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纤维发育不良（fibrous dysplasia of bone，FD）是一种以髓内纤维性病变为特征的类肿瘤样疾病，病变区域骨的发育停滞在未成熟的编织骨阶段，无法形成正常的骨小梁，导致骨的结构改变和力学强度降低；在负重时常出现反复的病理性骨折，进而继发受累骨的弯曲畸形、肢体短缩及步态异常。股骨近端是FD肢体畸形常累及的部位，畸形类型和程度复杂多样，多表现为逐渐加重的髋关节内翻及骨干弯曲。矫正畸形的目的是恢复股骨正常的机械轴线和长度，从而恢复肢体的功能，避免畸形进展以及缓解因反复的病理性微骨折而导致的疼痛症状，这较病灶本身的治疗更加重要。术前应根据病变的位置、范围以及病变类型个体化制定每一例患者的治疗方案，术后需对患者长期随访，进行矫形方案的调整。是否应进行病灶刮除植骨以及使用植骨材料的种类仍存在争议，应基于矫形原则对FD股骨进行畸形分析，确定畸形类型及畸形顶点位置，设计截骨方案，并进行术前模拟。虽然截骨后髓内或髓外固定方式均可提供足够的生物学稳定，但应根据术中具体情况决定使用何种固定装置。FD患者骨的愈合以及再生均无明显异常，但是生成的骨痂中包括发育不良的骨组织。FD患者在肢体畸形治疗后容易出现畸形复发，需长期密切随访以便进行矫形方案的调整。

目的:探讨纤维软骨性间叶瘤（fibrocartilaginous mesenchymoma，FM）的临床特点、影像学表现、病理学形态、免疫表型、分子病理特征及鉴别诊断。方法:收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病理科2020—2022年4例FM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对其病理学形态、免疫表型和分子病理特征进行回顾性分析，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例1为会诊病例，患儿女，10岁。CT示骶骨和L5关节突骨质破坏。例2，患儿女，7岁。右尺骨远段病灶合并病理性骨折。例3，患儿男，11岁。左侧胫骨近端干骺端骨质破坏。例4为会诊病例，患儿男，11岁。左侧桡骨远端干骺端病灶伴骨皮质破坏。镜下肿瘤均由多量的梭形细胞成分、透明软骨结节和小梁状的骨构成。梭形细胞区域细胞密度低至中等，呈束状或交叉排列，梭形细胞轻至中度异型，例1间质富于黏液。透明软骨结节呈骺板软骨样排列。骨小梁周围被覆骨母细胞。例2~4均未发现GNAS、IDH1/IDH2基因突变和MDM2基因扩增。结论:FM罕见，多位于长骨的干骺端，其次为髂骨、耻骨和脊柱骨；好发于青少年。增生的梭形细胞、透明软骨结节和编织骨的形成是FM三大特征性形态表现，无特异性免疫表型和分子遗传学改变。FM为中间型肿瘤，有局部复发倾向，需与软骨性纤维结构不良、髓内高分化骨肉瘤和去分化软骨肉瘤等鉴别；广泛手术切除为首选治疗方式，预后良好。

目的:开发一种应用于经自然腔道内镜手术（NOTES）机器人柔性机械手的骨架结构，以满足NOTES对手术执行器械的性能需求。方法:基于金属编织技术设计一种柔性机械手结构及对应结构的控制策略。根据柔性机械手的机械结构特征推导几何关系公式。通过链式梁约束模型（CBCM）以及机械弹簧理论建立理论模型。对机械结构建立有限元模型并分析，验证理论模型的精度；并由金属编织结构的抗弯刚度验证柔性机械手的载荷能力。结果:基于金属编织技术设计了一种柔性机械手结构及对应结构的控制策略。在设置恰当的约束条件后，金属圆环作为单个受力单元在受到0.5 N的轴向力驱动时，最大应变约为1.49%，处于线性弹性阶段。最大形变约为0.308 9 mm，比理论值高3.26%。机械手骨架的最大应变约为0.21%，处于线性弹性阶段。最大总形变约为7.135 5 mm，比理论值高6.30%。机械手骨架的抗弯刚度计算为3.19 N·mm 2，与同量级尺寸形状记忆聚合物（SMPs）制成的柔性机械手相当。 结论:开发一种应用于NOTES机器人柔性机械手的骨架结构，符合执行NOTES手术任务的支撑刚度需求。

