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童年应激和成年应激的关系以及对成年精神健康状况的叠加影响。方法:通过网络和电话访谈，采用童年创伤问卷、自编终生应激事件表、DSM-5一级跨界症状量表(DSM5-L1CCSM)和抑郁自评量表(SDS)测量成年健康志愿者( n＝239)和精神障碍志愿者( n＝387)的童年应激、成年应激和成年精神健康状况；依据童年-成年应激匹配情况分组：童年-成年应激阳性匹配组( n＝108)、童年-成年应激阳性非匹配组( n＝240)、童年应激阴性成年应激阳性组( n＝100)，童年应激阳性成年应激阴性组( n＝79)和童年-成年应激均阴性组( n＝99)；比较分析不同分组的应激水平和精神健康状况差异，用Logistic回归分析和多因素协方差分析童年应激、成年应激和精神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 结果:童年应激阳性比例为68.2%(427/626)，成年应激阳性比例为71.6%(448/626)，童年-成年应激阳性匹配比例为17.3%(108/626)。不同应激分组在除性别外的所有其他测量指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年龄、受教育年限、童年应激阳性和情感虐待是成年应激发生的影响因素( P<0.01)，成年应激阳性数与童年应激阳性数的交互作用( P<0.001)、成年应激阳性数与童年创伤因子的交互作用( P＝0.001)和应激分组( P＝0.002)对DSM5-L1CCSM总分和SDS总分有影响。 结论:童年应激对成年应激有易化作用，重复经历与童年应激同类型的成年应激会显著恶化成年精神健康预后，童年-成年应激阳性匹配是重要的不良预后因素。

目的:探讨童年期不良经历（ACE）对中老年人患慢性病的影响。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以“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4年生命历程调查为基线数据，2015年随访数据为结局构建了回顾性队列（ n=12 537），采用零膨胀负二项模型分析了ACE不同暴露等级对慢性病共患数的影响。 结果:与ACE暴露得分<4分的中老年人比较，ACE得分4~、6~和≥9分的中老年人共患慢性病发生率比（ IRR）分别为1.10（95% CI：1.04~1.16）、1.18（95% CI：1.13~1.25）和1.34（95% CI：1.27~1.42），中老年人共患慢性病发生率比随着ACE暴露等级的增加而升高（趋势检验 P<0.01），存在剂量-反应关系。 结论:ACE暴露是中老年人共患慢性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开展ACE的早期筛查及干预，对降低全人群慢性病发生风险、提高中老年人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具有重要的公共卫生学意义。

童年期不良经历（ACE）对成年后健康的影响在国际上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国内相关研究仍较少。本文对ACE的测量方法、其与成年人常见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关系和可能机制进行综述，发现国内外研究对ACE的测量范围不一，但目前的主要测量量表基本满足疾病预防的需求。绝大多数ACE类别会增加成年期常见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患病风险，且受到社会经济状况、年龄和性别等的影响，但有研究表明童年期经历饥荒却与高血压患病呈负相关。基于累积不平等理论，ACE的发生可导致个体生理功能损伤或采取不良的行为和生活方式，进而直接或间接增加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患病风险，但若因该经历而早亡则可能使关联方向逆转。我国仍需更多研究证明两者的关联及相关机制，并选择合理的ACE指标，为预防措施的提出提供参考。

儿童期负性事件是一项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健康挑战，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经济负担，而且持续影响个体健康。因此，本文分别介绍了十种国际上较为常用的儿童期负性事件的测量工具，它们分别是国际儿童期负性事件量表、儿童期负性事件量表、儿童期不良经历问卷修订版、家庭健康史与健康评估量表、儿童期创伤量表、儿童期护理和虐待经历调查问卷、校订版事件影响量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儿童虐待和创伤量表、童年创伤经历评定量表。目前，中国人群的儿童期负性事件研究使用的工具主要基于欧美发达国家人群开发的，但由于不同国家存在社会、文化、经济差异，适用于中国人群的负性事件量表仍需开发，为今后中国人群的儿童期负性事件研究提供适用的工具。

