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也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是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引起的慢性传染病，目前仍位居全球最重要的三大公共卫生问题之首。抗病毒治疗能够有效地抑制病毒复制，达到降低HIV相关的发病率、死亡率的治疗目标。然而，部分患者在标准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后不能实现病毒学抑制（virological suppression，VS），发生低病毒血症（low-level viremia，LLV）。目前国内外一些临床研究发现，该人群发生病毒传播、病毒学失败（virological failure，VF）、免疫活化等的风险增加。LLV作为一个新出现的临床问题逐渐受到关注。本文对LLV的流行病学概况、危险因素、及其危害展开简要陈述，有助于临床医生更全面了解LLV，以期提高LLV患者的预后。

目的:探讨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艾滋病患者接受抗反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后发生低病毒血症(low level viremia，LLV)对其治疗预后的影响。方法:纳入2015年1月至12月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感染门诊接受ART≥1年且存在LLV的HIV感染/艾滋病患者(LLV组)，根据性别、年龄、传播途径1∶1匹配血浆HIV-1 RNA<50拷贝/mL的患者为对照组(抑制组)。根据病毒载量将LLV组分成3个亚组，其中LLV-1亚组指HIV-1 RNA为50～200拷贝/mL，LLV-2亚组指HIV-1 RNA为201～400拷贝/mL，LLV-3亚组指HIV-1 RNA为401～1 000拷贝/mL。分析LLV对后续3年抗病毒治疗应答的影响。统计学分析采用威尔科克森符号秩检验、Kruskal-Wallis检验和 χ2检验。 结果:LLV组共纳入137例患者，其中男111例，女26例，年龄为(39.5±13.5)岁。同时抑制组纳入137例患者。LLV-1、LLV-2和LLV-3亚组分别为93、25和19例。LLV组和抑制组ART前CD4 +T淋巴细胞计数与CD4 +T淋巴细胞计数/CD8 +T淋巴细胞计数比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随访3年，LLV组累计发生病毒学失败患者比例[7.3%(10/137)]高于抑制组[1.5%(2/13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578， P＝0.018)；LLV-1、LLV-2和LLV-3亚组分别有8例(8.6%)、2例(8.0%)和0例发生病毒学失败，各亚组病毒学失败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LLV组和抑制组在随访1、2、3年时的CD4 +T淋巴细胞计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LLV组在随访1、2、3年时的CD4 +T淋巴细胞计数/CD8 +T淋巴细胞计数比值均低于抑制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3.183、-2.094、-2.312，均 P<0.05)。LLV-1、LLV-2和LLV-3亚组的CD4 +T淋巴细胞计数/CD8 +T淋巴细胞计数比值在随访1、2、3年时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ART超过1年存在LLV的HIV感染者/艾滋病患者更易发生病毒学失败，且免疫功能恢复减慢，提示需对其尽早给予干预。

目的:了解艾滋病患者抗病毒疗效的影响因素。方法:选择2016年1月至2018年6月在北海市人民医院艾滋病门诊初治且依从性良好的107例艾滋病患者，根据患者是否自愿接受中药治疗分为两组，接受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HAART)联合平肝解毒方剂治疗组(42例)，单纯接受HAART组(65例)。比较两组患者在治疗48周时的病毒学和免疫学应答情况。采用聚合酶链反应产物直接测序法对白细胞介素-28B(interleukin-28B，IL-28B) rs12979860进行基因分型。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艾滋病患者抗病毒疗效的影响因素。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配对样本 t检验或 χ2检验。 结果:治疗48周时，42例HAART联合平肝解毒方剂组患者中，41例(97.62%)获得了病毒学应答，65例单纯HAART组患者中有58例(89.23%)获得了病毒学应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100， P>0.05)；HAART联合平肝解毒方剂组患者的CD4 +T淋巴细胞计数增加了(244.32±101.83)/μL，与单纯HAART组患者的(211.56±112.50)/μL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1.522， P>0.05)。92例携带IL-28B CC基因型的患者中，88例(95.65%)获得了病毒学应答，而15例携带IL-28B非CC基因型患者中有11例获得了病毒学应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394， P>0.05)。携带IL-28B CC基因型患者的CD4 +T淋巴细胞计数增加了(229.72±101.17)/μL，高于携带IL-28B非CC基因型患者的(173.40±89.64)/μ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028， P＝0.04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基线CD4 +T淋巴细胞计数≤200/μL、IL-28B CC基因型、HAART方案中含蛋白酶抑制剂有助于提高抗病毒的疗效。 结论:基线CD4 +T淋巴细胞计数≤200/μL、IL-28B CC基因型、HAART方案中含蛋白酶抑制剂是艾滋病患者抗病毒疗效的影响因素。