残余主动脉夹层(AD)可能导致主动脉持续扩张甚至动脉瘤形成，或影响内脏分支致脏器灌注不良，由于其特殊解剖特点，仍然是目前外科手术或腔内介入治疗的难点。由镍钛合金编织的双层三维(3D)立体网状结构构建的主动脉腔内全程重塑装置(AERD)有助于残余AD的修复。但由于这种装置与传统覆膜支架的设计理念不同，其操作过程需要完全不同的技巧。现回顾57例应用AERD治疗残余夹层的患者资料，总结AERD装置的介入操作技巧，以期促进该技术的临床推广。

目的:探讨肝血管肉瘤的临床病理特征和治疗预后。方法:回顾性收集18例肝血管肉瘤患者的临床病理信息和预后情况，Kaplan-Meier法计算无复发生存率和总生存率，Cox回归分析探索生存相关风险因素。结果:患者男性12例，女性6例，平均年龄57（37~70）岁。肿瘤平均直径8.40 （2.00~18.00）cm，多发肿瘤7例，2例有大血管瘤栓。镜下肿瘤组织排列呈不规则吻合状血管腔隙样或实性束状编织状，组织形态上可模拟毛细血管瘤、海绵状血管瘤或血管外皮瘤。瘤细胞可呈梭形或上皮样，呈靴钉样衬覆于管腔或在管腔内形成乳头状结构。高、中、低分化肿瘤占比为4∶8∶6，6例肿瘤边界清晰，8例有微血管瘤栓，16例见血湖形成。全部病例不同程度表达CD31、CD34、成红细胞转化特异性相关基因、Fli-1标志物，P53突变病例4例，Ki-67 > 10%病例6例。随访0.23~114.20个月，5年无复发生存率为16.7%，5年总生存率为37.2%。Cox回归多因素分析提示，术前有症状、多发肿瘤为无复发生存的显著风险因素，术前有症状、Ki-67 > 10%为总生存的显著风险因素。结论:肝血管肉瘤是一种罕见的肝脏间叶源性肿瘤，恶性程度高，预后差，确诊需结合病理形态和免疫组织化学标志物情况。复杂的组织和细胞学构象以及与良性血管源性肿瘤、肉瘤、癌在病理特征上的重叠是血管肉瘤鉴别诊断的难点。早期发现和根治性手术切除是延长生存期仅有的有效方法。

目的:分析不同品牌疝补片的微观结构及拉伸、顶破强度进而评估不同疝补片的力学性能。方法:分别使用天平、显微镜对常见的15种疝补片进行质量和微观结构测试，并分别使用拉伸试验机与顶破试验机来检测疝补片的拉伸性能与顶破性能，并对疝补片进行力学性能分析。结果:疝补片的编织结构为菱形、多边形和圆形。腹股沟补片的平均质量为0.08 mg/mm 2，腹壁疝补片的平均质量为0.18 mg/mm 2。G3~G6疝补片的丝径较大，G12的网孔率较低。在拉伸性能测试中，G15的拉伸强度最大，重量型补片中G12、G14的拉伸强度较小，轻量型补片中G1、G2、G7的拉伸强度较小。在顶破性能测试中，G3、G9、G15疝补片的顶破强度最大，重量型补片中G12、G13、G14的顶破强度较小，轻量型补片中G1、G2、G4的顶破强度较小。 结论:多边形网孔且大网孔率的疝补片具有更好的力学性能，为优化疝补片提供了实验依据，有望为相关的研究和应用提供更好的支持。

