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是一种原因不明的慢性非特异性炎症性疾病,全消化道均可受累,尤以末端回肠及邻近结肠多见,呈节段性或跳跃式分布.作为慢性致残性疾病,克罗恩病可导致瘘管、腹腔脓肿、肠腔狭窄、肠梗阻和肛周病变,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克罗恩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2023年研究报道,中国城镇地区克罗恩病发病率约为0.71/10万,男性好发于30～34岁,女性好发于25～29岁[1].克罗恩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现代研究认为是在遗传易感的基础上,由环境因素参与,黏膜免疫系统对肠腔内抗原物质的异常免疫应答进而引起的肠道损伤[2-3].西医治疗克罗恩病主要为药物治疗及手术治疗,但生物制剂及小分子药物的疗效存在"天花板效应",临床仍存在诸多问题亟需解决[4],而中医药治疗在预防机会感染、抗纤维化、减少并发症、改善营养不良等方面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5].

1例34岁男性因银屑病自行使用司库奇尤单抗300 mg皮下注射、1次/周，共5次；随后300 mg皮下注射、1次/4周，共3次；之后出现脓血便。电子肠镜检查发现乙状结肠距肛门25 cm处弥漫性粘膜充血水肿，组织活检病理报告为乙状结肠重度慢性炎、糜烂及浅溃疡形成，考虑为司库奇尤单抗所致炎性肠病。立即停用该药，予美沙拉嗪灌肠液60 g、1次/d，半个月后脓血便明显改善，2个月后脓血便消失。复查电子肠镜发现乙状结肠距肛门20~25 cm处粘膜粗糙，呈颗粒状，有散在小片状出血，诊断为溃疡性结肠炎（缓解期）。停用美沙拉嗪灌肠液，改为美沙拉嗪栓0.5 g、1次/d。

(1)一般情况：患者男性，年龄68岁。主因发现结肠肿物12 d入院。患者2周前于外院行肠镜下息肉切除术，可见距离肛缘30 cm降结肠与乙状结肠交界处有一环腔2/3的肿物，管腔无明显狭窄，肿物中央腺管结构紊乱，触之易出血，质地稍糟脆。病理结果提示中分化腺癌。无排便习惯改变，无腹痛、腹胀、腹泻及便血，为进一步诊治入住本院。拟行腹腔镜下结肠癌根治术。

患者女,59岁,因“排便时肛周疼痛7 d”就诊。直肠指诊：距肛缘约5 cm至肛缘直肠后壁可触及肿物，大小约4.5 cm×4.0 cm，触之较软，黏膜光滑，活动度尚可。腹部CT检查示：直肠下段肠壁不均匀增厚，最厚处约4.4 cm，增厚肠壁内见斑片状低密度影，增强扫描明显不均匀强化，相应节段肠腔变窄，与周围组织关系尚可（图1）。肠镜检查见直肠距肛缘约5 cm至肛缘广基扁平隆起，大小约5 cm×4 cm，表面尚光滑，黏膜未侵及。初步诊断：骶前囊肿。行经肛门骶前囊肿切除术，于隆起处切开直肠全层直达骶前见囊性肿物，沿肿物囊壁将肿物完整切除，确定无残留后用可吸收线间断缝合直肠全层。病理检查示：（骶骨前肿物）符合尾肠囊肿，囊壁内衬鳞状上皮及立方上皮，局部伴慢性炎症，可见泡沫细胞（图2）。

