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危重症先天性心脏病（先心病）孕产妇的临床特点、治疗方法及母儿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广东省人民医院救治的入住重症监护病房（ICU）的危重症先心病孕产妇的临床资料。描述性分析其人口学特点、抢救策略、重症监护情况及母儿结局。结果:（1）共纳入危重症先心病孕产妇132例，包括孕妇128例［孕周（28.0±8.8）周］，产妇4例（产后6~32 d），63.6%（84/132）来自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78.0%（103/132）由地市级及以下医院转诊入院，不规律产前检查者占59.1%（78/132）。先心病主要类型为分流型（55.3%，73/132）。改良版WHO（mWHO）风险分级Ⅳ级者占90.9%（120/132）。主要心血管并发症为肺动脉高压（64.4%，85/132）。46.2%（61/132）孕前已确诊先心病，70.5%（93/132）孕前未接受任何治疗。（2）所有危重症先心病孕产妇均接受了产科主导的多学科团队协作诊疗。抢救成功率96.2%（127/132），无严重产科并发症发生。至出院后24 h内死亡率为3.8%（5/132）。16.7%（22/132）接受了妊娠期心脏手术，其中77.3%（17/22）术后继续妊娠至34周后。（3）132例危重症先心病孕产妇的终止妊娠孕周为（30.5±8.6）周，主要方式为剖宫产术（71.2%，94/132）。101例（76.5%，101/132）危重症先心病孕产妇进入围产期（≥孕28周），其中，98例活产（97.0%，98/101），分娩活产儿99例（包括双胎1例）。99例活产儿中，早产儿59例（59.6%）、足月儿40例（40.4%）；活产儿出生体重（2 167±698）g。早产、胎儿生长受限、先天性畸形为胎儿的主要并发症。结论:危重症先心病孕产妇主要来自经济、医疗水平欠发达地区；疾病干预晚，存在明确妊娠禁忌仍保留妊娠，致使母儿并发症发生率显著增加，医疗资源消耗增加。多学科团队联合积极救治，并在妊娠期行心脏手术可相对改善母儿结局。

目的:探讨医联体内同质化护理模式对压疮护理质量的影响。方法:选择研究对象来自粤北人民医院（牵头单位）和医联体内3家二级医院，研究时间段为2020年1月至2021年12月。两种护理模式实施时间段为2020年1-12月医联体内的3家二级医院采用《基础护理学》的常规护理模式，收集569例压疮患者为研究对象，同时收集568名患者近亲属进行满意度调查；2021年1-12月采用医联体牵头单位组织培训后的同质化护理模式，收集510例压疮患者为研究对象，同时收集512名患者近亲属进行满意度调查。先对医联体成员单位压疮护理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针对问题进行培训，制定医联体内压疮评估流程、会诊规范及双向转诊机制。观察比较两种护理模式下，医联体内下属成员单位护士对压疮护理知识掌握情况、压疮患者及近亲属满意度、压疮愈合数、新发压疮数及向上级医院转诊压疮患者数。结果:2020年压疮患者同质化护理管理模式实施后，下级成员单位护士压疮护理知晓评分、专业知识评分（5.91分、37.4分）明显高于实施前（5.40分、15.15分）（护理知晓评分： t=9.28， P < 0.05；专业知识评分： t=176.77， P < 0.05）。实施同质化护理模式后压疮患者满意度、近亲属满意度明显高于实施前（患者满意度：χ 2=61.08， P < 0.001；近亲属满意度：χ 2=65.28， P < 0.001）。开展同质化护理模式后压疮愈合率和好转率均明显高于实施前（χ 2=41.41， P < 0.001）。同质化护理模式实施后下级医院向上级医院压疮患者转诊数（27例）明显低于实施前（50例）（χ 2=5.79， P < 0.05）。 结论:构建医联体内同质化护理管理模式，可提高下属成员单位护士护理压疮患者的能力，提高患者及其近亲属的满意度，节约医疗成本，使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符合国家医改要求。