目的:比较跟骨骨折采用螺钉空间编织固定和跟骨钢板固定的生物力学特性。方法:采用跟骨模型标本建立SandersⅢ型跟骨骨折模型：生理模型组，为正常跟骨模型；钢板组，为常规钢板固定骨折模型；金属螺钉组，为金属螺钉编织固定骨折模型；7枚和9枚可吸收螺钉空间编织组（可吸收7钉组和可吸收9钉组），为分别用7枚或9枚可吸收钉编织固定骨折模型。进行循环测试和力学压缩试验，记录载荷-位移曲线。复制金属螺钉空间编织及跟骨解剖钢板系统材料属性，建立有限元骨折模型，逆向处理完成钢板螺钉组、编织螺钉组的跟骨内固定模型；模拟人体（70 kg）单足站立状态下的跟骨生物力学特性变化，以Von Mises等效应力云图、位移云图分析结构强度分布规律。结果:20~200 N载荷的循环测试中生理模型组、钢板组、金属螺钉组、可吸收7钉组、可吸收9钉组的模型间隙分别为（0.87±0.22）、（0.82±0.08）、（0.70±0.12）、（1.04±0.13）和（0.83±1.76）mm，模型间隙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3.16， P=0.037）；其中可吸收7钉组大于金属螺钉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4.28， P=0.003）。五组变形量分别为（0.37±0.06）、（0.38±0.07）、（0.38±0.06）、（0.52±0.07）和（0.42±0.07）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4.39， P=0.010）；其中可吸收7钉组变形量大于生理模型组、钢板组及金属螺钉组（ t=3.69， P=0.006； t=3.25， P=0.012； t=3.51， P=0.008）。静力测试中压缩位移分别为（7.14±0.79）、（7.30±0.66）、（6.95±0.28）、（8.19±0.61）和（7.16±0.55）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3.28， P=0.032），其中可吸收7钉组位移大于金属螺钉组（ t=4.13， P=0.003）；刚度分别为（570.60±122.62）、（512.86±80.77）、（497.40±66.50）、（456.21±58.19）和（560.39±94.40）N/mm，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1.44， P=0.258）。有限元分析结果示3 500 N轴向压力载荷下钢板螺钉组压缩最大位移为6.47 mm、刚度为540.96 N/mm、钢板和螺钉Von Mises等效应力峰值分别为450.31、353.15 MPa，编织螺钉组压缩最大位移为5.25 mm、刚度为666.67 N/mm、螺钉Von Mises等效应力峰值为396.20 MPa。 结论:与传统跟骨外侧钢板固定相比，空间编织固定可提供跟骨愈合所需的足够稳定生物力学，在结构性稳定性方面优越于钢板螺钉，更有助于提高跟骨骨折固定的疗效。

目的:建立不同程度SD大鼠氟牙症模型，扫描电镜观察牙釉质的微观结构，明确不同程度氟牙症的牙釉质结构变化，为中、重度氟牙症的治疗提供临床参考。方法:选取30只雄性SD大鼠（6周龄），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3组，每组10只，对照组使用不含氟去离子水喂养，低氟组和高氟组分别用质量浓度为50和100 mg/L的NaF去离子水喂养，建立大鼠氟牙症模型。饲养6周后取大鼠下颌切牙，记录各组大鼠牙齿情况，扫描电镜观察其表面及矢状面并进行牙釉质厚度测量。结果:对照组所有大鼠下颌切牙釉质均为棕黄色；低氟组多数呈黄白相间的条纹状；高氟组多数呈白垩色。电镜下正常组大鼠下颌切牙釉柱结构清晰饱满，呈编织状交错排列；中度氟牙症釉柱失去正常编织状结构，似笋尖样单向排列；重度氟牙症釉柱变细，大部分尖端折断；矢状面正常釉质外层结构致密，中间层呈网状，与内、外层界限清晰，内层釉柱结构清晰呈纵向和水平向排列；中度氟牙症外层变薄，中间层结构消失，与内、外层界限仍清晰，内层纵向釉柱清晰，水平向釉柱形态消失；重度氟牙症外层缺失，中间层暴露，内层两种釉柱均萎缩。内层釉质厚度在正常组［（180.71 ±7.01）μm］、中度氟牙症组［（157.10 ±11.04）μm］及重度氟牙症组［（121.10 ±12.56）μm］依次变薄。全层氟牙症釉质厚度在正常组［（241.54 ±7.76）μm］、中度氟牙症组［（207.42 ±14.36）μm］及重度氟牙症组［（143.79 ±14.60）μm］亦逐渐变薄。 结论:SD大鼠下颌切牙随氟牙症程度加重外层釉质变薄，甚至消失；内层釉质结构紊乱，釉质厚度变薄。建议中、重度氟牙症的临床治疗慎用强力漂白及微研磨，可采用无创性渗透树脂治疗。

