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稽留流产发病率逐年上升,然病因复杂,免疫相关因素是其病因学研究的热点.妊娠被看作是一次成功的同种异体移植,母体对胎儿形成免疫耐受,但母胎界面免疫微环境的任何失衡都可能导致妊娠失败.辅助型T细胞1(Th1)/辅助型T细胞2(Th2)、辅助型T细胞17(Th17)/调节性T细胞(Treg)细胞因子共同构成的细胞因子网络对维持母胎界面免疫微环境的平衡至关重要,该文以Th1/Th2、Th17/Treg型细胞因子群为中心,对其在稽留流产病因学领域的研究概况进行综述.

高雄激素是临床常见的内分泌代谢问题，影响女性全生命周期健康，其诊断和治疗需要多学科联合。女性高雄激素的病因诊断要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的病因构成特点，从病史、体格检查、雄激素等内分泌激素测定、功能试验、影像学以及基因检测等方面综合判断。高雄激素病因诊断的总体原则是首先确定患者是否具有临床和（或）生化高雄激素，其次判断是否符合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的诊断标准，然后再判定是否为特定疾病，最后未发现明确病因者再用质谱法检测验证雄激素水平，除外假性升高后，可诊断为特发性多毛或特发性高雄激素血症。探索女性高雄激素病因诊断的临床路径对指导女性高雄激素规范化和精准化诊疗有重要参考意义。

目的:比较拮抗剂方案和高孕激素状态下促排卵（progestin-primed ovarian stimulation，PPOS）方案在20~50岁患者中的每取卵周期累积活产率。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2017年1月至2021年4月期间在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生殖医学科接受体外受精/卵胞质内单精子注射-胚胎移植（ in vitro fertilization/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 and embryo transfer，IVF/ICSI-ET）助孕并采用拮抗剂方案或PPOS方案的20~50岁不孕症患者3 752例，使用倾向性评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方法按1∶1匹配均衡两组间的变量后，比较两组的基本特征、临床/实验室指标及助孕结局等。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对混杂因素进行校正后对比两种促排卵治疗的每取卵周期累积活产率；通过分层分析比较两种促排卵方案在不同类型患者中的临床疗效。 结果:匹配后，1 466例患者（每组各733例）纳入分析，两组患者的年龄、体质量指数、不孕类型、不孕病因、不孕年限、取卵次数、基础卵泡刺激素、窦卵泡计数和授精方式构成比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拮抗剂方案组扳机日雌二醇水平［1 700.30（1 011.76，2 580.50）ng/L］及黄体生成素（luteinizing hormone，LH）水平［1.95（1.07，5.27）U/L］显著低于PPOS方案组［2 056.50（884.08，3 601.59）ng/L， P=0.010；3.00（1.51，5.00）U/L， P<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POS方案组周期取消率［30.56%（224/733）］显著高于拮抗剂方案组［18.83%（138/733）， P<0.001］；而获卵数、可利用胚胎数及优质胚胎数与拮抗剂方案组相似（均 P>0.05）。PPOS方案组的胚胎种植率［16.97%（207/1 220）］、每移植周期临床妊娠率［21.78%（188/863）］、每移植周期持续妊娠率［16.11%（139/863）］和每移植周期活产率［15.06%（130/863）］均明显低于拮抗剂方案组［21.42%（266/1 242）， P=0.010；27.38%（233/851）， P=0.012；21.62%（184/851）， P=0.004；20.80%（177/851）， P=0.002］；PPOS方案组累积活产率［17.74%（130/733）］显著低于拮抗剂方案组［24.15%（177/7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3）。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调整混杂因素后显示卵巢刺激方案为影响每取卵周期累积活产率的独立危险因素（ OR=1.42，95% CI：1.03~1.95， P=0.032）。分层分析结果显示，在年龄≤35岁与取卵次数≥2次的人群中，PPOS方案组的累积活产率［21.35%（111/520），7.85%（41/522）］显著低于拮抗剂方案组［28.93%（151/522）， P=0.005；12.23%（62/507）， P=0.019］。 结论:与PPOS方案相比，拮抗剂方案可改善20~50岁不孕症患者的每取卵周期累积活产率，且在女方年龄≤35岁及非首次取卵的患者中更为显著。