目的:分析上海市杨浦区区域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转至三级医院的上诊人群的疾病谱变化情况，为更好地开展社区疾病诊疗和预防提供借鉴。方法:收集并回顾性分析2016—2019年同济大学附属杨浦医院接收区域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转患者数据信息，了解上转患者的疾病谱构成和特点，包括各年度上转患者的性别、年龄分布，不同特征人群的高发疾病系统的频数和构成比特点。结果:（1）4年间社区就诊人次数及上转人次数均逐年增加，前者从2016年的4 684 938人次上升到2019年4 776 921人次；后者从3 125人次增加到6 853人次。（2）社区上转男性患者8 012人次（43.8%），女性患者10 296人次（56.2%）；年龄范围分布广泛（1~99岁），其中≤18岁53人次（0.3%），19~39岁927人次（5.1%），40~59岁2 831人次（15.5%），60~79岁4 424人次（62.2%），≥80岁1 209人次（17.0%）。（3）男性与女性的疾病谱变动均不大，排名前5位系统疾病分别为循环系统疾病、内分泌营养和代谢疾病、泌尿生殖系统疾病、眼和附属器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5位疾病构成比男性和女性均在 60%以上。相较男性，女性患者的泌尿生殖系统疾病的上转人次更多。结论:4年间社区上转的转诊率呈逐年增高趋势；上转人群涵盖了各个年龄段，高发年龄段为60~79岁；男性和女性的疾病谱不尽相同，应针对性地开展不同人群的疾病防治措施。

该文报道1例院内心脏骤停患者，心肺复苏成功后病因考虑为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首诊基层医院无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的条件，通过医联体途径紧急上转至上级医院，绕行急诊、心脏重症监护病房（CCU）直接到达导管室完成急诊冠状动脉造影及PCI，术后转回CCU继续抢救。患者病情较为稳定后下转回原基层医院继续进行心脏康复。双向转诊接力治疗92 d成功挽救患者生命，并助其回归正常生活。

目的:探讨入院-转出时间（door-in-door-out time，DIDO）对接受早期血管内治疗（EVT）的急性前循环大血管闭塞性脑卒中患者临床结局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2月至2021年12月在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高级卒中中心接受EVT的急性前循环大血管闭塞性脑卒中患者。收集入组患者的基线数据、时间指标以及90 d预后等数据，DIDO定义为初级卒中中心的入院（入门）到转出（出门）时间，主要结局是术后3个月良好预后，即改良Rankin量表评分为0~2分。用单、多因素回归分析探讨DIDO时间与急性大血管闭塞性脑卒中患者早期血管内治疗临床预后的关系。结果:共320例患者［年龄（69.6±10.2）岁］纳入研究，基线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评分为14（11，18）分，Alberta卒中项目早期CT评分为8（7，9）分，DIDO中位时间为76（50，120）min，在整体人群中DIDO并不是EVT患者临床预后的独立相关因素，但在早期接受血管内治疗的患者（发病-再通时间≤300 min）中，DIDO（ OR=1.030，95% CI 1.001~1.059， P=0.041）是EVT患者临床预后的独立相关因素。根据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DIDO临界值在74.5 min，可以作为大血管闭塞性卒中转诊行EVT治疗的重要院前延迟的时间指标。初级卒中中心-首次影像时间（ OR=1.393，95% CI 1.212~1.601， P<0.001）、首次影像-转出时间（ OR=1.386，95% CI 1.220~1.575， P<0.001）均为DIDO≤74.5 min的独立相关因素。 结论:在早期接受EVT的转诊患者中，DIDO对临床结局有显著影响，可以作为急性大血管闭塞性卒中转诊流程评估的一个重要质控指标。