目的:总结编织冠状动脉(WCA)的血管内超声(IVUS)及光学相干断层显像(OCT)影像特点。方法:选取2013年1月至2020年7月于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就诊，且冠状动脉造影疑诊WCA的患者37例，进行腔内影像学分析，总结确诊为WCA患者的IVUS及OCT特点。结果:37例入选者中，共确诊WCA患者9例(24.3%)，其中累及右冠状动脉6例、前降支2例和回旋支1例；WCA病变节段平均长度2.2 cm(范围1.2～4.5 cm)。WCA造影的直接征象为冠状动脉的某一处分出多条细小管腔，这些管腔沿着主血管走形方向缠绕而行，形成"麻花辫"样的编织网，随后再次汇合成一条正常血管。病变血管段长短不一，除非合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其血流多数不受限。OCT及IVUS显示局部管腔存在多个螺旋管腔，彼此独立且每一隧道均有较为完整的三层血管结构。结论:WCA具有典型的IVUS和OCT影像特征，借助IVUS及OCT有助于提高WCA检出率并指导治疗决策。

目的:探讨单纯性骨囊肿（simple bone cyst，SBC）的临床影像学、病理形态学、分子遗传学特点、诊断及鉴别诊断。方法:收集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学部2017—2022年诊断为SBC的病例14例，行荧光原位杂交（FISH），回顾性分析影像学、病理学及分子遗传学特征。结果:14例SBC中，男性7例，女性7例，年龄7~45岁（中位年龄29岁）。临床表现以局限性疼痛最为常见，其中4例伴有病理性骨折，5例伴有既往创伤史。最大径3.4~13.5 cm（中位5.6 cm），累及肱骨（5例）、髂骨（5例）、股骨（4例）。影像学诊断有SBC、动脉瘤性骨囊肿、骨巨细胞瘤、骨巨细胞瘤合并动脉瘤性骨囊肿样区域，以及纤维结构不良。形态学上，低倍镜下囊壁由纤维结缔组织构成，可以见到纤维蛋白样沉积物，部分有骨样基质及编织骨的形成。高倍镜下，囊壁可见呈胖梭形、卵圆形病变细胞，散在的破骨样巨细胞，堆积的泡沫样组织细胞，含铁血黄素的沉积以及胆固醇裂隙，6例可见类似结节性筋膜炎样的形态。免疫表型上，囊壁内衬细胞可见平滑肌肌动蛋白、上皮细胞膜抗原、SATB2不同程度的表达。14例均行FISH检测，发现9例涉及FUS或ESRW1基因的重排，其中1例行二代测序发现FUS：：NFATC2融合。9例发生重排的SBC细胞密度略高，其中FUS：：NFATC2融合患者复发标本可见核分裂象。14例随访5~105个月（平均46个月），其中FUS：：NFATC2重排患者术后2次局部复发，第2次复发后行瘤段切除术34个月未复发，其余13例均无复发。结论:SBC中有很大一部分存在EWSR1或FUS的重排，提示SBC可能是一个肿瘤性疾病。当影像学和形态学特征对于鉴别诊断SBC和动脉瘤性骨囊肿困难时，可结合FISH检测辅助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