目的:了解重庆市2014年至2018年接受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型(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1，HIV-1)感染者耐药突变情况。方法:收集2014年5月至2018年12月在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进行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6个月以上的HIV-1感染者880例，采集其血浆标本，使用一步法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和巢式PCR扩增HIV-1 pol基因区的蛋白酶及反转录酶区，获得的扩增序列与耐药数据库对比进行HIV-1基因型耐药分析。采用病毒基因分型工具软件分析HIV-1亚型分布。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2检验。 结果:880例患者中，血浆HIV-1病毒载量为(4.12±0.63) lg拷贝/mL；CD4 ＋T淋巴细胞计数为(251±124)/μL；抗病毒治疗中位时间为26个月。亚型分析中，重组型( circulating recombinant form, CRF)01-AE亚型在HIV-1亚型中占比最大，为38.9%(342/880)，CRF07-BC亚型占28.5%(251/880)，B＋C亚型占16.2%(143/880)。其中534例患者存在耐药突变，总耐药率为60.7%。对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nucleoside reverse transcriptase inhibitor, NRTI)、非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non-nucleoside reverse transcriptase inhibitor, NNRTI)和蛋白酶抑制剂(protease inhibitor, PI)的耐药率分别为51.0%(449/880)、58.6%(516/880)和1.7%(15/880)。对拉米夫定、恩曲他滨、依非韦仑和奈韦拉平的耐药较为严重，中高度耐药率分别为46.8%(412/880)、46.8%(412/880)、51.3%(451/880)和53.6%(472/880)；而对齐多夫定(6.0%，53/880)、依曲韦林(9.0%，79/880)和PI类药物的耐药情况尚不严重。NRTI最常见的耐药突变位点为M184IV(47.3%)、K65R(22.2%)和K70RE(12.6%)；NNRTI为K103NS (25.1%)、V106A(19.7%)和V179DE(14.4%)；PI为L10FIV(7.4%)和A71IVT(6.5%)。CRF01-AE亚型的耐药率为69.3%(237/342)高于CRF07-BC亚型的49.8%(125/251)和B＋C型的51.0%(73/14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22.6、14.6，均 P<0.05)。 结论:重庆市HIV-1感染者经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6个月后，耐药发生率高，以对NNRTI类药物耐药最为多见，其次为NRTI，PI较少耐药。耐药是HIV-1感染者病毒学突破的主要原因。

目的:评估多拉韦林拉米夫定替诺福韦片（doravirine/lamivudine/tenofovir disoproxil fumarate，DOR/3TC/TDF）治疗HIV病毒学抑制≥6个月的HIV-1成年感染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此项开放性标签、活性对照、非劣效性临床试验中，经过2种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加1种增强型蛋白酶抑制剂、增强型艾维雷韦或1种非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治疗后的HIV病毒学抑制≥6个月的HIV-1成年感染者，按照2：1比例随机分组，一组为改用每日1次DOR/3TC/TDF方案试验组，另一组为继续基线方案24周的对照组。主要终点是第48周DOR/3TC/TDF试验组与第24周基线方案对照组间HIV-1 RNA <50拷贝/mL的受试者比例差异，次要终点是第24周时两组间获得病毒学应答的受试者比例差异（非劣效界值，-8%）。结果:670例受试者（DOR/3TC/TDF组447例，基线方案组223例）纳入了分析。24周时，HIV-1 RNA<50拷贝/mL的患者在DOR/3TC/TDF组占比为93.7%，基线方案组中为94.6%[差异-0.9（-4.7~3.0）]。48周时，DOR/3TC/TDF组中HIV-1 RNA<50拷贝/mL受试者占比仍为90.8%，非劣效于24周时基线方案组[差异-3.8（-7.9~0.3）]。在曾接受过利托那韦增强型蛋白酶抑制剂治疗的试验组中，24周时其空腹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平均降幅显著高于基线方案对照组（ P<0.01）。第24周时，试验组和对照组的不良事件发生率分别为68.9%和52.5%，导致治疗停止的不良事件发生率分别为2.5%和0.4%。 结论:对于需改变治疗的患者，转换到每日1次的DOR/3TC/TDF方案是一种耐受性良好且可维持病毒学抑制的选择。

