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了解2007-2022年重庆市神经管缺陷的流行病学特征,为其综合防控提供依据.方法 将2007年1月至2022年12月重庆市所有出生缺陷监测机构的监测活产儿作为研究对象,分别按年份、围产儿性别、产妇常住地(城/乡)、产妇年龄、不同地域等类别分组进行神经管缺陷发生率计算并比较其差异,并通过线性趋势检验,Joinpoint回归模型分析变化趋势.结果 2007-2022年,重庆市共监测围产儿1 316 934例,发现神经管缺陷患儿185例,神经管缺陷总发生率为1.40万(0.43～4.49/万),无脑畸形、脊柱裂、脑膨出总发生率分别为0.36/万(0.00～1.45/万)、0.81/万(0.39～2.42/万)和0.26/万(0.00～2.45/万).农村总发生率高于城镇(x2=11.38,P＜0.001).不同年龄母亲的总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81.71,P＜0.001).2007-2022年重庆市各类神经管缺陷发生率均呈下降趋势,总体降幅为84.64％,2007-2019年平缓下降(APC=-10.85)、2019-2022年快速下降(APC=-31.20).城镇下降幅度小于农村.结论 2007-2022年重庆市不同类型神经管缺陷发生率均呈下降趋势,需继续巩固叶酸项目对神经管缺陷的预防效果.

土地利用变化是导致碳储量变化的主要原因,对未来土地利用变化进行多情景预测并探究其对碳储量的影响,对于维持区域碳平衡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在自然和人为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渭河流域土地利用变化显著,碳储量也相应发生变化.本研究基于PLUS-InVEST模型,评估并预测了渭河流域生态系统碳储量时空变化,探究土地利用变化对碳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2000-2020年,渭河流域土地利用分布格局变化不大,土地利用变化呈现"耕地面积减少而其余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增加"的特点,耕地向建设用地转换以及耕地、林地、草地的相互转换是渭河流域土地利用类型转换的主要方式.渭河流域碳储量呈上升趋势,共增加15.31x106t,碳储量高值区分布呈"东北片状-西部散点状-中南部带状",低值区分布在下游关中平原城市群.2030年4种情景下渭河流域碳储量较2020年均有所增加,经济发展情景增加最少,生态保护情景增加最多,不同情景的碳储量空间差异主要体现在上游耕地、林地和草地的分布交错地带.研究结果可为渭河流域土地利用管理决策以及碳储量的提升提供数据支撑.

目的 研究相关检验指标在肝脏疾病成分输血的主成分分析和预测模型.方法 采用回顾性方法,收集2017年1月至2022年12月期间住院接受成分输血的肝脏疾病患者与非肝脏疾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接受成分输血的类型分为输注悬浮红细胞组、输注病毒灭活冰冻血浆组和输注单采血小板组.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和输血前相关实验室指标,包括血红蛋白(Hb)、红细胞压积(HCT)、血小板计数(PLT)、凝血功能指标、肝功能指标以及输血情况,通过t检验与方差检验比较肝脏疾病与非肝脏疾病不同成分输血组上述指标的差异.采用KMO检验、Bartlett球形检验和碎石检验(Scree Test)验证多因子分析的适宜性,利用主成分分析(PCA)对各指标的方差贡献进行观察,评估各指标间的相关性.通过受试者工作曲线(ROC)分析评估各检验指标对于不同成分输血的预测价值.结果 共纳入96例肝脏疾病患者与216例非肝脏疾病患者,肝脏疾病中57.3％患者输注血浆(55/96例),非肝脏疾病中54.2％患者接受红细胞输血(117/216例).输注红细胞组肝病与非肝病患者Hb平均值分别为70.61 g/L和82.82 g/L;HCT平均值分别为20.80％和24.47％;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平均值分别为45.94 U/L和25.43 U/L;总胆红素平均值为44.38 μmol/L和19.31μmol/L,这四项指标两组患者中存在显著差异(P＜0.05).在输注血浆组肝病与非肝病患者Hb平均值分别为73.45 g/L和111.43 g/L;HCT平均值分别为21.70％和31.06％;ALT平均值分别为59.33 U/L和28.33 U/L;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分别为44.35 U/L和22.52 U/L;INR平均值分别为1.43和1.07;以上指标存在显著差异(P＜0.05).输血血小板组肝病与非肝病患者PLT平均值分别为36.70× 109/L和50.76×109/L;AST平均值分别为54.20 U/L和31.19 U/L;PT平均值分别为15.95 s和12.98 s;APTT平均值分别为54.42 s和29.90 s;INR平均值分别为1.36和1.11;以上五项指标存在显著差异(P＜0.05).PCA分析肝病患者不同成分输血前检验指标显示,血液指标和肝功能指标分布为第一和第二主要成分,非肝病患者输血前检验指标中肝功能和凝血指标为第一和第二主要成分.通过ROC曲线分析肝病患者接受红细胞输血组,HCT曲线下面积为0.912;血浆输血组中,INR和PT曲线下面积为0.964和0.953;在输注单采血小板组中,INR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938.结论 本研究对于不同成分输血前各项指标相关性分析和模型预测,尤其对于肝病患者选择不同成分输血可以提供研究依据.