目的:基于生命历程流行病学视角，探讨童年期不良经历（ACE）和围孕期压力性生活事件（SLE）对妊娠期糖尿病（GDM）发生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方式。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选取2019年5至9月在马鞍山市妇幼保健院产检的孕早期孕妇作为研究对象。收集孕妇在过去1年是否经历过SLE、SLE的类型和SLE累积事件数，以及其否经历过ACE、ACE的类型和ACE的累计得分，在其妊娠24~28周时进行75 g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以诊断GDM。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ACE和SLE对GDM发生风险的独立影响；采用交互作用分析判断ACE和SLE对GDM的发生是否存在相加或相乘交互作用，进一步采用分层分析判断ACE对SLE是否存在调节作用。结果:共纳入研究对象1 001例，ACE检出率为19.1%（191/1 001），SLE检出率为38.5%（385/1 001）。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是否经历过ACE、ACE的类型及ACE的累计得分，以及是否经历过SLE、SLE的类型及SLE累积事件数，对GDM发生风险的影响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分层分析结果表明，在有ACE的孕妇中，与无SLE者相比，SLE数量≥2的孕妇GDM发生风险增加1.64倍（OR＝2.64，95 %CI 1.08~6.47，异质性检验 P值＝0.036）。 结论:ACE和SLE单独对GDM的发生均无影响，但ACE对SLE和GDM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只有在经历了ACE的孕妇中，围孕期SLE才会增加GDM的发生风险。

童年期不可预测性是童年不良经历的独立维度，对个体的心身健康发展及精神病理学风险有独特且重要的影响，而国内精神科少有关注。本文综述了童年期不可预测性对精神病理学症状及生存和繁衍相关行为选择的影响，以及可能影响心身症状的生物学改变机制，并介绍了对于不可预测性概念的测量，希望有助于精神科医生及临床研究者进一步理解童年不良经历对精神疾病及心身健康的影响。

目的:探讨童年不良经历（ACEs）聚集性与中老年睡眠质量的关联。方法:数据来自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项目（CHARLS）2014年的生命历程调查和2015年的第3次全国随访调查，共纳入10 824名45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人，根据其童年时期不良经历的数量，研究对象被分为0、1、2~3和≥4项ACEs四组。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童年不良经历聚集性与中老年时期不良睡眠时长和睡眠质量差的关联。结果:在10 824名研究对象中，男性5 211名（48.14%），年龄（60.83±9.06）岁；睡眠时长不良者6 131名（56.64%），睡眠质量较差者3 640名（33.63%）。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调整性别、年龄、现居住地、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家庭年消费和成年期BMI、吸烟、饮酒和抑郁症状等混杂因素后，与0项ACE组相比，有2~3项ACEs和≥4项ACEs的研究对象在中老年时期出现不良睡眠时长的风险显著增加， OR（95% CI）值分别为1.26（1.12~1.41）和1.43（1.23~1.66）；出现睡眠质量差的风险显著增加， OR（95% CI）值分别为1.28（1.12~1.46）和1.53（1.29~1.80）。 结论:童年时期的不良经历的聚集性可能会对中老年时期的睡眠时长和质量产生负面影响。