目的:用单基因组测序技术分析HIV-1感染者体内基因型耐药动态变化，了解耐药相关突变发生特征。方法:对4例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失败病例及其基线冻存血浆样本进行标准基因型耐药检测和共享测序。采用倍比稀释法进行 pol基因片段单基因组扩增和测序(SGS)，分析准种变异和耐药动态变化特征。获得的基因序列用斯坦福大学HIV耐药数据库判断基因型耐药及耐药程度解析。 结果:NA2302-00病例存在传播性耐药突变(TDR，M184//G190A突变型)，在治疗5个月后突变位点增多并导致治疗失败。3例未检测到TDR，但是CD4细胞计数均低于200个/μl，在治疗4～6个月后出现获得性耐药和治疗失败。所有病例均对所服用的拉米夫定和依非韦伦药物存在高度耐受，2例对替诺福韦高度耐受。从4个病例的治疗基线和失败两个采样时间点血浆样本中共获得291条 pol基因SGS序列。2个无TDR的病例基线样本SGS序列存在劣势耐药相关突变(2.4%～2.9%)，但这些突变在随访样本中未检测到。NA2302-00的27条SGS序列均检测到该TDR突变型。治疗失败样本SGS序列表现出复杂的准种变异，进化为不同耐药突变型。2个病例的治疗失败样本SGS序列突变型为1～2个，另2个病例分别有4和13个突变型，>20%优势毒株突变型各2个。4个病例在更换蛋白酶抑制剂为主的二线药物后，维持较好的病毒抑制效果。 结论:单基因组测序可以揭示感染者体内毒株准种变异和耐药发生特征。在药物选择压力下，感染者体内病毒发生适应性进化，产生复杂的耐药相关突变模式，尤其需要加强艾滋病期感染者治疗第一年的随访和监测。

目的:分析HIV-1/HCV合并感染者接受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 HAART)后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中总HIV-1 DNA动态变化。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5月至2017年12月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收治的未进行抗HCV治疗的30例HIV-1/HCV合并感染初治患者(合并感染组)，以同期收治的42例HIV-1单一感染初治患者为单一感染组。观察两组HAART后12、24、48、72及96周的病毒学和免疫学应答情况，PBMC中总HIV-1 DNA变化规律及其与外周血HIV-1 RNA、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的关系。应用SPSS 22.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两组患者HAART后血浆HIV-1病毒抑制率、CD4 ＋ T淋巴细胞计数及CD4 ＋/CD8 ＋T淋巴细胞比值均升高，PBMC中总HIV-1 DNA水平均降低。HIV-1/HCV合并感染组HAART 72周时的HIV-1病毒抑制率低于HIV-1单一感染组( χ2＝7.93， P<0.01)。HIV-1/HCV合并感染组HAART 12、24、72、96周时的CD4 ＋T淋巴细胞计数均低于HIV-1单一感染组( U＝313.50、329.00、286.00和204.50， P<0.05或<0.01)。HIV-1/HCV合并感染组HAART 48周时的CD4 ＋/CD8 ＋T淋巴细胞比值低于HIV-1单一感染组( U＝294.50， P<0.05)。HIV-1/HCV合并感染者基线和HAART 12周时PBMC总HIV-1 DNA低于HIV-1单一感染者( U＝362.00和359.00， P<0.01或<0.05)。两组患者PBMC总HIV-1 DNA与HIV-1 RNA、CD4 ＋/CD8 ＋T淋巴细胞比值均无相关性( P值均>0.05)，HIV-1/HCV合并感染组患者PBMC中总HIV-1 DNA与CD4 ＋T淋巴细胞计数无相关性( b＝－0.001， P>0.05)，而HIV-1单一感染组患者PBMC中总HIV-1 DNA与CD4 ＋T淋巴细胞计数呈负相关( b＝－0.001， P<0.05)。 结论:HIV-1/HCV合并感染者HAART后外周血总HIV-1 DNA水平下降，合并HCV感染延缓HIV-1感染者HAART后总HIV-1 DNA的下降。

