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是一种原因不明的慢性非特异性炎症性疾病,全消化道均可受累,尤以末端回肠及邻近结肠多见,呈节段性或跳跃式分布.作为慢性致残性疾病,克罗恩病可导致瘘管、腹腔脓肿、肠腔狭窄、肠梗阻和肛周病变,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克罗恩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2023年研究报道,中国城镇地区克罗恩病发病率约为0.71/10万,男性好发于30～34岁,女性好发于25～29岁[1].克罗恩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现代研究认为是在遗传易感的基础上,由环境因素参与,黏膜免疫系统对肠腔内抗原物质的异常免疫应答进而引起的肠道损伤[2-3].西医治疗克罗恩病主要为药物治疗及手术治疗,但生物制剂及小分子药物的疗效存在"天花板效应",临床仍存在诸多问题亟需解决[4],而中医药治疗在预防机会感染、抗纤维化、减少并发症、改善营养不良等方面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5].

目的:评估阿达木单抗(ADA)治疗克罗恩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并分析ADA疗效的预测因素。方法:连续纳入2020年1至12月于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接受ADA治疗的49例克罗恩病患者，收集治疗前的临床资料；ADA治疗12周期间，每2周进行1次临床随访，每4周进行1次实验室检查，并于ADA治疗第12周时复查肠镜。评估患者在ADA治疗2、4、6周的主要症状改善情况；ADA治疗12周时临床应答(克罗恩病活动指数较基线下降≥70分)、临床缓解(克罗恩病活动指数评分<150分)、内镜应答(克罗恩病简化内镜评分较基线下降>50%)、内镜下缓解(克罗恩病简化内镜评分≤2分或Rutgeerts评分≤1分)情况，合并肛瘘患者的肛瘘闭合情况；治疗期间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分析ADA治疗12周时克罗恩病患者临床缓解的预测因素。统计学方法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49例克罗恩病患者在ADA治疗2、4、6周的主要症状改善率分别为75.5%(37/49)、95.9%(47/49)、98.0%(48/49)，主要症状改善时间为14.0 d(7.0 d, 17.0 d)；ADA治疗12周时，临床缓解率为55.1%(27/49)，临床应答率为73.5%(36/49)，内镜下缓解率为43.3%(13/30)，内镜应答率为55.6%(15/27)，肛瘘闭合率为7/18，总体不良反应发生率为24.5%(12/49)；临床缓解组(27例)患者的基线粪钙防卫蛋白水平低于疾病活动组(22例)患者[111.0 μg/g(26.3 μg/g，125.6 μg/g)比540.5 μg/g(420.2 μg/g，866.9 μg/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4.44， P<0.001)。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提示，基线粪钙防卫蛋白水平是ADA治疗12周时克罗恩病患者临床缓解的独立预测因素( OR值＝1.08，95%置信区间1.02~1.14， P＝0.013)。当基线粪钙防卫蛋白为172.39 g/g时，其预测ADA治疗12周时克罗恩病患者临床缓解的灵敏度为81.48%，特异度为90.91%，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曲线下面积为0.87( P<0.001)。 结论:ADA治疗克罗恩病安全、有效，基线粪钙防卫蛋白水平是ADA治疗12周时克罗恩病患者临床缓解的独立预测因素。

目的:调查我国炎症性肠病(IBD)患者的残疾现况，探究炎症性肠病残疾指数(IBD-DI)的影响因素。方法:选择2021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中国7个IBD中心与微信公众平台共1 170例IBD患者。采用IBD-DI问卷对所有患者进行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人口学资料(性别、年龄、收入状况等)、疾病活动度与用药和治疗情况、手术史等。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IBD-DI的影响因素。结果:1 170例IBD患者中，男746例(63.76%)，女424例(36.24%)；克罗恩病871例(74.44%)，溃疡性结肠炎(UC)277例(23.68%)，未定型结肠炎(IBDU)22例(1.88%)；年龄为36.00岁(29.00岁，45.00岁)；IBD-DI为9.00分(5.00分，15.00分)。