目的:了解女同性恋者童年期不良经历（ACE）与成年期物质使用行为的状况，探究二者间的关系，为识别高风险人群、制定针对性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2018年7-12月在北京市女同性恋社会组织的协助下，采用方便抽样方法，从参加例行的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服务、外展活动以及同伴推荐的女同性恋者中招募研究对象。应用问卷星（www.wjx.cn）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ACE以及物质使用行为等。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女同性恋者ACE与物质使用行为的关系。使用SPSS 22.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调查对象共294名女同性恋者，性取向为同性恋和双性恋的分别占81.3%（239/294）和18.7%（55/294）。曾有过ACE者占55.8%（164/294），其中经历过虐待、忽视和家庭功能障碍者分别占33.3%（98/294）、24.5%（72/294）和32.7%（96/294）。最近30 d有吸烟行为占55.1%（162/294），最近3个月有物质使用行为和至少每周饮酒分别占11.2%（33/294）和22.8%（67/294）。女同性恋者ACE与成年期物质使用行为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相比于无ACE的女同性恋者，有ACE的女同性恋者的成年期吸烟（ OR=1.87，95% CI：1.13~3.08）、饮酒（ OR=2.13，95% CI：1.18~3.84）和使用物质（ OR=3.33，95% CI：1.29~8.61）的行为风险较高。其中，经历童年期家庭功能障碍的女同性恋者成年后吸烟（ OR=2.60，95% CI：1.46~4.62）和饮酒（ OR=2.65，95% CI：1.44~4.87）的行为风险较高；相比于童年期无虐待经历者，童年期有虐待经历者的成年期物质使用行为的风险较高（ OR=3.17，95% CI：1.26~7.96）。 结论:女同性恋者具有较普遍的吸烟、饮酒行为以及成年期物质使用行为，并与其ACE具有相关性。

目的:分析童年期不良经历（ACEs）暴露模式与医学生焦虑症状轨迹的关联。方法:以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大一年级在校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儿童期虐待问卷、家庭功能不全问卷、童年期不良社会经历条目以及焦虑自评量表，于2019年11至12月开始调查，之后每半年调查一次，调查至2020年11至12月。采用潜类别模型分析ACEs暴露模式，潜类别增长模型分析焦虑症状发展轨迹，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ACEs不同暴露模式和焦虑症状轨迹的关联。结果:共调查3 662名大学生，年龄（19.2±1.0）岁。潜类别分析显示，ACEs暴露模式可分为高ACEs组（13.4%）、较高忽视/情感虐待组（25.7%）、高家庭功能不全组（6.9%）、高忽视组（27.1%）、低ACEs组（26.3%）；潜类别增长模型将焦虑轨迹分为4组：高焦虑降低轨迹（7.1%）、高焦虑升高轨迹（4.1%）、中等焦虑轨迹（52.9%）、低焦虑轨迹（35.9%）。以低ACEs组为参照组，与低焦虑轨迹相比，高ACEs组、高忽视/情感虐待组、高家庭功能不全组、高忽视组与中高等水平焦虑轨迹发生的风险增加均相关（ P<0.05）。 结论:ACEs暴露模式在医学生人群中存在异质性，且ACEs暴露模式是焦虑症状轨迹的重要影响因素。

目的:探究童年不良经历对青少年负性情绪的影响中自我厌恶的中介作用和性别的调节作用。方法:采用问卷法收集人口学变量，应用童年不良经历问卷修订版、患者健康问卷、广泛焦虑障碍筛查问卷及自我厌恶量表于2022年5月1—30日在山东省日照市5所高中(90个班)和5所初中(60个班)进行调查，共得到7 012份青少年有效问卷。采用SPSS 22.0软件数据录入与分析，进行Mann-Whitney U检验人口学变量与其他变量的关系，各变量间相关性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应用AMOS 23.0检验变量间的中介作用与调节作用中的拟合程度及路径分析。 结果:(1)童年不良经历[0(2)分]与自我厌恶[3(10)分]( r＝0.459， P<0.01)及负性情绪[2(4)分]( r＝0.427， P<0.01)，自我厌恶与负性情绪( r＝0.566， P<0.01)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2)自我厌恶在童年不良经历与青少年负性情绪中起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256，中介效应值占总效应的62.2%。(3)自我厌恶的中介路径受到性别的调节，相较于男生( Bsimple＝1.641， t＝25.355， P<0.05)而言，女生的童年不良经历对自我厌恶预测作用更大( Bsimple＝2.428， t＝39.585， P<0.05)。 结论:童年不良经历对青少年负性情绪具有预测作用，同时可以通过自我厌恶对负性情绪发挥中介作用，性别在中介路径中起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