目的:了解抗病毒治疗前耐药对HIV感染者治疗3年后的病毒学应答的影响。方法:2018年对HIV感染者开展抗病毒治疗前耐药基线调查，进行抗病毒治疗3年后随访。通过临床数据和病毒学实验室检测指标进行统计分析。结果:2 433例研究对象中，18~34岁占41.6%（1 012/2 433），男性占82.8%（2 015/2 433），高中及以上占46.9%（1 142/2 433），务农占22.4%（544/2 433），未婚占33.8%（823/2 433），异性性传播占48.1%（1 169/2 433），CRF07_BC亚型占41.3%（1 004/2 433）。抗病毒治疗前耐药率为4.5%（109/2 433）。抗病毒治疗3年后病毒学抑制失败率（病毒载量≥50拷贝数/ml）和耐药率分别为8.1%（196/2 433）和2.5%（60/2 433），其中抗病毒治疗前耐药和不耐药的病毒学抑制失败率分别为18.3%（20/109）和7.6%（176/2 324）、耐药率分别为4.6%（5/109）和2.4%（55/2 324）。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抗病毒治疗前耐药对HIV感染者治疗3年后的病毒学抑制失败的影响因素包括文盲（a OR=3.26，95% CI：1.82~5.86）、小学/初中（a OR=1.54，95% CI：1.09~2.18）、抗病毒治疗3年后CD4 +T淋巴细胞计数<200个/μl和200~499个/μl（a OR=2.77，95% CI：1.75~4.37；a OR=1.55，95% CI：1.10~2.18）、最近1个月漏服抗病毒治疗药物（a OR=4.24，95% CI：2.92~6.17）和抗病毒治疗前耐药（a OR=2.84，95% CI：1.67~4.85）。 结论:我国HIV感染者抗病毒治疗前耐药处于低流行水平，抗病毒治疗3年后病毒学抑制失败率较高。建议加强HIV感染者的耐药监测，重视抗病毒治疗前耐药对抗病毒治疗效果的影响。

长期口服抗病毒治疗可以有效抑制HBV DNA复制从而阻断和延缓进展为肝硬化和肝细胞癌，基于干扰素的治疗可以在部分患者实现持续病毒学应答，在少部分患者甚至可以达到HBsAg消失。目前国内外以慢性乙型肝炎临床治愈（HBsAg消失）为目标新药包括：口服核心蛋白抑制剂，耐受性和安全性良好，能有效降低HBV DNA和HBV RNA,但单用不能有效降低HBsAg水平；注射用干扰RNA或反义RNA，可以有效地降低HBsAg水平，且持续时间较长；免疫调节剂只能带来轻微的HBsAg水平下降，但同时也可能带来免疫相关的不良事件。在不远的将来,通过设计新颖的临床试验，探索不同机制的抗HBV新药联合或序贯应用，有可能实现慢性乙型肝炎的临床治愈。

目前有关COVID-19流行病学和临床表型报道较多，而发病机制相关研究对于临床治疗有重要作用。本文借鉴既往对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的研究，探讨COVID-19的发病机制，聚焦于病毒与机体的免疫应答。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对组织器官的直接损伤和病毒诱导的过度炎症反应参与了疾病病理过程和病情进展。病毒载量和高炎症反应与疾病严重程度相关。淋巴细胞数量与急性肺损伤高度相关，可作为疾病严重程度的预测指标。2019-nCoV感染后患者体内能检测到病毒特异性抗体和T细胞应答。鉴于炎症和激素治疗的两面性，作为广谱免疫抑制剂的激素需谨慎使用。针对重要炎症介质IL-6的生物制剂和COVID-19患者恢复期血浆为疾病治疗带来希望。对病毒学、致病机制、免疫病理和特异性免疫防御等方面的进一步研究，将有助于提高对COVID-19的深刻认识和精准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