人体口腔微生物种类复杂且数目庞大，其构成及分布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随着宏基因组学技术的发展，口腔菌群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逐渐受到广泛关注。本文通过检索PubMed、Embase、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等数据库，对口腔菌群的影响因素及其与口腔癌、食管癌、胃癌关联的研究现况进行了总结，发现口腔菌群可受到性别、年龄、种族和生活习惯等多种因素影响，特定口腔菌群与上消化道肿瘤的发病风险相关，具有作为上消化道肿瘤初筛标志物的潜能。本文通过综述口腔菌群的影响因素及其与上消化道肿瘤关联性研究进展，旨在为探索上消化道肿瘤病因提供微生物组学的新方向，为优化、完善上消化道肿瘤高危人群的早期筛查及早诊早治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淋巴管囊肿又称为囊性淋巴管瘤、水囊瘤，是一种由淋巴内皮细胞构成的少见的先天性良性错构瘤，其病因尚有争论。国内外学者大多认为淋巴管囊肿系淋巴管先天发育异常，原始淋巴囊不能向中央静脉引流，未能与正常引流通道建立联系而隔离的淋巴管或者淋巴囊异常增生扩大所致。病变可发生于颈部、腋下、纵隔、膈下、腹膜后和肠系膜等，胃淋巴管囊肿少见。本文即介绍1例胃淋巴管囊肿病例的诊断及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治疗情况。

目的:观察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OSAS）与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CSC）的相关性。方法:2016年10月至2018年12月于西安市第三医院眼科检查确诊的CSC患者50例（CSC组）和年龄、性别相匹配的健康体检者50名（对照组）纳入研究。根据病程，将CSC分为急性期、慢性期，分别为20、30例。两组受检者平均年龄（ Z=1.125 ）、体重指数（BMI）（ Z=0.937）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CSC不同病程患者年龄（ Z=1.525 ）、性别构成比（ χ2=0.397）、BMI （ Z=1.781）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采用Berlin问卷对CSC组、对照组受检者的OSAS患病风险进行评估；采用多导睡眠记录仪监测受检者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HI）和夜间睡眠期间最低血氧饱和度（MOS）。OSAS诊断标准：有典型睡眠时打鼾、白天嗜睡，AHI（次/h）数值≥5。OSAS严重程度分级为轻度OSAS：5≤AHI<15；中度OSAS ：15≤AHI <30 ；重度OSAS：AHI≥30。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比较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2检验。OSAS与CSC之间的相关性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 结果:CSC组、对照组受检者AHI分别为（17.46±3.18）、（15.72±4.48）次／h；MOS分别为（83.48±4.68）%、（87.40±3.82）%；诊断为OSAS者分别为36 （72.00%，36/50）、13 （26.00%，13/50）例。两组受检者AHI （ Z=0.312）、MOS （ Z=0.145）、OSAS发病率（ χ2=21.17）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28、0.001、<0.001 ）。急性、慢性CSC患者AHI分别为（15.95±3.02）、（18.47±2.92）次／h；MOS分别为（86.10±11.07）%、（81.73±4.58）%。不同病程者AHI （ Z=0.134）、MOS （ Z=0.112）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5、0.001）。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OSAS与CSC呈正相关（ r=0.312， P=0.031 ）。 结论:OSAS可能是CSC发病的危险因素。

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是一种严重的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具有多种病因、不同亚型和各种发展轨迹。现有研究表明ASD可能与遗传、环境等因素有关，针对肠道微生物群及其代谢产物与ASD之间关系的研究尚未构成体系，肠道微生物群及其代谢产物可能是ASD发病的一个潜在的影响因素。对甲酚是一种有毒性的小分子代谢物，可通过人体内肠道菌群降解酪氨酸而产生，过量的对甲酚对易感儿童中枢神经系统特定区域的有害影响可能与ASD的病因有关。人体中对甲酚水平的升高可能会重塑肠道菌群，影响多巴胺神经元的功能，诱导ASD样行为。本文就对甲酚在ASD发病机制中的潜在作用及其最新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动脉粥样硬化通常为心血管疾病的基础病因，目前随着饮食习惯和生活环境的改变，已然成为全球范围内日益严重的健康问题，对公共卫生构成巨大的挑战。小檗碱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是异喹啉类季铵型生物碱，小檗碱及其衍生物具有抗菌、抗炎、抗病毒、抗氧化、降糖、调血脂及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等作用。从调脂作用、抑制氧化应激与炎症反应、改善血管内皮功能障碍、调节肠道微生物群等角度综述小檗碱及其衍生物预防动脉粥样硬化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以期为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以及小檗碱类药物的深度开发提供理论依据。