目的:探讨单孔+1 3D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SILPD+1）的临床疗效。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23年1—10月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收治的40例行3D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24例，女16例；年龄为（63±10）岁。40例患者中，18例行SILPD+1，设为SILPD+1组；22例行传统5孔法3D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CLPD），设为CLPD组。观察指标：（1）手术情况。（2）术后及并发症情况。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 Q1， Q3）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等级资料比较采用Mann-Whitney秩和检验。 结果:（1）手术情况。SILPD+1组患者中，17例顺利施行手术，1例为胰头炎性肿块，与肠系膜血管分界不清晰，周围组织粘连严重，中转开腹；CLPD组患者均顺利施行手术，无中转开腹；两组患者中转开腹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术中输血、手术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2）术后及并发症情况。两组患者肿瘤长径、术中清扫淋巴结数目、阳性淋巴结数目、R 0切除、肿瘤病理学类型、术后首次肛门排气时间、术后首次进食流质食物时间、术后首次下床活动时间、术后引流管拔除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出血、胰瘘、乳糜漏、胃排空延迟、腹腔积液、切口感染、并发症分级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SILPD+1组和CLPD组患者术后疼痛评分分别为5.0（4.5，6.0）分和6.5（6.0，7.0）分，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3.61， P<0.05）。两组患者术后均无胆瘘、腹腔感染发生；均无术后30 d内再入院、术后90 d内死亡。 结论:与CLPD比较，SILPD+1安全、可行，术后疼痛更轻，保证肿瘤学疗效的情况下，并未增加手术时间、术后住院时间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目的:探讨不同发病年龄儿童炎症性肠病（IBD）的临床特征，总结儿童IBD的临床特点和诊疗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1月至2018年12月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消化内科确诊的87例IBD患儿的临床资料。按发病年龄分为4组，0~<2岁组（36例），2~<6岁组（10例），6~<10岁组（12例）及10~<18岁组（29例），比较不同年龄组患儿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内镜下表现、病理、基因、治疗及预后。组间比较采用χ 2检验或Fisher精确分析。 结果:（1）87例IBD患儿中克罗恩病（CD）50例（57%)，溃疡性结肠炎（UC）25例（29%)，未分类炎症性肠病（IBD-U）12例（14%)。（2）发热在0~<2岁组及2~<6岁组分别占78%（28/36）、8/10；腹痛、肛周病变在0~<2岁组中占6%（2/36）及47%（17/36），3种症状在各年龄组患儿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8.369、40.317、13.130， P均<0.05）。（3）白细胞升高、血小板升高、血红蛋白减低在0~<2岁组中更多见，分别占72%（26/36）、31%（11/36）及81%（29/36），各年龄组患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21.919、8.095、11.520， P均<0.05）。（4）0~<2岁组CD患儿病变以累及结肠为主，占85%（17/20），4年龄组患儿病变位置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21.120， P<0.01）。≥6岁的CD患儿病变以累及回结肠为主，与<6岁CD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61%(14/23)比19%（5/27），χ 2=9.455， P=0.003]。（5）15例（15/50,30%）CD患儿可见非干酪样肉芽肿，11例（11/25,44%）UC患儿可见隐窝脓肿。（6）行高通量基因测序的24例患儿中有12例为单基因突变。（7）25例患儿应用全肠内营养。25例患儿应用沙利度胺治疗，其中20例（80%）临床缓解或部分缓解。19例CD患儿应用英夫利昔单抗治疗，其中14例在应用IFX第6周时临床缓解，应用IFX第30周的维持缓解比例为12/14。（8）0~<2岁组、2~<6岁组、6~<10岁组、10~<18岁组患儿治疗后临床缓解或部分缓解的比例分别为64%(23/36)、8/10、11/12、83%（24/29）。 结论:本中心CD发病比例高于UC。婴幼儿IBD肛周病变发生率较高，且通常合并白细胞、血小板升高及贫血。婴幼儿IBD单基因突变可能性大。应用IFX治疗CD临床疗效明确。

目的:探讨腹腔镜经胃腔内切除术（LIGS）在贲门周围胃肠间质瘤治疗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1年12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收治的5例贲门周围胃肠间质瘤行LIGS治疗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3例，女2例；年龄为52（35~69）岁；患者均行LIGS。观察指标：（1）术中及术后情况。（2）随访情况。采用电话或门诊方式进行随访，随访间隔为每3个月1次。了解患者远期并发症和肿瘤复发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22年4月1日。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 结果:（1）术中及术后情况。5例患者均顺利完成LIGS，无中转开腹或手术方式变更。5例患者术中探查示：3例肿瘤位于贲门小弯侧，2例位于胃底后壁，肿瘤距离贲门齿状线1.5（1.0~3.0）cm。5例患者中，3例具有病理学可评估切缘，分别为0.3、0.8、1.5 cm，2例无可评估切缘但包膜完整。5例患者手术时间为75（65~112）min，术中出血量为25（15~70）mL，术后首次肛门排气时间为2（1~3）d，术后首次进食流质食物时间为3（2~4）d，引流管留置时间为4（3~5）d，术后住院时间为6（5~8）d。5例患者均无出血、吻合口漏、胃瘫等术后近期并发症；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为胃间质瘤；肿瘤长径为3.0（1.8~5.5）cm，其中2例肿瘤长径≤2.0 cm，3例肿瘤长径≥3.0 cm。5例患者危险度分级为2例极低危，2例低危，1例中危。（2）随访情况。患者均获得术后随访，随访时间为9（3~15）个月。随访期间患者均未出现吞咽障碍、胃食管反流等远期并发症，CT复查均无肿瘤复发转移。结论:LIGS可用于治疗贲门周围胃肠间质瘤。

