄范围38~89岁；其中有1例（20.00%）患者为1期压力性损伤，3例（60.00%）患者中为2期压力性损伤，1例（20.00%）患者为不可分期损伤；不同年龄、Braden评分、血清白蛋白、血红蛋白水平、KFS量表评分的患者发生压力性损伤的情况比较（χ 2=7.916、34.657、5.432、18.034、38.922，均 P<0.05）；低血清白蛋白水平、低血红蛋白水平、年龄≥70岁、KPS评分≤30分、Braden评分≤16分癌症患者压力性损伤发生率明显高于高血清白蛋白水平、高血红蛋白水平、年龄<70岁、KPS评分>30分、Braden评分>16分癌症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18.034、5.432、7.916、38.922、34.657，均 P<0.05）；将压力性损伤作为因变量，将单因素作为自变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低血清白蛋白水平、低血红蛋白水平、年龄≥70岁、KPS评分≤30分、Braden评分≤16分均是癌症晚期出现压力性损伤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KFS评分、Braden评分、血清白蛋白、血红蛋白含量均与癌症晚期患者压力性损伤的发生情况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均是癌症晚期患者压力性损伤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从医疗保健和经济学的角度，通过内镜手术对比再程放疗治疗局部复发性鼻咽癌（recurrent nasopharyhgeal carcinoma，rNPC）的成本-效果分析，为临床选择rNPC的治疗方案提供参考。方法:纳入2011年9月30日至2017年1月16日于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接受治疗的200例患者，经组织病理学检查诊断为局部rT1-rT3期rNPC，并按1︰1随机分配至内镜手术组和再程放疗组。内镜手术组中男性69例，女性31例，年龄38~55岁；再程放疗组中男性72例，女性28例，年龄41~54岁。使用马尔可夫模型对队列进行回顾性成本效益分析。采用不同治疗方式的生存数据、质量生命调整年（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QALY）以及相应治疗的费用数据用于建立模型。通过Weibull拟合原始数据，计算时间依赖的状态转移概率，并使用β回归将欧洲癌症治疗与研究组织生活质量量表-C30转化为不同状态的效用值。通过马尔可夫模型得出增量成本-效果比（incremental cost-effectiveness ratio，ICER），并进行敏感性分析。结果:内镜手术总费用为29 611.88元，调强放疗总费用为110 082.51元，手术对比放疗治疗局部rNPC的ICER为-85 555.88元/QALY，小于3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居民可接受的支付意愿内。敏感性分析显示再程放疗的费用对ICER的影响最大，在参数波动范围内ICER稳定。结论:内镜手术对比放疗治疗局部rNPC具有经济性。

目的:了解老年医学科因癌与非癌死亡患者的临床特点、心肺复苏意愿以及生命末期医疗状况的异同，为不同老年人群开展缓和医疗工作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连续查阅2014～2017年我院老年医学科≥60岁患者的死亡病历，记录临床特征、心肺复苏(CPR)签署、维持生命手段的应用及临终前医疗状况，129例根据死亡原因分为因癌死亡组(48例)和非癌死亡组(81例)，比较组间临床特点及末期医疗状况的差异。结果:共129例患者，男性98例(76.0%)，女性31例(24.0%)，中位年龄87(60～100)岁，≥80岁110例(85.3%)。死亡原因主要为恶性实体肿瘤(48例，37.2%)和感染性疾病(47例，36.4%)。与因癌死亡组患者(48例)比较，非癌死亡组患者(81例)中≥80岁的比例高( P<0.05)，95.1%(77例)比68.7%(33例)；镇痛药物的使用率[5.0%(4例)比29.2%(14例)]和查尔森共病指数(5.7±2.3比8.9±2.7)降低( P<0.01)；入住重症监护室(ICU)、中重度失能、口服多重用药的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入院当日完成签署CPR意愿的比例70.9%(56例)比39.6%(19例)、呼吸机使用率38.3%(38例)比16.7%(8例)、呼吸兴奋剂的使用率71.6%(58例)比52.1%(25例)增高( P<0.05)；不同意CPR、行心外按压、电除颤、气管切开、气管插管的比例和血管活性药物的使用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老年医学科生命末期患者情况复杂、终末期医疗负担重，急需开展老年缓和医疗；除了关注癌症患者外，非癌疾病终末期包括症状控制、早期探讨预先医疗计划、避免过度应用维生手段亦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