目的:通过分析二线城市三级孕产妇转诊中心重度子痫前期（SPE）孕妇的临床特点，探讨二线城市三级转诊系统内防控SPE及其严重并发症的关键点。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在厦门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终止妊娠的341例SPE孕妇的临床资料，分析比较基层医疗机构转诊（转诊组，92例）与三级孕产妇转诊中心规律产前检查（本中心组，249例）的SPE孕妇的子痫前期（PE）风险因素、临床发病特点、SPE严重并发症发生情况以及转诊时机对妊娠结局的影响。结果:（1）PE风险因素：转诊组和本中心组SPE孕妇合并PE风险因素者分别为69例（75.0%，69/92）、179例（71.9%，179/24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328， P=0.567）。（2）SPE临床发病特征：转诊组出现PE预警信息、出现PE首发症状、临床诊断、终止妊娠以及发生SPE严重并发症的孕周均明显早于本中心组，孕32周前终止妊娠、孕32~34周终止妊娠、发生SPE严重并发症、产妇入住重症监护病房（ICU）、新生儿入住新生儿ICU及单胎胎儿生长受限的比例均高于本中心组，活产率低于本中心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3）SPE严重并发症：转诊组SPE孕妇发生严重并发症的比例高于本中心组［分别为28.3%（26/92）、13.7%（34/24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9.885， P=0.002）；其中，转诊组胎盘早剥（7.6%，7/92）、死胎（6.5%，6/92）的比例明显高于本中心组［分别为2.8%（7/249）、0.4%（1/24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4）转诊时机：转诊时机由晚至早分为发生SPE严重并发症后转诊（9.8%，9/92）、临床诊断SPE后转诊（63.0%，58/92）、发现PE预警信息后转诊（20.7%，19/92）和发现PE风险因素后转诊（6.5%，6/92）。发生SPE严重并发症后、临床诊断SPE后转诊孕妇的SPE诊断孕周、终止妊娠孕周显著早于发现PE预警信息后及发现PE风险因素转诊的孕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转诊时机越早，活产率越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二线城市三级转诊中心在降低PE母儿损害中起到重要作用；基层医院转诊时机是降低SPE严重并发症和母儿损害的关键之一；各地区各级医院都有必要提高PE早识别、早干预的能力，提升SPE及其严重并发症的防控意识，尤其是基层医院应注意提高对PE风险因素和预警信息的认知和筛查。

