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通过分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患者的临床特征、早期实验室检测以及病毒学标志物特征，为COVID-19的临床诊疗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21日至6月8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确诊和随访的76例COVID-19患者流行病学资料和实验室检测结果，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和 x2检验，比较各指标在不同临床分型中的差异。 结果:纳入分析的COVID-19临床确诊患者中，普通型54例，重型22例，重型患者组中位年龄为64.3（52.0，71.0）岁，大于普通组的42.5（35.5，57.0）岁（ P<0.01）；患者入院后首次血细胞分析中，重型患者组白细胞计数高于普通型组（ P=0.042），淋巴细胞计数低于普通型组（ P=0.037），淋巴细胞百分比（lymphocyte ratio，LYM%）和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eosinophil ratio，EOS%）低于普通型组（ P<0.01）。心脏功能检测项目中，重型患者组肌酸激酶同工酶、肌红蛋白高于普通型组（ P<0.01），肌钙蛋白高于普通型组（ P=0.037）。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高于普通型患者组（ P<0.01）；76例患者中，IgM抗体阴转时间的中位数为57（19，82） d；76例患者随访过程中均检测到IgG抗体阳性，11例患者观察到IgG抗体阴转，其中10例为普通型患者，1例为重型患者。 结论:COVID-19重症患者发病年龄大，伴有早期LYM%和EOS%降低、CRP升高。随着感染时间延长，IgG抗体有可能阴转，发病后3周至2个月内IgG抗体检测用于COVID-19的辅助诊断较为可靠。

目的:了解抗病毒治疗前耐药对HIV感染者治疗3年后的病毒学应答的影响。方法:2018年对HIV感染者开展抗病毒治疗前耐药基线调查，进行抗病毒治疗3年后随访。通过临床数据和病毒学实验室检测指标进行统计分析。结果:2 433例研究对象中，18~34岁占41.6%（1 012/2 433），男性占82.8%（2 015/2 433），高中及以上占46.9%（1 142/2 433），务农占22.4%（544/2 433），未婚占33.8%（823/2 433），异性性传播占48.1%（1 169/2 433），CRF07_BC亚型占41.3%（1 004/2 433）。抗病毒治疗前耐药率为4.5%（109/2 433）。抗病毒治疗3年后病毒学抑制失败率（病毒载量≥50拷贝数/ml）和耐药率分别为8.1%（196/2 433）和2.5%（60/2 433），其中抗病毒治疗前耐药和不耐药的病毒学抑制失败率分别为18.3%（20/109）和7.6%（176/2 324）、耐药率分别为4.6%（5/109）和2.4%（55/2 324）。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抗病毒治疗前耐药对HIV感染者治疗3年后的病毒学抑制失败的影响因素包括文盲（a OR=3.26，95% CI：1.82~5.86）、小学/初中（a OR=1.54，95% CI：1.09~2.18）、抗病毒治疗3年后CD4 +T淋巴细胞计数<200个/μl和200~499个/μl（a OR=2.77，95% CI：1.75~4.37；a OR=1.55，95% CI：1.10~2.18）、最近1个月漏服抗病毒治疗药物（a OR=4.24，95% CI：2.92~6.17）和抗病毒治疗前耐药（a OR=2.84，95% CI：1.67~4.85）。 结论:我国HIV感染者抗病毒治疗前耐药处于低流行水平，抗病毒治疗3年后病毒学抑制失败率较高。建议加强HIV感染者的耐药监测，重视抗病毒治疗前耐药对抗病毒治疗效果的影响。

目的:探究丙氨酸转氨酶正常的HBeAg阳性且HBV DNA高水平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接受核苷（酸）类似物治疗的效果。方法:收集2019年1月至2020年1月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感染性疾病中心治疗并随访的慢性乙型肝炎初治患者为对象，回顾性收集患者人口学特征、治疗前和治疗1年时的实验室检查结果，并根据患者服药种类不同分为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夫酯片（TDF）治疗组和丙酚替诺福韦（TAF）治疗组，分析和比较两组患者血清HBV DNA水平、HBeAg血清学转换和HBsAg定量水平的改变情况。结果:共纳入38例患者，其中TDF组16例，TAF组22例；两组患者的人口学特征、基线HBV DNA水平和HBsAg定量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经过1年的抗病毒治疗，60.5%（23/38）的患者获得了病毒学应答。尽管TAF组较TDF组可以实现更高的血清HBV DNA低于检测值下限率［68.2%（15/22）比50.0%（8/16）， P=0.258］和HBeAg血清学转换率［18.2%（4/22）比6.3%（1/16）， P=0.374］，但二者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DF和TAF治疗均可以明显降低患者血清HBsAg定量水平。此外，TAF治疗组患者出现丙氨酸转氨酶增高的情况低于TDF治疗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患者年龄是抗病毒治疗获得病毒学应答的独立预测因素。 结论:丙氨酸转氨酶正常的HBeAg阳性且HBV DNA水平高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接受TDF和TAF治疗均可获得较好的疗效。