目的:探讨复方黄柏液涂剂联合消疮合剂对肛周脓肿手术患者创面愈合、临床症状及炎症反应的影响，评价临床疗效。方法:随机对照试验研究。选择2021年8月－2022年8月本院120例肛周脓肿术后患者作为观察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3组，每组40例。在常规抗感染治疗基础上，中药外用组给予复方黄柏液涂剂，中药内服组口服消疮合剂，联合治疗组给予复方黄柏液涂剂+消疮合剂。3组均连续治疗15 d。分别于术后第2、7、15 d进行中医症状评分及VAS评分，采用ELISA法检测IL-6、TNF-α水平。观察记录患者创面愈合时间、腐肉脱落时间，评价临床疗效。结果:3组术后7、15 d较同组术后2 d，肛周分泌物、肉芽形态、周围组织水肿评分及VAS评分降低（ P<0.01），且随着时间的延长，3组肛周分泌物、肉芽形态、周围组织水肿评分及VAS评分的降低均表现出时间效应（ F值分别为21.69、134.65、19.27、73.15， P<0.01）与组间效应（ F值分别为7.99、98.79、8.68、10.71， P<0.01），且下降幅度与治疗方式之间有交互作用（ F值分别为9.78、59.52、11.29、22.48， P<0.01）。联合治疗组腐肉脱落时间［（4.63±1.31）d比（6.22±2.14）d、（6.17±2.09）d， F=9.16］、愈合时间［（27.76±3.46）d比（30.27±4.11）d、（31.48±4.23）d， F=9.24］均早于中药外用组、中药内服组（ P<0.01）。3组术后7、15 d较同组术后2 d，血清IL-6、TNF-α水平降低（ P<0.01），且治疗随着时间的延长，3组血清IL-6、TNF-α水平的降低均表现出时间效应（ F值分别为69.36、38.76， P<0.01）与组间效应（ F值分别为21.81、13.50， P<0.01），且下降幅度与治疗方式之间有交互作用（ F值分别为28.46、23.34， P<0.01）。联合治疗组总有效率为100.0%（40/40）、中药外用组为80.0%（32/40）、中药内服组为87.2%（34/39），3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8.44， P=0.015）。 结论:复方黄柏液涂剂联合消疮合剂可减少肛周脓肿手术患者肛周分泌物，改善肉芽形态，缓解肛周周围组织水肿和创面疼痛，促进创面愈合，减轻炎症反应。

目的:探讨经自然腔道取标本（NOSES）的机器人直肠肿瘤手术可行性和安全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纳入标准：（1）年龄≥18岁；（2）术前经肠镜病理证实为恶性肿瘤，或虽为良性肿物但无法局部切除或经肛切除者；（3）预期能达到R 0切除；（4）术前评估肿瘤长径≤5 cm，或虽肿瘤长径>5 cm但与肠管长轴平行，预计标本能够从肛门拖出。排除合并肠梗阻、穿孔、出血或远处转移者以及存在腹腔镜手术禁忌证或既往有腹部大手术或粘连病史者。回顾性收集2016年3月至2019年7月期间，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胃肠外科行NOSES机器人直肠肿瘤手术的162例患者病例资料。其中，男性患者94例，女性患者68例，年龄（57±13）岁，体质指数为（23.5±3.2）kg/m 2，肿瘤下缘距离肛缘距离为（8.2±2.9）cm。采用5孔法放置机器人Trocar，行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ME），左结肠动脉常规予以保留。经肛门置入腔镜无菌套，套内将切除标本经肛门拖出。观察手术安全性指标（包括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以及术后并发症情况等）和肿瘤根治性指标（淋巴结检出数、转移阳性淋巴结数以及阳性切缘情况等）。 结果:162例患者均完成机器人NOSES，无中转开腹病例。手术时间为（188.7±79.8）min，术中出血量为（47.1±33.2）ml。肿瘤长径为（3.4±1.5）cm，最大为12 cm。按照手术方式统计，154例患者行TME术，1例患者为TME并肝转移瘤切除，1例TME并横结肠部分切除，2例TME并卵巢切除，2例TME并子宫切除，1例因左肾血管平滑肌瘤行TME并左肾部分切除，1例因术中左侧输尿管损伤行TME并左侧输尿管修补。所有患者均经直肠取出标本。行预防性回肠双腔造口率为6.8%（11/162）。淋巴结检出（14.9±5.1）枚。术后病理检查显示，156例为腺癌，其中Tis期1.3%（2/156）、T 1期9.0%（14/156）、T 2期26.3%（41/156）、T 3期35.9%（56/156）、T 4期27.6%（43/156）。34.6%（54/156）的腺癌患者有淋巴结转移，1例同时性肝转移。所有病例环周切缘（包括上下切缘）均为阴性。术后患者的进食时间为（4.2±4.1）d，术后住院天数为（11.4±7.7）d。术后总并发症发生率为12.3%（20/162），吻合口漏发生率4.9%（8/162）。4例（2.5%）因吻合口漏后行回肠造口。术后90 d内，无肛门功能异常及死亡病例。 结论:机器人NOSES治疗直肠肿瘤具有良好的可行性及安全性。

患儿　女，5岁，因“间断发热、腹痛、腹泻2个月余”就诊于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结肠镜检查发现全结肠出现多处不规则深溃疡，肛周可见脓肿。基因检测显示患儿存在TNFAIP3基因杂合变异（NM_001270508：c.866delA），而其父母均为野生型。患儿确诊A20单倍体不足，予营养支持、沙利度胺口服治疗，后因严重胃肠道反应停用沙利度胺，给予生物制剂抗肿瘤坏死因子-α制剂（英夫利昔单抗）治疗半年余，病情得到有效控制。