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并探讨院外心脏骤停（out-of-hospital cardiac arrest, OHCA）实现心肺脑复苏（cardiac pulmonary cerebral resuscitation, CPCR）患者特征。方法:回顾分析无锡市急救中心直属分站2016年12月26日7:45至2022年8月26日7:45出诊OHCA患者的首份心电图、临床特点、院前急救措施及院内回访情况等资料。根据患者出院时的格拉斯哥匹斯堡脑功能分级，分为CPCR组（1~2级）和非CPCR组（3~5级）。分析比较两组患者在基本情况、复苏时间及复苏后生命体征的差异，探讨实现CPCR的影响因素。结果:共出诊抢救OHCA 6 040例，实施院前抢救3 002例，第一时间心电图为可除颤心律185例，可除颤心律率为6.16%。院前存活293例，院前存活率为9.76%；存活出院170例，存活出院率为5.66%；最终实现CPCR 44例，占存活出院患者的25.88%。CPCR组和非CPCR组在有无第一目击者救治、可除颤心律占比、是否除颤、自主循环恢复（return of spontaneous circulation, ROSC）后疼痛刺激反应、自主呼吸、对光反射、脉氧、血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CPCR组在可除颤心律（75.00% vs. 10.44%）、除颤（70.46% vs. 9.24%）、ROSC后有自主呼吸（86.36% vs.17.27%）及脉氧>92%且收缩压>90 mmHg（86.36% vs. 39.76%）等占比明显高于非CPCR组。CPCR组和非CPCR组在心脏骤停（cardiac arrest, CA）至医生接诊时间、CA至首次除颤时间、CA至ROSC时间、CA至出院或院内死亡时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院前复苏成功最终实现脑复苏的患者具有OHCA至首次医疗接触、首次医疗接触至ROSC时间短、ROSC后院前生命体征管理到位并伴有部分神经功能恢复、同时院内神经功能预后评估充分的特征。

目的:探讨院外心脏骤停（out-of-hospital cardiac arrest, OHCA）患者未实施心肺复苏（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CPR）的流行病学因素，以分析未复苏的原因和临床指征。方法:收集北京急救中心2020年1月至12月符合入组标准的未实施心肺复苏的OHCA患者，按照Utstein模式设计登记注册表，采用卡方检验回顾性分析患者流行病学资料。结果:本研究共收集5 977例患者，按照年龄分为两组，其中年龄≤80岁2 349例，年龄≥81岁3 628例，与低年龄组比，年龄较大组因疾病（97.0%）和家属放弃（99.4%）而未实施CPR的占比更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 结论:有基础病80岁以上高龄老人在家发生OHCA概率大，现场目击者多为家属且不能够及时实施CPR，急救人员到现场后发现患者心脏骤停时间过长、已经明显死亡，家属或监护人会选择放弃救治。

目的:探讨影响非创伤性院外心脏骤停（out-of-hospital cardiac arrest，OHCA）患者自主循环恢复（return of spontaneous circulation，ROSC）的影响因素，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方法:建立2018年1月至2022年7月在嘉兴市第一医院急诊科诊治的270例非创伤性OHCA患者的预测模型。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独立预测因素，建立预测非创伤性OHCA患者ROSC的列线图。结果:多因素Logistic回归发现，女性、预计心脏骤停时间≤40 min、目击者、旁观者心肺复苏、血糖≥10 mmol/L是非创伤性OHCA患者ROSC的独立预测因素，由此构建的列线图曲线下面积（AUC）为0.884，校正曲线接近于理想的对角线。DCA分析表明该模型的净获益较好。结论:本列线图模型能够较好地预测非创伤性OHCA患者ROSC的概率，有助于指导急诊科医生进行临床诊疗及医患沟通。

院外心搏骤停（out-of-hospital cardiac arrest，OHCA)是导致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 [1]，超过80%表现为可除颤心律，3~5 min内实施除颤存活率将高达50%~70% [2,3]，若OHCA患者未及时进行除颤，每分钟存活率下降7%~10% [4]。因此，及时、有效的电除颤是OHCA患者复苏成功的关键环节之一。公众启动除颤（public access defibrillation，PAD)是指将自动体外除颤仪（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AED）放置在公共场所供第一目击者在医疗人员达到前对OHCA患者进行除颤。美国心脏协会（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AHA）推荐第一目击者使用PAD计划对OHCA患者除颤以提高存活率，然而AED的使用率却不足5% [5]。AED配置策略是保证PAD计划顺利实施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AED配置上需采用更好的部署策略以充分利用PAD计划。当前PAD计划的最佳部署策略尚不清楚，因此本文对国内外不同策略部署效果进行综述，以期为推动PAD项目的实施提供参考依据。