目的:了解2021—2022年间风疹流行病学及其病毒基因特征，为我国风疹防控提供基础科学数据。方法: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中的传染病监测模块和监测报告管理模块获取2021—2022年间全国风疹发病数据；从全国麻疹/风疹实验室网络获得阳性风疹病毒(rubella virus，RuV)分离株，通过逆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PCR)扩增并测定位于E1基因的两个核苷酸(nucleotide，nt)片段[F1-480(8 633～9 112 nt)和F2-633(8 945～9 577 nt)]，整理拼接后获得靶基因序列(E1-739)，将其与已报道的基因型/亚型参考株构建系统发育树以鉴定基因型别，同时从GenBank数据库中下载我国2018—2020年间流行的RuV病毒株序列开展系统发育分析。结果:2021—2022年我国风疹发病率均为0.06/10万(2021年：840例；2022年：784例)，病例主要集中于西部和南部省份。病例年龄分布分析显示，2021—2022年风疹发病主要以<5岁儿童为主(2021年：34.17%，287/840；2022年：42.09%，330/784)，其中以0～2岁患儿占比最高。进一步分析病例免疫史发现，8～23月龄的病例中，仅接种了1剂次含风疹成分的疫苗(rubella containing vaccine，RCV)幼儿的发病比例较高；2～14岁年龄组病例主要分布在接种了2剂次或以上RCV的儿童中；然而，>15岁病例主要集中在未接种RCV或免疫史不详的人群中。全国病毒学监测数据显示，2021—2022年间从我国6个省市共获得22株RuV病毒分离株，分属于1E-L2(11株)和2B-L2c(11株)基因亚型，并与2018—2020年间流行的RuV病毒株具有很高的同源性。结论:2021—2022年间我国风疹发病维持在较低水平，流行的RuV为1E-L2和2B-L2c基因亚型。

自2022年1月以来，欧美多个国家出现了不明原因儿童急性严重肝炎病例，实验室检测发现43.8%的病例为人腺病毒（HAdV）阳性，且部分病例鉴定为HAdV-41。然而，引发此次儿童严重肝炎疫情的病因还需要更多的病原学、基因组学、肝脏病理、免疫组化和电镜等证据来确定。目前，HAdV导致的肝炎尚无系统的监测研究，因而无法判断我国目前是否存在类似肝炎病例，因此急需开展以临床症状监测为基础的HAdV病原学监测，尽快收集相关临床、流行病学和病毒学监测数据以及风险因素信息，研判不明原因儿童急性严重肝炎在我国发生的潜在风险，同时也为我国HAdV相关疾病的防控、预测预警以及疫苗和药物的研发提供科学技术支撑。

目的:观察恩替卡韦（ETV）经治后低病毒血症（LLV）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序贯或联合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TAF）的疗效及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收集2020年1月至2022年9月于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科的经ETV抗病毒治疗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126例，根据治疗期间的HBV DNA水平，将患者分为完全病毒学应答组（ n = 84）和LLV组（ n = 42），对两组患者基线及48周的临床特征和实验室指标进行单因素分析。根据LLV组患者继续抗病毒治疗方案分为3组：续用ETV为对照组、换用TAF为序贯组、ETV联合TAF为联合组，并持续抗病毒治疗至96周。对3组患者48周的资料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3组患者96周抗病毒治疗后HBV DNA转阴率、HBeAg转阴率、丙氨酸转氨酶、肌酐和肝硬度测定值。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LLV患者96周HBV DNA未转阴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评估预测LLV患者96周HBV DNA未转阴发生的效能。运用KaPlan-Meier分析LLV患者的DNA累积转阴率，用Log-Rank检验进行比较；动态观察治疗期间HBV DNA和HBV DNA转阴率。 结果:完全病毒学应答组与LLV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基线时年龄、人体质量指数、HBeAg阳性率、HBV DNA、HBsAg、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肝硬度测定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3组LLV患者48周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 0.05）；96周治疗后序贯组及联合组HBV DNA转阴率明显高于对照组（88.89%比41.18%、85.71%比41.18%， χ2 = 10.404， P = 0.006），HBeAg转阴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值> 0.05）；序贯组及联合组的丙氨酸转氨酶、肌酐、肝硬度测定值与对照组相比均有不同程度改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 0.05）。48周后续用ETV和48周HBV DNA是LLV患者96周HBV DNA未转阴的独立危险因素（ P值均<0.05）。48周HBV DNA的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0.735（95% CI：0.578~0.891）， cut- off值为2.63 log 10 IU/ml，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76.90%、72.40%。48周续用ETV和48周HBV DNA≥2.63 log 10 IU/ml LLV患者HBV DNA转阴率明显低于序贯或联合TAF和48周HBV DNA < 2.63 log 10 IU/ml的患者。继续治疗48周至96周期间，序贯组和联合组72、84、96周的HBV DNA转阴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 0.05）。 结论:序贯或联合TAF抗病毒治疗可以更有效地提高ETV经治后发生LLV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96周完全病毒学应答率，且可以改善患者肝肾功能和减轻肝纤维化程度。48周后续用ETV和48周时HBV DNA载量是LLV患者96周HBV DNA未转阴的独立预测因素。