目的:分析单一三级医疗转诊中心终止妊娠的重度子痫前期（SPE）孕妇的临床特点，探讨在三级转诊系统内防控和延缓SPE及其严重并发症发生的可行性及提升的关键点。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至12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为北京市三级医疗转诊中心之一）住院治疗并终止妊娠的217例SPE孕妇的临床资料，分析比较基层医疗机构转诊（外院转诊组）与三级医疗转诊中心规律产前检查（本院组）的SPE孕妇的临床特点、发病风险因素和严重并发症的发生情况，以及转诊时机对临床特点和围产结局的影响。结果:（1）临床特点：217例SPE孕妇中，外院转诊组84例，本院组133例。外院转诊组SPE孕妇与本院组比较，中位临床诊断孕周［分别为31.5周（28.1~34.6周）、35.6周（33.3~37.2周）； Z=-6.547， P<0.01］、终止妊娠孕周［分别为32.3周（29.5~35.1周）和36.3周（34.4~37.5周）； Z=-6.554， P<0.01］、严重并发症出现孕周［分别为30.6周（26.4~32.7周）和34.9周（32.7~36.5周）； Z=-4.040， P<0.01］均显著提早，孕产妇ICU入住率［分别为10.7%（9/84）、3.8%（5/133）； χ2 =4.126， P=0.042］、新生儿ICU入住率［分别为72.9%（51/70）、54.7%（70/128）； χ2 =6.286， P=0.012］均显著升高，活产率显著低于本院组［分别为83.3%（70/84）、96.2%（128/133）； χ2 =10.736， P=0.001］。（2）风险因素分析：外院转诊组中肥胖、高龄或子痫前期史者 SPE临床诊断孕周和终止妊娠孕周均明显早于本院组（ P均<0.05）；存在慢性高血压者，外院转诊组孕妇严重并发症出现孕周明显早于本院组（ P<0.05）；无明确发病风险因素者，外院转诊组SPE的临床诊断孕周、终止妊娠孕周、严重并发症出现孕周均显著早于本院组（ P<0.05）。（3）严重并发症发生情况：外院转诊组和本院组严重并发症的前3位均为高血压脑病或脑血管意外［分别为20.2%（17/84）、7.5%（10/133）］、HELLP综合征［分别为7.1%（6/84）、8.3%（11/133）］、胎盘早剥［分别8.3%（7/84）、7.5%（10/133）］，外院转诊组高血压脑病或脑血管意外的发生率明显高于本院组（ χ2 =7.645， P=0.006）。（4）转诊时机：转诊时机分为严重并发症出现后转诊（8.3%，7/84）、临床发病后转诊（67.9%，57/84）、出现预警信息后转诊（14.3%，12/84）和发现发病风险因素后转诊（9.5%，8/84）。转诊时机越早，从临床诊断至严重并发症出现的间隔时间、转诊至终止妊娠的间隔时间、转诊至严重并发症出现的间隔时间越长（ P均<0.05），新生儿ICU入住率越低，活产率越高；出现严重并发症后转诊的孕产妇ICU入住率明显高于其他转诊时机者（ P<0.05）。 结论:SPE可以发生在各级医院；三级医疗转诊中心虽可延缓SPE的发病时间及严重并发症的发生时间，但仍有必要进一步提高防控意识；基层医疗机构应早期识别SPE的发生风险并及时转诊，此是改善母儿结局及充分发挥转诊系统作用的重要环节。

目的:分析转诊系统内不同临床转诊时机由基层医院转诊至三级医疗中心的重度子痫前期（SPE）孕妇的母儿结局，探讨转诊时机对延缓早发子痫前期、减少SPE及其严重并发症发生和改善母儿结局的影响。方法:通过临床观察研究，对2020年1月至2021年10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接受转诊并治疗后终止妊娠的159例SPE孕妇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按转诊时的临床阶段分为发生SPE严重并发症后转诊38例（SPE-C组）、诊断SPE后转诊72例（a-SPE组）、诊断子痫前期后转诊15例（a-PE组）以及发现PE预警因素后转诊34例（Warn-s组）。再根据“高危孕产妇专案管理制度”五色系风险分类将159例转诊孕妇进行五色系分组，红色（高风险）及橙色（较高风险）为要求转诊至三级医院诊疗（红橙组，113例），黄色（一般风险）可在三级以下医院诊疗（黄色组，46例）。分析比较不同转诊时机的母儿结局及转诊时机对妊娠结局的影响。结果:（1）临床阶段分组：159例转诊孕妇中，转诊临床阶段越晚，SPE严重并发症的发生率越高，转诊至终止妊娠间隔越短。SPE-C组的严重并发症发生率显著高于其他3组，转诊至终止妊娠间隔显著短于其他3组（ P均<0.05）。Warn-s组的转诊孕周早于其他3组（ P均<0.05），SPE发生孕周、妊娠终止孕周、SPE严重并发症发生孕周均在妊娠34周以后，显著晚于a-SPE组及SPE-C组（ P均<0.05）；并且孕34周前SPE发生率、孕34周前SPE严重并发症发生率、孕34周前妊娠终止率、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入住率、NICU入住时长、孕28周前妊娠放弃率均显著低于a-SPE组和SPE-C组；活婴出院率为100%，显著高于a-SPE组和SPE-C组（ P均<0.05）。a-PE组的SPE发生孕周和妊娠终止孕周也显著晚于a-SPE组及SPE-C组（ P均<0.05）；孕34周前SPE发生率、孕34周前妊娠终止率、NICU入住率、NICU入住时长显著低于a-SPE组及SPE-C组（ P均<0.05）。（2）五色系风险分组：按照妊娠风险五色系分类转诊要求，黄色组不在转诊范围内，但实际转诊后最终发生SPE。黄色组的SPE发生孕周、严重并发症发生孕周、妊娠终止孕周均晚于红橙组（ P均<0.05），其孕34周前SPE发生率、SPE严重并发症发生率、孕34周前SPE严重并发症发生率、孕34周前妊娠终止率均低于红橙组，NICU入住率、NICU入住时长、孕28周前妊娠放弃率均少于红橙组，活婴出院率高于红橙组（ P均<0.05）。（3）黄色组临床转诊时机分析：159例转诊孕妇中有46例（28.9%，46/159）可能排除在转诊范围外，属于五色系黄色风险分类，其中有6例发生严重并发症，其中4例在Warn-s组，2例在a-PE组；17例（37.0%，17/46）在孕34周前终止妊娠，其中12例在Warn-s组，5例在a-PE组；23例（50.0%，23/46）在孕34周前发生SPE，其中17例在Warn-s组，6例在a-PE组。（4）多因素回归分析：发现子痫前期预警因素后转诊是延缓SPE严重并发症发生的独立保护因素（ P<0.05）；发现子痫前期预警因素后转诊以及诊断子痫前期后转诊均为延缓SPE发生和减少早发子痫前期发生的保护因素（ P均<0.05）。 结论:转诊系统中不同转诊时机是影响母儿结局的关键因素之一；发现子痫前期预警因素或诊断子痫前期后及时转诊可以减少早发子痫前期，可以延缓SPE发生时间及减少SPE严重并发症；子痫前期临床发展衍变复杂，转诊时机以临床具体情形为主优于模式化的限定性转诊。