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克罗恩病疾病活动度( β＝0.65， t＝22.33， P<0.001)、目前接受肠内营养治疗( β＝0.09， t＝3.06， P<0.001)、肛周手术史( β＝0.06， t＝2.12， P＝0.034)是克罗恩病患者IBD-DI的影响因素；UC疾病活动度( β＝0.65， t＝14.37， P<0.001)、家庭人均年收入( β＝－0.16， t＝－3.59， P<0.001)、目前使用免疫抑制剂( β＝0.12， t＝2.66， P＝0.008)、目前接受肠内营养治疗( β＝0.12， t＝2.57， P＝0.011)、每次运动时长( β＝－0.12， t＝－2.67， P＝0.008)是UC患者IBD-DI的影响因素。 结论:中国IBD患者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残疾且IBD-DI有差异。疾病活动度是影响IBD-DI的最重要因素。IBD患者中正在接受肠内营养治疗者IBD-DI更高；克罗恩病患者中有肛周手术史者IBD-DI更高；UC患者中正在使用免疫抑制剂者IBD-DI更高，而家庭人均年收入和每次运动时长与UC患者的IBD-DI呈负相关。

目的:评估英夫利西单抗(IFX)在中国克罗恩病患者真实世界中的治疗持续性和长期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于2009年1月至2021年12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使用过IFX的1 309例克罗恩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基线资料(患者性别、确诊年龄、随访时间等)，IFX使用情况(治疗时间、停用情况)，IFX相关不良反应。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IFX的持续使用率，采用Cox回归分析探究治疗持续性的影响因素，采用卡方检验分析不同因素与安全性结局之间的关联。结果:1 309例患者中，男性936例(71.5%)，确诊年龄为28.7岁(28.1岁，29.3岁)，随访时间为3.9年(3.7年，4.0年)，IFX治疗时间最长达9.4年。随访期间，共421例(32.2%)患者停用IFX，在IFX治疗第1、3、5、10年IFX的持续使用率分别为84.0%、65.8%、56.7%、30.9%。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有肛周病变的患者IFX持续使用率升高[ HR(95%置信区间)为0.75(0.61～0.92)， P＝0.006]，有不良反应的患者IFX持续使用率降低[ HR(95%置信区间)为1.23(1.01～1.50)， P＝0.038]。共445例患者出现不良反应，不良反应发生率为34.0%(445/1 309)；急性输注反应是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3.7%(179/1 309)，其中重度急性输注反应发生率为2.8%(5/1 309)；感染发生率为10.5%(138/1 309)，其中严重感染发生率为2.6%(34/1 309)，特殊病原体感染发生率为5.5%(72/1 309)，结核分枝杆菌感染发生率为1.0%(13/1 309)，结核分枝杆菌感染最常见的受累部位为肺部(10例)；皮肤损害(非过敏、非感染、非肿瘤性)发生率为6.9%(90/1 309)；肿瘤发生率为1.1%(14/1 309)。因不良反应停用IFX者占出现不良反应总人数的20.7%(92/445)，其中因急性输注反应、感染、肿瘤、迟发输注反应、皮肤损害、肝功能异常、血液系统异常、急性胰腺炎、关节痛、癫痫发作停用IFX者分别占47.8%(44/92)、18.5%(17/92)、8.7%(8/92)、6.5%(6/92)、5.4%(5/92)、5.4%(5/92)、3.3%(3/92)、2.2%(2/92)、1.1%(1/92)、1.1%(1/92)。14例出现肿瘤事件的患者中，11例为恶性肿瘤，其中1例慢性白血病的发生与IFX相关。多轮次IFX治疗会增加急性输注反应、重度输注反应的发生风险，联用免疫抑制剂会降低肝功能异常的发生风险，IFX疗程>1年会增加皮肤损害的发生风险( χ2＝6.16、11.30、18.20、9.47； P＝0.013、＝0.001、<0.001、＝0.002)。 结论:IFX在中国克罗恩病患者中持续使用率较高，长期安全性总体较可，临床医师需重点关注接受多轮次、长疗程IFX治疗患者的安全性问题。

目的:分析乌司奴单抗（UST）双静脉诱导治疗复杂性肛瘘型克罗恩病（PFCD）的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22年1月至2023年3月就诊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并确诊为复杂性PFCD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分别于第0、8周给予足量UST（6 mg/kg）单次静脉输注后，每隔8周单次皮下注射UST 90 mg维持治疗。第8、16、22~26周采用肛周疾病活动指数（PDAI）评估肛瘘临床结局，Harvey-Bradshaw指数（HBI）评估整体活动度。第22~26周采用Van Assche指数（VAI）评估肛瘘影像结局，简化克罗恩病内镜评分（SES-CD）评估肠道结局事件。比较UST治疗前后上述指标的差异。