院外心脏骤停（OHCA）是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OHCA一旦发生，如不立即救治，几分钟内患者即可出现不可逆的生物学死亡，约一半的心血管死亡来自OHCA。许多国家或地区遵循乌斯坦因（Utstein）模式对OHCA进行登记分析，以提高OHCA生存率。我国OHCA登记尚处于发展初期，OHCA总体生存率不足1%。该文回顾世界范围内主要Utstein模式OHCA登记，为我国开展OHCA登记提供参考。此外，作为开展OHCA公共卫生干预的靶人群，“旁观者”在Utstein指南中缺少明确定义。该文从公共卫生干预视角将“旁观者”定义为心脏骤停目击者，或发现心脏骤停患者并激活紧急医疗服务（EMS）或在EMS到达现场前实施心肺复苏的任何人。为了应对心脏骤停救治的严峻挑战，尽快提升我国院前急救水平，该文进一步提出立足全人群全社会的OHCA公共卫生救援策略，围绕“早呼救、早按压、早除颤”，着力推动“旁观者”向重启心脏行动者的转化。

心脏骤停（cardiac arrest, CA）是心脏机械性活动停止和循环征象消失的一种急症，目前在全球仍处于高发生率和高病死率的态势，成为影响人类生命健康的重要原因之一 [1]。欧美国家每年院外CA发生率高达118.5/10万、88.8/10万，而出院存活率仅有8%、9% [2,3]。我国每年院外CA患者接近105万，出院成活率仅有1.0%左右 [4,5]。原因在于我国针对CA的生存链还不完善，在及时发现、目击者复苏、院前急救、院内急诊室复苏上还有较大差距，导致心肺复苏（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CPR）成功率低下 [6]。即使复苏成功后，CA后综合征的救治也是很大的挑战。因此，积极探索CA后综合征的关键病理生理机制及有效干预靶标，成为心肺复苏领域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 [7]。现有较多应用小鼠CA-CPR模型开展复苏研究的报道，但建模参数众多、标准不统一，本文回顾分析了20年来该方向的研究进展，现报道如下。

目的:探讨视频急救系统远程指导非医务人员实施单人心肺复苏（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CPR）的可行性效果。方法:选择60名非医务人员志愿者，随机分为视频组（ n=40）和音频组（ n=20）。视频组预装有视频急救系统手机应用软件（aApplication,，APP）报警并接受远程视频指导实施CPR；音频组使用语音报警并接受远程语音指导CPR。比较两组实施CPR时的按压深度、按压频率、送气量以及第一次开始按压的时间等指标。视频组内再分5个亚组，比较5款不同型号智能手机心肺复苏CPR效果的差异。每组共观察10个CPR循环。 结果:视频组按压位置准确率显著高于音频组（91.5% vs. 71.35%， P<0.05）；、按压深度在5~6 cm范围的比例明显高于音频组（62.79% vs. 44.73%， P<0.05）；平均按压频率在100~120次/min的比例（70% vs. 52%， P<0.05）；通气量在500~600 mL/次的比例（18.25% vs. 10.75%， P<0.05）和通气量大于500 mL l次/min的比例高于音频组（64.88% vs. 43%， P<0.05）均显著高于音频组（均 P<0.05）。第一次按压时间视频组长于音频组（131 s vs. 106 s， P<0.05），第一次通气时间两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48 s vs. 144 s， P>0.05）。按压总停顿时间视频组少于音频组（122.4 s vs. 164.2 s， P<0.05）。视频组内的5款不同型号手机之间上述指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与电话远程指导相比，应用视频急救系统远程指导非医务人员实施单人CPR时，在按压位置准确率、按压深度、按压频率、通气量、按压停顿时间等方面均有明显优势，但首次按压时间稍长于音频组；目前市面上畅销的智能手机均可应用。该系统的推广应用对提高非医务人员CPR质量及复苏成功率、鼓励第一目击者实施CPR等都将具有积极意义。