1.统计研究设计:应交代统计研究设计的名称和主要做法,如调查设计(分为前瞻性、回顾性及横断面调查研究)、实验设计(应交代具体的设计类型,如自身配对设计、成组设计、交叉设计、析因设计、正交设计等)、临床试验设计(应交代属于第几期临床试验,采用了何种盲法措施等). 主要做法应围绕4 个基本原则(重复、随机、对照、均衡)概要说明,尤其要交代如何控制重要非试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目的:探讨妊娠期糖尿病(GDM)患者心理压力与应对方式及自护能力的相关性.方法:选取2020年10月-2023年10月本院收治的GDM患者108例,应用基线资料调查量表、妊娠压力量表(PPS)、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CSQ)、自我护理能力测定量表(ESCA)调查患者基本特征、心理压力、应对方式及自护能力.比较不同基线特征GDM患者PPS评分差异,Pearson相关系数模型分析GDM患者SCSQ、ESCA评分与PPS评分关系,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模型探讨GDM患者心理压力影响因素.结果:本次共发放问卷108份,回收有效问卷105份,有效率97.2％.105例GDM患者PPS评分(54.02±14.37)分(39～74分),各因子条目均分最高的均是确保母子健康和安全而引发的压力感.不同年龄、是否计划妊娠、家庭月收入、产妇类型、流产史GDM患者PPS评分有差异(P＜0.05).SCSQ量表中积极应对评分23.57±4.92分,消极应对评分11.93±1.68分,ESCA评分84.26±13.80分.Pearson相关系数模型分析显示,GDM患者SCSQ量表中积极应对评分、ESCA评分与PPS评分呈负相关,消极应对评分与PPS评分呈正相关(均P＜0.05).由于SCSQ评分、ESCA评分存在明显共线性,因此将两者分别纳入多元线性逐步回归模型中分析显示,纳入SCSQ评分的模型中,非计划妊娠、初产、流产史、SCSQ量表积极应对评分低、消极应对评分高均为GDM患者心理压力主要影响因素;纳入ESCA评分的模型中,非计划妊娠、初产、流产史、ESCA评分低均为GDM患者心理压力主要影响因素(均P＜0.05).结论:本次调查的GDM患者心理压力明显,且与应对方式、自护能力密切相关,改善应对方式及自护能力可能是减轻患者心理压力的潜在途径.

2021年1月28日,在河南省洛阳市嵩县陆浑湖国家湿地公园,于城区伊河东岸(34°06′43″N,112°04′18″E,海拔327 m)发现并拍摄到6只雀形目鸟类(图1);2021年2月2日在新乡市牧野区共产主义大桥附近(35°20′26″N,113°53′06″E,海拔72m)拍摄到同种鸟类1只(图2).参考相关文献(约翰·马敬能等2000)的描述,确认该鸟为文须雀(Panurus biarmicus),且为河南省鸟类分布新记录种(郑光美2017).文须雀隶属于雀形目(Passeriformes)文须雀科(Panuridae),常栖息于近水处的灌丛和草丛中,性活泼,经常在芦苇丛间跳跃或攀爬在芦苇秆上(高玮2006).本次在洛阳记录到4雄2雌文须雀,在新乡记录到1只雄性文须雀,但由于本次观察到的文须雀停留时间短暂,无法确定其在河南的居留类型.

p53是细胞内最重要的抑癌基因之一,超过50％的人类肿瘤存在以错义突变为主的p53基因变异,导致肿瘤细胞中突变体p53蛋白的产生和积累.除了丧失正常的生物学功能、并通过显性负效应抑制野生型p53的转录活性和肿瘤抑制能力,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突变体p53的"功能获得(gain-of-function)"是其促进肿瘤进展和转移的重要途径.翻译后修饰是调节p53分子功能的关键方式,对野生型p53及不同类型突变体p53的调控表现出普遍性和特异性的双重特征,是靶向突变体p53进而逆转肿瘤的新兴潜在靶点.本文以突变体p53的翻译后修饰为切入点,对突变体p53通过"功能获得"参与肿瘤发生发展的过程、翻译后修饰对突变体p53的调控机制,以及靶向突变体p53及其翻译后修饰在肿瘤治疗中的应用做一综述.此外,我们还讨论了突变体p53在肿瘤生物学研究中尚未解决的问题,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本综述旨在系统概括翻译后修饰对突变体p53"功能获得"的调控和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意义,为开发基于靶向突变体p53翻译后修饰的肿瘤干预策略提供依据.