依据是否采用UST一线治疗将PFCD患者分为一线UST治疗组与非一线UST治疗组，比较两组之间肛瘘应答率和缓解率、肠道应答率和缓解率以及整体活动度应答率和缓解率的差异。结果:共纳入60例PFCD患者，男46例，女14例，年龄［ M（ Q1， Q3）］25.0（20.8，30.0）岁。第8、16、22~26周的肛瘘临床应答率［41.7%（25/60）、55.0%（33/60）、63.3%（38/60）， P=0.056］和肛瘘临床缓解率［21.7%（13/60）、31.7%（19/60）和43.3%（26/60）， P=0.002］逐渐增高；整体活动度应答率［53.3%（32/60）、70.0%（42/60）、83.3%（50/60）， P=0.040］和整体活动度缓解率［41.7%（25/60）、61.7%（37/60）、75.0%（45/60）， P=0.001］亦逐渐增高。第22~26周时，肛瘘影像学部分应答率和瘘管愈合率分别为45.0%（27/60）和38.3%（23/60）；内镜应答率和内镜缓解率分别为73.7%（44/60）和45.0%（27/60）。一线UST治疗组［男23例，女8例，年龄22.0（21.0，39.0）岁］的内镜应答率高于非一线UST治疗组［男23例，女6例，年龄26.5（20.0，30.0）岁］（87.1%比58.6%， P=0.013）。 结论:UST双静脉诱导治疗能有效改善复杂性PFCD患者的临床疗效。

目的:探讨儿童肠白塞病（BD）及克罗恩病（CD）的MR小肠造影（MRE）影像学特征。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回顾性收集2019年1月至2022年10月于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确诊的肠BD及CD患儿的临床及MRE影像学资料，其中肠BD患儿17例，男6例、女11例，年龄5~12（8.4±2.6）岁；CD患儿23例，男15例、女8例，年龄7~15（10.2±2.7）岁。观察MRE图像，评估内容包括病变肠管范围，肠壁增厚形式（均匀增厚、偏心增厚）、脂肪抑制T 2WI信号、扩散加权成像（DWI）信号、病变肠壁强化方式（均匀强化、分层强化）、肠腔狭窄，肠腔扩张、肠系膜梳状征、肠系膜脂肪纤维化、肠周淋巴结肿大、肠外并发症（包括肛瘘、盆腔积液）。组间MRE征象的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 结果:患儿均完成MRE检查，肠道充盈良好，无不良反应。肠BD患儿与CD患儿间病变肠管范围、肠壁增厚形式、DWI信号、肠腔扩张、肠周淋巴结肿大、肛瘘、盆腔积液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脂肪抑制T 2WI信号、病变肠壁强化方式、肠腔狭窄、肠系膜梳妆征、肠系膜脂肪纤维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MRE安全、有效，肠BD及CD患儿MRE征象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目的:探讨不同发病年龄儿童炎症性肠病（IBD）的临床特征，总结儿童IBD的临床特点和诊疗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1月至2018年12月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消化内科确诊的87例IBD患儿的临床资料。按发病年龄分为4组，0~<2岁组（36例），2~<6岁组（10例），6~<10岁组（12例）及10~<18岁组（29例），比较不同年龄组患儿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内镜下表现、病理、基因、治疗及预后。组间比较采用χ 2检验或Fisher精确分析。 结果:（1）87例IBD患儿中克罗恩病（CD）50例（57%)，溃疡性结肠炎（UC）25例（29%)，未分类炎症性肠病（IBD-U）12例（14%)。（2）发热在0~<2岁组及2~<6岁组分别占78%（28/36）、8/10；腹痛、肛周病变在0~<2岁组中占6%（2/36）及47%（17/36），3种症状在各年龄组患儿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8.369、40.317、13.130， P均<0.05）。（3）白细胞升高、血小板升高、血红蛋白减低在0~<2岁组中更多见，分别占72%（26/36）、31%（11/36）及81%（29/36），各年龄组患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21.919、8.095、11.520， P均<0.05）。（4）0~<2岁组CD患儿病变以累及结肠为主，占85%（17/20），4年龄组患儿病变位置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21.120， P<0.01）。≥6岁的CD患儿病变以累及回结肠为主，与<6岁CD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61%(14/23)比19%（5/27），χ 2=9.455， P=0.003]。（5）15例（15/50,30%）CD患儿可见非干酪样肉芽肿，11例（11/25,44%）UC患儿可见隐窝脓肿。（6）行高通量基因测序的24例患儿中有12例为单基因突变。（7）25例患儿应用全肠内营养。25例患儿应用沙利度胺治疗，其中20例（80%）临床缓解或部分缓解。19例CD患儿应用英夫利昔单抗治疗，其中14例在应用IFX第6周时临床缓解，应用IFX第30周的维持缓解比例为12/14。（8）0~<2岁组、2~<6岁组、6~<10岁组、10~<18岁组患儿治疗后临床缓解或部分缓解的比例分别为64%(23/36)、8/10、11/12、83%（24/29）。 结论:本中心CD发病比例高于UC。婴幼儿IBD肛周病变发生率较高，且通常合并白细胞、血小板升高及贫血。婴幼儿IBD单基因突变可能性大。应用IFX治疗CD临床疗效明确。