目的:评价第一目击者在对院前心脏骤停(out-of-hospital cardiac arrest,OHCA)患者进行心肺复苏(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CPR)时是否接受调度员指导(dispatcher-assisted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DA-CPR)对OHCA患者结局是否有影响。方法:通过检索在中文及英文各大数据库公开发表的临床研究，筛选出关于对院前心脏骤停患者心肺复苏时是否进行DA-CPR的文献,按照Cochrane Handbook5.1.0标准，对纳入文献质量进行评价，并提取出相关有效数据，应用Review Manager 5.3软件，对三个结局指标（自主循环恢复、存活至出院、神经功能良好）分别进行Meta分析。结果:共纳入21项研究，共计349 822例患者，其中DA-CPR组182 125人，CPR-Only组167 697人。分析结果显示:在美国、日本、韩国，DA-CPR相比CPR-Only未能提高OHCA停患者的ROSC率， RR=1.10，95% CI: 0.94~1.29, P=0.24；未能提高OHCA患者的出院存活率， RR=1.10，95% CI: 0.90~1.34 , P=0.34；未能提高OHCA患者的神经功能良好率， RR=1.01，95% CI: 0.79~1.28, P=0.97。而在中国，DA-CPR相比CPR-Only，能提高OHCA患者的ROSC率， RR=2.61，95% CI: 1.53~4.46, P=0.0005；能提高OHCA患者的出院存活率， RR=6.08，95% CI: 1.84~20.04, P=0.003；能提高OHCA患者的神经功能良好率， RR=9.76，95% CI: 1.87~51.02, P=0.007。 结论:DA-CPR在世界总体范围内的效果无统计学意义。但因发现DA-CPR在不同国家的效果差别较大，所以需具体而言：在发达国家，DA-CPR与无调度员指导的BCPR相比，不能明显提高OHCA患者的ROCS率、出院生存率和神经功能良好率。而在提高我国OHCA患者的ROCS率、出院生存率和神经功能良好率方面，DA-CPR优于无调度员指导的BCPR，有统计学意义。

目的:分析秦皇岛地区院外心搏骤停（OHCA）旁观者心肺复苏（BCPR）的现状及其对心肺复苏（CPR）预后的影响。方法:基于秦皇岛市Utstein模式CPR数据库，收集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秦皇岛市卫生应急调度中心接诊的1 162例OHCA患者的数据资料，并依据是否获得BCPR分为两组。收集患者的人口学参数（性别、年龄）、心搏骤停前参数（心搏骤停发生地点）、CPR实施参数（院前急救反应时间、心搏骤停原因初步诊断、初始心律）、CPR结果参数〔现场是否实现自主循环恢复（ROSC）、30 d存活率〕等。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法分析BCPR与现场ROSC的关系；同时分析实施BCPR旁观者的社会特征（性别、年龄、职业、学历、CPR知识的获取途径）。结果:1 162例OHCA患者中，剔除发生在养老院、医院等有专业医护人员的场所以及院前急救人员目击的病例，最终纳入852例OHCA患者，其中仅24例（占2.8%）获得BCPR，其余828例未获得BCPR（占97.2%）。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心搏骤停发生地点、院前急救反应时间、心搏骤停原因初步诊断和初始心律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与非BCPR组比较，BCPR组患者现场ROSC率和30 d存活率均明显升高〔现场ROSC率：16.7%（4/24）比5.2%（43/828），30 d存活率：8.3%（2/24）比1.3%（11/828），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BCPR〔优势比（ OR）＝32.132，95%可信区间（95% CI）为11.129～65.471〕、心搏骤停发生地点（ OR＝0.080，95% CI为1.212～3.125）和院前急救反应时间（ OR＝0.121，95% CI为0.174～0.816）是OHCA患者现场ROSC的重要因素（均 P<0.01）。共计30名旁观者参与实施OHCA患者BCPR，其中失访2名，有效回访28名。28名旁观者以男性为主（占85.7%）；年龄集中在18～40岁（占57.1%）；职业主要为旅游服务行业人员（占21.5%）、学生（占17.9%）、军人（占14.3%）和公交司机（10.7%）等；学历主要为专科及以上（占85.7%）；CPR知识获取途径主要为新媒体与APP（占42.9%）和讲座（占21.4%）等。 结论:秦皇岛市OHCA的BCPR实施率仅为2.8%；BCPR可提高OHCA患者院前CPR成功率和30 d存活率；有针对性地选择旅游服务行业人员、学生、军人及公交司机等人群作为CPR培训目标可能获得更显著的社会效益。

院外心脏骤停(out-of-hospital cardiac arrest, OHCA)是我国严重的社会公共健康问题，30 d出院生存率约为1% [1,2]，用于抢救OHCA的"救命神器"自动体外除颤仪（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AED）在国内公共场所配置起步较晚 [3]，居民知晓度低 [4]。虽然近年来在有关部门的大力倡导下公共场所配置AED已形成社会共识，但通常很难定位和获取 [5]，社会公众无法及时获取 [6]。如何将AED的配置位置与急救中心调度系统结合，实现信息共享与联动，是当前的一大难点和热点问题 [7]。杭州市萧山区于2021年在交通枢纽、公共文化设施、初中以上学校等公共场所统一配置630台AED，同时将院前急救调度信息系统和医疗优先分级调度系统（medical priority dispatchsystem，MPDS）与AED信息平台进行资源整合和联动应用。本研究基于萧山区120调度员与OHCA现场第一目击者的互动合作，探索提高AED获取使用率的可行性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