目的:观察急性主动脉夹层病人急诊诊断延迟情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选取2020年6月-2022年6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收治的168例急性主动脉夹层病人,根据病人急诊诊断延迟情况分为延迟组(113例)与未延迟组(55例).记录两组病人临床资料、实验室指标,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急性主动脉夹层病人急诊诊断延迟的影响因素.结果:168例急性主动脉夹层病人中出现急诊诊断延迟113例,占67.26％.延迟组女性、转诊、心电图检查结果异常、有心脏手术史占比高于未延迟组(P＜0.05),肌钙蛋白水平高于未延迟组(P＜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转诊、心电图检查结果异常、心脏手术史、肌钙蛋白水平升高是急性主动脉夹层病人急诊诊断延迟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急性主动脉夹层病人急诊诊断延迟比例较高,女性、转诊、心电图检查结果异常、有心脏手术史、心电图异常、肌钙蛋白水平升高的病人更易出现急诊诊断延迟情况,临床应针对上述风险因素制定相应策略,以预防或减少急诊诊断延迟情况的发生.

目的:分析当前制约上海市重症救治体系发展的主要因素.方法:采用专家咨询法确定评价工具,对上海市二、三级医院重症医学岗位医护人员开展在线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样本582人.结果:重症救治体系包括重症临床专科建设、重症病人救治多学科融合体系以及重症病人分级转诊体系3个维度.重症临床专科建设最主要制约因素是场地设备投入成本高昂;医院层面缺乏工作制度是影响重症医学与其他专科交叉合作的主要因素;缺乏具体可落地的政策支持是影响重症病人分级转诊的主要因素.不同级别医院对于人员短缺问题的判定存在显著差异(P=0.026),不同岗位人员对工作强度和转诊中潜在医疗风险的判定也存在显著差异(P=0.009、0.048).结论:一是加强重症救治体系建设相关细化制度;二是医院需进一步整合资源,打造一体化重症救治平台;三是多措并举,缓解重症人员短缺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