目的:评估血清25-羟维生素D[25(OH)D]水平对乌司奴单克隆抗体(UST)治疗肛瘘型克罗恩病(PFCD)患者肛瘘临床应答和影像学应答的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收集2021年10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就诊的80例接受UST治疗的活动期PFCD患者。采用哈维-布拉德肖指数(HBI)评估PFCD的临床活动度，以肛周疾病活动指数(PDAI)评估肛瘘临床结局，盆腔磁共振成像评估肛瘘的影像学结局。UST治疗第0、8、16和24周均检测PFCD患者的血清25(OH)D水平。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基线血清25(OH)D水平与PFCD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并分析血清25(OH)D水平与UST治疗第8周时肛瘘临床应答，以及第24周时肛瘘临床应答和肛瘘影像学应答的关系。采用R软件绘制列线图，并计算C指数。统计学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卡方检验。 结果: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PFCD患者的基线血清25(OH)D水平与基线HBI和基线PDAI呈独立相关[ OR＝1.45，95%置信区间(95% CI) 1.08～1.95， P＝0.014； OR＝1.39，95% CI 1.01～1.92， P＝0.042]。UST治疗第8周时，肛瘘临床应答患者血清25(OH)D水平高于临床无应答患者[(21.77±6.17) μg/L比(16.72±6.39) μg/L]，而基线PDAI低于临床无应答患者[(6.88±2.15)分比(8.06±2.14)分]，既往生物制剂治疗失败和复杂性肛瘘患者比例均低于临床无应答患者[42.4%(14/33)比66.0%(31/47)、57.6%(19/33)比78.7%(37/4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3.53、2.43， χ2＝4.36、4.13； P＝0.002、0.022、0.039、0.045)。UST治疗第24周时，影像学应答患者血清25(OH)D水平高于影像学无应答患者[(22.48±5.81) μg/L比(16.66±6.34) μg/L]，既往生物制剂治疗失败和复杂性肛瘘患者比例低于影像学无应答患者[40.0%(20/50)比12/15、60.0%(30/50)比14/1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3.33, χ2＝7.39、5.86； P＝0.004、0.011、0.038)。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血清25(OH)D水平和既往生物制剂治疗失败是UST治疗第8周时肛瘘临床应答的2个独立影响因素( OR＝1.11，95% CI 1.02～1.21， P＝0.012； OR＝0.34，95% CI 0.12～0.97， P＝0.043)，亦是第24周时肛瘘临床应答( OR＝1.14，95% CI 1.05～1.24， P＝0.002； OR＝0.30，95% CI 0.11～0.89， P＝0.029)和影像学应答( OR＝1.20，95% CI 1.05～1.36， P＝0.006； OR＝0.11，95% CI 0.02～0.58， P＝0.009)的2个独立影响因素。列线图显示第8周和第24周肛瘘临床应答的C指数分别为0.78 (95% CI 0.68～0.89)和0.76 (95% CI 0.64～0.87)，第24周影像学应答的C指数为0.85 (95% CI 0.76～0.95)。 结论:接受UST治疗的PFCD患者中，血清25(OH)D水平和既往生物制剂治疗失败可能独立影响UST治疗第8周和第24周的肛瘘临床应答，以及第24周的肛瘘影像学应答。