腹腔的刚性边界（脊椎、肋骨和骨盆骨）和半刚性边界（腹壁、膈肌和骨盆肌肉）使其扩张能力受限而产生压力，从而构成"腹腔内压（intra-abdominal pressure, IAP）"。生理状态（如咳嗽、Valsalva、举重等动作）和病理状态（如腹腔内脏器、腹腔间隙脂肪、淋巴结、血管等发生病理性改变）均可导致IAP升高。病理性的IAP增高称为腹腔高压（intra-abdominal hypertension, IAH），急诊患者比较常见，可明显增高急危重症患者的病死率 [1,2]。若IAP超过20 mmHg（1 mmHg=0.133 kPa），合并新发或进行性器官衰竭，则可诊断为腹腔间隔室综合征（abdominal compartment syndrome, ACS）。ACS是IAH的进展期表现，即使给予减压治疗并去除病因，患者死亡率仍较高。因此，临床医生的关注点要从ACS提前到IAH阶段 [3]。

目的:比较侵袭性牙周炎（aggressive periodontitis，AgP）、慢性牙周炎（chronic periodontitis，CP）与牙周健康者（periodontally healthy，PH）龈下菌群的差异，为牙周病的病因学研究及基于菌群调控的牙周病新疗法提供参考。方法:按纳入标准收集2013年12月至2014年12月在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南京市口腔医院牙周病科门诊就诊的AgP（AgP组）、CP（CP组）患者和PH受试者（PH组）各10例，根据X线片和口内情况初步预估取样位点后，收集各组龈下菌斑并记录各项牙周临床指数，提取龈下菌斑样本中的DNA，PCR扩增、构建DNA文库并对16S rDNA测序。最终可成功构建文库并测序者包含：8例AgP患者的18个样本，10例CP患者的31个样本和8名PH志愿者的10个样本。对各组样本的α多样性和β多样性以及菌群构成进行分析和比较，并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评价细菌与探诊深度的相关性。结果:菌群分析显示，AgP组龈下菌群的α多样性显著低于其他两组（ P<0.05）。在门水平，AgP和CP组拟杆菌门丰度[分别为（36.8±7.4）%、（37.2±6.3）%]、螺旋体门丰度[分别为（16.0±5.4）%、（11.8±3.6）%]均显著高于PH组[分别为（27.5±11.2）%、（5.2±4.4）%]（ P<0.05），而放线菌门和变形菌门丰度[AgP组分别为（4.2±3.3）%、（12.9±5.1）%；CP组分别为（6.1±2.6）%、（12.1±4.0）%]均显著低于PH组[分别为（19.3±13.1）%、（23.0±10.1）%]（ P<0.01）；AgP组龈下菌群中螺旋体门和柔壁菌门的丰度[分别为（16.0±5.4）%、（1.7±1.2）%]均显著高于CP组[分别为（11.8±3.6）%、（0.7±0.6）%]（ P<0.05）。在属水平，AgP组龈下菌群中棒状杆菌属、放线菌属、 Saccharibacteria_norank、月形单胞菌属、 Oribacterium的丰度显著低于CP组，而产线菌属、 Lentimicrobiaceae_norank、 Defluviitaleaceae_UCG_011、 Family_XI_unclassified的丰度显著高于CP组( P<0.05）。主坐标分析显示，各组样本存在聚类现象。线性判别分析显示，AgP组富集菌包括螺旋体科等，CP组富集菌包括拟杆菌科等。相关性分析显示，AgP组中密螺旋体属、 Defluviitaleaceae_UCG_011、支原体属、卡氏菌属、 Fretibacterium的丰度与探诊深度呈显著正相关（ r=0.525~0.750， P<0.05），丛毛单胞菌科-未分类的属、链球菌属、二氧化碳噬纤维菌属、奈瑟菌属、普雷沃菌属、消化球菌属、劳尔菌属、 Bergeyella和放线菌属的丰度与探诊深度呈显著负相关（ r=-0.617~-0.490， P<0.05）；CP组小类杆菌属、 Family_XI_unclassified、卡氏菌属、消化链球菌属、 Pelospora和理研菌科_RC9_肠组的丰度与探诊深度呈显著正相关（ r=0.430~0.533， P<0.05）。 结论:牙周炎症和健康时其龈下菌群存在明显不同；AgP和CP的龈下菌群也存在明显差异，提示这可能是两种不同的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