目的:分析腹腔镜下单、双极电凝及超声刀止血方式对行腹腔镜全子宫切除术患者性激素、近期卵巢功能及免疫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2020年10月至2023年12月本院收治行腹腔镜全子宫切除术患者105例,根据简单随机法分为单、双极电凝组(n=53)、超声刀组(n=52).比较两组相关手术指标、性激素[黄体生成素(LH)、促卵泡素(FSH)、雌二醇(E2)]、卵巢功能[最大直径(MOD)、窦卵泡计数(AFC)、卵巢动脉收缩期峰值血流速度(PSV)]、免疫功能及并发症.结果:两组术中失血量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术前两组LH、FSH及E2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两组LH、FSH较术前升高,及E2水平均显著变化较术前降低,术后,单、双极电凝组LH、FSH、E2差值高于超声刀组(P＜0.05)6术前两组MOD及PSV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对照组术前后AFC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两组MOD、PSV较术前降低,术后,单、双极电凝组 MOD、AFC及PSV差值高 于超声刀组(P＜0.05).术前两组CD3+、CD4+、CD8+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两组CD3+、CD4+、CD8+较术前降低,术后,单、双极电凝组CD3+、CD4+、CD8+差值高于超声刀组(P＜0.05).超声刀组月经周期异常发生率低于单、双极电凝组(P＜0.05).结论:腹腔镜下单、双极电凝及超声刀止血方式对行腹腔镜全子宫切除术患者性激素、近期卵巢功能及免疫功能均有一定影响,但超声刀止血方式不同类型、规模的手术,需结合患者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止血方式.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磁共振成像(MRI)和增强CT(CECT)对原发性肝癌(primary liver cancer,PHC)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后残留和新发病灶的诊断价值和准确性.方法 研究对象为扬州大学第四临床医学院2021年1月至2022年1月收治的72例PHC患者,共92个病灶.所有患者均行TACE治疗,术后6个月随访.此外,所有患者均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检查,并以DSA结果为金标准,评价MRI和CECT对肝癌患者TACE术后残留和新发病灶的诊断价值和准确性.结果 两种诊断方法的特异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MRI的诊断准确率和敏感性明显高于CECT(P＜0.05). MRI检出的残留和新发病灶数明显高于多层螺旋CT(MSCT)(P＜0.05),不同类型碘油沉积的PHC患者TACE后残留和新发病灶的检出率明显高于CECT(P＜0.05).术后MRI诊断的肿瘤包膜数明显高于CECT(P＜0.05).两种诊断方法对术后动脉期残余强化征象的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两种诊断方法对门静脉癌栓诊断及术后病变的血供来源无显著差异(P＞0.05).结论 MRI对肝癌患者TACE术后残存和新发病灶的诊断准确率和敏感性均高于CECT.然而,这两种诊断方法在门静脉癌栓的诊断、病变的血供来源以及术后动脉期残余强化的评分上是相似的.

细胞外囊泡(extracellular vesicles,EVs)是细胞主动分泌的具有磷脂双分子层结构的囊泡,天然携带母细胞来源的各种内容物,保留母细胞的生物学特征,可以反映其分泌时的母细胞状态.为了解EVs的生物发生及其在机体内的生物学功能,科学家们做了许多尝试,但直接检测EVs有一定的困难,目前的检测技术通常以EVs内容物作为检测对象,实现间接表征的目的.通过分析体液中的EVs,可以实现疾病诊断的目的,对EVs进行详细表征可以推动精准医学的发展.EVs属于内源性物质,可作为递送药物的载体,具有增加药效、降低药物毒理作用和辅助药物通过生物屏障的优势.目前,作为药物或者递送药物的载体应用尚存在的问题,包括(1)EVs内容物的表征,以便使用更明确定义的EVs;(2)开发适合的检测方法来监测体内的EVs,以确定和优化EVs的剂量、给药途径及潜在毒性;(3)确定EVs膜组成的种类及数量.EVs直径为纳米级别,内容物含量少,但临床应用价值大.应用中选择合适的分析技术将能够对EVs类型进行全面表征,并进一步推进对EVs生物学的理解,开发基于EVs的新型诊断和治疗方法,促进其临床转化.本综述介绍了 EVs研究中分析技术的原理、应用及优缺点,重点是EVs和EVs中蛋白质的表征检测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