目的:探讨整联蛋白α4( ITGA4)和细胞间黏附分子1( ICAM-1)基因的多态性与克罗恩病(CD)的发病风险及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收集2010年1月至2021年1月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消化内科确诊的215例CD患者及性别、年龄相匹配的529名正常对照者。应用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时间飞行质谱技术检测 ITGA4(rs6740847、rs7562325)和 ICAM-1(rs5498)的基因型。采用Harvey-Bradshaw指数(HBI)评估CD的疾病活动度，并依据蒙特利尔CD表型分类标准将CD患者分层。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ITGA4(rs6740847、rs7562325)和 ICAM-1(rs5498)基因多态性在CD组和正常对照组之间的分布差异及其对CD临床病理特征的影响。 结果:CD组 ITGA4(rs7562325)的变异等位基因(T)和变异基因型(CT＋TT)的频率均高于正常对照组(40.70% vs. 31.57%， P＝0.001；62.79% vs. 54.36%， P＝0.042)。中重度活动期CD患者 ITGA4(rs6740847)的变异等位基因(G)和变异基因型(AG＋GG)的频率均低于轻度活动期CD患者(31.18% vs. 51.72%， P＝0.002；55.91% vs. 75.86%， P＝0.042)；中重度活动期CD患者 ICAM-1(rs5498)的变异等位基因(G)和变异基因型(AG＋GG)的频率均高于轻度活动期CD患者(31.45% vs. 17.24%， P＝0.027；54.30% vs. 31.04%， P＝0.020)。与(回肠末端型＋回结肠型)CD患者比较，结肠型CD患者 ITGA4(rs6740847)的变异等位基因(G)和变异基因型(AG＋GG)的频率显著偏高(55.26% vs. 29.38%， P<0.000 1；84.21% vs. 53.11%， P<0.000 1)， ICAM-1(rs5498)的变异等位基因(G)和变异基因型(AG＋GG)的频率亦显著偏高(42.11% vs. 26.84%， P＝0.008；73.69% vs. 46.33%， P＝0.002)。(狭窄型＋穿透型)CD患者 ICAM-1(rs5498)的纯合变异基因型(GG)频率低于非狭窄非穿透型CD患者(0.00% vs. 12.32%， P＝0.001)。合并肛周病变的CD患者 ITGA4(rs6740847)的变异等位基因(G)和变异基因型(AG＋GG)的频率均高于无肛周病变的CD患者(40.28% vs. 30.77%， P＝0.049；72.22% vs. 51.75%， P＝0.004)。 结论:ITGA4(rs7562325)基因变异可能是CD发病的风险因素。 ITGA4(rs6740847)基因变异可能与CD疾病活动度降低相关，却可能是结肠受累和肛周病变的风险因素。 ICAM-1(rs5498)基因变异可能是CD疾病活动度增加和结肠受累的风险因素，却可能是狭窄或穿透的保护因素。此外， ITGA4(rs6740847)基因变异和 ICAM-1(rs5498)基因变异可能均与CD疾病早发相关。

目的:探讨肛周克罗恩病(PCD)患者在CD确诊前后出现肛周病变的临床特征及其变化趋势。方法:回顾性收集2008年1月至2018年9月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747例CD住院患者的临床资料，筛选出PCD患者293例，分析CD确诊前后出现肛周病变患者的临床特征并随访其变化趋势。采用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CD确诊前后肛周病变的相关因素，Spearman相关性分析各临床特征随时间变化趋势。 结果:86.3%(253/293)的PCD患者在CD确诊前出现肛周病变，中位随访时间(范围)为72个月(36～108个月)。与CD确诊后出现肛周病变患者相比，CD确诊前出现肛周病变患者肛周病变首发年龄小[(36.0±12.6)岁比(24.2±10.2)岁]，男性、非狭窄非穿透型、肛周手术治疗患者比例高[分别为62.5%(25/40)比77.9%(197/253)，32.5%(13/40)比56.9%(144/253)，55.0%(22/40)比76.7%(194/253)]，而腹部手术率低[37.5%(15/40)比13.0%(33/25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630， χ2＝4.442、8.279、8.379、15.081， P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CD确诊前有肛周病变者非狭窄非穿透型较狭窄型( OR＝0.447，95% CI 0.207～0.962， P＝0.039)和穿透型( OR＝0.264，95% CI 0.089～0.780， P＝0.016)更常见；CD病程短( OR＝0.981，95% CI 0.968～0.995， P＝0.008)、狭窄型( OR＝2.239，95% CI 1.040～4.822， P＝0.039)、穿透型( OR＝3.788，95% CI 1.281～11.198， P＝0.016)是CD确诊后出现肛周病变的危险因素。随时间推移，PCD患者数增加、生物制剂使用比例升高( r＝0.964、0.879， P均<0.01)，而PCD病程缩短、腹部手术率下降( r＝－0.828、－0.882， P均<0.01)，且生物制剂使用比例与腹部手术率呈负相关( r＝－0.770， P＝0.006)。 结论:需密切监测病程短、穿透型和狭窄型CD患者的肛周表现以早期诊断和治疗，生物制剂可改善PCD的临床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