儿童中枢神经系统病毒感染有较高的致残、致死率，严重威胁儿童生命健康。鉴于脑脊液中的病原体载量较低和传统检测技术的限制等原因，早期的病原学诊断不够理想。随着多重聚合酶链反应、数字聚合酶链反应、病原体核酸即时检验、宏基因组高通量测序等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病毒学诊断技术走进临床实验室。本文就儿童中枢神经系统病毒感染的实验室诊断现状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论述。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全球蔓延，其发病隐袭，传染性强，重症患者病死率高，且无特效药物，对全球公共卫生构成巨大威胁。为此，中国迅速建立了一系列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措施，并获得了抗击疫情的阶段性胜利，而快速精准的实验室检测在此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共识由广东省内病毒学、临床检验、临床医学、预防医学等专业领域的专家总结国内外新型冠状病毒实验室检测技术研究现状，结合广东省一线防治及检测经验修改而成，适用于一线实验室检验人员及临床医师。

麻疹是继天花和脊髓灰质炎后第三个要在全球范围内消除的病毒性传染病。近年来，我国麻疹的低发病率和病毒学监测数据证实我国目前正在接近麻疹消除状态；但在全球多个国家发生了麻疹复发和暴发，甚至在已经消除的国家又重新建立了本土传播，使我国麻疹消除面临较大挑战。为加速我国麻疹消除进程，国家应适时调整麻疹消除相关的政策和策略，持续保持高水平免疫接种率，进一步加强流行病学和实验室监测，并提升应对暴发疫情的处置能力，从而为麻疹消除提供支持。

目的:评价索磷布韦维帕他韦片（SOF/VEL）治疗中国慢性HCV感染者真实世界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在中国北方某县开展一项开放标签、单中心、前瞻性临床研究，共入组299例患者，其中慢性丙型肝炎患者161例，代偿期肝硬化73例，给予SOF/VEL12周方案治疗；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65例，给予SOF/VEL加利巴韦林12周（22例）或SOF/VEL24周（43例）方案治疗。在基线、治疗第4周、治疗结束、随访12周时分别检测病毒学指标、肝功能、肾功能、肝脏弹性检测等。观察治疗过程中的不良反应与实验室异常。采用调整后意向性分析（mITT），主要研究终点是随访12周时HCV RNA检测不到率（SVR12）。计量资料两组比较采用 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One Way ANOVA方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 结果:291例患者在完成治疗并随访12周时HCV RNA检测不到，SVR12率为97.3%（95%可信区间：95.4%～99.3%）。其中基因1b型97.4%、基因2a型96.4%，基因型未检出者100%获SVR12。慢性丙型肝炎、肝硬化代偿期、失代偿期患者SVR12率分别为98.1%、98.6%和93.8%。伴随病毒学清除，可见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等肝脏生化学指标好转，代偿期肝硬化患者可见肝脏硬度值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前后未见显著肾功能异常。最常见不良反应是疲乏、头痛、上腹不适和轻度腹泻，总体不良反应轻微。病死1例，为肝硬化失代偿期合并上消化道大量出血，与抗病毒治疗无关。因不良反应提前中止治疗4例；复发4例，其中3例检测到耐药相关变异。结论:索磷布韦维帕他韦片治疗不同基因型、不同临床阶段或既往聚乙二醇干扰素联合利巴韦林治疗史的中国HCV感染者均可获高SVR12，治疗安全性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